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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钧觉得这一个星期以来，他所做的一切都好像是在做梦，梦里花落知多少？不过梦里做的事情都是不作数的，但浩钧却实实在在地把未来20年的幸福量化成了一张存单，义无反顾地押给了别人。从银行出来的时候正值中午，浩钧一抬头看见太阳耀眼的光芒，竟蓦地感到一丝眩晕，脚都站不牢稳了。幸好旁边若桢赶紧扶住了他。银行门口高高的台阶上，两个除了青春之外一贫如洗的年轻人互相搀着，靠着，站在那里，看着台阶下密如织网的人流，禁不住百感交集。他们知道这个庞大的城市里，终于有一个可以真正称之为家的地方，在等着他们了。尽管家很小，但毫无疑问是属于他们的。想到这一点，他们便安然如水。在他们眼前，是车水马龙的省城；扑面而来的，是不可抗拒的整个世界。
第四部分两人都是一个情不自禁的冷战
浩钧和若桢结婚已经两年多了。说来也奇怪，没有结婚的时候两个人爱得那么艰难，真的结婚后反而顺利得让人害怕。两个人一般很少争执。每每遇到不快，其中的一个便默不作声，过不久，另一个就会好声好气地来哄，直到两个人都笑起来，一团乌云也就散尽了。浩钧有时想，或许是两个人工作都太累了，每天精疲力竭地工作，挣钱，每月按时把贷款还上，还有单位里层出不穷的琐事烦心，他们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来争执呢？就像田地里种的韭菜，生出来一茬便割掉一茬，割完了再长，长出来再割。大概烦恼也是这个样子，刚刚滋长出来，就被疲乏和劳累割掉了，不断地有烦恼，又不断地被新的疲乏冲淡。可能辛勤操劳也是治愈家庭不睦的良药，浩钧甚至开玩笑一般地想，人还是贫困一点好，两人都为生活所累，哪里会在其他的地方费神？
惠民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和璇璇这两年分分和和，时好时坏，一直也没有什么定数。两年中其他同学的变化也不大，只是在原来在省城的离开了，原来到地市的回来了，如同不断旋转的摩天轮，不断有人下去，很快就有人补上来。比如要给领导吃卫生球的陈雪，在原来的单位实在不愿干下去了，索性辞职去了南方，一年之内杳无音信。她再回来的时候，却已经是一个卖医疗器械的销售经理了。聚会上陈雪说，大学的时候听老师讲人生变化白云苍狗，还真体会不到个中滋味，这一年间算是明白得透透彻彻。陈雪如今风光得很，浩钧他们报纸每周必有半个版的广告，就是陈雪一手来操办的。她还挺照顾老同学，浩钧作为联系人也得了一笔可观的提成。陈雪对浩钧和若桢说，你们俩可是系里硕果仅存的一对了，好好过，给咱们这一批人留一点子希望吧。
两年里面变化最大的是亚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便不再参加同学的聚会，一开始是用各种理由推辞，后来干脆是面对邀请沉默不语。谁都不知道亚明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一阵唏嘘和猜测，就再没有人提起来他了，也许是不愿，也许是不敢。大家仿佛都有一种怕处有鬼的心理，生怕议论别人之后，那些倒霉的事情会自己找上门来。
浩钧最近一次去六厅也是为了公事。在门口登记的时候，发现传达室一个人的背影很熟悉，浩钧便小声问门卫：“那个同志，是五处的张亚明吗？”
门卫头也不回说：“是张亚明，不过不在五处了，现在是传达室的，归办公室管。”
门卫的声音很大，甚至可能是故意大声说，好让亚明难堪。浩钧忽地很恨这个门卫，生怕亚明会听见。但亚明分明已经听见了，下意识地转过头来，两人都是一个情不自禁的冷战。
亚明明显的老气横秋。原先只是在两鬓有的白发，现在头顶后脑也都有了，使他看上去要老不止十岁。浩钧勉强笑道：“亚明，好久不见了，最近还好吧？”说完了，连他自己都觉得很凄凉，亚明现在这副潦倒的样子，无论如何也和“好”联系不到一起的。他这么问反倒显得用心不良了。
亚明扶着桌子站起来，向门卫介绍说：“小李，这是我的大学同学，报社的编辑。”
门卫听浩钧是报社的，笑容就浓了许多。浩钧看看表，说：“亚明，我先上去拿个材料，待会儿下来咱们再聊。”亚明未置可否地点点头，又摇摇头，嘴里嘟囔着什么。门卫笑道：“编辑同志，宣传处在9楼912，胡处长在呢。”浩钧深深地吸了口气，上楼去了。公事公办，自然很顺利，胡处要留浩钧吃饭，浩钧再三推辞掉了。他急着去见亚明。
传达室外，门卫还坐着，笑道：“编辑同志，事情办完了？”
浩钧说：“是。亚明呢？”
门卫朝两边看看，说：“刚请假出去，说是去卫生室拿药。”
浩钧就说：“那我等等他。”
门卫说：“编辑同志，我看你还是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你要在这儿，他是不会回来的。”
浩钧心里一动，问他：“亚明究竟怎么了，怎么会在传达室？”
门卫打量了浩钧一下，笑道：“是不是报社的人都爱打听事啊！好，我给你说，不过你可别说是我讲的。”浩钧点头。门卫把他让进传达室，一边注意着外边，一边大致讲了讲。
第四部分由人及己，缘己推人
原来日子虽然久了，亚明在五处的人际关系却越来越糟糕，竟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异类，亚明的心情也更加的焦躁和不安。可巧档案室又出了一次工作事故，这次却不怪他的，完全是一个老同志的责任。但亚明好像唯恐别人会把事故责任加在他头上，恨不得逢人就解释，不厌其烦地为自己辩护。这样一来不但那个同事，就连领导都被亚明搞烦了，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下，又让亚明更加恍惚和担心，工作几乎完全停滞下来了，领导只得安排他来传达室。门卫还说，就是在传达室，亚明也是老样子，几个门卫都能把他给自己辩护的话倒背如流了，他还是无休止地唠叨。后来门卫们都不听他说了，他就忍不住对来厅里办事的人说，幸好还没闹出来什么乱子。门卫说：“好在厅里领导都很不错，看在他是个大学生，又是从农村出来的，不忍心开除。要是我们这些门卫这个样子，饭碗早砸了！咳，大学生就是好啊。我也是农村来的，只不过没有上大学，就没有这个福气。”说着羡慕地看着浩钧。浩钧从传达室出来，不敢回头看六厅那栋高高的楼。他不知道亚明是不是就躲在上面的某个窗户下，两眼空洞无神，正朝他这里看着，带着曾经的农村身份刻在他心里的烙印。
晚上，浩钧心事沉重，家都没回就直接去找若桢。若桢最近给一个要出国的女孩教口语，要做到晚上九点半。浩钧担心时间太晚了，不愿她做，但她实在不想放弃那份收入，犹豫再三还是接了下来。若桢解释说：“虽然时间晚了些，但一晚上挣的钱也够我们吃两天的了。早些把钱攒够了一次性还给银行，省得每个月提心吊胆的，生怕还不上。”浩钧拗不过她，只好每天晚上去接。若桢今天领到了工资，高高兴兴地走到浩钧身边，见他闷闷不乐，就笑道：“老公怎么了？别不开心嘛。你还没吃饭的吧，我请你吃大餐好不好。”浩钧以往再怎么发愁，听到若桢喊他“老公”，总会又害羞又高兴，心头盘旋的乌云也就散了。可今天浩钧却只是勉强笑了笑，没有说话。若桢知道他有心事，就没有多问，挽住他的胳膊默默地走。
若桢说的“大餐”其实不过是街头饭馆的两碗牛肉面而已。结婚以来他们在生活上一直很仔细，不肯在吃穿上多花钱，就把牛肉面戏称为大餐，也别有一番情趣。那个小店是他们常去的，和服务员也都熟了，不等他们说就笑道：“两大碗面？”
若桢笑着点头。服务员便大声对厨房嚷道：“两大碗面，一碗不要香菜，多放些胡椒！”
若桢一笑，看来的确是这里的熟客了，服务员连他们喜欢的口味都记得很清楚。结婚前若桢说什么也吃不了一大碗牛肉面的，婚后饭量却一天比一天大，如今竟和浩钧一样，一次要吃一大碗。浩钧开玩笑说照这么发展下去，到金婚的时候，说不定她一顿饭就要吃掉一头牛。
两人在靠窗的桌子边坐下，不一会儿面端了上来，若桢给浩钧掰开筷子，递到他手里。浩钧还在出神，没有反应，若桢就笑道：“老公，架子越来越大嘛，下一步是不是要我喂你？”浩钧明白过来也笑了。若桢便问他：“你今天怎么了，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浩钧简单地把亚明的事讲了一下。若桢吃惊地张大了嘴，说：“你没有见到他？”浩钧说：“我等不到他，也可能是他故意躲着不见我。”说到这里，两人一起沉默了。大学四年，他们两个虽然和亚明没有什么过深的交往，但在省城举目四望，亚明却是仅有的几个熟知的旧相识了。何况同系毕业，同城做事，同为在异乡奋斗的农家子弟，难免会由人及己，缘己推人，徒生出一层愈来愈浓的悲意。
当晚浩钧和若桢都没睡好。很晚的时候，若桢还能听到浩钧沉重的呼吸，仿佛一头拉着犁铧艰难行进的牛，在精疲力竭的时候发出的悲鸣。若桢悄悄地流泪。躺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一心要她好，要她开心，不许她有丝毫的不快乐。两年来他们的确没有过得很奢侈，但也决不寒酸，而且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每每想到这个，若桢就觉得一切苦都算不了什么了——虽然房子很小，但对他们而言就像贫穷家庭里的小孩子，偶尔拣到一个破烂的小玩具，便当作了天下最好的宝贝，恨不得见个人就拿出来炫耀。若桢可怜巴巴地想，既然上帝已经把这点聊以自慰的幸福给了他们，就不至于哪一天再夺走吧？她有时甚至祈祷上帝，不要改变他们现在的生活，她倒不奢望能过得更好，却也不愿意过得再差。趋利避害，无非是一个人的本能而已。她和浩钧一起生活这两年来，似乎连这本能的一部分也逐渐淡漠了，只希望上帝能让他们这种平淡的生活持续下去，直到世界的尽头，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若桢想着想着，慢慢地睡着了。浩钧的思绪却一直凌乱到很晚很晚，才在疲惫到顶点的那一瞬间酣然入眠。
第四部分多么惨烈的一个打击
第二天到单位，浩钧抽了个时间给惠民打电话，说了说亚明的事情。惠民那边一阵缄默，大概也在体会着兔死狐悲的怆然。临了，惠民说他下半年准备去南方一趟，和璇璇做最后的摊牌。璇璇明年年研究生毕业，两个人的事还没有个定论。惠民也快30的人了，按照乡下的风俗，小孩子都能上街打醋了，家里人一直催他结婚。浩钧劝他说如果璇璇不愿回来也不要勉强，更不要一时冲动做傻事，在省城熬的这几年不易，把那么好的青春岁月都搭进去了，就这么放弃实在不值得。惠民叹气，笑道：“你以为谁都像你，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就说陈雪吧，听说也是傍了一个大款才有的今天，要不她一个女孩子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兄弟，还是好好过日子吧。我是不说了，你和若桢一定得好好珍惜，让若桢早早生个孩子，就更完美了。”浩钧笑了起来。陈雪的事他也多少听说过一些，或许是这两年见到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了，也就没有觉得太惊讶。仿佛第一次在报社门口见到来告状的人，觉得心神激越，内心充满了梁山好汉似的不平和关切。后来见得多了，也就是一欠身绕了过去，即使心中有些波澜，也不大不小地很快就消弭了。他需要做的太多了，家庭，房子，若桢，哪一件事不是对他而言顶顶重要的？他倒是没有觉得自己变得圆滑了起来，但是身上原来的那些棱角，却是一处处在减少了。
说起单位里一成不变的人，恐怕只有向林。这两年他和以前没什么区别，比谁都更刻苦的工作，发稿量却一直上不去，屡屡落在末位淘汰的警告区。他那一批记者有的转行了，有的升职了，可他仍在老地方一动不动，仿佛一群出来觅食的蚂蚁，有的满载而归，有的另寻出路，只有一只焦灼地在原地打转。
浩钧最近一次遇到向林是在路上。那天傍晚，他在路边等公交车，忽地听见一声急促的刹车，一辆面包车把一个骑自行车的撞到了。骑车的人趴在地上呻吟，面包车上下来两个年轻人，慌张得手足无措，一再向人解释：“没有违章，我们真的没有违章。”浩钧本能地想，这大概是省城最平常的一个事故，不过人员都没有大碍，所以也算不上个新闻。想到这儿，浩钧自失地一笑，真是搞新闻的职业病，似乎总盼着出事似的，而且事越大越好。围过来的人多了起来，骑车的人慢慢翻了翻身子，鼻口都是血。这时有人说：“记者，记者来了！”一个瘦小的人钻进去人群，捧着照相机一顿狂拍，竟是向林。浩钧差点叫了出来。那司机见向林不停地拍，拍完了受害者又拍肇事的面包车，于是灰白的脸一下子血红，不知哪里来了一股子义无反顾的劲头，冲上去揪住向林说：“哪儿来的小子，你拍什么拍！警察还没来呢！”说着，狠狠地一拳打去，正中向林的鼻子，顿时有鲜血汪汪地流下来，洒在衣襟上。
浩钧大吃一惊，奋力往人堆里面挤。围观的人见打架了，还流了血，越发围得紧，竟像个层层叠叠的蚕茧，密不透风。浩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竟无法挤进去。那司机疯子般打，拳拳都打在向林的脸上，头上。向林毫无还手之力，无助地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鲜血从指头缝里汩汩地往外流，像是一个坏掉的水龙头，怎么堵也堵不住。围观的看客不约而同地沉默，看着这个被他们平时称作“无冕之王”的人，看着这个平时受人尊敬的人，被打得血流如注，倒地不起。浩钧这时终于挤到了向林身边，衣衫早已凌乱不堪，皮鞋上脏乎乎的全是脚印。
浩钧扶着向林，朝周围大声问：“他是记者！有没有医生？这里有没有医生？”
周围的人静静地看着他们。街头仿佛是个巨大的水族馆，浩钧和向林在玻璃墙后表演，外边全是些是毫无表情的观众。浩钧摸了摸口袋，不知何时钱包已经不翼而飞，想用钱来求救的希望居然也成了泡影。向林脸上淌的血滴在了浩钧身上，使得他能感觉到一个人的生命力正在一分一秒地消散，仿佛一个被扎破了的气球，迅速地干瘪下来。浩钧甚至听到了那嗤嗤的气流声响。他脑子一下子轰鸣起来，脑髓筋骨都剧烈地震荡着。
忽然，一个男孩的声音叫起来：“爸爸！”
浩钧回头看去，一个小孩子从大人的腿中间连走带爬地挤了进来，扑住向林的胳膊说：“爸爸，你怎么了？你怎么了？”那孩子手里还拿着串冰糖葫芦，早已被弄得稀烂，却紧张得忘了扔掉。脆硬的冰糖外壳迸裂了，软软的山楂果肉翻着，像是流血的伤口。向林哆嗦着想说话，一张嘴却是一股血沫子，浩钧赶紧给他擦拭。一个女人跌跌撞撞地冲进人群，愣愣地看了看向林，突然伏在他身上放声大哭，边哭边说：“好好地在散步，你偏要抓什么新闻？要不然怎么会挨打？我们不干了，老老实实不干了。”浩钧想，今天是周末，大概他们也是一家三口出来散心的，正巧碰上这个，向林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成为新闻的事件，便跑过来拍照，把妻儿留在一旁。那时向林想的大概是一个B＋或者是A…的分数吧。不料几分钟之后，他竟会满脸鲜血，幸好有浩钧，不然的话，一个家庭的支柱无助地瘫软在地上，对这个本来就拮据而窘顿的家而言，会是多么惨烈的一个打击。
第四部分艰难都让他一个人承受好了
救护车和警车的蜂鸣由远而近。向林竭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显然不愿被人抬上救护车，任何一个父亲在儿子面前，或者任何一个丈夫在妻子面前，都不愿表现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除非他不是个男人。浩钧托着向林的腰，像是托着一个沉甸甸的石碑，向林两脚软软地垂在地上，丝毫使不出力气来。浩钧低头看着向林。两个男人默默地对视，彼此的心都如刀扎般凄楚。向林脸上接近凝固的血渍慢慢地化开了，出现了两条淡淡的痕迹，仿佛黄土地被雨水冲出来浅浅的沟壑，原来他流泪了，是泪水不断地涌出，化开了脸上的血。浩钧的眼泪也刷刷地流下来。
从医院回到家已是深夜。若桢焦急得坐立不安，一开门看到他浑身是血的模样，竟吓得一句说也不出来。她颤抖着摸浩钧的脸，摸他的手和脚，直到确定他四肢健全，这才放心地哭出了声。浩钧换了衣服，把下午的事讲给她听。若桢默然地叹息，不停地说：“怎么会这样，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