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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外国的援军已经抵达北京，为了报复义和团的横行，他们占据了铜陵和锡陵。这消息可靠吗？”
“铜陵和锡陵是历代帝后的坟地，”父亲说，“离北京极远，你可以确信这消息是不可靠的！”
可是报纸上仍旧用大号字登载着这个消息。
我的朋友中，有一个葡萄牙人的小女孩，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公寓，她跑来看我，显得极度的激动。
“你知道吗？”她说，“你必须非常非常的小心！我听说有人悬赏谋害你们，杀掉你父亲的赏一万法郎；再杀掉他的随从的，添一万法郎；把他一家全杀掉的，赏五万法郎！”
我当然有着孩子气的恐惧，真的相信了这话，而且同这小女孩一同到父亲那里把这件事告诉他。
“这样，”父亲听完了我们的叙述后，滑稽地说道，“我才知道我的价值，真可耻！一个中国大使只值一万法郎！”
现在，我们当然不再参加任何外交集会了。父亲认为，我们最好在事情解决之前，不要留在法国。
我们早就想去看看瑞士的景色了，所以这次就计划到瑞士去。法国并不要我们离开，前面提到的那位外国教士甚至对我们说，法国希望我们不要走，我们尽可以不以中国大使的地位，而以法国朋友的身份留在这里。父亲没有接受这好意，因为他说他不愿意再给他的法国朋友招来许多麻烦。所以继续准备我们的旅行，我们要到日内瓦去。
所有的中国仆人都跟我们去，当然我们无法送他们回国。从义和团运动起来以后，父亲的大使的职位已经完了。所以现在每一分钱的费用都要我们自己来出。还有一件麻烦的事，我们并不十分愿意把那些随员都带到瑞士去，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去，不住地埋怨，带了去对我们也没有用处，可是又不能让他们留下，那样他们准会在第一个二十四小时之内被吓死的。
现在又来了使馆和住房的租赁问题，我们曾订过租赁契约，可是现在因为特殊情形，我们不得不中途离开了。父亲虽不是个商人，可是他觉得，我们是受环境的逼迫才离开的，所以在离开的期间我们不能付房租，因为我们的房子是这所公寓中最好的部分，租金是很可观的。
父亲与我谣言、消息、疯人（2）
父亲到一位法国律师那里，把契约给他看，并且问他道：
“我要到瑞士去了，直到中国和法国邦交恢复后再回来。我自己没有过错，我是被迫离开这里，现在是为了这纸契约，在我离开这里期间，我也必须付租金吗？”
律师拿起契约仔细读了一遍，又对父亲看了一会儿说道：
“是的！”
他的租金是四千法郎！
在我们离开法国之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中国来的电报说：“联军已经抵达北京，朝廷搬到内地去了。”
“太后不能再看到北京了！”母亲凄凉地说。
“我可以和你打赌，”父亲说，“她会回到北京的，而且在她出走的时期中，她能照常处理朝廷里的事情。”
你看，我父亲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了解太后的不屈的毅力。
父亲与我叩头（1）
在巴黎，我们稍稍停留了一段时期，为的是要表示我们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逃走。此后我们就到了日内瓦，在那里租了一座美丽的别墅，要不是为了那些不幸的事情，我们在别墅里是可以过得像神仙一般快乐的。
可是在那段日子，世界各国都在责备中国，我们从不敢跑到别墅的外面去，因为不论到哪里，人家都会指责我们，说我们是那些野蛮民族的代表，曾把北京的外国使馆放火烧掉。
为了这缘故，我们平时不大外出，我们到日内瓦的旅行简直就像充军。
不久，我们决定仍旧回到巴黎去，不过在日内瓦的时候，我们的功课仍是继续的，因为，即使天塌下来，父亲也不肯放松他儿女的教育。
我们要回巴黎了，多么快乐啊！在那里我们可以恢复过去的生活，追寻往日的乐趣。
电报又开始来了，在报告我们北京的家被毁、父亲堂兄一家的自杀等等的电报之后的消息，似乎比较有希望了，至少从我父亲的态度上我可以断定。
第一个电报就是：联军已经进北京了，对义和团残酷地报复。
“我真的很高兴，”父亲说，“这对满洲人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也是满洲人，而且我很为我的祖先骄傲，可是满洲人的确太保守了，不配统治这个国家！”
这当然是极端叛逆的话。父亲虽是个真正的满洲人，并且像他所说的，为他的祖先跟第一个满洲皇帝进关而感到骄傲。但他同时也能看到自己民族的缺点、他们褊狭、目光短浅、过于保守。尤其是这最后一点，往往造成极大的错误。这一章就要指出在旧礼教中如何蕴藏着褊狭的根源，并且要讲到父亲永远面对着的内部的党争，因为父亲是主张维新的。
一位朋友带来两个剧本给我读，剧名是《县长》和《美丽的拉文特》。那时候，我将近十五岁了，很喜欢演剧，尤其喜欢那本《美丽的拉文特》，甚至有这么一个念头——希望能表演一下那个剧本。当然我知道，我一定会受到使馆里的人极端的反对，因为在中国，戏台不是一个高尚的地方。一个出身高贵的女子走在街上，绝对不容许去招呼或是去留意一个戏子的。但我还只有十五岁，父亲想，演戏这件事一定会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所以就帮我们计划着排演《美丽的拉文特》，算是我们孩子自己的表演。
有一个年纪和我一样的男孩子充做我的配角，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孩子之间的互相爱慕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每天课后预演，到后来已经非常熟练了，于是就到了正式上演的时候了。
无知的我请了所有我的朋友来观看，包括我们使馆里的人。
剧中有一个场面，那个做我的配角的男孩子要把我抱在他怀里，安慰我，这是一个很伤感的情节。我悲痛地哭着，那男孩子拍着我，抚摸着我的头发（或许还吻过我，不过我不大记得了），要我不哭。
我起先还不知道人们的反应，直到父亲的秘书的妻子，在中途拉起她十岁的儿子走出剧场，因为她的儿子不能看这种无耻的表演！
对我，这次表演是个极大的成功，可是我们的秘书却有另一种想法，他对着使馆里其余的人这样批评着：
“这简直是极端的不道德，我愿意牺牲我全部的家产请监察御史弹劾他！想想看，一个中国大使准许他女儿表演闺房里的角色！照中国算法她已经是成人了，这种荒淫的场面是谁都看不入眼的。”
使馆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赞成他，他们告诉他不应该这样批评我父亲和他的女儿，毕竟他已经和父亲共事多年，而且彼此是老朋友。有一个人对秘书说，他有责任把秘书所说的话告诉我父亲。
“马上去告诉他好了！”他答道，“并且告诉他我正预备把这些话亲自向他讲一遍呢。”
于是这件事就报告给父亲了，他立刻叫他的秘书来，秘书却这样说：
“不错，我说过的！这完全违背礼教！像你这种地位的满洲大员，你的祖先是跟着第一个满洲皇帝进关的，居然让自己的女儿和男人在一起，这不是习俗所允许的，你女儿的名誉将要毁了。我也不敢说，这种事情是不是已经演化到……”
至此，我父亲打断了秘书的高论：
“你对我说了些什么话，我都不计较，我知道现在我无法辞掉你，我也无法与你辩明我女儿参加表演这个纯洁的戏剧是否应该。现在说吧，你要我怎样？但是如果你向谁再说一句毁坏我女儿名誉的话，使我因此而被革职，那么我就要杀掉你。你应该为自己侮辱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感到惭愧！”
秘书虽然还不肯认错，可是使馆其余的人都向他解释，责备他这种不可饶恕的粗暴，并且对他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向我父亲道歉。
他来向父亲道歉了，可是父亲冷冷地说：
“用不着对我道歉，你对我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不过在我，我的女儿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宝贵可爱。你必须当面向德龄道歉。并且为了表示你的诚意，你必须向她叩头。”
“什么？对一个小孩子叩头！”
“在你毁坏她名誉的时候你可曾把她当一个小孩子看待？”
秘书知道这话是公正的，于是我被叫进去，听了这一切经过，便僵直地站着接受叩头。他对我双膝跪下，把头谦卑地在地板上碰着。对不熟悉中国礼节的人，会觉得这不过是可笑而已，可是对我来说，这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那秘书的年龄差不多有我父亲那么大了。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是多么褊狭。
有一个中国的代表团到伦敦去参加英皇爱德华的加冕典礼，结果因为英皇患病，加冕典礼延期举行了。于是他们便到巴黎来了。我们尽我们所能招待他们，并且因为彼此很融洽，我们还希望他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载亲王，他是庆王的儿子；赖英男爵；“杰克”王：人家这样称呼他，因为他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加上其他随员等，他们也是一大群人，和我们一样，两个大集团碰在一起，麻烦便发生了。
我妹妹和我非常喜欢载亲王。他也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长得很漂亮，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他和我们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都相同。他和我们姊妹很投机，虽然我常常要和他发生争执。
父亲与我叩头（2）
我们这一大群人什么地方都去。可是在王爷的随从中有一个人，就是从前在日本的王大琪，他又来搬弄口舌了！当然，我们如果遵守了中国规矩，那么即使在巴黎这么一个快乐的都会里，我们也无法发泄我们的情感。我们充满着活力，喜欢动，喜欢找寻新鲜事物来充实自己。但是我们这些动机纯洁得像一般十五岁的孩子所能想到的一样。
可是王大琪又开始讲话了。他的话后来我从父亲那里知道，是这样说的：
“王爷竟是日日夜夜在大使家里。他们（王爷和裕庚的女儿）一同出去参加宴会和舞会。他们还一同跳舞，王爷的手臂轮流地搂着裕庚的两个女儿的腰。这些女孩子的名誉坏了，将来没有人要娶她们了！大使应该受到弹劾，因为他这样放任她们！”
但是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人家的批评，所以我们仍旧快乐地玩着，尽情地享受着，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麻烦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候我对芭蕾舞很感兴趣，花了好些时间学习，并且想自己来举办一次集体表演。载钦王和我们相处得这么久，我们这样地喜欢他，他又是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满洲人，我很想这次的舞会邀请他、赖英男爵、杰克王和另外许多人；但是我们的朋友和王爷的许多朋友，他们都听到过《美丽的拉文特》上演的时候人家对我们的批评，劝我们不要请王爷的或我们自己的随员。
虽然这样，他们仍旧知道了这件事的全部，并且非常震怒。王大琪又编造起他的故事来了，这听起来的确很可怕，因为完全是照他自己的想象讲的。当谣言散布出去，我才惊异地发觉谣言中竟说我为了供王爷和他的随从们娱乐，无耻地表演了裸体舞。
这故事最先传到王爷耳朵里，他立刻知道这是在说我们姊妹俩。他，像我父亲一样，并不在乎人家对他怎样批评，可是他很关心我们，尤其是我们姊妹俩的名誉。赖英男爵就去见王爷（赖英是想和我妹妹结婚的），并且告诉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离开法国。
“为什么？”父亲问，“我们喜欢你们，希望你们能在巴黎留几个月。”
于是王爷就把外面的谣言告诉了我父亲。王爷最后决定和他的同伴离开法国。
接着来的消息就是德国皇帝要求中国一个和皇帝关系最亲的皇族，为华开德勒的被害，亲自到柏林去谢罪。于是那著名的“小皇帝”的父亲庆王带着这使命到柏林去了。
他到柏林后，就通知了德皇，并且准备着德皇的召见。
使者带来了德皇的命令：
“要我接见你，只有在一种条件之下，就是，你得向我叩头。”
想想看，假使报纸上登载了这消息，还成什么体统！
庆王的随从已经吓糊涂了，怂恿庆王接受这条件，在德皇的宝座下卑贱地叩头。庆王年纪还轻，他望着他的顾问，希望能得到一个解决办法，顾问就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人家告诉父亲，父亲后来告诉我的）：
“中国统治者的王爷除了自己的皇帝外，对任何一国的皇帝都是不叩头的！我诚意地应了你们皇帝的要求而来谢罪，直到现在，我还是准备着谢罪，可是决不叩头！”
“德皇会把我们捉去杀掉的！”庆王的随员哀号着。
“由他好了！”那勇敢的顾问代替庆王答复道，“王爷不能叩头！”
报纸对这件事大肆渲染，世界各地都为庆王和德皇一样强硬而议论纷纷，庆王打电报给我父亲，征求他的意见，父亲的答复简短而坚决：
“不！这不是德国规矩，这是中国规矩。叩头是为你自己的皇帝，不是为别人！”
于是法国的新闻记者都聚集到我父亲的使馆里来，急切地要探访这件事。
“我向罗伯特呈递国书的时候有没有叩头？我们的代表到英国去，有没有向英王叩头？庆王宁可不完成使命而回中国去，可是他决不会叩头！”
“不管他叩头不叩头，”新闻记者们说，“我们要有一些记载。你能不能把你的秘书们请到这里来互相叩头。让我们来照一个相？”
父亲笑了笑：
“虽然是褊狭的中国人，可也不愿意这样地耍猴戏，让报纸作为趣闻登载，让大家惊异地看到一位中国大使对自己的秘书叩头。绝对不可以！”
虽然这样，这些新闻记者仍旧有充分的“记载”。巴黎新闻报纸的第一版上用大字登载着那些新闻记者们想象出来的资料。
父亲与我父亲的病
我们在义和团运动前后遭遇到的种种灾难和辛苦，造成我父亲健康失常，医生嘱咐他不可以再为他的职务操心，最好能出去旅行一个时期，一切事情都交给秘书。父亲身体变坏是必然的。在祖国，没有人了解他，却是接二连三地受到弹劾；北京的财产都被义和团抢尽了，亲戚朋友都遭了殃；人家对他的误解，完全由于他想改革中国，这在他看来正是中国当时最需要的。财产的损失对他的打击并不是最重的，不过他觉得他该赶快回中国去料理一下。当然，我们北京的七十三只箱子中藏着祖传的宝物，其中许多是跟着第一个满洲皇帝到中国来的，现在都被洗劫一空。
财产的损失对于他唯一的影响，不过是他死后没有东西可以供养他的家庭罢了，却不至于使他颓丧到这地步。
还有，在第一次义和团运动后，法国，或者说法国的一部分百姓，就对他十分仇视，并且对他进行过无数次的恐吓，他觉得这些都是为了效劳祖国才得的厄运，而祖国对他竟是那么无情地不理解。
医生催促着父亲，叫他改换装束，作一次全欧旅行。这对父亲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一直是穿中式衣服的。但是他尽力把巴黎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便出发到马德里去。这次旅行准备得那样仓促，所以当时的情形，在我记忆中只是像万花筒一般很快地一转，于是一切都变了：新鲜的面孔，陌生的语言。在每个城市里我们停留的时间极短促，因为这次没有公事在麻烦我们，而单是为了自己的游览。我们在马德里只住了六个星期。
当然，我们也有朋友来访，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清静的。我曾要求父亲求见西班牙国王，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再替自己增加任何公事上的麻烦。
到罗马去的时候，我们稍稍改变了一下行程，因为著名的拳击家非维尔先生会为我施洗礼，引我们去见教皇，教皇赐给我父亲一个勋章。那时候的教皇是立俄十三。他拍着我的头，叫我将来要做一个伟大的女人。他是个伟大的人物，但并不是一个受神灵指使的先知！现在，我还保存着他赐给我父亲的勋章。
在罗马待了两星期后，我们又到意大利其他各处去玩，这样又用了两个月时间。离开了意大利我们又到德国，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德国的中国大使是我父亲小时候的挚友，彼此都不愿意错过这个重叙旧情的机会。我相信在柏林这短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