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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回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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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照着做了,并且发生了严重的后果,我们不久便可以知道。等到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出来了,于是我们这一群:日本人、官员、各国的外交家、各种人都聚在一起向这位大人物致敬,一起送他到船上,在那里,我们就和这位“非常普通的老人”说了“再会”。    
    我们回到旅馆里,并且在那里耽搁了一个星期,因为汽船脱班了。当旅馆账单送来的时候,一看竟有八百元之多。父亲说这简直是不合理,这几间屋不过给那位大人物住了几小时罢了,于是这位盛怒的旅馆经理带我们到房里去看。    
    这些仆人没有虚度他们的光阴!    
    他们不懂如何使用水笼头,把它打开了取水却不知如何关上,等到旅馆里的仆役发现的时候,房里已浸满了水。这些仆人偷吸他们主人的水烟,把没有熄灭的烟灰丢在地毯上,地毯被烧了十几个洞。他们打破了洗涤盆,把许多名贵的家具毁坏了。总之,他们把最精致的房间弄得破败不堪。    
    于是父亲付了账。当然,关于这件事,这位大人物始终不知道,父亲也不去向他要求赔偿。这是中国的规矩,官员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切都得依顺他,不可有怨言,也不可向他清算为他用掉的钱,就像我父亲所用掉的八百块钱一样。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把这事告诉了伍廷芳,他曾经在华盛顿做过大使。伍廷芳笑了笑。    
    “他的仆人在纽约的大旅馆里也干下了这样的事,”他说,“我不知道这笔赔偿费是谁付的。那么你预备去向他算还这笔钱吗?”    
    父亲笑了。    
    伍廷芳也笑了。    
    他们一同谈着,彼此交换着意见。    
    “有什么用呢?他是李鸿章呀!”    
    几年以后,当父亲的东西移交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一本旧账簿,那里有一行这样写着:“在横滨招待李鸿章,用去八百元。”


礼仪之邦中国“外交”(1)

    父亲在日本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战后中日两国的邦交。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看到在父亲这艰难的工作中的几件中日合作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战后日本人对“辫子、光头”的仇恨这样深,就是用遍了全世界的合作互助方法,也不容易克服他们的偏见。但如果根本不合作,甚至于互相对立,那父亲的任务就永远不能完成。    
    父亲当然也看清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的风俗在日本是行不通的,因为日本人不了解它们。所以父亲尽可能地采取日本风俗,就像他以前出使别的国家的时候采取他们的风俗一样。所以只要在他权力范围之内,父亲总把最大的同情和赞美给予那些国家。    
    在日本过了许久,父亲才发觉他的一等秘书是他的敌人,而且是个很可恶的敌人,因为他瞒着父亲干事。那时候,朝廷正在悬赏捉拿孙逸仙。消息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传来,凡是住在外国的中国人口袋里总要带一张孙逸仙的照片,对着照片仔细端详过路人,希望能捉到孙逸仙而得到赏金。    
    慈禧太后对孙逸仙和他的宣传恨到极点。如果在太后活着的时候把他送回中国,那一定有生命危险。    
    在一个忙碌而紧张的日子里,父亲收到一封北京发来的电报:    
    “孙逸仙在日本,立刻把他逮捕。”    
    当然,父亲马上知道这并不是朝廷里来的命令,所以把它搁在书桌上放了一两天工夫,一面考虑着这件事应当怎样对付。直到第二天晚上,父亲才发现了一些关于这电报的线索,并且知道,使馆里潜伏着一股企图破坏他在日本的全部工作的势力。    
    “对孙逸仙的事你准备怎么办?”父亲的一等秘书问。    
    “我能怎么办呢?”父亲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即使知道,甚至于看到他在我的使馆里,我也不能在日本的领土上逮捕人呀!”    
    “那么你应当去请求日本政府将他拘获!”    
    “找出孙逸仙来,或者给我证据,他确实是在日本,并且知道躲在什么地方,那我自会采取必要步骤。可是对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我不愿意表示什么态度。”    
    “但这是一道逮捕孙逸仙的命令!”    
    “这不是朝廷发出来的,除了朝廷的命令,任何关于孙逸仙的命令我都可以不服从。”    
    一等秘书非常固执,但父亲也坚持自己的主张。父亲很奇怪,为什么这电报独独发给他?究竟是谁发的?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意思?    
    不久父亲又收到恭王的信,还附来一封父亲的一等秘书给他的信,这封信的大意我记得是这样:    
    “裕庚应该受到弹劾。这里是日本,可是他把所有的中国老规矩都废了,而采取日本规矩。他是个叛徒。他不保持一个中国大官的尊严,也不保持中国在外国的尊严。他是个叛徒,因为他以平等地位对待日本人,而不认为他们比中国人低微。我听说孙逸仙现在在日本,裕庚知道他,并且和他有关系,同情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帮助他在日本隐匿!”    
    不论哪个读过历史的学生都知道,假使这一番话被证实了,那我父亲是毫无疑问地要被革职的,因为太后恨孙逸仙比恨任何一个人都更甚。因为外国庇护孙逸仙,所以太后对外国更恨,她常想把所有外国人都赶出中国,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她曾在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命令端王去烧毁在北京的外国使馆。    
    我们的一等秘书的信在北京的官场中曾一度引起风波,靠了恭王和父亲的友谊,情势才稍稍缓和下来,就是皇帝和太后读了这封信,也没有批评什么,只说放着以后再说,这也就是说不要管这件事了。    
    父亲并不对一等秘书说起这件事,只是要他为自己的话找出证据。他当然不能找出证据,因为据我们知道,那时候孙逸仙并不在日本。但是这封信给父亲一点启示,就是在他的下属中有他的仇敌,那仇敌拿了父亲所给的薪金,而暗中却在设计陷害他。每当有人对父亲说起这件事,叫他辞掉这个秘书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回答:    
    “我在这里尽我的责任,照我认为对的方法去做。假使皇帝和太后对我不满意,他们可以召我回去,另外派人来代替我。如果我辞掉这个秘书,那么别的仇敌一定要起来代他说话。”因为父亲办事公正,赏罚严明,竟和使馆内外的中国人结下了冤仇。    
    有一个日本人向父亲控告,神户的一个中国商人,从中国偷运一批很值钱的货物到日本,用船装到神户去了。虽然对这件逃税的案子日本政府也有权处理,可是为了表示两国友好,他们把这案子交给父亲办理。父亲立刻派他的一等秘书去调查,调查结果说,这完全是日本人诬告。    
    为了维护两国的友谊,父亲又派他的二等秘书,请日本的官吏陪着一同去审核了一遍,结果证明是那名中国商人犯了罪,于是父亲立刻命令把他的店封掉。    
    我们的一等秘书,虽然他自己也查明了中国商人的罪行,可是他却写信给北京的监察御史,叫他去朝廷上奏章弹劾我父亲,说他袒护日本人而欺侮中国人。不管是非曲直,奏章终于上了。在日本的中国人原该得到中国使者的保护,可是这一次的奏章,也像以前弹劾父亲的奏章一样,成了悬案,而且渐渐被遗忘了。    
    几年后,太后曾当着我的面对我母亲说起过这一连串的弹劾我父亲的奏章,并且解释说:    
    “我从来不相信他们。裕庚是荣禄推荐的,他像荣禄一样忠心。”    
    但是当父亲惩罚中国走私商人的消息传到中国侨民的耳朵里的时候,侨民们都咆哮起来。有些侨民竟到父亲这儿来质问。概括起来那些侨民的意思是这样的:    
    “不管中国侨民在日本干了怎样的事,中国大使总应该袒护他们。即使他们错了,也该替他们辩护,设法把这件事扯开去,抹杀他们的罪行,至少应当对中国人的罪行装做不知道。在外国人头上占些便宜有什么关系呢!中国侨民不是一向为所欲为的吗!”    
    父亲自然不愿意和这些人费口舌,就像他对付他的一等秘书一样。这位一等秘书口袋里正藏着一张孙逸仙的照片,希望能捉到他而得到一笔赏金。    
    这些只是父亲所遇到的困难中的一小部分。弹劾父亲的奏章潮水似的涌到朝廷里去。    
    不久,传来消息说有一个代表团已由中国派来考察财政,这个团里包括李模楷、三个秘书、两个翻译、两个李的仆人、一个理发匠、一个厨子和每个秘书的一个仆人。


礼仪之邦中国“外交”(2)

    我记得很清楚,李的一等秘书的名字叫王大琪,以后我还要讲到他。父亲知道这代表团到了,就派他的一等秘书到横滨去迎接。他自己太忙了,不能去,也没有去的必要。我们的一等秘书把代表团带到东京的使馆里。李模楷一进门就责备我父亲不到横滨去迎接他。末了李模楷说:    
    “立刻陪我们到我们的房间去!”    
    “我没有为你预备房子,”我父亲说,“我自己的家属需要这里全部的房子。”    
    “你不知道我来吗?”    
    “那有什么关系!你考察,自有公费给你,像我一样。你自己可以去住旅馆,我不能为你预备房子。”    
    “叫你的秘书让出房子来!”    
    “对不起,我没有房子给你!”    
    李模楷的一等秘书有趣地听着这一番谈话。从此,父亲就和代表团结了怨,原因是他不愿意毫无理由地供养这十三个人的代表团,后来他知道这代表团来,朝廷提供了大笔款子。很明显,李模楷是想吞没这笔款子,而要我父亲来代他付出一切费用。    
    李模楷的一等秘书和我父亲的一等秘书开了一个两人会议,批评我父亲。于是这个财政考察团也改变了他们的任务,不是考察财政,而是来监视我父亲了;这里我得声明,李模楷本人经父亲解释后立刻就明白了,不再来找麻烦了。    
    “他很容易让出几间房子来的,”王大琪对我们的一等秘书说,“可是他怕没有房子招待他的日本朋友了,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为了日本人,不惜拒绝招待我们!”    
    王大琪这人就是许多弹劾奏章的根源,加上我们的一等秘书的帮助,他当然完全了解我们的情况。王设法打听父亲薪俸多少,交际费用去多少,还有我们在日本的生活中的一切细节。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王大琪所赞成的!    
    受了王大琪的怂恿,李模楷想不经父亲的介绍而直接去见日本的大官员,幸亏父亲事先得到这消息,才劝阻了他。父亲和李模楷又互相拜访了一次。李模楷想拜见天皇,父亲请奥间伯爵帮助,得到天皇允许。为了这事,王大琪又上奏章到朝廷,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我父亲和日本人的关系多么密切,否则奥间伯爵决不会依着我父亲的意思去请求天皇的。    
    可以说,财政考察团在日本没有得到丝毫财政方面的报告,却把我父亲在日本所做的事调查得清清楚楚。这一时期,要不是有恭王和荣禄的支持,我父亲很可能在任期未满之时就被召回本国了,或许还要受“叛国”的处分。    
    事情不论大小,一律都被报告上去。    
    有一次,在父亲招待使馆人员和日本官员的跳舞会上,李模楷和他的秘书们也参加了。王大琪看到了一位法国外交官吻我母亲的手,他认为这又是一件值得上奏的事。对这样重的罪状,恭王也无法替父亲掩饰了,但是他设法看到了那封奏章,并且把大意摘录下来了。他写给我父亲的信上这样说:    
    “另外一封弹劾你叛逆的奏章又来了,并且还举出这些事实:你藏匿孙逸仙;你在准备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人;你废除了中国的礼教,让各式各样的男人在你家里和你妻子一同吃饭,你让别的男人握你妻子的手,并用嘴唇亲它;你一点也不尊重你自己的地位!这些都是奏章上的话,并不是我的话。我相信你,太后也相信你,我们知道,假使这些事果真是你做的,你也一定有很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    
    说到我父亲不尊重自己的地位这一点,还是起因于父亲去拜访奥间伯爵,要求天皇接见李模楷的时候发生的。父亲懂得日本的规矩,所以见了伯爵就摘下帽子,那上面有着红顶和花翎,是表示他的地位的。后来奥间伯爵给他看一些文件,他因为要同时用到两只手,不得不把帽子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当时李模楷和王大琪僵直地坐着,帽子也不脱,看着父亲这种“叛逆”的举动,表示十二分的不满——一个中国的一品官把自己的帽子放在外国人的地板上!    
    这些事情由恭王用信件通报给父亲后,母亲就劝父亲写一封自白书,解释自己的一切行为,可是他回答道:    
    “我总要照我认为对的去做,太后若不满意我,可以召我回去的。”    
    几年后,在中国的朝廷里,当那位替太后画像的卡尔小姐要吻太后的手的时候,我们都和太后在一起。当时,她不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无论如何不准别人触到她。    
    “这是表示一种敬意呢,太后!”我说。    
    于是太后笑了,对我母亲说:    
    “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人家弹劾裕庚的奏章说他让男子握你的手,并且用嘴亲你的手!”    
    “在欧洲,亲女子的手算是最尊敬的礼节。”我重复一遍。    
    “多么奇怪的礼节啊!”太后说,“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在我看来这倒是最不尊重的表示。”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太后是多么的保守,并且可以知道,她虽然把那些弹劾父亲的事算作悬案,但她一样都不会忘记。    
    不管李模楷、王大琪和我们的恶意的秘书怎样诬陷他,父亲仍站稳脚跟,做他所要做的事。至于那位一等秘书之所以要对我父亲不忠,他无非是想获得捉拿孙逸仙的那笔赏金,想降低我父亲的地位,升高他自己的地位,他没有耐心等着用自己的能力来获得自己的地位。


礼仪之邦外国礼节(1)

    父亲在日本的任期将要满了,他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无论从哪一点来看,他都可以自慰,日本人也很佩服他的能力。他和大多数日本人的感情是融洽的,虽然在东京的别国的大使曾警告他控制日本永远是困难的。    
    日本的报纸普遍地对他有好评,这对他的成功有极大的帮助。日本的权威都尊敬他,所以报纸的态度也就一致了。    
    日本的大多数人都把报纸奉为《圣经》。那四个保卫我们的日本警察早就不需要了,我们出去的时候,那讨厌的“光头辫子”的议论也不再听到了。父亲在自己和日本人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友谊。社会上、政界和商界对父亲的印象都极好。    
    “不要被日本人表面的友谊所欺骗!”别国的大使对父亲说,“现在你就要离开他们了,他们不会再看重你了,因为你走了以后,你对他们不会再有丝毫的用处。”    
    这是对日本人的诽谤,父亲永远为他们不平,因为一直到他离开日本,日本人对他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在父亲的朋友中,不少是日本的名人,像士方少校的父亲士方伯爵、锅岛侯、松方侯、迹侯、小山侯、西园寺侯、日本著名大商贾小仓先生、中日战争后日本第一个驻中国的大使林先生等人,都是父亲终身的朋友。    
    从这里我可以看出,在外国的时候,能够宽容人家是最有意义的。父亲当时想和日本人友好,不想以私人的权威来污辱他们,不违反他们的习惯,尽力和他们接近。这并不是虚伪,因为父亲的确喜欢日本人,极重视他的日本朋友。    
    这里我要仔细地描写一下小仓先生招待外交家的一席晚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哪些事情是外国的代表所不应该做的。他们最高尚的仪态在不了解东方文明的人看来简直傻得可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原是不同的。    
    我也参加了这个晚餐,这是日本式的,所以每个人脱了鞋子坐在小桌子前面。父亲坐在德国大使赫尔•;柯支密德的旁边,父亲后来把他们的谈话告诉了我们,这位德国大使有一种标准的西方风度,给我父亲的印象极深,我也永远不会忘记。    
    这次晚餐中,除了外国的外交家外,还有父亲的日本朋友。    
    小仓先生对他的客人非常客气,在这一席特别的晚餐中,他始终保持着日本的风格。其中有一种礼节西方人一定觉得特别,但我倒以为很有趣。当请帖上所请的客人都聚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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