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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崇尚悠闲的运动，给予我不少启示，当我在忧郁症侵扰时，完全去耐心，看什么事情很急，担心作不完，一烦就烦个没完没了。
那是因为忧郁症患者最容易拿着放大镜，“故意吓自己”，心想天哪！怎么这么多烦恼，如何消化得了？
这时，纷纷扰扰之际，就要强迫自己接受一项制约行为：一天只准烦一天的事，明天的事明天再烦吧！
譬如说，如果你看到这里，发现“哎呀，这本书怎么还没看完？”没关系，先搁下，明天再继续吧！
第四章我是一名自杀未遂者代表！（1）
尽管时隔一年半了，但回想起来，我仍然相当清晰地记得那一夜，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因为那段期间，我刚被医师诊断出来罹患了“中度忧郁症”，每到了寂寂长夜，虽然身心俱疲，但还是没有睡意。那一晚，我又开始了已经重复好些天的苦行僧旅程，在关得只剩下几粒昏暗灯泡的独居顶楼中，像游魂一般，没有目的地来回飘移。
那种被恶灵紧紧抓住而透不过气的感觉，十分惨烈，逼得我做什么都不对劲。在偌大的屋子里，我显得无依无助，透明又单薄，胸口的气总嫌呼不足够，而脑中也老是回响着同样的一道绝望之声：“怎么办？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我忽然很想扯破嗓子，放声嘶喊，或者最起码的底线是拿起话筒跟谁讲讲话都好，否则身旁堆满了百无聊赖的虚空，使我的忧郁之结打得更加死紧，缠在脖子，简直要窒息了。
然而，都深更半夜了，我还能去吵谁呢？这种时刻，连那种所谓的夜光鸟大概都已就寝了啊。
瘫坐在电话旁，我觉得非拨一通电话出去不可，不然就像坐在流沙里，逐渐下陷，即将要灭顶了。
就在走投无路之余，我蓦然想到了怀恩。
怀恩是我以前在报社的同事，做人热心，被大伙封作康乐股长，因为每次的同事聚会，她都是负责张罗的不二人选，任劳任怨。
后来我们先后离开了报社，我又一度旅居纽约，几经世事更迭，并不常联系。直到二○○○年夏天，我的忧郁症爆发，她辗转得知，我们那一条中断多年的线才又搭上了。
老友重逢，我也因此才愕然知晓，怀恩一向给人活泼开朗的印象，其实私下也被忧郁证纠缠，受苦了许久。在我新近加入“忧郁一族”，还是一只菜鸟的当儿，她便以老大姐的过来人资格给我打气。
怀恩那时说过的一句话，在这令人无边着慌的深夜里，化身为一道救命符，她说无论我在什么时间，只要有需要，都可以打电话给她，记得她还强调“不管多晚”。
我想也对，因为在这种人人都睡得香熟的时刻，就算至亲好友接到我的催魂电话，也会闷在心里口难开。但是怀恩本身尝过忧郁症肆虐的恐怖，她绝对有体恤的同情心，一定清楚患者被折磨到求助无门的滋味，应该不会怪罪才对。
果然，电话一接通，她的声音听起来虽是被吵醒的，听出是我，心里登时有数了，口气很有助人的豪迈意味，马上平抚了我打搅人好梦的罪恶感。
即使如此，我一开头依然先道了歉，随即怯怯地问她：“你以前会有我这种恐慌的感觉吗？我现在觉得做什么都不是。”
不料，怀恩异常平静地答道：“岂止是以前，我连到现在都偶尔还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听了惊异不已，哑然无法应答。原本我以为她已经从忧郁症的怒海中脱身上了岸，没想到她竟那么轻松地表示自己还在其中浮沉哩。
所以，她是第一个向我启发“必须学会跟忧郁症作朋友”的最佳范本，惠我良多。
那晚跟她谈了一阵，有如在最焦烦的关头，凿到了宣泄的出口，的确阻缓了些许心头火烫的岩浆流势，也使我们正式成为互相关怀、鼓励的良朋病友。
怀恩姓蓝，英文直译成blue，虽有些蓝色忧郁的味道，但她的名字取得真好，那晚她雪中送炭的义举，确如其名，让我心“怀”感“恩”，因此后来当我获知她以“二十一男性成长协会”执行长的身份，出面主办一场预防时下男性自杀风潮的座谈会，二话不多说，自愿前去助阵。
一到了会场，都是生面孔，亦即没有我熟识的艺文界人士，这也难怪，因为在这个特殊话题的设计下，怀恩邀请的全是医界专家，以及一位生命线总干事。
怀恩拿起麦克风，在开场白中指出，现在女性企图自杀的比例虽然高过男性，但是男性自杀成功的比例，却反过来是女性的两倍。也就是说，男性不想自杀就罢了，一旦有此念头，那多半是非成仁不可！所以，整场座谈会的宗旨，在于协助面子至上的男性们充分了解“自杀是一种心理疾病，对症下药，其实是可以医治与预防的”。
怀恩逐一介绍在座人士，固然我对身旁医师们的长相不熟，但是有些人算是大名鼎鼎，甚至有精神医疗界的大佬在内，连我这个门外汉都久闻。
置身于这批专业出席者当中，我的角色不仅突出，也有点尴尬。在怀恩的介绍辞里，我是一位作家，因为最近出版了一本《晚安，忧郁》，对于自身感染忧郁症的历程有写实的描述，她当然也透露了我前一阵子曾经验过自杀的低潮。本来我还挺自在地坐在那儿，心想大不了，我就是一位作家嘛，刚巧把亲身经历过的心灵风暴陈述出来，我还幽了自己一默，认为相对于这些抢救自杀者的专业人士，我的在场，不正是人家所说的“平衡报导”？
然而，聆听这些医师们轮流的发言，我慢慢坐立不安了。
有人一劈头，就直指想自杀的人都是心理病态的折射，也有人陈述自杀者都是处于情感障碍，一时之间，什么“失败者”、“边缘人”、“人格异常”等的字眼纷纷都出笼了，听得我如坐针毡。
有一位医师还针对男性自杀成功的比例高于女性，提出了反证，他说女性自杀大多使用安眠药，不过现在这种药是死不了人的。
第四章我是一名自杀未遂者代表！（2）
我听了毛骨悚然，在这批医师的嘴中，我和许许多多想自杀的人似乎都不过是一则则个案罢了，只是一堆报表上面无关痛养的数据，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当那位医师很权威地道破“吞服现在改良制造的这种安眠药死不了啦”，听入我的耳朵里，仿佛是变相在建议“不如去效法中国大陆的农妇喝农药比较快吧”。
回想我前一阵子才刚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两次给送入急诊室，被这些医师如此一说，我倒像是瞎胡闹的幼稚病人，吞些明知不会致死的药丸，只会在那里装死装活？
天哪，这些号称“专家者流”到底是怎么搞的啊？他们既然在精神医学科夙有口碑，照理说，应该最懂得人类的心理才对啊，为什么言谈中听不太出来一丝给予病人生机的悲悯？那些专业术语冷冰冰，毫无人情味，让原本已很脆弱的寻死者听了更加心碎！
我越听越气愤，心想如果连站在防堵自杀第一线上的医师们，都这么不够敏感与体恤，难怪自杀者无处可逃，非与社会庞大的偏见碰撞，弄得浑身是伤。
我忽然想起了日本文坛大家菊池宽写过一篇文章“自杀抢救业”，叙述京都自古以来即自杀者众，皆以投河为主，文中还对明治时代，自杀人士情有独钟的鸭川，做了细致的地理介绍，譬如哪个地段最适宜投身自尽，以及河渠映着美丽的灯火夜景，浪漫氛围如何让自杀者在生前最后的时刻，忘却了死亡的凄凉。
有一位老婆婆住在江边，因此夜夜听闻落水声和自杀者的非鸣，便撑竹篙赶来救人，久而久之也练就了一副好身手。
那篇文章看似平淡，其实内藏作者身为文人的那一份悲天悯人，有着丝丝缕缕的伤怀。
想一想，在场的这些精神科主治医师们难道不也是操着“自杀抢救业”吗？可是在他们的嘴中，我没听到同体大悲的心肠，也没有起码的一点怜惜，有的只是医学上宛如结了一层冰的形容词。
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者，这时也不知道是否忧郁症病毒被激怒而窜升起来，已顾不得失礼了，尽管大佬与名医当前，我还是率自点起了一把火，出声放炮。
起先，我环顾一下坐在台上的几位出席者，然后徐徐地开了口：“我们在座每个人的桌前都放有一个名牌，我刚才没有注意看我的牌子上写些什么，但是我想在今天这种场合，我的名牌最适宜写上‘自杀未遂者代表’。刚刚听了几位专家的发言，心里很庆幸除了我，没有其他的忧郁症病患，或是想自杀的人在场，不然一听到那些不是失败者，就是边缘人，或是异常、障碍的汙名化标签，大概一个个都真的要气得去自杀了！”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甚至有些肃杀，在场的记者们从埋首振笔疾书，都改变姿势，一个个抬起了头，睁大眼睛，仔细倾听我的耸动言论。
会场上还架有几支电视台的摄影机，我不晓得自己的这些话会不会播出去，但是不管啦，失礼也好，失态也罢，我既然是个自杀未遂代表，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丢脸吗？
何况，在座的医师代表之所以会被怀恩邀请，应该都算是医界的开明派了，但如果连他们讲话都还如此不自觉地充满“专业暴力”，少了将心比心的温柔，病人还能期望什么？
平常医师们高高在上，对病人惯例性训话，更不见得听得进病人的心声，老是以医生自己的观点评断病人，罕能体贴到病人的立场。眼前正是难得的机会，总得强迫他们听一听自杀者的说法，因此我决定放炮如仪。
“刚才的几位医师所用的那些术语，固然可能是医学上的专有名词，使用得一点也没错，但是想想看，如果整个社会到现在还是只会以这样极端负面的字眼，一厢情愿地标示自杀者，将我们异类化，难怪我们不想跟社会对话，也不愿求救！”
接着，我痛心地提出了一则例子，有一回在电台受访有关忧郁症主题时，主持人提及他有位朋友因为也被诊断有忧郁症，医师建议他去申办重大伤病卡，结果他这位朋友不能接受自己是“重大伤残者”的事实，以为一辈子都毁了，竟尔选择跳楼自杀。
会有自杀冲动，以及想以自杀寻求解决的人，当然都可能有精神上的疾病困扰，以致其思考生死的观点大异于常人。而医师在看待自杀者时，难道不能多用病患已经处在泥沼的角度来思索、体谅吗？用我们的语言，才有可能产生良性对话，一味地用刺激性的字眼，难不成自杀者就会“闻之而奋起”？
精神病患在身心最脆弱的时候，把自己交到了医师的手上，假如这时医师还天真地把病患当作一根韧性强的铁丝，在手中大力扳来扭去，不折断才怪！
我发言完毕，会场上鸦雀无声，连番放炮之后，似乎仍有浓浓的烧焦味。
沉默半晌后，开始有零星的反驳了，一位医师强调他们使用的辞汇已经很中性，没想到我的反应这么激烈。
我没有再回应，其实是懒得回复了，心头涌上一股深深的失望。倘若一位理应了解充分人类思维的精神科医师都“没想到”一个忧郁症患者，也是曾自杀过的人的反应会这么强烈，那我还能说些什么？
我的反应激烈，或者精确地说，我所代表的那一群自杀者对这些标签的反应强度，居然不在专业医师的预料之中？我会对“失败”、“异常”、“障碍”的说词如此反感、抗拒，这样的行为模式不是应该在专业医师的理解中吗？
哎，这也就难怪了。
既然他们事先“没相到”，当然到了面对病患时，难免就会鸡同鸭讲，少了同理心，甚至说些在伤口上撒盐的话，于事无补。
自杀，就是放弃自身宝贵的生命，这样的一桩大事，决不是区区一个“人格异常”或“情感障碍”的标签就能一笔解释带过。许多自杀者的背后，往往都有复杂的生命体质、纷乱的情感纠葛，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随便用一则“负面性格在作崇”的理由，实在太简化了自杀者的痛苦。
幸亏我自杀没死成，才有机会说出这段积压在胸臆的话。假如我当初吞了药一命呜呼，那就半个字也迸不出口，只有继续任由世人冤枉、曲解下去了。
后来，我发现隔天的几家平面媒体都辟出不小的篇幅，报道了这场十分符合时事的座谈会，但是有关我的发言却只字也没提。反而是在“另类媒介”，譬如电子报和有线新闻中，详细看到了我这段抢白，这反映了什么现象呢？
可见象征社会主流的大报纸仍有顾忌，不敢照登我的“自杀未遂宣言”，以及我对医界的大胆藐视！反之，向来嗜腥逐羶的分众媒体，当然就大事报导了我的激愤言论，医师的话则沦为聊备一格。
对于自杀者，不管成功与否，一般人总是这样，若非故做忽视，就是当作渲染八卦的素材。
总之，从那天起，我正式多了一项头衔，在原有的“作家”、“忧郁症病患”之外，我还是一个“自杀未遂代表”呢，真是始料未及。
第四章安眠药是我的快乐丸（1）
二○○一年六月，我因为大量服药，神志不清地被送入急诊室，接连两天进出两次，如果你问我当时是不是想死，我也答不上来，那是一种很纠葛牵绊的心态，说“想”或“不想”都不是我真正的答案。关于忧郁症患者想自杀的念头，并不如表面上那么容易解释。
我常回想起那次的经验，也试着找出解答。在忧郁症病毒的强力渗透下，自杀变成一股神秘的冲动，挥之不去，萦绕在心头，伺机发作，一不留神就会爆发出来。
举凡为失眠严重所苦的忧郁症患者，大概对于安眠药、镇定剂都会有一种奇异的亲切感，好像是一位周遭的人都说它有害，唯有你深知它优点的朋友。甚至以我的感觉，它是一位善于安慰人的老友，总在心力交瘁的时候，轻轻抚着我的背，温柔地唱起定魂的摇篮曲。
我的失眠其实早在被诊断出有忧郁症之前就缠身了，甚至可说小时便遗传了爸爸精神衰弱、不好睡的体质。
大约十岁那年，记得有一次为了一桩不顶重要的事，将鲜少早睡的爸爸摇醒，然后他便无法再入睡了，辗转难眠后，干脆起床，苦着脸唉声叹息：“这是我好不容易能够睡熟的一晚，通通被你毁了，哎，真是不懂事的小孩。”
那个遗憾，深深留在我的心坎，仿佛我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错事。
爸爸一生清瘦，属于书生型，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上司的好幕僚，白天运筹帷幄，思路发达，夜里脑子显然没下班，仍转个不停。
在我出世那段期间，他将一笔以当时标准算得上优渥的资金，全部挪去跟人做生意，但凭他老实以及不提防人的个性，最后遭到友人上下其手，血本无归。
从此他的时运不济，失业了好一段时日，后来才在公家机关谋到一个文职的差事，干了几年，即便能力强，最多也只升到组长，混得不算太好。
为了抚养我和姐姐，他的微薄薪水入不敷出，挖东墙补西墙是常有的窘境。有一天，不通人情的房东太太居然跑到他的办公室，赖着不走，拉高嗓子，当面向爸爸的同事们告状，奚落他付不出房租。
爸爸回家转述给我们听时，我忘不了他当时的悲苦神情，大男人被逼到这种不只是颜面扫地，简直是“斩首示众”的田地，心中激动可以想见。
他常常挂在嘴里一句话，说自己是老牛拖车，疲累不堪，如果不是为了我们两个姐弟还小，他大概早就跑去自杀了。
小小年纪，常看到爸爸眉头深锁，我的罪恶感因此很重，自觉不仅爸爸的失眠这笔账要算在我头上，连他死不成偏偏又活不好，也是我的罪条之一。
沉重的家计，加上体质为害，让爸爸一辈子失眠，生前始终没睡过好觉。“子承父业”，我从小也是睡不好，几乎每天做梦，而且醒来的时候，梦境都还记得一清二楚（往往一晚不只一个梦），约莫是身子睡了，脑子却彻夜未眠。
这种情形在我二十几岁时最惨，从午夜上了床，眼睛睁到天亮还没闭乃家常便饭，对于那种一碰到枕头就呼呼大睡的人，羡慕得要死。
这么说吧，我差不多一直都在跟很糟糕的睡眠品质为伍，似乎也应该被捉弄惯了才对。但是当忧郁症引爆了另一场恐怖的失眠，我照样给炸得四分五裂。因为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