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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余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演讲，他主持的。关系很好。他对我的散文也有过很好的评价。我的文章当中也经常引用他的文章，余光中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两个余是互相引用的。
傅：有英雄相惜的味道。
余：他年龄比我大，应该是我的前辈，我写散文的过程当中，受到过你所说的他当时提倡的“散文革命”以后他自己试范写的散文的很大影响，比如《听听那冷雨》对我的影响很大。我非常喜欢他的质感和他的自由。但是我想我们两个人散文的写法有一点非常明显的不同是，他的信息比我的要密集，他的那种所谓奇幻的色彩比我的要丰富。这可能和他所在的比较密集的东南沿海的环境有关，他自己是福建永春人，现在住处在台湾这个环境。而我的散文写作是从甘肃敦煌那一带开始的，西北大漠是我散文的一个河床。这有点不一样。因为我的表述内容不一样，所以我的表述方法也有点不一样。我的散文和余光中先生的散文相比，可能更苍凉一点，信号可能更不是那么密集。就是我执著于一个信号，会花很长时间，很大的篇幅围着这个图景，一直沉醉在里面。而余先生他可能比较快速地转移一种极有质感的艳丽的色彩，这都会有的。所以有一点区别。
傅：您在读余光中先生散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他，比如在用词上他有过于雕琢的地方。
余：这可能很难说过于雕琢，我自己认为很难说过于雕琢，因为文化是多元的，他这种在我看来可能不会这么写的文章，但是我也还会喜欢。我自己不会做的事情我还会喜欢，我是喜欢他的这种，就像他自己讲的对这种文字的弹性感、文字的艳丽的讲究。而我可能走到了另外一路，就是我在长城得气，在沙漠得气，得的气是这种气，可能我非常追求这种茫然的气势，茫茫然然的气势。他比我更精巧，不一样的倒反而会互相欣赏。
傅：所以有的时候能看出来你的散文有一种苍惊的大气感。
余：对，有点不一样。
傅：余先生有时候用字很严谨、很漂亮、很讲究，但是有的读者不喜欢，觉得他好像有点小气，这就跟个人的喜好有关系了。
余：对。其实我的文字上大概还受过一个，你一定会感觉到有点很突然，就是我受到过叶圣陶先生的很大影响。我非常喜欢他文字的那种叫作完全是像给水洗过一样那种干净和朴实的、自然的、中老年的谈话方式。叶先生有这样的一种文章，但你看他的文字节奏又很好。所以我讲究那种洗掉了很多外在色彩的那种文字节奏。当然，叶先生他是炉火纯青了，他是老一辈的文化大师，我们经常读他的文章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很好的追慕感。我去追求这一种境界，不是仅仅追求叶先生，我可能追求很多，这才组合成你的很多喜欢，喜欢的一、喜欢的二、喜欢的三加在一起，最后平均数就是你自己。
傅：您的《文化苦旅》、《千年一叹》，还有《行者无疆》，可以说是一个东方的文化旅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华文明、欧洲文明和亚非古文明一种考察的文化结晶。您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的话，来概括您对这三种不同文明的优长和异同。
余：你刚才讲亚非文明，其实它是以伊斯兰文明为主的人类古文明的河床，这些文明大体上已经衰败了，他们留给我们的是遥远的梦影，宏伟的遗迹。他们破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但是不可改变的共同事实是，基本上都已经衰落了。他们的辉煌是远年的记忆，他们的故地的后人其实已经血缘相杂，已经有外来的侵略者，已经混血了。所以不像中华文明好像还是一脉相承的。埃及金字塔下骑着胳驼的那些人和金字塔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遥远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已经是后来的阿拉伯人了。
傅：古老的、纯粹的亚非文明已经没有了。
余：没有了。他们给我们很多很多正面和反面的启示，过去的辉煌和他们衰败的原因，都是一些启示，由这个就想到了我们的第二个文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和他们一比，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文明一直延绵到今天的一些原因，比如我曾经多次讲过的从整体上这个文明没有远征过，于是也不会被人家整体消灭。
傅：从来没有中断过。
余：对。同时它从来没有陷入过极端主义，它比较宽容，一直没有失去次序，大体上都按照着一定的次序来。比如它一直有人管理，管理者是经过科举考试的，科举考试的题目又是根据儒家文化来。这个结构很好，延继下来了。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读孔子、孟子的书，好像还是在看我们的老前辈写给我们的信一样，那么亲切。而在古文明的地方，只有考古学家能够读懂其中极少数的字了，那个文明就已经破败，首先它在物质的条件上，文字已经传不下来了。
傅：就是说，您觉得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跟它的有序关系非常大。
余：与有序的关系大，与反对极端的关系很大，而且与反对远征的关系也很大，所以它避免了战争的灾祸，避免了极端主义的灾祸，也避免了无序的灾祸，因此整体上它就延续下来了。但它就产生了很多老年病，活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有很多老年病。比如我一再讲，我们中华文明在根底上特别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我曾经讲过，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印度的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和神的关系，希腊的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中国的哲人在黄河岸边思考着人和人的关系。这思考的方位是不一样的，你看孔子的书、孟子的书，他考虑更多的是人和人的关系。他也想自然，但这个自然和我们现在理解的自然不太一样。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3）
他不太谈神、鬼这些东西。应该说中国的哲人在当时他的思考路子是很健康，很清醒，很现实的。两千五百年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讲人和神的关系的地方神学非常发达；讲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地方，自然科学非常发达，他对自然的了解特别透；思考人和人的关系地方，人际关系是个大资源，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的避病，这个避病我们感觉到了。梁漱溟先生在生前也曾经讲过，人际关系成了中国文明一个重大的负担。
傅：所以我们，比如说从神话传说上来说，就不像古希腊有那么多美妙的神。中国似乎没有，有的就是庞杂的人际关系。
余：对。人际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看中国古代的历史系列电视剧里边，你看那些权术，人尽管是帝王化了，但其实也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延伸，人际关系的极端化。这个人际关系实在是非常复杂。我们中国文明如果背着这么沉重的权术和人际关系要走下去的话，是非常难。
傅：这可以说是我们中华古老文明的局限性，弊病也可以说是局限性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余：对。也影响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他们的好多文明是灭亡了，但是影响到我们对自然科学的进发。我们的文明对自然往往缺少发言权。同时也影响到我们没有很崇高的宗教观念。因此，我们艺术创作上很难出现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那样一些特别伟大、宏伟的作品，他们的是宗教绘画、宗教音乐。我们比较少，我们特别人间。特别人间是非常现实，这个现实又加上人际关系的重担，就有可能是我们中华文明那么伟大，却那么让人家感到劳累的原因。两种都加在一起了，伟大是伟大，它留传到现在。
傅：伟大本身有时候也是一种包袱。
余：对，是一种包袱。所以现在如果三种文明相比较的话，中华文明要减轻自己这种人际关系上的负担。现在说第三种文明——欧洲文明，我觉得它很内秀。它发源于希腊文明，后来在罗马那个时代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它获得了复兴，那以后它就成了一种新的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欧洲文明。它在好多方面比我们都优秀，所以他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得都非常非常快。这个我们都已经见到了。所以我们中华文明在这一点上不能过于骄傲，如果和欧洲文明相比较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缺漏。比如在保护传统和面对创新的问题上，他们处理得很好，而我们往往是有这个就没那个，有那个就没这个。还有比如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的关系上，他们也比我们处理得好，我们有了个人自由就不太要社会公德，要讲究社会公德的时代，对个人自由就非常漠视。他们这个时候就处理得很好，这是欧洲文明的优点。
傅：我们做事情常常是比较近视，比如我们强调了现代，传统就断裂了。
余：总是非此即彼，他们比较完满。但欧洲文明也遇到了麻烦，特别是现在的麻烦，这我在《行者无疆》里边已经讲的比较多了。我觉得他们在太明白自己的优秀以后，由自傲发展到了一种自避，对其他文明缺少深入的了解。
傅：强势文明本身也给自己带来了局限性。
余：我觉得它有点自避症，如果说这是种伟大的自避。但是只要自避，你的伟大也要大打折扣了。比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一定是远远超过西方文明对我们中华文明的了解。
傅：是一种严重的失衡。
余：严重失衡问题在他们，怎么会对其他文明那么的缺乏了解。比如，如果说伊斯兰文明已经与你们发生了严重对抗，中华文明没有啊！在没有的情况下，你们对中华文明也那么的缺乏了解。
傅：中华文明是以一种和为贵的文明。
余：对。和为贵的文明。
傅：比如说，美国人和欧洲人他们自傲自大以后，无视我们的存在，瞧不起东方人。
余：最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瞧不起的不是被瞧不起的人，而是瞧不起别人的人。我在欧洲走了96个城市，我在那些城市当中总有种感觉，你们安静地坐在路边的咖啡座上喝咖啡，完全不知道近在咫尺之间中东发生了什么。你们在新闻媒体上也会知道发生什么，但你们的旅行家为什么不再有马可•；波罗那样的勇敢者的热情，亲自去考察一番。我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塔利班统治区那么个艰难的路上，一路上我没有看到过欧洲人美国人在考察。几个月的行程，看不到他们在考察。他们会对这个地方做出很多很多判断，但你们对他们了解太少太少了，在我看来就是自傲所产生的洋洋得意以后的自我封闭。
傅：躺在一种强势文明的高枕上。
余：对。这一点在21世纪的三大文明的格局上，我相信他们慢慢的会暴露出它的毛病来。现在他们受到攻击了。我们是绝对反对恐怖主义，这是肯定的。但是你们怎么有可能来处理其他和其他文明的关系呢？你不能不承认伊斯兰也是一种文明。你们不是说全球一体化？在全球的范围之内，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你西方文明肯定无法统一这整个地球，那你如何来面对？这就成了他们视角当中一个严重的障碍。
傅：说到这儿，我正好想问你，就是从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这种血腥冲突来看，人类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种冲突，是不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断定为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余：可以这么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在《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里边反复讲到这个问题，照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不冲突起来的。我们和亨廷顿教授有个差异，他是从西方文明立场上讲一定要冲突起来。我是站在另外一个文化人的立场来看。他是个政治学家，我是作为一个文化人。既然你们共同成为文明，那么你们会有共同的语言，也一定有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文明的对立面，也就是野蛮、愚昧。否则你们称不上文明二字。所以我们要寻找到文明的共同的底线。
傅：不同的文明也需要求同存异。
余：有一个共同的底线。但遗憾的是，在我看来，无论他们哪一个文明，都不承认对方是文明，都认为对方就是野蛮，对方就是文明之外的。
傅：这似乎就是文明冲突的根节所在。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4）
余：你讲的很对，这是他们冲突的根节所在，就像好多宗教一样，他们把对方看成是异教徒，然后就远征。过去老说这个，现在还是这种毛病，就是把对方的文明看成非文明，一定要打，一定要把它消灭了。而对方肯定是非常的委屈，即便我有毛病，但我肯定也有文明的地方。这样的话他要来反击，因为对方也把你看成不是文明。这样的话战斗就没完没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看到全世界有如何解决的迹象。
我倒是想起另外一个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明的中庸之道，会起一些很好的作用。就在世界历史上，缓冲、缓解。它就没有把两方面都看成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没有把两方面都看成非常非常坏的。我想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其他文明在身边一个个垮台，中华文明一直活下来了？这个弹性的思维起了很好的作用。
傅：这用上中华文明里边那一句话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余：对。有没有可能在新的21世纪的世界文明格局当中，中华文明可以充当一个缓冲的作用？他把自己这种弹性的思维结构，能够感染其他大国。因为亨廷顿教授讲的很好，21世纪世界上值得谈论的文明有8种，但是真正成为主角的文明是三种：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我是匆匆忙忙、走马观花地把这三种文明的古迹全部看了一遍，看了之后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们各有利弊，包括我们中华文明也有利弊。面对21世纪，他们都遇到了新的考验，在这个新的考验当中，中华文明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缓冲作用。
傅：您认为现在的当代作家文人的肌理血脉当中还多少程度地流躺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千年血脉，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余：我想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比较好，就是当代中国人，因为作家范围太窄了。中国人千年血脉会一直保存着，它比较神秘，按照胡适之先生的说法，它是通过一些生活习惯，通过一些生活细节，通过一些由祖父、父亲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字号，各种各样的心理定位来决定的。胡适之先生在30年代讨论中西文明比较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点讲得很好，他说这个东西并不是文化的遗传。唐宋诗词一定要背多少，不完全是这样的。它完全存在于生活习惯当中，你只要到欧洲，到哪儿去，你会觉得中国人的很多东西是没法改变的。他的生命节奏没法改变，他的生理结构和生命节奏是有关系的。他的那种爱好，吃饭的方式，对长辈的关系，有少数例外，多数他总有一种叫群体遗传的模式，这种群体遗传的模式到一定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就是文化的根基。而文化根基上面浮动着的文学作品，倒是可有可无的。文学作品很重要，但它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它可以递送最高贵的信号，但是最根本的东西还在生活方式当中，生活方式无法改变。所以这样的人来接受我们经过历史选择的比如先秦诸子的一些文化观念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方便。
傅：就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渗透，在不经意间，它在你的肌理当中一直是流躺着。
余：文化精神背后还有一种文化生态， 它首先是个生态。为什么它特别能够接受这一些，甚至于特别能够接受比如说唐宋诗词的节奏？为什么能接受这个节奏，不能接受另外一种节奏？这个节奏的神秘性其实是可以用心理学的一种遗传结构来进入研究，这个我们现在研究得比较少，还比较薄弱。像格式塔心理学当中，它研究群体的组接方式，研究有没有可能有一种神秘的结构在那儿，就是它只能接受这个，不太能够接受那个。包括对文化的理念的接受，包括在审美的方式上。我们接受的是对话符的研究，对叙事方法的研究，都具有这种特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努力的研究这些特征。当研究不出来的时候，有一点感觉是有的，就是中国人现在肯定是以文化的方式在遗传着、在保持着自己的同一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