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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这样一来，你只会把孩子引入歧途，认为享受自己的“特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校园政治”的今天，就是社会政治的明天，而你的孩子的今天，又何尝不是他走向社会的明天？而一个以享受自己手中的“特权”为骄傲的人，在今天的法制社会之下，会有怎样的人生前景呢？
如果你听到了孩子的炫耀，看到了孩子的骄傲后，你不但没有和他一起享受这种快乐，反而冷静地告诉他，这样想和这样做都是错的，因为手中所谓的“特权”是用来为大家服务的，不是拿来享受和炫耀、骄傲的，那么，你的孩子就会更加正确地认识“权力”，从而更好地利用它。当他长大以后，走上社会，他会习惯地把“权力”当成为民众谋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为自己谋私利的捷径。
对已经上了大学的孩子，就更应该这样教育他、引导他，而绝不能够纵容他；否则，你就是害了孩子。作为家长，你一定要明白：与其让孩子将来走上社会以后，头顶着法律之剑，却成了一个坏官、恶官、害民官，不如让孩子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前者也许会风光一时，但最终将会失足落水，身入牢狱；而后者，却可以平平安安地走过幸福的一生。
第四辑 培养公民意识自由无价
工作合同期限长应该是好事，它能保证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假如就此满足，再高的违约金也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符号。但任何事情都要从两面看，合同期限长固然可以保证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可也会束缚人才的进一步发展。对真正的人才而言，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对成就生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极其重要。
《工人日报》2003年12月23日报道说，重庆三峡学院某毕业生最近联系了一所重点中学，并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但是，面对3万元的违约金和6年的合同期限，他最终选择了放弃。招聘人员说：学校招毕业生要办很多耗时费力的手续，毕业生突然毁约往往让学校措手不及，打乱正常的工作计划，而把毕业生培养成教学能手，又需花费大量投入。采取高违约金、长期限的招聘方法，实属无奈。
这显然是两败俱伤：这位大学生失去了一个就业机会，这所重点中学失去了一个优秀人才。前者放弃，是怕束缚；后者拒绝，是怕“鸡飞蛋打”。
在有些人看来，工作合同期限长应该是好事，它能保证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假如就此满足，再高的违约金也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符号。依此推理，这位大学生的做法多少有些不明智。但任何事情都要从两面看，合同期限长固然可以保证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可也会束缚人才的进一步发展。
今天的中国已步入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时代，对人才而言，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对成就生活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极其重要。基于此，许多人宁愿放弃“铁饭碗”，而改做“漂一族”。可受“但求所在”的传统用人观的影响，这些人要想放弃“铁饭碗”，往往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比如支付高违约金、承受道德重压，像被指责“不讲诚信”、“缺少责任感”等。
诚信和责任感是衡量人才的基本标尺之一，缺少它们肯定不行。可讲究诚信和富有责任感，并不只是人才单方面的义务，用人单位也必须切实履行之。否则，就既不公平，也不公正。
过去，在职者要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事先必须经过单位同意。现在，国家已经打破这个禁锢，规定考研可以不经过单位同意。为此，人们曾欢呼不已。我以为，大家高兴得过早。因为考取后的一系列问题，如解除与单位的劳动合同、提取个人组织档案等，还要单位点头才行。否则，即便“生米”好不容易被煮成了“熟饭”，这“熟饭”依然吃不成。事实上，囿于“但求所在”观，很多单位常常不肯点头。这样，政策就形同虚文，而为能吃到“熟饭”，不少人只好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
一方面，人才怕束缚太大，不敢轻易“入伍”；另一方面，用人单位怕“鸡飞蛋打”，不愿草率“招兵”。两败俱伤的悲剧，只好在全国各地的人才招聘会上轮流上演。这既不符合人才招聘的基本目的，也不适应时代要求。
鉴于此，一些地方开始转换思路，提出了“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新用人观，并着手确立“人才柔性流动制度”。2003年8月，四川省发布文件，鼓励除国家公务员和党群机关工作者外的各类人才，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到其他单位兼职兼薪；或者经原单位许可，长期或短期到其他单位受聘工作。这意味着人才和工作岗位之间“一对一”的关系已告结束。目前，天津、广东等地也在推行类似政策。
看来，一味指责人才“不讲诚信”、“缺少责任感”，不顾人才潜在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旧制度，真到彻底打破的时候了。“一招鲜，吃遍天。”每一年，都会有大学生求职的黄金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已经树起“招兵”旗的单位，再不拆招换势，等待自己的将极有可能是“两手空空”，无人“投奔”。
教育指南
对工作单位来说，“但求所在”自然是不好的，“人在曹营，心在汉”式的人才，实际上很难为单位做出出色的贡献。如果工作单位一味讲究“但求所在”，强行阻挠人才的自由流动，那么，人才的消极怠工反而会损害单位的利益。因此，正如我在文章所说的，不妨转变思路，“但求所用”。
那么，对人才包括大学生毕业生而言，事实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有的时候，这个问题甚至也存在于家长中间，因为我国的绝大多数孩子，即便在大学毕业以后，也往往要听取家长的意见，然后才能决定自己准备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如果家长的观念不转变，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也会遭遇非常大的困难。
在今天的社会中，人才是自由流动的，而且很多人才正是在自由流动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家长和大学生毕业生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在选择工作时，不要一味以稳定为衡量工作是否有价值的惟一标准。
既然如此，什么才是比较合适的衡量标准呢？我认为，一个良好的事业发展平台，对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它可以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一个良好的平台上，如果你努力了，那么，你就可以迅速成长起来；相反，在一个差的平台上，即便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难以达到自己所想达到的目标。
一个良好的平台，可以是一座适合发展自己的城市，也可以是一份适合提升自己的工作，还可以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在这样的平台之上，你可以不必在意是否有所在城市的户口，自己的职业身份是在编还是不在编，是不是有一处舒适的住处，是不是有一个生活安逸的环境，是不是有比较高的工资……
只要占据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该放弃的东西，你不妨大胆放弃；而该紧紧抓住的东西，你一定要紧紧抓在手里。这样的平台，就像一个弹性极好的跳板，一块资源丰富的沃土、一双有力支持你凌空飞翔的翅膀，它可以为你的理想充满足够的电量，可以帮助你朝着人生的目标飞翔。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位重庆三峡学院的学生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要想什么，更知道自己需要放弃什么。
第四辑 培养公民意识学生不妨兼做老板
拿破仑曾说：“不想做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这句话的含义，不是要求所有士兵都当元帅，而是给士兵一个激励、一个目标、一种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士兵都成为决胜于战场的英雄和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据《江南时报》2003年10月21日报道：江苏省无锡市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采取各种举措，全力鼓动、支持大学生创业，使该学院有近300名学生拥有自己的“营业执照”。为支持学生创业，学院除在全国率先创办第一条学生创业街外，今年又开辟出了“艺术设计一条街”。具体到支持力度，学院除了为创业学生无偿提供技术服务，还设立了为其提供优惠商业贷款的“百万创业基金”，并将于近期在两条街上开办律师事务所和财务公司，为创业者提供法律和财务支持。
对此，有人发表评论，认为“对一个学校来说，当然希望自己能多培养出一些像李嘉诚、刘永好那样的老板学生。但是真正要创大业，需要在具备一定能力的基础上选择好的项目。而让学生当小饭店、小服装店的老板，除了‘拔苗助长’，我实在说不出它有多少积极意义”。其理由有三，一是“不管从社会阅历还是对市场的分析判断来说，做老板对学生来说都有所欠缺”，二是“对学生的学习影响很大”，三是“会误导学生，影响其就业后的选择”。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一个学校，尤其是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来说，让学生同时做老板的教育思想值得肯定。它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传统的、僵化的教育教学模式，更可贵的是，它给我们惯常的思维注入了新的活力，那就是国人至今所缺的践履精神。至于无锡市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这样做了以后，能否培养出像李嘉诚等人似的老板学生，恕我直言，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对教育的误解：李嘉诚等人的成功是单纯依靠学校的教育吗？
学生的社会阅历和对市场的分析判断能力当然有限，离做真正意义上的老板，尤其是像李嘉诚等人似的大老板，也的确有一定距离。可正因如此，他们才需要去学习、去探索、去尝试。从这种意义上说，两条创业街并非真的商业街，而是商业实习街。这就是学校也是社会将其视为“学生创业街”的根本原因。要创真正的大业，不在具备一定能力的基础上选择好的项目自然不行，可是能力需要一点点培养，好的项目也常常可遇而不可求。李嘉诚等人并非一出生就很成功。
说到“对学生的学习影响很大”，我觉得，这恰恰是论者受到传统的、僵化的教育教学模式毒害的缘故。记得《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了一种现象：法学院毕业生不会写作法律文书、医学院毕业生不会诊断常见疾病、会计学院毕业生不会制作财务账目。也许这些学生“把理论学习精通了”，但如果就此说他们“肯定会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岂不是在痴人说梦？遗憾的是，理论学习至上、践履精神至下的教育观，至今仍毒害着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很多国人。想一想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是怎样学习的，我们就会知道谁是谁非了。
至于“会误导学生，影响其就业后的选择”，因为“能做老板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会选择做经理或者普通白领甚至职员”，我要提醒论者：忘了“不想做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这句话了吗？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是要求所有士兵都当元帅，而是给士兵一个激励、一个目标、一种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士兵都成为决胜于战场的英雄和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学校鼓励、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让他们每个人都拥有做老板的梦想，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
教育指南
商学院的在校大学生，在学校创办的创业街上，开办带有教学实验性质的小型商业机构，竟然引起社会的质疑，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至于为什么匪夷所思，我在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我只想告诉家长，也告诉老师，告诉所有对这种做法持有怀疑态度的人，美国在这方面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在美国，家长从小就很注意培养孩子的自力更生能力，具体做法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儿童可能会去做报童，每天一大早起床，替报社送报纸，借此为自己挣零花钱；也可能会帮助别的家庭照管孩子，也就是当“小保姆”，这样也可以为自己挣到零花钱；还可能会参加童子军，在统一组织下，通过卖小甜点、小饼干等形式，为慈善机构募集善款；当然，更有可能会接过园丁手里的活，修剪家里的草坪、花园，然后向父母正当合理地索取自己的那份工钱……
当孩子稍稍长大以后，比如在中学阶段，则可能会找一些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去餐馆当服务生或者拖地、收拾餐具、送外卖等，去一些公司、工场从事最基础的工作，或者参加一些公益性的志愿者工作，有的甚至会尝试着去做一些小的商业性活动，还有的则会参加一些政治选举活动，帮助选举人拉选票、做宣传等。在这个时候，挣零花钱反而成了次要的目的，中学生更希望通过这些活动，增加自己对社会的了解，锻炼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
而到了大学以后，大学生们所做的社会性工作，就更加五花八门，创办公司者大有人在，当今世界第一富翁比尔·盖茨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不管是在假期，还是在平时，大学生们常常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有的更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去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以此去寻找最适合发展自己的工作位置。这样，等到毕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更多的人更是连工作合同都已经签署完毕了。
对照美国孩子的成长经历，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社会，又将做何感想？在我们这里，别说去让孩子当报童，每天一大早辛辛苦苦、挨家挨户地送报，恐怕就连自己的小手绢，家长都不会愿意让孩子去洗。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为孩子的幸福着想，可是，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孩子，能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吗？又能经得起社会风雨的考验吗？
第四辑 培养公民意识当心学历误区
在国人的信仰中，“知识就是力量”一直是不可动摇的喻世名言。国人甚至还以此为指南，“寻找”到了一条“知识改变命运”的所谓“人生规律”。在对“知识”的理解上，绝大多数国人将它限定在了“书本”上，认为只有用文凭证明了的“书本”上的“知识”才算数，其余的“知识”统统不算数。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在研究了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后发现，在该报刊登的招聘广告中，只有2％要求应聘人员是硕士，4％要求是学士，其余竟没有学历要求。这与国内企、事业单位在招聘启事中动辄提出“硕士、博士”的要求，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国人的信仰中，“知识就是力量”一直是不可动摇的喻世名言。国人甚至还以此为指南，“寻找”到了一条“知识改变命运”的所谓“人生规律”。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先生就曾以此为题，拍摄了一部公益影片。应该说，不管是“知识就是力量”，还是“知识改变命运”，在一定意义上说的确都是对的。在今天的中国，国人也的确需要用“知识”这把利刃，割去痛苦了中华民族数百年的“贫穷”这颗毒瘤。
然而，在对“知识”的理解上，绝大多数国人将它限定在了“书本”上，认为只有用文凭证明了的“书本”上的“知识”才算数，其余的“知识”，无论你是从生活中自己摸爬滚打积累出来的，还是从“三人行，必有我师”中感悟出来的，甚至虽然也是从“书本”上得来，但这个“书本”不是“课本”，因而也就无所谓用“文凭”来证明的，统统不算数。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一直希望有机会到大学教书。有一次，他在报上看到某师范大学的一则招聘启事，说急需一位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专家到该大学执教，要求是具有“教授”职称或博士学位，待遇十分优厚。韩先生以为机会到了，便将自己的“人才资料”用特快专递寄给该大学的人事处，生怕稍一耽搁，便会被别人“抢”了这个位置。韩先生的“人才资料”包括：高级编审的证书复印件，数十本国内著名出版社出版的现当代作家的传记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著作，一份表示免费为该大学筹建现当代文学馆的计划书，一份表示可以不要优厚待遇的申请书等。
然而，左等右等，韩先生却始终没等到通知，非但没等到通知，连录用与否的电话也没接到一个。直到半年以后，他实在等不及了，就给该大学的人事处打电话，一问才知道，他渴望已久的位置被一位刚硕士毕业、年龄仅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抢”去了。对这个结果，韩先生很不服气，但一问之下，人家答复的第一句话就把他的不服气给噎了下去：“本科生一概不考虑！”
按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韩先生的公开评价，其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早已和博士生导师并肩，在刊出招聘启事的这所大学担任教职简直是小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