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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暴行的报道、关于战后德国人民蒙受种种屈辱的报道……著名文学评论家杨义先生在《萧乾全集》的序中评价道：“萧乾的战地特写往往能够在战火硝烟中敏慧地看取民族深层的生命跃动，因而这类文字被史学家誉为‘欧洲发展史的重要见证’。”
萧乾曾在回忆录中谈起自己在伦敦的采访经历：“……可是每次空袭后，为了报道大轰炸下的伦敦，警报一解除，我就踩着还在冒烟的废墟，踏访落过炸弹的地带，有时地下煤气管道炸裂了，四下里烟雾弥漫；更令人提心吊胆的是角落里的定时炸弹，或尚未爆炸的家伙。”④
他的许多优秀而有深度的新闻作品，正是在这样忘我工作的精神状态下写出的。《伦敦城大过圣诞节》一文的结尾，集中表现了二战后作者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深忧虑，有着扣人心弦的力量：“搭上我在地道车所看见的圣诞夕，我心下开始怀了一个忧虑。这断不是人类最后的一次流血，莫幻想吧，北极老人已经在下一代的小心坎上，牢牢地种下了战争的种子。”⑤
三、充分的形象化，令作品充实饱满
由于借鉴了一些文学手法，萧乾的通讯、特写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又显得非常充实饱满。萧乾就如何增强作品的艺术性上，曾说过：“我特别喜欢契诃夫，他从不把笔下的人物当作自己的代言人，也不使用‘画外音’。……它也应通过形象来表达观点和思想。”从他本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萧乾在新闻写作的形象、生动上，是格外下了一番功夫的。
萧乾在作品中较多地运用了白描手法，无论是写人写景、摹情状物，寥寥几笔，就能跃然纸上。如《鲁西流民图》中的灾民群像，由年岁不同、情态各异的人物的素描组成的。有抓着松软无乳奶头的“大头瘦脸婴儿”、有仰头只是“天哪，天哪”叹息着的“80岁的老翁”、有“蓬头削肩”、跪在地上叩头的“绝户老妈”……作者以简洁的笔墨勾勒人物形象，除去了枝枝蔓蔓的衬托，完全让人物用自己的语言、行动去“塑造”自己，形象地表现了灾民们“饥饿”的悲惨境地，使通篇活了起来。
萧乾在作品中很注重场景的描写以及细节的揭示。他的新闻作品通常都有着重大题材，但作者善于抓取典型事件，从细部着手进行描写，往往能做到“一叶知秋”。如在反映鲁西灾区情况的《大明湖畔啼哭声》一文中，通过这样一个老太婆与小女孩争军毡的情节，突出反映了灾民的悲惨境地：“我迈过收容所的门槛，即刻一股不堪的气味扑向我来。那是一座祠堂，堂的中殿和两厢都躺满了裹着蓝破布的人。充满了我耳边的还是哭喊声。迎门，一个年纪近八十的老太婆正和一个小女孩争着一片破军毡。老太婆由脚步声觉出有人走近，就用她瞢聩红肿的双睛寻找。她颤颤地嗫嚅着：‘你小丫头子，俺七十八了，俺夜夜冻得睡不着。你抢啥！’”⑥
在报道二战中英国人民的处境时，萧乾从日常生活的事件、场景中撷取了大量的材料，从多个侧面表现当地民众的生存状况及精神面貌。如《妇人在战争中》、《活宝们在受难》、《老伙计日记》、《疏散与失学》等特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战争给群众生活带来的灾难。不但有着较高的新闻价值和思想性，而且形式生动、引人入胜。如《活宝们在受难》一文中写到：“在英国这场空战中，兽类的机智也打破了纪录。撒雷地方一家人正吃晚餐时，狗忽然狂吠了起来。顷刻警报也响了，但它仍然吠，两小时后，一颗炸弹把那座房子炸掉一半。猫们一闻警报，也即刻往地窖里逃。据说有些狼犬，甚而能辨别敌机还是英机……”⑦
作者用轻快的叙事笔调，以及一个个具体事例，将英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勾勒出来，令人读来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如《矛盾交响曲》中：“这是什么时代？这是英雄的时代。一座平民住宅眼看倒下来。十个壮汉用胳臂硬托住了三层楼，让救护队在瓦砾中抱扶老少。一个戏班子巡行了二千五百英里为军队作义务表演，回程汽车周围落着炸弹，演员们在车里洗着脸上的油粉。空袭既制止不了生育，产婆也戴起钢盔。第一批就是两万顶…”⑧又如，在《衣食足然后可御侮战时物质供给问题》一文中有这样的记叙：“食物支配完了，还得指导人们如何调理使用…每次食物部长吴尔顿贵族演讲，就犹听一位老姑婆的家长里短，告诉媳妇们应买什么，甚而怎么煮。临完还给算出每餐需几个便士，前天该部专门顾问朱孟德博士也给开了个三道菜单……”⑨
萧乾巧妙地运用景物描写，使其对渲染气氛、突出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大明湖畔啼哭声》一文最后的描写，让读者在看到灾民的悲惨境地后，也感到心情十分沉重：“我托着一颗沉重的心，踱出收容所的门槛，也许母亲们又撒开了堵在孩子嘴上的手。一片‘冷啊，冷啊’的啼哭声由我后面紧紧地追来。秋风吹得蒲叶呼呼地响，湖面似飘着一片愁苦的灰云。”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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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景有时师法自然，有时融入作者感情，使客观景物很好地为主题服务。例如：“莱茵河的天蔚蓝得令人发愁。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阴惨惨似是隐遁着千万冤魂。”（11）又如，作者用了不少笔墨来写战后法兰克福的破败景象，对德国人民同样受到战争摧残的命运，表现出极大同情：“出了绿林旅馆便是市中心的广场。对面峨特式的教堂塔顶已斜了下来，喷泉旁的俾斯麦铜像依然挺立在残石上，拱围着他的和平女神和雄狮却已倒塌在地上了。几个顽童戴了美国钢盔，一边啃着黑面包，一边在玩着捉迷藏。”（12）
四、语言修辞的独特魅力
作为“京派”的重要作家之一，萧乾的语言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也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新闻作品当中。他作品中的语言以北京话为基础，经过了去芜存菁的高度纯化，文字简洁流畅，叙事、状物凝炼干净，可以看得出古典文学对其语言风格的影响。
萧乾的通讯、特写往往将记叙与议论、抒情相结合，使这三者水乳交融，以达到突出主题的效果。如《血红的九月》一文中，作者夹叙夹议地对伦敦防空情况进行了介绍、评点，使读者对之一目了然：“防空壕显然成为内政部的难题了。煞神没认真光临前，就是放了警报，壕里也仍是半空着，正如防毒面具还是少数人的随身装饰。没人相信轰炸机会在这么美这么古的大城市下毒手的。所以伦敦的‘防空壕’，大半就是较大楼房的地窖，甚而第一层，比不上当日的南京，更不用说马德里……当局到今天还认为‘深壕’没有必要，但民众的想法显然不同。”（13）
在《柏林一片残破》中，讲到德国人的生活现状时，作者则是这样不急不缓、娓娓道来的：“德国人今日最大的问题是粮食。人们拿着篮子在街上奔波，有的是空的，有的有几个洋芋头，幸亏现在是夏天，冬天的燃料问题不致发生，但由于轰炸与巷战，水成为问题，它带来了疫症和疾病，日间苍蝇嗡嗡，夜里的蚊子比1940年纳粹轰炸机还要厉害。”（14）
他的不少作品都呈现出口语化的风格，显得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个破坏大队长的独白》、《林炎发入狱》、《老伙计日记》等就是突出的例子。《一个破坏大队长的独白》一文，采取了比较独特的自述形式，仿佛“破坏大队长”本人现身说法，用其独特的语言，讲述着抗日游击队深入敌后、炸日本鬼子的军火列车、烧汽油库等事迹。行文非常流畅灵动，主人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跃然纸上，如：“……嘿，咱‘新八路’可也不含糊呀！你瞧，你瞧，这块疤痕是他妈的枪刺，这是弹片，还有，我别吓坏你呀，这是枪子穿过的，从七七，我放下书本，肩起枪杆，我好像—棵白杨树，拼命长了起来。你信吗？胳膊大了，个子大了，胆量大了，直好像是得到高粱的灵感。可是今日华北平原上，每个人都长大了。”（15）又如：“记得那天是礼拜五。晚上七点我们四个人才出城。先领了家伙。（那天情势很险，没枪还真不成！）万一出事，揍死一个就够本，揍死两个算白饶……”（16）
直接引语如运用得当，不但能增加文章的现场感，而且使报道显得更加客观、真实，萧乾在他的新闻作品将这一形式使用得很纯熟。如在《银风筝下的伦敦》一文里，记述了伦敦轰炸时，一个14岁的女孩在乱砖中埋了4昼夜，而当刨掘队发现她后，她仍不忘平常的礼数，说“谢谢先生，我很好”。6小时后横在她胸上的木梁才被移开，当她被抬上担架后还说：“瞧，我的手表打破了，是生日祖母给我的呢！”英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乐观、沉着和自信由此表现得淋漓尽致。（17）
而报道岭东农民领袖被捕遭遇的《林炎发入狱》一文，完全以几个不同立场的人物的直接引语成篇，让他们从各自立场讲述这一事件的经过。作者自己在晚年补写的“余墨”中进行了总结，恰如其分地讲出了这种手法的长处：“回到香港动笔写此文时，我也采取纯客观的报道，都让当事人说话。事实胜于雄辩，舆论击破了阴谋。文章在香港刊出不久，潮汕青抗会就托人来香港告诉我，市党部怕事情闹大，立刻把林炎发放了……”（18）
萧乾新闻作品的字里行间，不时闪烁着机智与幽默，强化了文章的个性色彩，也起到发人深思的效果。如《妇女在战争中》一文写到：“谁料到希特勒的闪电战突然到来，炸弹落在屋顶、澡房，甚至婴儿室内。倘若孩子们预先晓得来到的是这么个世界，他们还肯从母腹中爬出来吗？”（19）这里以一种荒唐的假设令人莞尔，也凸显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而《矛盾交响曲》中有这样的句子：“连威尔士靠近海岸的一条小河也忙起来。数十年来，除了春天的柳絮，秋天的枯叶外，连个玩具船都没航过的小河，警察忽在河畔贴起一张告示：此河今后严禁航船，违者重罚。”（20）运用了夸张、对比等手法，语言幽默风趣，表现出了时间流逝中的巨大反差，也从侧面展现了战争给整个社会造成的非常态现象。
注释：
⑴刘西渭：《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第三版；107页
⑵萧乾：《人生采访》，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7月；《前言》第3页
⑶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4页
⑷萧乾：《萧乾回忆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6月；385页
⑸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20页
⑹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25页
⑺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49页
⑻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293页
⑼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64页
⑽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26－27页
（11）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三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1页
（12）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三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4页
（13）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269页
（14）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435页
（15）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101页
（16）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104页
（17）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02页
（18）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113页
（19）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314页
（20）萧乾著，傅光明编：《萧乾文集》（第二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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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的人间“情话”
蔡少阳
伴随着近年来的国学热，尤其是近期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推出于丹的《论语心得》以来，儒家经典在民间渐渐萌醒。暂且搁置学界、读者与媒体的各种反响，我们只将其当作一种文化回归的现象来看，便能发现它所具有的意义。近代儒学在历经新文化运动等几次挫折之后，儒家经典在民间的“回归”正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印证了儒家文化深厚的影响力。而儒家思想的核心便是“情本”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观自《论语》之后便渐渐得以确立，成为整个民族的立身之本和行为准则。可以说儒家哲学是情感哲学，而《论语》是一本缀满诗意的人间“情话”。情在内成为一种道德彼岸的诉求，在外成为一种匡扶礼制的力量。以情而始，依情而终的一贯态度，使情成为人存在问题的核心。情的“自觉”是儒家礼仪、道德和心灵归宿的尺度和追求，也成为儒家区别于其他各种思想的伟大力量。
《说文》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祭是礼的仪式化的宗教现象。在对于不可知世界（鬼神、先祖、天地等）的基本观念上，孔子认为应首先体现出应有的敬畏之情。在《论语·先进》中有季路问孔子事鬼神之事。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自《论语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版，下同）历代注者对于此段解说颇多，整体说来是表明孔子“存而不论”的态度。例如陈善说：“鬼神及死事难明，语之无益，故不答也。”在这样的语境下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孔子是“不语”呢还是“不知”？许多学者倾向将此句理解为“知而不语”，其实着意在强调孔子的话具有政治功利性，即“民不可使知之”，着重于排斥由“鬼神之敬”带来的负面效果。就像《荀子·天论》中所说：“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鬼神之敬”难免带来舆论上的“惑”的效果。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和孔子在《论语》中表现出的一贯态度有所抵触。《论语·述而》中“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孔子体现出一种平实形象，对于鬼神之事保持着冷静的距离意识。所以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孔子对季路说：“（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吾）未知生，焉知死？”这种理解并不是旨在强调孔子“不知为不知”的温良谦逊的态度，而是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够说明孔子切实践行着对于鬼神之事的敬畏态度。同样的道理，在《论语·八佾》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在仪式中着重强调虔敬的态度，是孔子宗教关怀的基本出发点。而在此基础之上，这句话又同时体现出一种道德提炼的自觉。如同《论语·子张》中说：“祭思敬，丧思哀。”一“敬”一“哀”，成为一种情感准则。也就是说，在孔子对于宗教、祭祀的情感中，既有虔敬的“敬而远之”，又强调情感的真实与主动。在这里，孔子实际上是在强调祭祀的意义在于满足祭祀者内心的情感需要，而并非存有道德功利性。所以，将上文理解为孔子对季路说：“（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吾）未知生，焉知死？”是具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孔子的后学却将孔子的思想发展为道德功利主义的宗教观以及无神论。《荀子·礼论》中说：“祭者，志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曾将全部宗教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范畴：一是信念，二是礼仪。在荀子这里，祭礼成为祭祀的宏大的表象，使祭祀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慎终追远”的仪式。这样的变化使得祭祀活动明显地走上了道德功利主义的道路。然而“志思慕之情”的强调，仍然说明功利性的道德要求并没有妨碍“情”成为祭祀活动中完全意义上的主角，而对于自觉提炼情感而产生的社会意义则成为了祭祀活动的主要价值体现。从另一方面来说，荀子同时明确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他明确提出祭祀的意义不在祷祖先，祭鬼神。这种态度似乎源于孔子“远”的基本立场，但是同时又有悖于孔子所说的“敬”。这就需要探讨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