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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势力单薄，则南联湘省，东联宁军，以左右之。原拟预完善，方在武昌发
难，因黄先生病在香港，乃派谭先生与兄弟往鄂。适鄂省炸弹轰裂，事机败
露，不得已而仓卒举事。时孙武炸伤，居正乃推黎副总统主持一切。然因布
置未善，北军卷地而来，遂至屡挫。幸湖南首先响应，得为后援。然汉阳之
失，外人讥诮，心已北倾。南京光复之后，民军始振，顾其时出师援应者，
仅有湘粤两省。幸袁总统深明时局，方能刻期统一。
① 本文录自1913 年1 月9 日《长沙日报》《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这里的标题是编者
所加。
今民国虽成立，然破坏未极，人心上之旧习未能乘势革除，譬犹疮毒尚
存，遽投以生肌之药，必不能全愈也。现在外交、内政均无可言。以言内政，
则第一财政困难，拟借外债，财政又被监督。所有一切行政，在湖南尚好，
社会安宁，军队亦已退伍；他省则军队犹然林立，据陆军部调查，较前清时
增至七八倍。此等军队不独难以征蒙，且多有为害地方者。又民间产业凋敝，
出口货少。种种现象，言不能尽，如此而欲富强，不綦难乎？以言外交，则
俄蒙协约之间题不能解决，将无宁日。然其原因实因内政不能进行，以致险
象环生，群思剖割。
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
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
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国民党之党纲，第一，统一政治。
今当谋国家统一，毋使外人讥为十八国。第二，地方自治。第三，种族同化。
今五族内程度文野不齐，库伦独立实由于此，欲求开化，非国民党不为功。
第四，民生主义。曩者他党多讥为劫富济贫，此大误也。夫民生主义，在欲
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
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第五，维持国际和平。方今民国初立，创痍未瘳，
以言剧战，实非易事，惟俄蒙问题，则不得不以强硬手段对付之。总之，今
之要务，在整理内政，为党员者均当负责。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况
湖南人作事勇往为各省冠。此次选举，须求胜利，然后一切大计画皆可施行。
此兄弟之所希望于本党诸君者也。
（以上演说均选自《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
蔡元培
一八六八——一九四○
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浙江绍兴人。早年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2
年，与章太炎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宣传民
主革命思想。1904 年先后主编《俄国警闻》和《警钟日报》，反对沙俄入侵
我国，又与陶成章等人组织光复会。次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1912 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提出修改学制、小学男女同校、废除
读经等改革措施；后出国倡办勤工俭学会。1917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
支持当时正在酝酿中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被迫辞去北大校长
一职，仍宣传“科学救国”、“教育独立”的思想，发起组织中国教育改进
社，并担任董事。1927 年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
对国民党特务统治。抗日战争中，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提出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
行教授治校等颇有影响的思想见解。这里选载的两篇演讲一是蔡先生就任北
京大学校长时的演说辞，一是他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两篇演说辞都
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讲演的，这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北京大学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不少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材都在这里就
读过。当任这所大学校长一职，在一定意义于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有着紧密
联系。因此蔡元培先生深感责任重大。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 年1 月9 日）一文中，他对学
员提出了三项要求：抱定宏旨、砥砺德行和敬爱师友。蔡元培先生要求“入
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每位学员须抱定一个宗旨：为
求学而来，否则将来“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
针对五四前夕中国社会风气的颓败，蔡先生谆谆告诫学员要“束身自爱”，
“力矫颓俗”，并把“国家之兴替”与“风俗之厚薄”联系起来，让学员从
更高一个层次去理解德行严谨的重要意义。蔡先生还要求学员“以诚相待，
敬礼有加”，并用自己在德国的所见所闻为例子，阐明互相亲爱是人们交际
的必需。蔡先生对大学学员的这三项要求，时至今日，仍有着很大的现实意
义。
五四前后中国文坛曾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孰优孰劣的
论争。这场论争的表现形式虽然是采用何种语言形式来表达思想的形式问
题，而实质是复古守旧与变革维新两种思潮的较量。蔡元培先生在这场论争
中，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一边。
《国文之将来》（1917 年）这篇演讲中开篇就提出：“国文的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蔡先
生在这里显示了一位爱国教育家的卓越见识与过人的胆识。接着蔡先生从欧
洲十六世纪以前拉丁文的由盛而衰，日本维新初年废汉字、兴言文一致的日
文，到我国禅宗语录、佛经翻译都采用白话文的历史经验，说明了“白话是
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
人的意思，是间接的，”从而得出“由间接的趋向直接的，是无可抵抗的”
结论。
蔡元培先生的演讲风格以清晰明快见长。《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开门见山就讲“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国文之将来》亦直
接亮出“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观点。继而娓娓道来，或旁征，或博引、令
听众心无旁骛，惟有顺其思路，心悦诚服地接受其教诲。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
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
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
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
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
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
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
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
提携也。现在我国精干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
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
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
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
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
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
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重，趋向自异。平时则放
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
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
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
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
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
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
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
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
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
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
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旦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
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
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
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
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
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
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
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现行矩步，亦莫能辩，
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
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
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
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
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
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
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
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
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选自《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国文之将来
——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说
今日是贵校毛校长与国文部陈主任代表国文部诸君要我演说，我愿意把
国文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尤愿意粑高等师范学校应当注意哪一种国文的问题
提出来讨论。所以预拟了《国文之将来》的题目。
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
占优胜的。
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
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
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我们偶然看见几个留学外国的人，写给本国人的
信，都用外国文，觉得很好笑。要是写给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话，不觉得
好笑么。
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从六岁起，到二十岁，读
的写的，都是古人的话，所以学得很像。现在应学的科学，很多了，要不是
把学国文的时间腾出来，怎么得及呢！而且从前学国文的人，是少数的，他
的境遇，就多费一点时间，还不要紧。现在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哪能
叫人人都费这许多时间呢？欧洲十六世纪以前，写的读的都是拉丁文。后来
学问的内容复杂了，文化的范围扩张了，没有许多时间来摹仿古人的话，渐
渐儿都用本国文了。他们的中学校，本来用希腊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后
来创设了一种中学，不用希腊文了。日本维新的初年，出版的书，多用汉文。
到近来，几乎没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可见由间接的，趋向直接的，是无可抵
抗的，我们怎么能抵抗他呢？
有人说：文言比白话有一种长处，就是简短，可以省写读的时间。但是
脑子里翻译的时间，可以不算么？
有人说：文言是统一中国的利器，换了白话，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话，
中国就分裂了。但是提倡白话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种普通话借着写的白话，
来统一各地方的话，并且用读音统一会所定的注音字母，来帮助他，哪里会
分裂呢？要说是靠文言来统一中国。那些大多数不通文言的人，岂不屏斥在
统一以外么？
所以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
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
仍用文言。
应用文，不过记载与说明两种作用。前的是要把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
经历给别人看。后的是要把所见的真伪善恶美丑的道理与别人讨论。都止要
明白与确实，不必加别的色彩，所以宜于白话。譬如司马迁的史记，不是最
有名的著作么？他记唐虞的事，把钦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其余
改的字很多，记古人的事，还要改用今字。难道记今人的事反要用古字么？
又如六朝人喜作骈体文，但是译佛经的人，别创一种近似白话的文体，不过
直译印度文与普通话不同罢了。后来禅宗的语录，就全用白话。宋儒也是如
此。可见记载与说明，应用白话，古人已经见到，将来的人，自然更知道了。
美术文，大约可分为诗歌，小说，剧本三类。小说从元朝起，多用白话。
剧本，元时也有用白话的，现在新流行的白话剧，更不必说了。诗歌，如击
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话。现在有几个人能做很好的白话诗，可以料到将来，
是统统可以用白话的。行书，但是美术，有兼重内容的，如图画，造象等。
也有专重形式的，如音乐，舞蹈，图画等。专重形式的美术，在乎支配均齐，
节奏调适，旧式的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原则，对仗
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术上不能说毫无价值。就是白话文盛行的时候，
也许有特别传习的人。譬如我们现在通行的，是楷书，行书，但是写八分的，
写小篆的，写石鼓文，或钟鼎文的，也未尝没有。将来文言的位置，也是这
个样子。
至于高等师范的学生，是预备毕业后，作师范学校与中学校的教习的。
中学校的学生，虽然也许读几篇美术文，但练习的文，不外记载与说明两种。
师范学校的学生，是小学校教习的预备，小学校当然用白话文。照这样看起
来，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应该把白话文作为主要。至于文言的美术文，应
作为随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学了。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乙种本）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大钊
一八八九——一九二七
河北乐亭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1907 年考入北洋政法专门学
校。1913 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反袁世凯运动。1916 年回国，任北京《晨钟报》
总编辑、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和《新青年》杂志编辑。俄国十
月革命胜利后，他在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于1918 年发表了《庶
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同年与陈独秀等创办
了《每周评论》。从1919 年底到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发表了许多宣
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1920 年他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主义小
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成立后，他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领导
了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在中共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动工农的三大政策和
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他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1924 年，他代表中央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6 年“三·一八”
惨案后，他不顾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通缉，在白色恐怖下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
作。1927 年4 月6 日被捕，28 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庶民的胜利》（1918 年11 月15 日）是作者于1918 年11 月15 日
在天安门前参加北京大学举行的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集会时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