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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登上了离开成都的火车。全家人都来送我，谁也没有哭。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这一点我很像她。谁也不知道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大家都一片茫然。
我所在的大队离县城很远，在河的那边。一到这里我就时常想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这句唐诗。这一带是川北地区，是《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出没的地方。我们大队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全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只有美术学院附中毕业的一个女学生和我两个小姑娘。没有电灯，没有广播，一到晚上整个世界是一片漆黑。每晚睡觉都害怕有蛇，用棍子对着床噼啪乱打一气。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开始了第一天的劳动。这一天的工作就是挖地。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那些小伙子挖一下我就得挖十下。但是我不服输，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好在小伙子们经常停下来给锄头“号脉”，挖几下便用锄把支着下巴谈天，一谈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
我就趁这个时候拚命地挖。要赶上他们，谈何容易！赤日炎炎，汗水流到眼睛里、嘴里，流到身上，像无数小虫子在爬。锄头在我手里越来越重，我头昏眼花，看看这块地的边缘，就像是大西洋彼岸那样的遥远，我眼前一黑，扑通一下倒在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把我落下得更远了。我爬起来，继续挖，不是说“要为世界革命做贡献吗”？
第三部分第27节：小宣传队员（3）
我和小伙子干一样的活儿。在这个以体力鉴定好坏的地方，我要取得“合格证”。我把劳动当成是学业那样来攻克，绝不屈服。我不请假，不愿意看见队长不高兴的面孔，当时我正在发育时期，即使身体不舒服我也不吭声。我和小伙子一样扛麻袋、装船，那一次“例假”整整来了一个多月。我不哭泣，因为哭泣没有用。我每天在幻想与破灭之间挣扎。我有点儿坚持不下去了，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可是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过。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我逐渐地适应了环境。虽然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我雄心未泯。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人。一颗珍珠，在深山大壑里也是珍珠；一块顽石，就是在皇宫御院里也是块顽石。我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颗珍珠，或是同珍珠相近的东西，总之绝不做顽石。我不停止翅膀的扇动。我读能找到的一切书。我学习针灸，照着书本给周围的农民治病，农民们都叫我“刘医生”。我借了一架扬琴，每天六时出工，四时起来练琴。劳动之后全身酸疼，胳膊肿得拿不住敲琴的竹竿子，但是迷迷沌沌的我还是要练。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练琴不
可能有什么长进，但我锻炼了毅力。
可是，有一件事情却使我“救死扶伤”的针灸事业宣告结束。一天早晨，我从睡梦中被叫醒，赶到很远的地方，去给我熟悉的十四岁的小姑娘五妹治病。她告诉我腰疼、肚子疼，我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翻开《农村医疗手册》，立竿见影地给她进行了我认为的最有效的治疗。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昨晚五妹被送到医院，早产了一个男孩。我目瞪口呆。赶快翻开书，看到“孕妇禁忌”几个字，就在这几个穴位上我给五妹进行了强刺激。可是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四岁的五妹会有孩子。在农村，如果我问一个未婚的小姑娘怀孕与否，除非我想挨拳头或是被吐口水。这件事虽然我没有什么责任，却从此中断了当医生的梦想。
我尽量使生活变得有光彩。白天我认真劳动，晚上时常到水田里夹鳝鱼，或是打着手电到田坎上去抓青蛙。我用石头砸烂它们的头或是把它们打昏放在篓子里，必要时用裤腰带和鞋带儿拴我的战利品。回来后或是清蒸或是红烧，给大家改善伙食。我采摘满山遍野的桑椹当水果，晚上经常在晒坝上自弹自唱，给大伙儿开晚会。大家都喜欢我，称我是“快乐的人”。
这一天，农场里颁发给我一张奖状，我是农场的“先进工人”。我欣喜若狂，高兴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学校里得了那么多三好学生奖状也没有这样高兴过。这四个字对我来说意味着如此众多的辛苦艰难的努力，真是神圣的时刻！
在那时候，无数的榜样在激励着我，我不停地奋发。我像海绵一样吸收着营养，体验周围的一切。巴尔扎克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吸干了周围土壤，自身修养已全部完成。基辛格说，人生有无数时机从身边流过，有大的时机，有小的时机，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时机。为了将来能从事我所热爱的文艺事业，我专心致力于自身的修养，坚信时机一定会到来。
时机总是悄悄地到来的，而且是那样不被人觉察。
我们六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小型宣传队，代表农场去县城宣传党的公报。读一会儿公报，唱一个歌；再读一会儿公报，跳一段舞；再读一会儿公报，演奏一曲扬琴独奏。我的娴熟的演奏技巧和能歌善舞的本领，一下子被县宣传队的队长发现。一个月后，我被借到了县宣传队，依依不舍同时又十分兴奋地告别了农场。
这以后，一直是我的动荡时期。我尽全力在县宣传队里展示、锻炼自己，成为县宣传队的主力。在去慰问修襄渝铁路的民兵团时，被宣汉县民兵团长看中，调到了民兵团宣传队，我又成了襄渝铁路上的一名女民工。我担任宣传队的队长，宣传队成员全是知青。我们时而开山放炮推石头，时而排练节目，清晨五点我就叫大家起来练功压腿，队员们都怨声载道。生活非常艰苦，劳动又十分繁重，大伙儿都冲着我哭，我把眼泪拼命忍着。此时，我的扬琴声誉逐渐提高，传遍了整个达县地区。
第三部分第28节：从军中起飞（1）
这一天，来了一位军人，他神出鬼没，时而出入团部，时而到我们宣传队。我感到他十分注意我，好像要同我说话。两三天过去了，我碰巧走过他的身边。他拿出一份征兵登记表，问我愿不愿意参军。参军！我的天！晴天里一声春雷！红帽徽，红领章，还是宣传队，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我说不出话，只是拚命地点头。他告诉我民兵团坚决不放我，这件事看来是不成了。我一阵绝望。第二天，他走了。我的心头却不住地翻腾。我绞尽脑汁地想主意：不管如何，我要尽一切办法参军！
在一天的早晨，我悄悄收拾好东西，搭上了一辆货车，到了达县县城。一跳下汽车，我飞快地跑到了军分区，找到政治部的首长。我热切地向他们申明了我的来意，急不可待地当场表演了我的全部本领，自弹自唱，自唱自舞。由于破釜沉舟，情真意切，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就在那奇迹般的一天，我穿上了向往已久的军装，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达县军分区的一员。
路，比过去宽广多了。又是湛蓝的天空，又出现了明媚的阳光。老战士给我订领章，晚上有同志给我掖被子，我沐浴在解放军这个大家庭里，处处感到温暖如春。我尽全力投入到我们宣传队的建设之中，集编、导、演、奏于一身。我们宣传队人员少而精，成为成都军区“乌兰牧骑式”的样板。宣传队几起几落，解散时我有时放电影，有时放广播，有时管图书，有时做宣传科的勤务兵。我生性自由散漫，在部队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刚当兵的头一天，跑到同学家去炫耀，没有请假玩儿到深夜十二点才归队，狠狠地挨了一顿剋。放广播时睡得迷迷糊糊，把五点看成了六点，让全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少睡了一个小时，吃早饭时灰溜溜地把检查贴在饭堂门口。父亲住院，批准我探亲十五天，本来部队迟到一分钟都是大事，我认为父亲的病比组织纪律要紧，超假超了一个半月。头一天宣布纪律，军人要带头遵守交通规则，第二天我就骑自行车带着小妹妹，公然骑过民兵纠察队的门前，结果被纠察队抓住，自行车给扣了三十天。宣传队包饺子，我把队长用过的脚气粉当成味精撒在全队的饺子馅儿里，正得意地撒着，看见粉末四处飘扬，赶快一尝，方知不是味精，悔之已晚。我把脚气粉拿到医务室去化验，证明无毒。可是当饺子端上桌子的时候，谁也不伸筷子。为了证明我的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我硬着头皮吃了十几个。最后还是无济于事，大家都饿了一顿。
我在部队要求进步，积极申请入党，平均每个月都向党组织交一份申请书和一份思想汇报。可是不管我怎么注意，每到关键的时候总要出纰漏。党小组三次通过了我的申请，三次都由于我的错误给撂下来。第一次是因为不按部队规定着装，穿了一双鲜艳的尼龙袜子；还有一次是由于我违反部队纪律，给一个女朋友介绍对象；最后一次我吸取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严于律己，处处小心，可还是忍耐不住，在填表之前同队长吵了一架。
我每天的日程很简单，打扫宣传科的几间办公室，打好开水，然后到我的图书室里去登记图书。登记图书是我进行得最慢的工作。我挑喜欢的书登记，常常是书名还未写完就看得入了迷，直到要看完这本书后才登记下一本，这项工作直到最后离开军分区也没有进行完毕。我看了好多伟人的传记，我看到了他们独特的个性，独立的奋斗精神。我看到无论伟人还是总统、明星，都是人，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只不过是个性及环境不同而已。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保持着我的几个爱好，看书、看电影、吃水果，后来又加上拍电影，我把它们统称为我的“四大爱好”。虽然在生活中这四大爱好的先后次序不断地来回颠倒，但是看书这一爱好总是名列前茅，从来没有排过第三或是第四的位置。我偏爱女作家的作品《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印第安娜》……在静静的屋子里，我为牛虻的坚忍精神及同琼玛的遗憾而忠贞的爱情感动得趴在桌子上哭了整整二十分钟。我偏爱梅里美的作品，他的作品色彩浓郁，像一幅幅油画；我喜欢茨威格，他描写的女人栩栩如生，入木三分。还有杰克·伦敦、雨果、罗曼·罗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天蓬底下》和《墨西哥人》、《九三年》、《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这些书给我枯燥单调的生活赋予那么多丰富的色彩，它们帮助我跨进人生的大门，探索人生的真谛。
宣传队已解散好几个月。除了看书、打扫办公室，我终日无所事事。想到也许这一辈子都将不能从事文艺事业，心情十分忧郁。就在这个时候，成都军区话剧团招生组突然来到了达县军分区。
我给他们表演的小品实在是糟透了。他们临时出的题目使没有任何表演技巧的我晕头转向。我不自信，我要在大白天的房间里表演夜里突然停电以后的动作，要表现突然听到失火的感觉，要表现在夜里做功课，要表演看护病人。我对着空气表演这一切，又心慌又想笑出声儿。我不时地瞟他们，他们直摇头。一切全完了。我走回宿舍，昏昏沉沉地过了两天。突然来了通知书，让我到重庆去参加军区话剧团办的表演集训班。我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无实物小品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弄得乱七八糟。可是在集训班里排的话剧是有台词的角色，时间也很充分。这一点，对于业余宣传队出来的我是驾轻就熟。我抡圆了演，使出我的浑身解数。大家都觉得我有希望考取，我不敢完全这样认为。我和另外两名女兵打赌，谁考上军区话剧团就送给其余两人影集。其结果是我们三人都通过了考试，一起调到了成都军区话剧团。
一切都像是做梦一样。我突然出现在父母身边。命运总是这样的莫测，实在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过了几年的曲折坎坷，我终于成了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再不能终生与扬琴做伴，我为它撒下了真挚的伤心别离的泪水。
第三部分第29节：从军中起飞（2）
在我后来的电影生涯中，我无数次地重复回忆过这些岁月。它们使我在任何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它们使我有自知之明。我为艺术事业失去家庭、失去爱情、失去清白的名誉，
我无数次感到道路艰难，有过退隐的想法。可是，每当想到我为了要从事喜爱的事业走过了这么众多的弯路，经历过那样多的艰辛，而且，我坚信我只是千千万万人当中极幸运的一个，有无数比我更有才华的人没有得到发现，从而也得不到发挥，想到这些和为了他们，我就感到任何的艰苦都不算苦，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了。
那是一九七五年三月的一天。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这个日子和任何一天都没有什么不同。我随话剧团来到了璧山县给部队演出《杜鹃山》。像往常一样，大家都在准备晚上的演出。我刚洗过了头发，躺在床上看书。这一天是那样的平淡无奇，没有任何迹象使我感觉到它将改变我一生的命运。
“刘晓庆，出来一下。”队长任士一在外面叫我。我慢吞吞地走出门外，看见远远地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的面孔很熟悉，好像是在哪里见过。队长告诉我：“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张勇手和徐潮同志。”当我同张勇手握手的时候，我还是第一次在银幕下面见到电影演员。
我注意地瞅着他。“你今年多大了？”他问我。
“二十三。”
“你有多高？”
“嗯——大概一米六四吧。”
“喜欢看电影吗？”
“喜欢，特别喜欢。”
他并没有怎么特别看我，然后我们一起在室外拍了几张照片，就匆匆离去了。
一切都发生得这么突然。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并没有想到，就是他们，将使我的一生发生根本的变革。
电影厂的同志来看我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刻传遍了全团。队长告诉我说，此次来是为重拍影片《海鹰》挑选女主角扮演者。成都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庄映向他们推荐了我。大家都同我开玩笑，而我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念头：“我这一辈子或许会和电影有什么瓜葛？”
就像平静的湖面突然投进了一块石子，泛起圈圈涟漪一样，我不停地寻思着拍电影的事情。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仔细地看了看我，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不要乱想了。中国这么大，哪会偏偏就挑中你？好好工作吧。”
我还是平静不下来。我一直在忐忑不安地期待着。电报、信件、每一个新来的人都使我格外地注意。好多天过去了。
“刘晓庆，电报！”我从窗户里探出头。一位同志在楼下大声宣读电文：“速来北京八一厂试镜头。”我飞跑下楼，从他的手中一把抢过电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房间，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我稍平静一些的时候，我开始犹豫了。我这只“丑小鸭”能拍电影吗？要是试不上怎么办呢？我害怕失败，犹豫不决。但是我的手不听使唤，已经下意识地在为自己准备行装，我还是经不起拍电影的诱惑，我要去试一试。
一架巨大的银色飞机停在草坪上。我们走向它。像是预感到了我的未来，母亲突然说：“无论你将来会怎么样，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我的名字。如果你的生父来找你，不要见他。”我非常慎重地点点头。母亲的这种预感，对于走向电影大门的我，也许是一种最好的祝愿吧。
拿着部队的介绍信，我站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办公室的门口。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很紧张。终于我鼓起了勇气，敲响了我的命运之门。电影的大门在我面前开启，王晓棠、张勇手、王心刚、刘江……一张张熟悉而辉煌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怯生生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我既不懂表演，也不会说普通话，对大家的问话，我只能点头或是摇头。
试完妆以后，我坐在镜子面前。导演、摄影师、一大群人围过来，对我指手划脚，品头论足。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论我脸上众多的缺点：眼睛、下巴、额头、嘴唇，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仿佛在对一尊塑像进行挑剔的探讨。我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知道我脸上竟然有那样多的不足。我感到无地自容。我飞跑回招待所，蒙着被子哭了一场。
哭够了，我坐起来。我想不通，丑又怎么啦？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好看。是你们叫我来的，干吗当着大家的面踩乎我？所有的演员都是大美人儿吗？我看有的也不尽然。我不服气，我偏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