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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月,有5毛钱,8个同学就能去饭馆大餐一顿。5毛钱一碗红烧肉,8大片,每人一片,谁出的钱油汤归谁。一大片香喷喷肥嘟嘟的肉片嚼在嘴里,那种感受绝不亚于一个异性的热吻。若花两毛钱理个发,岂不是极大的浪费?更何况丁卓和邓玉山都没了父亲,属于特困学生,一分钱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贵的。
那时,最怕听到的一个字就是钱,一提到钱就打心底里发怵。我们低年级的学生每人每天7碗饭,每月伙食费7块钱。相当一部分学生为每月的伙食费犯愁,除了依靠家里,自己也要设法自力更生。
剃光了头后,邓玉山借了副箩筐去挑煤。煤矿距城里10里地,5毛钱100斤,挑到城里能卖到一分钱一斤。邓玉山个子高,有力气,又是村里的孩子,挑担的活儿自小就干惯了。只是县城里的市民有限,若不事先联系好,挑来煤也没人要。好多同学看上了挑煤这行当,竞争也就空前激烈。外加一担黄土或一担水,服务越来越到位。为了那几毛钱,他们宁愿多出点力气,也要想方设法保住老主顾。
丁卓就不同了。城里生,城里长,身单力薄,挑担子就像扭秧歌。他也有自己的招数,去各单位的垃圾堆上捡骨头,一斤骨头二分钱。或者去残墙根下刨砖,一块砖一分钱,辛苦一天也能弄几毛钱。不管怎样,每月必须按时交足7块钱,否则,事务长就要点你的名,或停你的伙食。
星期一早上,丁卓一进教室便迎来一阵哄笑。
教室里十来个光头戳在那里,犹如十来只大灯泡那样刺眼。这些光头望着他,他望着这些光头,不觉“哧”地一下笑出声来。顺口说道:“好家伙,光头会呵!”
班里不少男同学不约而同地剃了光头。平日里这些男生都留着分头,区别不大。一剃了光头,便露出了各自的庐山真面目。光光的脑壳各不相同,方形的、圆形的、扁形的,高前额、大脑勺……惟有邓雨山的脑袋最有特色:中间高,两边低,又尖又亮。浓黑的眉毛下一双不太大的眼睛,抑郁、机警而又自信,颇有些像蒋光头。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你们看,邓玉山像不像蒋光头?”大家又是一阵哄笑。从此,邓玉山便落了个“委员长”的头衔。
这光溜溜的葫芦瓢甚是好玩,免不了就有人上去摸一把。如果教室里全是男生也就罢了,偏偏班里的女生比男生还多。在女生面前,男生最要面子,这和尚头岂容别人乱摸?于是,便追上去报复,不想又被身后的人摸了一把。一刹时,你摸他,他摸你,追逐嬉戏,欢笑声此起彼伏。女生们虽未参与其中,而那欢畅尽情的笑声却格外的清脆爽朗,也隐隐流露出一丝羡慕,甚至妒嫉。无奈,光头仅属于男生,女生们只能望头兴叹而已。
头天晚上喝下两碗稀汤寡水的合子饭,已支撑了一夜,经过这一番闹腾,又把仅剩的一点热能耗尽,浑身便软了下来。坐在位子上,静听着自己和同桌肚子里“咕咕”地歌唱,那滋味实在是对一个人意志的磨炼。
对付饥饿唯一的办法是喝水。喝得多也就尿得多,以致尿水都没了臊味。丁卓又去了厕所,洒完尿,身子一激灵,一缕阳光射进他的眼帘。在他避开阳光那一瞬间,无意中瞧见土坎上、也就是学校的后墙上稀稀疏疏趴着几棵不知名的小草。墨绿色的叶片中绽放着几朵紫蓝色的喇叭花,在晨风里瑟瑟地抖动着。他便踩着茅墙爬上去,探身采下那些花朵。那花朵蓝中透紫,紫中透红,分外妖艳。他想,如此惹人喜爱的鲜花若是能吃该有多好啊!便下意识地把花的尾部用嘴唇噙住,轻轻一吸,立时感到一丝淡淡的甜意,久别了的糖的滋味又回到了记忆中。只不过这花朵太娇嫩,也太少,没几下就被他蹂躏得不成样子了。遗憾的是,这花又涩又苦吃不得,实在可惜。
多年后他才知道,这种小草俗称“泡花”,学名叫野地黄,无毒,嗅之微甜,食之苦涩。至今回想起来,口中似乎还有一丝甜意。
那时,对吃的似乎也特别需求,在吃饭排队的先后次序上就费尽了心机。一天三顿饭,除了中午吃得稠一点,早上和晚上都是老规矩——合子饭。
所谓合子饭,就是小米、白菜、萝卜、面条一锅煮。那些有形的东西总是漂浮在上面,排在前边打饭,舀到这些有形食物的机会就多。要么排在最后,锅底上结着厚厚的一层锅巴,虽然一股焦煳味儿,却很实惠。若排在中间可就苦了,两碗稀溜溜的糊糊,一泡尿就啥也没了。开饭的铃声犹如冲锋号,同学们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争先恐后地奔向食堂。铃响之前碗筷必须握在手中,这点常识人人具备。
三
几天后,县教育局给学校初中班派来三位政治辅导员兼年级主任。
初一、初三的政治辅导员倒也一般,惟有初二的这位辅导员却很是出众,名字也很响亮,叫王惟一。中等身材,清癯儒雅,一副翩翩君子模样。只是他那深邃的目光里有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意味。他一笔好字,口齿清利,微微一笑,便露出左侧那颗金光灿灿的虎牙。这金黄的颜色令人觉得怪异,也显得很独特。就因为他是政治辅导员,才没人敢品头论足,否则,外号早就满天飞了。
很快,同学们就发现王辅导员有“溜墙根”的嗜好。他不动声色地蹲守在屋外,透过窗玻璃洞察教室里的一切。他走路的脚步很轻,几乎没有声响。鉴于这一特点和他那颗金牙,他获得了“金猫”的雅号。
王辅导员并没有因学生给他起外号而动怒,反而笑容可掬地在班里说:“有的同学称我猫,我很感谢,这是对我的褒奖。猫忠实地捍卫人民的财产,是害虫老鼠的天敌。”他突然话锋一转,问道,“丁卓!你说是不是?”
丁卓望着王辅导员锥子一般的目光,心头一颤,慌忙起立,结结巴巴地说:“王辅导员,那外号不是——不是我——”
“我又没说是你,就是你起的也没什么。”
“真的不是我——”
王辅导员冲丁卓摆摆手,说:“坐下,坐下。”又面向大家说,“同学们,说没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老鼠!哈哈哈……”他言语不多,却意味深长,尤其他那过于爽朗的笑声,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胆寒。
自那日后,丁卓便察觉到王辅导员在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他,同学们似乎也意识到了。除了邓玉山,别的同学和丁卓逐渐疏远了。
王辅导员很有魄力,在红领巾班里大力开展团的工作,找同学谈心、交换意见,培养积极分子。一时间,班里的政治气氛空前高涨。
王辅导员从未找过丁卓谈心。丁卓猜想,王教导员是有意冷落他,起因就是他那外号?被同学们孤立,被老师冷遇,他感到惶恐。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政治辅导员左右着学生的政治生命。丁卓想找王辅导员解释,然而,谁又能为他作证呢?弄不好会越描越黑,他想通过邓玉山给王辅导员解释清楚。
邓玉山说:“你自己和王辅导员说清楚更好。”
“我不知道船到底是在哪儿歪着。”
“可能是有人打了你的小报告。”
“打小报告也要实事求是呵!”
邓玉山笑了,说:“实事求是就不叫小报告了。”
是啊,实事求是就不叫小报告,小报告就绝不会实事求是。而这个打小报告的人会是谁呢?他首先想到班里的那些积极分子,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平日里说说笑笑,亲密无间,背地里却下刀子,太可怕了。祸从口出,少说为佳,他暗暗告诫自己。
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思想本不该这么复杂。在那个充满斗争气息的年代里,耳睹目染,你想不复杂也由不得你。
才6月上旬,教室里就热得出奇,课桌、凳子、书本,全都发烫。下午上政治课,王辅导员别出心裁地把同学们带出校外。
距校园不远有棵皂荚树。这皂荚树很有些年头了,足足有三搂粗。郁郁葱葱,树阴有一亩地大小,树干上爬满了绿茸茸的苔藓。裸露出地面的树根好似粗壮的手指,深深地插进土里,像是从地里抓取什么。
来到树下,便感到一种凉意。离开那封闭的教室,置身于空阔的野外,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同学们从心底里赞赏王辅导员这一创举。
王辅导员绘声绘色地讲,同学们洗耳恭听。
一辆拉大粪的牛车走来。老牛慢慢悠悠,粪车吱吱呀呀。粪车走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可以隐约听到粪水在粪桶里晃荡的声响。随着这声响的清晰,一股粪臭漫过来。丁卓不自觉地鼻子里“嗤”了一下。
王辅导员问道:“丁卓,你怎么啦?”
丁卓不知道王辅导员为什么要这样问他,一时无言。
王辅导员说:“实事求是地回答!”
丁卓喃喃地说:“臭……”
王辅导员又问另一个同学:“你闻到臭了吗?”那同学说:“没有。”一连问了几个同学,都说没有。王辅导员狡黠地一笑没再说什么,继续讲课。
丁卓再也难以平静下来。本来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在王辅导员“实事求是”的启发下,他实事求是地讲了真话。他后悔自己太蠢,犯了中国人的大忌,讲真话是要挨板子的。他心里像有一只受惊的小鹿在奔跑。
在回校的路上,同学们都不答理他,只有邓玉山很是凝重地看了他一眼。他知道,邓玉山不是在抱怨他什么,只是为他的诚实而遗憾。
从下午自由活动到晚自习,再没有任何人提起这事,丁卓也渐渐地把这事忘在了脑后。
下自习的铃声响了,同学们收拾起书本,却并没有离开教室。今天是星期一,晚自习后开班会。王辅导员是一年级三个班的班主任,班会就合起来开。那两个班的同学陆续来到红领巾班,一百多人挤在一个教室里,叽叽喳喳,倒也热闹。
。13:18
王辅导员走上讲台,嘴里金光一闪,环顾着四周,说:“同学们,现在开会。”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
王辅导员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只要他嘴角稍稍向上一翘,那颗金光闪闪的虎牙便露了出来,笑意也随之爬上眉梢。他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年级上周的工作,接着说道:“咱们年级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一团和气,温情主义严重,不能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人说他饿得都走不动了,同学们,你们说饿吗?”
几乎所有的同学异口同声地呼喊:“不饿!”
这喊声虽响,底气却显得不足,只在教室里回荡了一下,便消失了。
王辅导员接着说:“有位同学吃喇叭花,只有旧社会才吃不饱,吃野菜。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
这次的呼喊声震耳欲聋,连墙壁都在抖动。
王辅导员振臂一呼,大家齐声响应,既鼓舞人心,又令人胆战心惊。丁卓恍惚察觉到,王辅导员把矛头指向了他,心里不由地一阵惊慌。
王辅导员又说:“有些人思想灵魂肮脏,公然嫌劳动人民臭,我们能容忍吗?”
“不能!”
王辅导员停顿了一下,口气温和地说:“对这些错误思想要进行严厉批判,但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事不对人。希望大家向错误思想猛烈开炮!”
王辅导员越是慷慨激昂,同学门越是义愤填膺。将近11点,王辅导员又走上讲台,面带微笑说:
“由于时间关系,同学们不能一一发言。邓玉山同学,请发表你的意见。”
霎时,所有同学的目光全都集中到邓玉山身上。他周围那几个同学有意无意地将身子挪开,把他孤立在那里。邓玉山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额头上浸出了细细的汗珠,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和前边同学的意见一样。”
王辅导员冷漠地点点头,转过身来说:“丁卓,你呢?”
丁卓浑身发软,支着桌子站起来,怯怯地看着脚面说:“我也和前面同学的意见一样。”
王辅导员说:“坐下吧!”
听到“坐下”两个字,丁卓就像得到了大赦,一屁股座在坐位上,背靠着后面的桌子,身子躬成个虾米。
教室里一片混乱。
王辅导员说:“安静,同学们安静!”嘈杂声渐渐平息下来。他接着说,“同学们,今天的班会开得很圆满,也很成功。我只想提醒大家,看问题要看本质,找原因要从根子上找,态度代表一个人的立场。好了,散会!”
同学们叽叽喳喳走出教室。
丁卓木僵在那里。
四
这天夜里,宿舍里静得怕人。没有人说笑打闹,大家都非常安分地躺在各自的铺位上。丁卓翻来覆去,他与邓玉山之间隔着两个人,他清楚地听见邓玉山来回翻身,还不时长出一口气。他真想爬过去和邓玉山说句话,但此时不能。就是因为他,在班会上邓玉山被点了名,是他连累了邓玉山。
王辅导员在总结中说:看问题要看本质,找原因要从根子上找。这句话像楔子一样硬生生地打进了丁卓的脑海。谁也明白,所谓“根子”指的就是家庭出身。丁卓的父亲虽然死了,但他生前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少校营长,绝对够得上“历史反革命”。再用“阶级烙印”这个逻辑一套,便上纲上线了。想到此,他心里怦怦直跳。
邓玉山的家庭出身也有污点。他父亲曾在当地土匪队伍里干过伙夫,虽说是被抓去的,也属于历史不清之类的政治问题。在班会上,邓玉山没有对丁卓“开炮”是顾及朋友的面子。王辅导员之所以点名要邓玉山发言,纯粹是因为丁卓,谁都知道他俩好。否则,一个班干部,学习尖子,尤其在这种场合,怎会被点名发言呢?
心中惶惶,恶梦纷纭,丁卓梦见自己被推上了讲台。一双双愤慨的眼睛直逼着他,高呼着口号……突然被人一下推下了讲台,他从噩梦中醒来。是邓玉山在摇晃他,起床的铃声催促着同学们匆匆忙忙奔出门去。
自从那晚之后,王辅导员的话总是萦绕在丁卓的脑际,不住地敲打着他的神经。尤其使他难堪的是,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戳他的脊梁骨。然而自那晚后再没了下文,但不会就此了结,说不定哪天又是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越是没有结果就越是担心,已成为丁卓的一种精神负担。
这个星期,他也不知是怎样熬过去的,夜里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刻。
他枕着双手,痴痴地盯着窗外那课白杨,“啪啦,啪啦”声不时在窗外响起,人们把这声音叫“鬼拍手”,听得时间常了,耳旁恍惚也就有了似有似无、幽幽怨怨的哭声。屏声谛听,这声音是那样地缠绵悱恻,又是那样地悲凄惨然,许多浮动着的感觉便从黑暗中生长出来。
在淡淡的月光下,树的叶片是紫蓝色的。叶片的边缘,被月光勾勒出一圈极浅极浅的灰白。摇曳着的树影被月光筛落进来,映在白墙上,酷似一个个痛苦扭动的鬼魅形体。仿佛有许多男男女女在哭泣,低徊时犹如呜呜咽咽的风声,高起来时像是群猫的鸣叫划过夜空,令人毛发倒竖。
思想上有了压力,食欲也锐减,吃饭成了一种负担。午饭大多是一个白面馒头,一块黄面发糕,一碗菜汤。若在平日,这点饭菜,他早就风卷残云般地把它消灭了,眼下就是山珍海味也勾不起他的食欲。他不愿在同学们面前显露悲哀,就把饭端回宿舍,久久望着饭菜却没心思下咽。最后,他还是强迫自己,像吃药一样吃下了那个馒头,喝了半碗菜汤。
不知什么时候邓玉山来到了他身旁,手一扬,他汤碗里多出了半个馒头。他正要说什么,张仁义就进了宿舍。
张仁义是班里的积极分子,从他那警觉的目光中看得出,他决不是偶然来的。好在他迟了一步,邓玉山往丁卓碗里放馒头这一举动他并未看见。
邓玉山换了双鞋,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出了宿舍。
张仁义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很是尴尬。
丁卓拿起那块发糕走过去,说:“仁义,给你。”张仁义越是不要,他越是给。那发糕像是一块火炭,烫得张仁义猴急地逃了出去。
丁卓望着汤碗里那半个馒头,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邓玉山比他高一头,饭量也大。别说一个馒头一块发糕,就是两个馒头两块发糕也不在话下。他却省下半个馒头给他,而且还要冒一定的风险。他虽然没说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丁卓感激地咬一口馒头,鼻子一酸,泪珠儿滚落在汤碗里。
这几天,王辅导员很少到班里来。每到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