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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似乎要在这离别的不安中给我更多的希望，一条彩虹出现了。我用发光的眼睛注视着，重新祈求着，传说彩虹出现的时候所作的期望，总是能够实现的。于是我又希望着我们在中国只待极短的一段时期。然后我离开了玻璃窗，那上面还印留着我鼻尖的影子。
我发觉在小时候，甚至一直到现在，假使我期望着一件事，用全心全力去期望，那么一定会达到目的，所以这一次我也抱着极大的希望。
但是这到底是一个可悲的日子，当我们离开日本的时候，我向所有的日本小朋友一一告辞，和我那“小人国里的朋友们”作了最后一次的聚会，把他们的一切冥冥地托付给仁慈的后来者。
再会了，日本，我将要许多年看不到你！
当轮船把我们带到上海的时候，我的心沉下来了。海里的水是黄的，那是因为从中国的河里带来了黄沙。每次当我从外国经过长长的路程回到上海、回到北京的时候，这些河总使我气馁。
回到了中国，我们就一直待在北京。我希望离开中国，并且深深地相信，只要我希望得虔诚，我的愿望就一定能实现。
父亲立刻受到在北京的仇敌的围攻，虽然这些事情或许除了母亲之外，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荣禄劝他早些离开中国，不要等到事情发展到足以威胁我们全家的性命。
最初是由罪恶昭彰的端王领导的一些满洲人，宣布我父亲已经不是满洲人了，因为我父亲醉心新法，倾向外国！
于是中国人都相信我父亲要把中国出卖给外国人了。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端王来见我父亲。我们住在一所洋房里，这在端王看来就是叛逆。端王算是以朋友的地位来看父亲，但是父亲已预先得到警告了，并且端王深深地恨父亲，这也是事实。端王要求参观我们全部的房子。
我记得端王的样子，他有狡诈的眼睛和猪一样的脸，使我一见到他就感到厌恶。
父亲或许也猜想到，他参观我们的屋子，完全是一种侦察。当他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情形后，他立刻断定我们是“吃洋教”的。“吃洋教”的人，在那时候是会被残忍地杀戮的。
接着端王的来访之后，就是荣禄请我父亲去，这些事都是我到后来才知道的。下面是父亲和荣禄对话的大意：
“端王是你的死对头！”
父亲点点头。
“假如可能的话，他要给你一个致命伤。靠着他和皇室的关系，他现在有极大的权势！”
“我并不怕他！”父亲答道。
“我知道你不怕他，”荣禄说，“可是你得替你的家庭想想。我们现任的驻法大使马上要被召回来了。为什么你不去接任这个职位呢？我愿意向太后保荐你。”
“我拒绝被端王或任何仇敌排挤出去！”
“可是这是中国的黑暗时期，而且在外国也正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
父亲告诉荣禄他愿意再考虑一下。
这样，这件事竟悬宕了一年，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或许母亲知道一些，不过我也不敢断定。
但是有一天，我去找父亲谈了。
“父亲，”我抱着极大的希望说，“为什么你不离开中国？为什么你不到美洲或欧洲去？”
父亲对我笑笑。
“或许会。”这就是他所回答我的一切。我快活得好像他真的答应了我一样，至少我已把这种思想灌输到他心中，如果他绝对不愿考虑的话，他完全可以给我否定的回答。
父亲与我希望和生日（2）
时间慢慢地过去，我一直等待着有些什么事情发生。
不久，我的生日到了。那天早晨我醒得很早，婢女把许多人家送给我的礼物拿进来，父亲这时候是外务大臣，人家不得不讨好他的女儿。
我的生日啊！多少奇怪的事情曾发生在我过去的生日，所以这天我有着极大的希望，等待着一些可喜的事发生。我把所有的礼物都看过一遍，然后起身，看着窗外园里的景色。
在我们屋子的周围，有四个卫兵守护着，我刚一望出去，就看见其中的一个从门那边奔过来。
“恭喜！”他高喊着，挥着一张红纸条，“恭喜！”
我起先以为这“恭喜”是为了我的生日，直到他解释了我才明白。你知道，他已看过纸条上的内容，因为在中国，看人家的信是没有罪的。
“这是主人的！”他喊着，“他被派做法国大使了！”
当然父亲自己是早就知道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
“想想看，”我对他说，“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我的生日！你被升到武昌做事是在我的生日，你被派到日本做大使也是在我的生日，现在第三次的光荣又是在我的生日！”
“不错，”父亲说，“你是我的幸运儿！”
还有什么话比这更能使我高兴呢！
我们将要到欧洲的法国巴黎，我的美好理想终于实现了！
父亲与我到巴黎去
我们就要到法国去了，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我们在北京大约住了一年，并且把我们自己的房子也收回了，我们在日本的四年，这房子是免费让给一个朋友住着。
我们的宅子里有一个花园，为了纪念我日本花园里的小人，在这里我也带了一批小人进来。虽然他们不是日本的那些小人，可是我仍然给他们起了以前的名字，把从前的故事告诉他们，现在我又舍不得离开他们了，他们不能被我带到法国去，所以不得不留在园里。
这一次出国，我们有了更多的随从，可是临走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的数目尽可能地减少。我极力地希望红芳不跟我们去，可是失望得很，她和她的丈夫、孩子都要跟去。
不用说那湖南教师自然也要跟着我们去的。这次离开中国，我们这一群的人数有上次到日本时的两倍甚至于三倍之多，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的奢华。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总得到人家的招待和祝福，因为父亲又一次地被擢升了，光荣又降临他身上了，虽然当他的差使公布以后，他的仇敌的数目更加多了。
到了上海后，我们又换乘一艘法国轮船，渡过到法国去的长长的旅程，这是我第二次到欧洲去了。
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停船上岸，这是中国的最后一个港口了。
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受到县里长官陶茂的招待，平时对于仅仅经过这里的客人，他往往是不招待的。由此也可以见得我父亲代表中国出使法国的职务是多么的重要。船上的船长很敬服我父亲的威信，所以在整个航程中，他一直挂着中国旗，这也就说明，像父亲这样一位不平常的旅客他是很少碰到的。香港的陶茂长官非常有礼，这使我们很惊奇，在国内有那么多的人和我们作对的时候，还会有人对我们如此尊敬。但我们以后便觉得这事不足为奇了。
在新加坡我们受到中国领事和外国官员的招待，所以我们这次到法国去，可以说是一次光荣的旅行。这对父亲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对于我，我承认，从此更觉得自己地位的重要。直到现在我还是有这种思想。
在赛特港我只记得船上常有歌者来唱歌，只要人家丢钱给他们，他们便唱。这情形倒很像火奴鲁鲁，因为这种歌唱也是一种仪式，歌者用歌声把旅客从一边的地平线迎接过来，再送他们到另一边的地平线，不经过这种仪式，船是不能通过的。
经过红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我们的一等秘书第一次到欧洲去后，回到北京的时候问了许多关于欧洲的问题，并且到外国官员那里去，想得到最可靠的回答。
“外国人都是说谎专家，”他说，“以后无论他们告诉我什么，我不再相信了，除非我亲眼看到。法国使馆的秘书对我说这海是红的，可是这并不红啊！”
但是对于我，这是一次美丽的航行，虽然我们没有在埃及停泊，直接由赛特港到达马赛。地中海的深蓝色使我想起一个新的富于诗意的世界，当我们航行过她的深蓝色的怀抱时，我尽情地享受着每一分钟。
马赛是到法国和到巴黎的门户。
在马赛，我们受到中国使馆人员的迎接，并且受到市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招待。他们待我父亲像皇上一般，其实父亲只是皇上的代表而已。
从这里我们乘火车到巴黎，于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在我今天的记忆中，当时的巴黎是最美的地方。
可是对于我们的随员，这是多么可怕的经历啊！每次穿过马路的时候，他们总感到有送命的危险，当我们硬把他们拉进电梯的时候，他们哀号着，恐怖地叫着；当电梯停下，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他们吓得站都站不直了。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能够适应的新世界。可是对他们……
你能想象你初次到火星上是怎样一种情形吗？
他们就是这种情形。经过了很长久的一段时间，他们才渐渐地能适应这种环境，这和他久已习惯的中国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同！可是对于我……
父亲与我新世界的展开（1）
巴黎的中国使馆是在一个公寓里，在霍契街上。我们的前任大使对待我们很冷淡，他只是以一种极普通的情分引导我们到寓所。他看来很吝啬，他所给我们的屋子，别的不说，单是家具就让人看不上眼，好像是从哪个旧货拍卖行买来的。
地板上的地毯是红的，没有两把椅子是同一大小、同一颜色或同一式样的，窗帘是绿的，墙壁是紫的，总之，我们没有看见过比这还杂乱的公寓。
父亲和母亲经过了粗略的察看后，一致决定：
“照这样是不成的，在招待外交人员之前，我们必须把这里重新布置一番。”
这公寓本身是很精美的，我们现在只需把它重新布置得更庄重，能够符合父亲的身份。这种布置的责任立刻由母亲负担起来。
这时候我十四岁，对于每件东西都产生好奇感。我们要改穿西装了，大家的意见都认为我们应当立刻去照着我们的身材订制衣服。有一位法国女人，她是我们极要好的朋友，负责陪我们去找合适的成衣匠，我们把在巴黎的四年所要穿的衣服都订好了。
从开始到结束完全是快活的经历，母亲依着她的计划，指挥着布置房屋的工作，我们姊妹俩就由那位女朋友带去裁制衣服。
巴黎真是个热闹的地方！
我记得只有在蒙休公园的时候曾看到过两辆式样新颖的汽车，街上大都充满了四轮马车，飞奔着的马蹄在石板路上不断地发出声音。街道都以“凯旋门”为中心，成放射形。在巴黎，对方向观念不大清楚的人是很容易迷路的，我就有过好多次经验，不过在巴黎迷路也是一件有趣的事，那里，每个角落都有新鲜惊奇的东西。
当父亲和母亲向罗伯特总统呈递国书的时候，妹妹和我就赶紧利用机会尽情游玩，因为我们知道，不久我们的课程就要开始了。这期间，我们几乎整天在外面，到城市的各处去逛，对每样东西都感到惊奇，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其实大部分东西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巴黎。那时候我们讲的是法国话，不过讲得并不好，只是能敷衍过去罢了。
又是一种新的语言，你总记得我们的中国仆人在日本时的困难吧？在巴黎，这困难加倍的严重，两个法国仆人只会讲法国话，四个中国仆人又只会讲中国话，这样，他们中间自然常常发生争执，不过有了在日本的经验，我们对这些麻烦渐渐习惯了。
使馆的办公室和住房在同一层楼上，而且是相接的；随员们的住房，在我们的公寓后面的另一所公寓里。
我们还没有布置好，父亲的国书还没有呈递，那些老朋友已经来看我们了。这里我还要说起，父亲母亲和总统夫妇极为友好，我们在巴黎的四年中，他们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在法国的首都巴黎，我们遇到了多少外交上的重要人物啊。
母亲有许多美国朋友，有些是在几年前到美国去的时候认识的，有些是在中国认识的。我们刚安顿好他们就来了。
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提供一些意见，有的说起我们小孩子该如何受教育。
我相信，假如我们完全依照他们的计划，那么我妹妹和我一定能受到极完美的教育。
有一个提议我们接受了，直到现在，我想起来还觉得满意。
“伊萨杜娜•；邓肯，”有一位太太说，“在巴黎教跳舞，我有两个女儿，你们的两位女儿又是这样美丽、可爱，我想我们这四个女孩子可以给邓肯小姐开一个班，请她教她们。”
这计划实现了，有三年工夫我们跟着伊萨杜娜•；邓肯学跳舞，每星期三次，每次一个半钟头。
每天早晨有一小时的法文课。红芳还是那样，监督着我们，宁可不让我们吃早饭，不准我们稍有迟到。
但是我很喜欢法文，法文教师也很赞赏我，我的法文在她的指导下，进步得极快。
几乎一到法国，母亲立刻就买了一架钢琴，所以在法文课之后，我就学唱歌。这也是我极喜欢的功课，我尽力地学习。
然后是勃朗小姐一小时的英文课。可是她那时候病得很厉害，极想回到自己家里去。
午饭后的一个钟头，对我来说完全是浪费的，而且还永远是一种尝试。不错，那湖南教师一直尝试着把古文经典灌输进我的脑里。我承认，虽然我很惭愧自己这样做，我是有意地把这一个钟头的时间浪费掉，看着钟，等候着，祈求着这一个钟头快些过去。我发现，湖南教师盼望着这每天一小时的时间过去的热切程度也不亚于我，因为我恨他，极力和他作对，他也恨我，所以最好我能够早些离开他。
国文课以后，如果是轮到学跳舞的日子，那么我们便到伊萨杜娜•；邓肯的艺术院去学舞，每次一个半小时，每星期三次，这是最最快乐的时候。我极爱跳舞，邓肯小姐似乎也很有兴趣教我们，我想起她的时候总对她有极大的好感。当然，那时离她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还早。
我们的音乐教师在艺术上有极高的成就。她开始教我们的那年，正是她得到音乐学院奖金的一年。
在巴黎的一段时期，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期，我在这四年中充满了活力。我们家里不断地有各国著名的外交家来访，在他们中间，父亲的尊严的体态时时出现。他看来和他们完全不同，因为他始终穿着中国的长袍，佩着他的官衔的标记；但也可以说他和他们完全一样，因为他很容易使自己适应环境。母亲是喜欢作乐的，这里她可以尽量地满足她的欲望，因为在那时候，中国大使的俸禄是非常高的，为的是太后要她的代表人在外国人中争得光荣，为了这缘故，我可以断定，我们的使馆可以列入巴黎最奢华的家庭之中，各国的贵宾流水似的经过我们家里。
这时候我们的屋子已经改造得很华丽了，我们把从中国带来的刺绣物都装饰起来，于是我们的屋子很快变成了艺术之宫，为了这缘故，人家都喜欢到我们家里来。
父亲与我新世界的展开（2）
我常常奇怪，父亲怎么会有这样的精力管这么多方面的事情。可是他却是镇静地、谨慎地过着他忙碌的日子。他努力地工作，殷勤地拜访。在巴黎，外国的使馆比在日本还要多，所以这种拜访的次数自然也增加了：待客，开舞会，设宴会。
我的妹妹和我还是年纪太小，不能参加社会集会，可是有志者事竟成，这里虽然没有屏风，却有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给我们偷看流水般的来客。这些人由于好奇，都要来看看我们这些外国人，穿得这样特别，说的话又是和他们这样的不同，但是不久竟成为极好的朋友。这些朋友中，有许多到现在还是我的朋友，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我只要看到他们便能记起他们来。
不久以后，来客中的大部分我都认得了。每当仆役长通报来客姓名的时候，我妹妹和我便孩子气地去偷听他们，依次学着各人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调。两个淘气的孩子，为了寻求快乐把自己变得好像一对顽皮的猴子。
偶尔，在茶会上或别的比较不正式的场合中，客人们会要求见见我们，于是我们便被带去见他们，有时候也帮忙招待他们。这些客人常常会评论我们美不美、可爱不可爱，说得那么直率，就好像我们不在他们面前一样。我不知他们可曾想到，有时候他们的话会多么深刻地刺伤孩子的心，而且孩子的心一旦被刺伤，这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