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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仓先生对他的客人非常客气，在这一席特别的晚餐中，他始终保持着日本的风格。其中有一种礼节西方人一定觉得特别，但我倒以为很有趣。当请帖上所请的客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主人就要到每位客人面前去敬礼。侍女替客人的小酒杯斟上酒，于是主人客人一同干杯。小仓先生很遵守这种礼节，他到每位客人面前跪下行礼，和客人一同饮酒，然后再到另一位客人面前。
他在德国大使面前也鞠了躬，并且和他一同饮酒，德国大使知道这是日本的礼节，所以当时一点都不表示有什么惊异。可是等到小仓先生已经走得很远，听不到他说话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
“多么可笑的规矩，这样大的人，用膝盖在客人面前跪着行礼！”
“这是礼节，”父亲说，“日本人很注重他们的礼节。我个人认为这种礼节很高尚，尤其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觉得，大家正在接受小仓先生的招待的时候，他的客人不应该批评他。”
“可笑！”那德国人嗤笑着说，“你们东方人都是一群奴隶坯子！”
父亲对这话只是笑笑，点点头。
这位德国大使继续和我父亲谈话，他说：
“你还记得上次你来见我的时候，我和你说洋泾浜英语吗？（译者按：洋泾浜英语是上海人通常对中国式英语的土称）那是有原因的。我不懂得中国话，我想中国人即使懂英语，一定也是极简单的英语。在一次晚餐席上，你们战前的大使恰巧坐在我的对面，我非常厌恶他。他只管吃，什么话都不说，而且吃的时候嘴里发出很响的声音。我看着他，用法国话对他说道‘猪猡’，他对我笑笑，深深地点着头说道：‘是’！”
“我可以向你解释他这种态度，”父亲说，“第一，当然因为他不懂得你的话，你并没有勇气把你的厌恶用他能懂得的方法来表示给他看；第二，或许他知道你厌恶他，却不知道为什么厌恶他，但是为了礼貌，他不能剥夺你鉴赏他、厌恶他的权利，他得让你尽情地厌恶，这就是他知礼的地方。”
不久，那个德国大使又对父亲说话了，他很不在乎地听着我父亲的话，似乎是在和一个受溺爱的孩子开玩笑。
“那些筷子最可笑了，你们中国人也用的吧？”
父亲的回答是肯定的。
“用筷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像文明民族那样用刀和叉呢？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筷子？”
“告诉你吧，”父亲聪明地说，“中国民族是以繁荣昌盛著名的，用筷子不过是另一种表示交配的方法。”
这样，这位德国大使一直谈到席终，他自以为是地批评每样东西，也不顾忌人家会听到他的话。他不断地批评主人，可是主人的食物他却大量地吃着。几年后，我住在北京自己的房子里，我对这一类人渐渐见得多了，他们一面接受我的招待，一面却毫无顾忌地在我的家里当着我的面批评我家的食物、仆人、房子和我的服装。
父亲从来不喝茶，所以在小仓的晚餐上，上茶的时候，父亲始终没有喝一口。那个德国人，他什么事情都注意，又问父亲了：
“为什么你不喝茶？”
“我从来不喝茶，”父亲说，“我不喜欢茶。”
“多么奇怪，”那德国大使说，“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茶的。”
“这的确是个普遍的观念，正好像人家以为所有的德国人都喜欢牛肉和乳酪一样。但是我也曾碰到过许多不喜欢喝茶的中国人以及不喜欢牛肉和乳酪的德国人。原谅我用这种无礼的方法来回答你，这是极端不合中国的礼节的，但是你自己也是这样的无礼，我不得不对你这样，使你知道你这样会得罪人！”
父亲的话对这位德国大使完全没有用！他反而觉得自己更高明，可以不理会人家的批评，让它们从一只耳朵进去，另一只耳朵出来。
我并不是批评这位德国大使，我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例子。后来我曾碰到过许多外国人，他们并不是德国人，可是他们有着和这位德国大使一样的毛病。
参加晚宴的有一个很美丽的日本女子，她是林先生的妻子，还只有十七岁。
礼仪之邦外国礼节（2）
“她是谁？”那位德国大使问。
“她是林夫人，不是很漂亮吗？她有两个活泼的孩子。”
“啊哈，”大使说，“你们东方人真是可怕！想想看，一个文明人怎会和小孩子结婚呢？”
“并不是这样，”父亲镇静地说，“据我所知，德国人为维持海外殖民地的行为，他们宁可不跟少女结婚，不过把她们带走罢了！”
我想父亲用这种态度对付那个骄傲的德国大使是无可责备的。
我有这样一个愿望，将来有一天各种族间能有更好的了解，这种了解必须是基于实际的情形，而不是基于西方人自以为高于一切的偏见。西方人往往看轻东方人，如果东方人对他们表示不屈服或不恭敬的时候，他们就会大大的惊异。
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的，不过必须等到西方人渐渐长大，能够懂得整个世界并不完全是在他们掌握之中。
礼仪之邦最光荣的一刻（1）
从我一天的生活以及我的教师们一天的活动中，很容易看出一个满洲大官的女儿应该知道多少事。为了这缘故，我要从我们在日本的生活中挑出一天来详细记叙一下。这是我父亲任期将满快要离开日本的时候。
每天早晨八点钟，我们这班孩子就要到一间小屋里去等候勃朗小姐，她是教我们英文的。在说到勃朗小姐之前，还有另外一个人应该提到，她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她就是红芳。
讲到红芳，可说她对小孩子们一无用处。她自己有一个小孩子，这是在她被我母亲强迫和父亲的一个书童结婚后两个月生下来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她对我们的态度稍稍变得温和。红芳她认为世界上一切责任似乎都要她负担，有时候早饭烧得迟了，她就大声叫道：
“赶快！赶快！已经八点差五分了，八点差五分你们还不吃早饭！如果来不及吃，你们只好饿着肚子到勃朗小姐那里去！”
我们都怕红芳，她会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可是我们又不敢和她闹。在我们家里，早晨必须非常安静，因为父亲和母亲都起床很晚，他们为了交际的事，晚上常到深夜才睡。
在安静的屋子里，我们匆忙地用着早餐，可是时时夹杂着红芳的怒骂和恫吓。她不停地骂着，直到我们进了勃朗小姐的房门。
我们跟着和善的循循善诱的勃朗小姐学习英文和算术。算术我不喜欢，我想那时候我只是敷衍着学学的。我对地理很感兴趣，因为它告诉我世界上许多我不知道的地方。拼法，还有文法，那是我最喜欢的，直到今天我还为自己的拼字能力而骄傲。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学习拼法的情形：cough，cough，每拼一遍，我就用手指计着数，直到拼完二十遍。我对生字簿上的字前前后后都记得，而且我常常在勃朗小姐面前显示本领。她常拿起我的生字簿，拣出一个字来，我立刻就拼出来；几乎不等我拼好她又拣出第二个字，于是我又拼。拼法变成了一种很有趣的游戏，勃朗小姐用字来攻击我，我也用字去还击她，我们好像友好的对手，互相用语言的武器攻打着。
可是算术……不错，我认为，学算术对我来说完全是浪费时间。父亲还要我每天用十五分钟来学习珠算，虽然我很听话，每天学十五分钟，可是结果也完全是浪费时间，直到现在我还不会用算盘。不过，这到底也是我功课的一部分。
大体说来，我上午的时间没有浪费，因为勃朗小姐和我彼此很了解，她为我和我学习英文的能力而骄傲，我们一直很友好。我学习英文的成绩完全是勃朗小姐的功劳，当然也是我父亲的功劳，因为是他把勃朗小姐从英国聘请来教我们的。
勃朗小姐教英文的时候，还附带教我们读《圣经》，那也是我所喜欢的，虽然《圣经》上的英文和我们文法课上所学到的英文的不同使我觉得非常惊异。而且《圣经》上的有些内容常常使我很疑惑。有一天，在《圣经》上读到一段关于劳托和他的女儿的故事，以我幼稚的思想，我不禁要求勃朗小姐解释为什么一个父亲会变成他女儿的祖父。勃朗小姐迟疑了一下，给了我一个等于没有解释的回答：
“这是《圣经》上的话，”她说，“对于《圣经》是不可以有疑问的。”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又是红芳的监视和不断的谩骂，早餐时候所忘记的事，现在一样样补做。到了下午，这是我最最害怕的时间，因为这时候我就要上那可怕的湖南教师的课了。这几年他一直跟着我们，不会被我们忘记。
湖南教师永远那样凶暴，我们不断地争论着。他教我的那些讨厌的中国古文，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他常常用一些早已预备好的话来说服我，可是他每次总是失败。
“想想看，”下午上课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开头，“我从几十万里远的家乡湖南跑来，教你这么个可恶的孩子！你是不可教育的了！你什么都学不会，教你等于白费时间！”
对于这位湖南教师说这种话，我不能埋怨他，因为他是标准的中国教师。中国教师的观念是不可以做赞美学生的工作，只可以责备他们，为的是要激励他们成大器。他和勃朗小姐是多么不同啊！勃朗小姐对我非常和气，几星期中从她那里所学到的东西比从湖南教师那里所学到的不知要多了多少。我恨极了这位湖南老师！我不喜欢他的声音，他走路的样子，他所说的话，乃至于他的家乡湖南。
这位湖南老师和红芳一样，什么事情都要使我们为难，他们都喜欢固执己见。红芳一定要我们准时到勃朗小姐那里，甚至于不让我们吃早饭，为这事勃朗小姐对红芳很生气。湖南教师，如果我们下午的功课不能使他满意，他就要留下我们，不放我们走，要我们温习功课。这又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因为每天下午四点半我们要学习日本功课，我们必须遵守时间。
我真喜欢日本，在这四年中我生活得多么快乐！我喜欢日本的百姓，我曾真心地沉醉在他们的文化、艺术和语言里。有一个时期，我几乎变成了日本人，我喜欢学日本人的装束，下自木屐，上至妇人身上的和服。我们学日文的房间是标准的日本式的。我们脱了鞋子，坐在地上，好像在一个日本人的家里一样，天冷的时候，我们也生火取暖。至于日本的功课，并不是每天都一样的。有一天下午，大井小姐，一位小巧美丽的女子，她教我们在花瓶里插花的艺术，她教我们怎样安排花朵，怎样把花梗弯得好看。这是一种艺术，需要多研究，多练习。我很喜欢这门艺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我还得到了学习这门日本艺术的文凭，这是我自以为很值得骄傲的。
在另一天下午，我学日本舞。我后来对各种舞蹈的兴趣就是在这时候种下了种子，只要这种舞蹈是优美而有意思的。我曾希望自己将来要做一个杰出的舞蹈家。
礼仪之邦最光荣的一刻（2）
我还在下午学习日本语。到我们快要离开日本的时候，我的日本话不但说得像日本人一样——这一点我的日本朋友很为我骄傲，我自己也觉得骄傲，还能读平假名和简单的日文文章。日本的古文和中国古文一样，非常难懂，日本人将它简单化后，我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然得益最多的还是我常常和日本孩子接触，我带他们到我的小人国里，让他们看我的魔幻世界，这期间就需要不断地对话。就是在学习插花和跳舞的日子，我也和日本教师不断地用日本语对话。这些时候虽然不是在上日语课，却也是在练习日语呢。
这以后，就要说到我一生中，至少是到那时候为止，最光荣的一刻了。我曾和日本天皇、皇后握过手，曾有过许多别的值得骄傲的事，可是对我来说，最光荣的一刻还是下面这件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天下午，父亲的翻译为着某些事情出去了，父亲自己没有学习日本语。
我当时正在上中国古文课。在和湖南教师的一阵剧烈的争执后，我深深地埋头在中国古文中。时候还很早，离四点半钟的下课时间像离世界末日那么远。
这时，仆役长走到书房门口来了。
“主人要你立刻去！”他对我说。
“可是，”湖南教师说，“你没见她正忙着读书，或者什么也不读，却是装着读书的样子吗？四点半以后我才放她下课！”
仆役长笑了，“要不要我把这意思转告主人？”他问。
于是这位湖南教师只能让我去了，因为在这家庭里，他只害怕一个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我走进父亲的接待室，心里快乐地猜想着他究竟为什么叫我？当然是极重要的事情，不然他不会把我从讨厌的中国古文课上叫出来。
“这，”当我跑进去的时候，父亲对客人说，“是我的女儿德龄！”
我惊奇地转向父亲的客人，他给我鞠躬，好像把我当做我母亲穿着礼服在重要的会场中一般。
“这位，”父亲对我说，“是士方伯爵！我的翻译有事出去了，我们无法通话。我们曾试着用笔写，可是中国文字写起来太慢了……”
我明白了！
现在我必须做父亲裕庚和士方伯爵的翻译，把日本话译成中国话，把中国话译成日本话！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我可以骄傲地说，我的翻译没有一点错，也没有一次迟疑，父亲和士方伯爵对我的翻译似乎都很满意。
或许我是个勇敢的小东西，在这次正式的会见中，我担当公事上的翻译的时候，竟丝毫不觉得慌乱，我只有着一个希望：让父亲和士方伯爵知道我的日本话说得和日本人一样！
父亲与我希望和生日（1）
日本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爱这国家，爱她的人民，在他们中间，我过着最快乐的日子。可是父亲在日本的时间不长了，我们就要回中国去了。
好像是老天爷有意要给我们些困难，我们得到从中国来的消息，说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恭王，他是我父亲一生的挚友，也是在朝廷中对抗我父亲的仇敌的唯一健将，已经逝世了；光绪皇帝被袁世凯出卖，使得太后重新夺回了执政大权；康有为是废帝的朋友，亡命他国，现在命令父亲负责侦查他的下落，把他送回去严办。世界在动荡中，因为西班牙和美国已经宣战，虽然这件事和我们丝毫没有关系，可是却增加了整个局势的不安。
父亲喜欢动，当他听到了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恨不得马上回到祖国，我却不希望这样。父亲要回去，也不管恭王才死，父亲的敌人就请监察御史弹劾父亲。至于这些人为什么要和父亲作对，我在这一章里就要讲到。
前面讲到的李模楷那时候还在日本，父亲问他愿意不愿意继父亲之后做驻日大使，李模楷受宠若惊地答应了。于是父亲向荣禄推荐李模楷，他就被指定继续父亲的任务。这样，我们的回国已是无法挽回的了。
得到这消息的一天，是多么难过的一天啊！
天正下着雨，雨点打在使馆的屋顶上，发出很响的声音。我把鼻尖贴在玻璃窗上，望着窗外一个空虚绝望的世界，一个沉浸在悲哀中的世界，在那里，我的小人国里的一切东西都遭了殃。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当然，要是没有离开快乐的日本而回到中国这回事，这仍是一个可爱的日子。
我用鼻子贴着窗户，那一天我是个忧郁的孩子，我不愿意回到中国去，可是除了无益的向往外，我什么都不能做。也许并不完全是无益的向往，因为当我想到别的计划时，我又有希望了。
我衷心地企望着，至少我们要避开那可恨的沙市。虽然明知回国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我希望我们能在中国等待极短的一个时期后，父亲又被派到别的地方去，或是欧洲，或是美洲。
好像是为了要答复我的期望，也好像是一个美丽的预兆，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那几乎被雨水淹没的花园现在显得更加娇艳，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美丽的景色。就是那些树吧，叶子上的灰尘都被冲洗一清，慢慢地淌着快乐的眼泪。花都开放了，热烈地对着每个人，任何人，或是不知什么人点着头，它们的脸是快乐的小脸。就是我的小人国里的人们也已经拧干了他们的衣服，脸被雨水洗得更加美丽了。
然后，似乎要在这离别的不安中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