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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费了许多时间,想让母亲明白我们姊妹俩需要和外界多接触,因为她向来看管我们极严。
我记得有一次举行茶会的时候,我妹妹和我也正在招待我们自己的朋友。一位有身份的太太也来参加这种茶会。我们几位年轻的朋友希望能看一看这位太太,于是在仆役长的怂恿和帮助下,我们那几个朋友装扮成仆役,代替仆役们去侍候客人。我们干得很好,而且把这位太太看得很仔细,可是母亲几乎被搅昏了,但是当时她什么也不能说,因为这种骗局万一被拆穿将使她自己多么窘迫啊。可是等这位贵客走后……要是没有父亲的劝解,我们可能会受到一次极可怕的责罚。母亲对孩子的倔强和顽皮向来没有忍耐心。
我们在巴黎还要住四年,可是我们的家,已经成了外交家的中心了。我妹妹和我渴望也能成为这个中心的一分子,可以参加大人们的集会。我们觉得,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有这种权利,可是母亲固执得很,她认为,一切朋友,若没有经过她长时期(这个“长时期”往往是我们不能等待的)的观察而认为满意的,对我们都不会有好处。
年轻人的集会,虽然我们接到请帖,但她是不被允许参加的,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才稍稍准许我们去,但是往往去了半个钟头以后便要逼着我们回家,差不多只准我们看一看,就必须回家。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我母亲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像我们姊妹俩这种顽皮的孩子是很容易闯祸的。
可是我们却不管这些,我们渴望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并且急于要看看这个刚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新世界。
父亲与我战云笼罩了中国(1)
有一年的时间,巴黎对我们来说像是奇境。我们忙碌着,享受着每一分钟,却没有想到困苦的时期已经开始了,这件事使世界各国都感到惊恐。
我那时候在圣心院,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有机会和外界接触了。
当我在复活节回家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坏消息。
父亲收到一纸从中国来的简单的手谕:
“朝廷现在召你回来,立刻带着你的家眷回中国。端王。”
这手谕吸引了我们全家的注意力,下面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对话:
“中国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了。”父亲说。
“为什么端王要给你这样一个手谕呢?”母亲问。
“这是值得怀疑的事。端王是皇族里的人,可是他决不愿意,也没有权召我回去。假如我是真的被召回去,那么命令应当来自皇上。要召回一个大使,不管他在外国做了什么事,或是将要做什么事,总得依照一定的步骤。端王是我的大敌,这是一个诡计,要引我们回去投他的罗网。”
“立刻打电报给荣禄,”母亲提议道,“把端王的手谕原样录上,请他决定该怎样做。”
父亲照母亲的意思做了。在离开中国之前,荣禄和父亲曾规定了一种密码,这种电码在旁人看来完全不懂,可是荣禄和父亲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荣禄的回电来了:
“朝廷并没有召回你的消息,尽管放心留在你原来的地方好了。”
当然我们知道,可怕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了。端王一定从太后那里取得了特权,否则他不敢擅自下这个命令。虽然他这种举动对太后是保守秘密的,但是端王,他和任何人一样知道,无论他的计划怎样秘密,迟早总要传到太后耳朵里的,现在这封电报就是证明,所以他其实并不怕太后知道。
父亲比较着这两封电报,不住地摇头。
“这就说明中国正在黑暗时期。”他说。
此后隔了大约一个月光景,父亲接到荣禄的信,大意是这样的:
“中国现在正处在纷乱中,你的敌人这样多,假如你现在要回中国来,那真是太傻了。你不但做不了什么事,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麻烦。端王正在怂恿太后收用义和团,同时我也觉察到自从进朝廷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不能说服太后。我用尽了方法劝谏太后不要听信端王的话,可是,太后虽然对我仍旧像以前那么好,但是对端王的话总是很感兴趣。假使义和团真的被收用了,那谁会知道中国的灾难将到什么时候结束。有一天我碰到端王,于是我就和他谈了一会儿,这就是我们的对话:
“‘你难道不知道吗?你现在正在引入一种极大的危机。我是个平民,我的一举一动不能影响大局。可你是端王,是皇族,你如果做了使自己失面子的事,你也就影响了整个朝廷的体面。’
“端王对我非常无礼,还带着一些讥讽,并说我现在已不能说服太后来反对他了。这倒是真的。
“‘我还要见一下太后,’他告诉我,‘我要找一个机会表演一下,让太后自己发觉我的义和团的本领。’
“端王,你是知道的,是个不足道的人,可是一直到那时候为止,太后是始终信任他的。
“端王带着他的意见来见太后,这对他是个极好的时机。这几年来,太后恨透了外国人,因为他们想瓜分中国。端王说,他的义和团非常厉害,刀枪不入。当然你和我一样,知道这全是胡说,可是太后却认真地听着,我的劝谏也没有效果。端王是个狡猾的人,他想只要太后答应义和团进来,那他就可以有方法说服太后,并且使太后相信他所说的全是可靠的。无论如何你千万不要回来。端王恨透了你,而且他的权力一天比一天大了。如果你回来,那么我相信端王一定会设计陷害你和你的家人的。”
看了这封信,我们就要预防最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朝廷这种无德纪的状态之下,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情形会恶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大阿哥,那时在太后废除光绪帝后立为太子的,是端王的儿子。就是靠了这个卑鄙的太子,端王才获得了这样大的权力,从此就把中国拖入了无底的深渊,把整个世界扰得动荡不安。
我们在巴黎不安地度着日子,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巴黎的报纸上忽然用大标题登载着这样的新闻:
“辟金大使在北京被害。”
当然这消息是不真实的,可是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声势下,自从德国大使华开德勒被杀后,外面就有这样的谣言,说义和团把北京所有的外国大使都杀掉了。于是法国人都相信了这最初的不可靠的报道,认为辟金大使已经被害。
你们当然可以知道,这消息对我父亲和他的家属是怎样一种意义。这是很自然的,中国既然杀了法国大使,法国自然要以同样的方法来报复。
于是我们等待着,或许父亲是我们家庭中唯一能够镇定的人。
我们得到一个消息,知道在一个钟头以后可能有事情发生,假使是要发生的话。可是在事情发生之前,父亲又得到一封外国教士的信,大意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这场暴动什么时候会结束。显然,你现在已不再处于中国大使的地位了。因为这些暴动的人可能要把你撕得粉碎,我很为你的安全担忧。请你立刻到我这里来,我们要商量一个办法,使你在事情的真相查明以前能够安全地待在法国。”
“不要去见他呀!”母亲惊叫道,“你一跑到街上就要被杀掉!”
母亲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因为父亲向来都穿中国衣服,无论到哪里总是很引人注目的。
“我不怕,”父亲镇静地说,“我没有损害法国,法国也决不会损害我。”
“辟金可能对中国也没有损害呀!”
“可是中国对这方面的反应和法国是大大的不同了。法国是个极文明的国家,决不会因此而对我有什么示威,况且法国人都是我的朋友。”
父亲与我战云笼罩了中国(2)
“是你的朋友不错,可是他们不是中国的朋友,因为中国害死了辟金!”
“我是一定要去见外国教士的。”父亲平静地说。
就在这时候,我们的中国仆役长飞奔过来,仓皇得失了常态。
“主人!”他神经质地喊道,“一群乱民围住了这地方,他们正在商量谁领头打进使馆,赶快叫卫队准备!赶快叫警察准备!他们随时会打进来,把我们一齐杀掉。”
我们都惊慌万分,只有父亲对仆役长笑了笑,可是他也不能忽视这警告。因为外面街上正响起群众的怒吼声,我们到窗口去望望,只见使馆门前的街上挤满了巴黎的暴徒,他们大喊要到使馆来为在遥远的中国遇害的辟金大使报仇。他们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似乎急于要满足他们疯狂的杀人欲望。
当母亲明白了我们真的面临危险的时候,倒镇静下来了。
“赶快做必要的准备吧!”她冷静地对父亲说,“这些都是没有受过约束的暴徒,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真是乱民!”父亲说,“少数愚笨的人以为这是个炫耀自己的好机会,于是聚集了一些无业游民来作这样一次示威!”
我们尽力劝父亲不要在这时候出去,可是他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的恳求。他似乎极有把握能够安全地回来似的,丝毫没有给我们一些暗示,假使他不回来我们该怎么办。虽然他必须要经过围在使馆门前的疯狂的暴徒,可是他似乎很自信不会遭他们的毒手。
叫嚣声不住地袭过我们的耳朵,谁都可以想象这群暴徒的来势是多么凶猛。
终于,父亲镇静地准备出去了,在这一刻,我感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骄傲,为我们的满洲父亲骄傲。父亲用向来的那种镇静态度走出了公寓,我们在楼上屏住呼吸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等候着一些可怕事情的发生。
我发誓,暴徒中谁都不能相信父亲是看到他们带着武器挤上来的。他头都不回,毅然决然地走进暴徒群里,似乎什么顾虑都没有,也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
这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使父亲产生这样的勇气?
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相信有这样的奇迹,因为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围着使馆的暴徒们向左右分开,高喊着要替在北京遇害的辟金大使报仇,可是父亲大胆地、缓缓地走着,头不偏左也不偏右,手中连一根可以自卫的手杖都没有。这潮水般的人群竟不敢靠近他,让他走出了人群到他所要见的人那里去。他竟也不回头看一下,人群中的喊声终于静止了。
当父亲回来的时候,群众已经散了。父亲竟提都不提起刚才的经历,只说外国教士认为中国发生的事情与父亲是毫无关系,他要尽力保护我们。
不久,震惊世界的消息在巴黎及其他各地的报纸登载出来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义和团已经行动起来,他们要烧尽在北京的外国使馆,杀尽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
父亲和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可是以他镇静的态度和坚强的自信力,他照常工作着,在混乱中求安定。
不多时候,关于这次事件的真相从中国传来了,这些我都已在另外一个地方叙述过了。但是,由此我们知道了端王上次那手谕的真正动机。
端王策划他的“行动”已经好几年了,经过几年来不断的努力终于在他可鄙的政策下见效了。直至现在,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对外国人和“吃洋教”的人下了怎样的毒手,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被他们找到,就遭到残酷的屠杀。如果我们依着端王的命令回到中国,那么我们裕庚家族也早已完结了……
我们也是“吃洋教”的,所以端王希望我们及时回到中国,可以和其他“吃洋教”的中国人一同遭他的毒手。
父亲与我谣言、消息、疯人(1)
这些暴徒,终究只是些暴徒,渐渐地从我们使馆所在的公寓前面散去了,可是接连几天中,我们受到多方的恐吓,直到最后,真实消息传来,辟金并没有死。这里我得说明,法国政府虽然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极度恶化,可是对待我们,仍旧像一个主人招待他尊贵的客人一样。因为,那个外国教士说过,义和团运动的事并不是我父亲的过失,我父亲和他的家属应当得到法国政府的保护。
我们必须留在使馆里,必须要出去的时候,有警察保护我们。我们的公寓里不准陌生人进来,除非有同住的人作担保。
我们的秘书一天要十几次地去接那具有恐吓性的电话,这就是一个例子:
“喂!使馆里情形怎样了?我要和中国大使说话。”
“他很忙,你是谁?”
“我是谁都没有关系,请你告诉他,赶快吃一顿丰盛的饭吧,因为这就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了!”
“猪猡!”我们的法国仆役长听了,这样骂道。在这段困难时期中,我们的法国仆人倒对我们很忠心,而我们的中国仆人却反而不行。他们都吓昏了,要求快些送他们回中国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法国人对我们的态度有些不可思议。至于那些暴动的群众,那全是些流氓组织起来的,领头的有些竟不是法国人。
有一个人在我们公寓的周围来回跑着喊着:
“辟金死了!我们要报仇!杀掉中国大使!杀掉他的随员!烧掉这使馆!”
这人后来被查出来是个葡萄牙人。
我们受着法国政府的保护没有遭到不幸,我们的使馆也不会被烧,因为这是在一所公寓里,同一个公寓里住着几百个法国人。
在法国的中国人都要躲到使馆里来求得保护,当然我们只有请他们出去。尽管我们保证他们不会遭到危险,可是他们总不相信。
我们公寓门口经常有一个人站着,即使是公寓中其他住户有客来访,也要经过他严格的检查。有一次,有一个人要闯进我们的房子,被我们的看守捉住了,并且从他身上搜出这样一张条子:
“中国大使和他的家属死期到了,我已经在他们的公寓下面安放了炸弹。”
这人是个疯子,因为我们的房子下面并没有炸弹。
消息不断地从中国传来,一天四次,而且都是坏消息。到后来,父亲变得怕接到这种消息,怕听到电话铃的响声了。
这是一封从中国来的电报:
“你北京的房子被焚毁了,你的古玩已被掠夺一空,那些不能搬走的东西也已经毁坏得一钱不值了。”
这是荣禄打来的电报。他永远是父亲的挚友。后来我们回到中国后,荣禄告诉了我们当时的情形。端王派了他的义和团的团员去烧毁我们的房子,因为那是一所洋房,还准许他们恣意掳掠。第二天,在我们那所美丽的住宅被毁以后,端王对荣禄说:
“我已把你的朋友裕庚的房子烧毁了,我只可惜他和他的家属当时不在里面让我一起烧死,不过我将来总要惩办他们,他是叛徒。”
“他不是叛徒,”荣禄说,“而且一直为中国尽着最大的努力。”
“他同情外国人。他想出卖中国。他不再是满洲人了,他已经变成汉人了!”
读者必须知道,当时汉人把满洲人看做蛮子,而满洲人又以为被人称为汉人是一种耻辱。父亲的确有不少汉族朋友,正像他有不少外国朋友一样,因为父亲坚信,将来中国能否强大就要看中国的外交地位如何。那时候,他早已看到一个“满洲人”和“汉人”将都成为一体的中国人的时期了。
继续来讲中国的消息吧。这里是荣禄的另外一封电报:
“你堂兄的一家都完了。你堂兄为了避免苦痛先自杀了,因为他是你的堂兄。他的女儿们为了避免义和团的威胁,投井自尽了。
“因为端王的义和团造的孽,北京的多少井里有人跳进去自尽了啊。”
在这样一个恐怖时期里,法国的新闻记者几乎整天和父亲在一起。但父亲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们的。
“诸位先生,”他总是说,“关于中国的事,我并不比你们知道得多。这里是一封从中国最高参谋部来的电报!”
从像我刚才说起的两封电报中,外国记者又能找出些什么故事来呢。
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记者激动地跑进来问我父亲这样一个问题:
“我听说外国的援军已经抵达北京,为了报复义和团的横行,他们占据了铜陵和锡陵。这消息可靠吗?”
“铜陵和锡陵是历代帝后的坟地,”父亲说,“离北京极远,你可以确信这消息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