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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吧，我差不多一直都在跟很糟糕的睡眠品质为伍，似乎也应该被捉弄惯了才对。但是当忧郁症引爆了另一场恐怖的失眠，我照样给炸得四分五裂。因为普通的失眠与忧郁症引起的失眠一比起来，有如小巫见大巫！
忧郁症引发的失眠，伴随着体内一股滚烫的焦虑，决不是静静躺在床上睡不着数羊而已。在尚不知道自己罹患了忧郁症之前，我已经挣扎于几周的重度失眠，即使吃了安眠药，仍然全身紧崩，陷入假寐状态，而无法放松进入梦乡。
那时，觉得自己是躺在一锅煮得正沸腾的热水里，水分逐渐蒸发，直到锅底干了，全身的细胞都快焦掉，被折磨得五内俱焚。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条活生生的鱼，被夹起鱼尾巴，卟通丢进爆得火热的油锅中，当场成了干煎鲳鱼。那阵子，我的床就像一只被烤得红通通的平底锅，一躺上去，我便哀号翻滚。
没有亲历其境的人，绝对很难想像这种酷刑的滋味。
后来，上精神门诊求医，在原先的安眠药之外，我加服了有助身体放松的镇定剂，双丸齐下，总算勉强称得上“睡着了”。
刚就医的那几个月，每天上床前，我都要吞下两种药丸，预约一场暂时性的解脱。安眠药的剂量也从开始时的一颗，增到一颗半，再加到两颗。
六月初，《晚安，忧郁》上市，出版社力邀胡因梦跨刀，安排她与我联袂做六场演讲，以及一连串的媒体访问、记者会押阵，日子变得奔波、操烦起来，关于新书的评价、市场反应，这种得失心也逐渐映射在我的情绪上，慢慢出现了溜滑梯的飙高窜低险状。
在新书未出版前，我才从旧金山养了半年的病返回台湾，生活平静规律，五月的整整一个月里，我还可以三天两头去健身房，自以为病都好了。
讽刺的是，直到《晚安，忧郁》一出版，仿佛为了应验这个书名，我真的又跟忧郁冤家路窄，面面相觑之际，不得不尴尬地道声晚安。
就在这当儿，我完全不知道服用了几个月安眠药的习惯，宛如一条阴险的毒蛇，正在一旁虎视眈眈，即将要对我展开致命功击了。
六月上旬，在台北做完第一场的演讲，我立即被推向一波波疯狗浪似的媒体专访行程。到了预定去台中演讲当天，因为来了一场台风，出版社临时通知我取消计划。
那天是周末，早晨挂断了取消的电话后，我突然跌入一种抓不着边际的空虚里。这天以前，我的每一天都被排得满满的，好像一个虚脱的人给两个大汉架起来走，还能走得有模有样，现在忽然两旁拉撑的力道消失了，我便双脚一软，瘫掉了。
也许还跟天气有关系，前一天仍风和日丽，这天天色阴沉，也有了些许凉意。
我的忧郁症体质，对于遽变的气候总是很灵敏，只要不是渐次变化，大起大落的外在环境，向来会神准地干扰我的内在小宇宙。
无精打采之余，我第一个想到该通知在东海读书的干弟弟，因为我不去台中了，原本说好要他来演讲场地与我会面。
我和弟弟结缘于网络，平日我很少上网聊天，但六月初的那几个夜里，独自在家，深感无聊透顶，鬼使神差在一个网站的聊天室跟弟弟搭上线。
当时他切过来一个讯号，主动与我攀谈。据他后来说，因为我的代号有“作家”两字，他觉得网上充满了臭屁的人，“伪名假号”满天飞，他就想来踢馆，测试我究竟有多少真材实料。
我一看他的代号有“台中”字样，便心血来潮说“既然你住台中，六月某日的那个周六下午有空吗？你可以到金石堂公益路书店听我的演讲”，对谈中慢慢揭晓了我的身份，两人也越聊越来劲。幸亏有他，帮我度过了那段枯燥日子。我们讲好了，他当天要来书店听演讲，当一名认真做笔记的听众。由于在网上和电话中谈得投缘，我和他虽然从未谋面，当场兴起，就约定了以兄弟相称。
本来这些对我都只是一时好玩，并未放在心上，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鬼，年岁差我一大截，能有多少重叠的交集？岂料事情有了意外的发展，弟弟甚至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我打电话跟弟弟说因为台风之故，不去台中了，原定行程全部空下来，都是多出来的时间，既然原先说好可以借此机会当面一叙，那他何不上台北一趟。他说也好，下午就会启程。
眼前似乎有事可期了，但我的心依然空荡荡，就像指南针一旦莫名其妙被撞歪了针，只会在盘面上胡乱打转，再也无法正常运作。
第四章安眠药是我的快乐丸（2）
我在家里做什么都不对劲，走来走去，躺一下又爬起来，满屋子绕，家里变得好深邃，我怎么都走不到尽头似的。渐渐地，这种形式上没有目标的感觉，内化形为奇异的心情，好像连我的生命都跟着变得没有目标了，心底响起了一道道诘问：“我活着是干什么？一场空而已。”
我那时方寸已大乱，一心只交战于“没有人爱我”的心灵古战场，童年没被父母肯定足够的恶梦，连带引起自信心的低落，丧失成就感，视快乐为粪土，以及父母双亡之后投下的被遗弃阴影，要命地都在这个节骨眼迷障了我的心神，化身为魔咒。
我忽然在书架上看到了一大罐药盒，装着我从旧金山带回来的镇定剂，旁边还有我以前留在台湾没吃完的安眠药。一刹那，我仿若见到了一位知心的老朋友，满脑子都起了神奇的化学变化。
我在旧金山时，曾于某个独处的白天，一口气吞下六、七颗左右的安眠药，大约半小时后，药效发作了，我感到一股飘飘然。
就在刚靠上枕头时，全身软绵绵，所有的警戒神经都缴械了，睡意于是像幸福的滋味一丝一丝渗出来，仿佛那是一份允诺，保证自己马上就要有一个甜觉了。这对于曾经被困守在失眠深渊的我而言，是深具迷惑的。
所以，当我蓦然瞥见了那些药物，即刻浮上心头的就是在旧金山那个午后的幸福错觉。
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在脑袋一阵空白下，将书架上所有找得到的药丸通通吞下肚。那时我想到的不是阴森森的死亡，而是不受打搅的休憩与甜美的安息。
依我的经验，通常药效扩散开来大约需时三十分钟，所以趁着头脑还清醒，我又拨了电话给弟弟，叫他不必来台北了，因为我吃了一些安眠药，到时睡着了，无法去接他。
他紧张地问我一共吃了多少颗，我说不知道呀，反正你不用来了啦，好了，不说了，我想要去睡觉。
虽然他口口声声说不行哪，坚持还是要上来找我，但在我当时的想法里，弟弟与我只是初识，又不晓得我住在哪里，跟我只能靠通电话、上网联系，如果我没约好地点去接他，大台北人海茫茫，他根本无从找起。
我以为这样的托词，已经可以打消他北上的念头，断线后，就慢慢踱到卧房，把我钟爱的长条枕头移到窗口旁的那张床沿角落，这样躺下了之后，可以一仰头就望见淡薄的天光。
才躺一会，浓浓的睡意遂龚上来了，久违的幸福感也跟着满溢出来。药效已经将我的基本判断力都催眠了，我隐隐约约觉得这极可能是自杀，或者无意中会导致死亡，就是无力阻绝，情不自禁让困顿的身心滑落梦乡。
就在将睡未睡，类似弥留之际，我听见门铃声大作……
这是很奇特的服药后现象，有必要说明一下。因为接下来我所有的动作都从“意识层”转为由“下意识层”发出指令，亦即指挥身体的命令不再如寻常一般，系经由大脑下达了，而变成一种自发性的行为。
例如，当我昏沉沉快睡着时，只是脑子区域挂出“打烊”的牌子，但耳朵里的听觉神经还在工作，一听见有门铃声响，脑子想都不用想，身体就自动有了反应，起床去开门。
因为“门铃响”与“去开门”是一个前因紧扣后果的相关性连结，在清醒时，已经强而有力地输进我的下意识层，所以就算不需经由大脑指挥，身体各部门亦自知听到门铃声后，该作何反应。
同时，这也解释了从听到门铃声起，我的脑子已因药物催眠，处于完全停摆的状态，接下去发生的一切，在我醒来之后，即使搜尽枯肠，翻遍脑海里的记忆库，也都不记得了。
以下，便是我后来听他人转述，拼贴起来的事情经过。
原来，当我最后一通电话打给弟弟，叫他取消台北行时，他人已经赶到巴士站，正要搭车。
当然他没有听从我的话，还是上了车前往台北。在车上，他拨我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已经没人接听了，正好他拿着我的《晚安，忧郁》一书同行，急中生智，翻开最末的版权页，找到了出版社的电话，开口找总编辑，言简意赅地说出了重点：“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你不认识我，但是请你们赶快去许佑生的家里看一看，他好像吞下了很多药。”
所以，我那时听见的门铃声，正是总编与我的好友石姐火速赶来的拦截之作。
我的意识层里还有一丁点残存的最后记忆，感觉迷迷糊糊起床，开了铁门后，看见两团黑人影，站在纱门后方。再接下来的一切，我全无所悉了。终究我是如何被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过程完全一片空白。
另个还有一幅不甚清晰的画面，是我在急诊室的床上被摇醒，喝下了一碗黑不溜丢的奇怪液体。后来我听说，那东西叫作活性炭，是为了中合胃里大量的药酸。喝完后，我又不省人事了。
我脑子映出的下一个印象，是已经回到家里，不晓得中间相隔了多久，只意识到夜色相当暗了，姐姐煎了一盘萝卜糕，旁边还有一位男生，正在跟我共食。
他就是我在网上与电话中建立交情、尚未碰面的弟弟。在台北下车后，靠着跟总编的手机联系，他也一路赶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始终守在我的床榻旁。
万万没想到，我和他竟是这样子见了第一面。
据他说，当我在昏睡中，他坐在一旁，真的就参照我在《晚安，忧郁》中提及，因为从小很难得笔，至今双边的眼角还没有出现一条鱼尾纹，他反正坐在床畔无所事事，干脆好好检查一下我紧闭的眼窝，确实找不到皱纹，果然没有乱说哩。
扒了几口萝卜糕，因为睡意仍浓，我就上床去睡了。姊姊和弟弟当晚都留在我家过夜，一个睡客房，一个睡沙发。隔天早晨，我记得在卧房门口跟弟弟道别，他回台中去了，从头到尾，他长得什么模样，我的记忆区都没有挡案。而那一天到底怎么过的，我也不清楚，大概一整天都在昏睡吧。
对于那天，我仅有的回忆，是入夜后在卧室的另一个抽屉里，找到了最早之前和精神科医师友人私下要到手的镇定剂，当时没有吃完，就去正式就医了，所以一大包红红白白的药丸便搁在抽屉一角。
乍看到那些药，我竟然满心欢悦，宛如老友相逢，一口气又吞下了。
第二天的吞药，我可说完全没有主观意见的加入，就像肚子饿了，随手抓到食物，就往嘴巴里吞。因为前一天的药效仍在体内，脑意识依旧迷迷蒙蒙，对于药物，自然缺乏理性上的检视，只剩下感性上的依赖，吞了再说。
后来我才知道，当晚姐姐本来想留在家里继续陪我，但是我脾气拗，说想一个人静静，坚持要她回去她位于木栅的家。就在我独处时，像游魂东晃西荡，又意外找出了药物，便毫无犹豫吃了。
在前一夜从急诊室回到家里，我接到好友的越洋电话，跟他讲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唯一记牢的是他一再叮嘱我“今后不论发生什么事，你务必要通知我。”
他这句话是在我药性发作时一再说的，所以变成了强迫输入的符号，二度吞药后，我一样兴起了幸福的恍惚感，觉得很快就又要进入甜美放松的梦境了，正在陶然期待。这当儿，好友交代的催眠指令，遂在我的脑子亮起了灯号标志。我于是像机器人那般，没有意识地拿起手机，按了自动拨号键。
以下的事，也是后来我根据他人提供的线索才拼揍起来的全貌。
好友接到我语焉不详的电话后，知道我再度乱吞药，又急又气得直跳脚，只好赶紧打电话告我姊姊，要正在回家路上的她，马上折返我家中探个究竟。
就这样，那晚，我又昏迷地被送入同一家医院的急诊室。
不到四十八小时内，我闹出了两出剧情荒腔走板、演员鸡飞狗跳的荒谬剧。也许在别人的眼中，我好比一名闹笑话的小丑，但天晓得！正如小丑的笑脸上经常画着一颗不搭调的夸张眼泪，我两次近乎寻死的举动背后，也是淌着这种小丑式的泪水——别人尽看到表象的好笑而已，只有当事人自知内在的心酸。
只不过世事真讽刺，祸福之间很难一刀切下去，分个一清二楚，有时祸反而是福，关于我的自杀，正好就可以做此注解。
二十五岁以前，我常常郁郁寡欢，甚至严重的时候一度想轻生。但是万万没料到，在最近这一年被忧郁症缠身的日子里，也正是因为性格救了自己一条命。昔日之祸，居然成了今日的救命灵丹。
因为我凡事注重优雅，身上那条美感的神经异常发达，实在不想“死得很难看”。假如没有这层奇怪的顾虑，或许我在忧郁症病毒苦苦相逼的关头，便会选择跳楼，那大概现在早就沙扬娜啦了。
依照我自个儿的分类，自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刚性自杀”，另一种是“柔性自杀”。前者采取激烈的手段，譬如从高楼纵身跳下、卧轨、撞车、服毒，就算救也救不太回来了；后者具有弹性，并不是死路一条，在真正气绝身亡之前，仍有一大片宽敞的腹地能够紧急煞车回转，譬如服用安眠药、割腕，救回来的机率比较高。
在我的认知中，跳楼者多半非死不可，而且一摔下去，死状甚惨。说来可笑，我一向优美成癖，怎么也不能接受自己摔成那副死相，或者像卧轨、服毒，都是死得连自己做鬼也不想多看一眼。
所以，即便在忧郁症病毒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神智迷乱，我的潜意识仍存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坚持，才没有选择跳楼之类的刚性自杀。
那时我的念头中，还想留个全尸，所以当死亡的狰狞阴影逼近之际，我自然而然依照心性，选择了服用药物，这也就是我有机会被救回来的原因。
因此，在从鬼门关绕了几趟后，我又被原货送回，话说起来，这不是挺嘲讽的吗？
第四章正义感成了我的十字架（1）
那天，我在一本周刊上，无意翻到一页最新的产品资讯，双眼登时一亮，原来是苹果厂牌甫推出了一款带点酷味的笔记本电脑。
可能是这本杂志的编排活泼，视觉效果讨好，又或许是近来心里早就在嘀咕想换电脑了，才会使对很多事都已经失却兴致的我，也不禁集中起心神，整个人因而有了些许精力。
浏览完文章，我想起了前些日路过诚品敦南店的一楼商家，曾瞥见不少人在围观一项展示物，对照一下造型，喔，不就是这款刚出炉的新品吗？我当下有了主意，打算再度光临，搞不好看对眼了，当场买回家。
做一名现代专业写作者，我总是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安慰的理由与鼓舞的借口，心想什么都能省，就是一部好电脑不能省，也因此顺水推舟，偷偷溺爱自己，前后已经更换过几部电脑了。
人家不都说心情不好时，花钱最容易排遣，许多心理专家也证实购物的确不失是一种调整或转换心境的好方法。
这样说好了，在我忧郁症发作最严重的时候，就算中了头彩，送我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去逛街大血拼，也勾不起我半点兴趣。但是在情绪平平，凡事都淡然的当儿，出门去买自己中意的东西，例如书、CD，总是会在趋凉的心口多多少少点燃起一些温暖的火星。
而这时，买一部新电脑的想法，就像一个能够乞求到快乐的魔咒，让我心魂都迷乱了，脑子再也容不下别的念头。我不多耽搁，搭计程车赶去了诚品敦南店，直奔一楼的苹果电脑专卖铺。但东瞧西看了半天，咦，怎么前些天还摆在这个平台上好端端的那款新样品不见踪影了？
我于是开口询问了那位年轻的服务员，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喔，那一台啊，今天早上被一个客人买走了。”
“那你们没有别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