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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凯特拉尔因为扮演萨曼塔而获得的名气很显然对她写的书吸引观众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这个女演员还是想把自己和虚构的角色分开。正如凯特拉尔表明的那样，她是在为女性中的大多数写作，这些女人在她看来在性方面是不满意的。“我们认为女性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很好的性生活……同时绝大多数人不肯承认这一点”，她在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这并不是今年、去年或者是最近几年间的情况，这也不是少数几个女人面临的情况。有成千上万的女人过着不愉快的性生活。”
在导言中凯特拉尔说她写这本书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揭穿用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性生活的性感形象吸引女性的神话。骗局和假象强化了这种虚伪的叙述。”她承认她在银幕上塑造的人物形象给她个人的性生活带来了一些问题，因为男人们希望她能像她在1982年的电影《反斗星》（Porky’s）中扮演的那个性感的体操老师或者是像欲望强烈、技巧熟练的萨曼塔。“对于我来说，性不能被满足，”她写到，“当然对于和我在一起的男人来说，一样无法被满足。”这名45岁的女演员说直到她在1998年遇见李文森，性对于她才开始变得有快乐可言。（唉，即便是火热的性也无法让婚姻持久，这对夫妇已经在2003年劳燕分飞了。）
凯特拉尔在45岁的时候感受到了性的美妙也嘲笑了社会上流行的一种看法：过了生育期的女人是无性的。这也是对长期把妻子的女性特征与生殖和年轻联系在一起的“合法性”的一种反驳。把自己首先定位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很容易被这些看法所折磨。莎拉（Sarah）是一个纽约商人的妻子，曾经在《纽约》杂志上为自己失去性魅力而苦苦悲叹。“一旦你过了做性对象的年纪，你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她悲伤地说，“这是一件令人绝望的事。如果他抛弃了她而和你在一起，那么他将会抛弃你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除非你嫁给一个老到能死在你前面的人。”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曾经与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诺（Pierre Trudeau）结婚的玛格丽特·特鲁诺·肯姆珀（Margaret Trudeau Kemper）抱怨她在更年期恶化的精神状况：“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有用了。毕竟我认为我的工作是生儿育女和为辛苦工作的男人提供快乐的性。”
第四部第四部分妻子与性（12）
对性感的能生育的妻子的强调预示了60年代出现的对荷尔蒙替代治疗方法的相信。最初，为处于更年期的女性注射雌激素的主意被当作一项福利提出，不但对女性提供而且也对男性提供：它可以使年纪大的妻子度过“变化”，当更年期为更多的人知道的时候，这种治疗方式用得更加普遍了。这也是曼哈顿的妇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在他出版在1966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青春永驻：更年期——女性的丧失与健康的丧失》（Feminine Forever：Menopause——The Loss of Womanhood and the Loss of Good Health）中
阐述的主要内容，这本书签在了惠氏制药公司名下。
威尔逊把更年期描述成一个“生命力衰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女人们各方面素质都呈下降态势，最后成为“索然无味的、母牛似的”状态。他说不注射荷尔蒙的更年期女性是“被阉割的”。他坚持认为通过补充雌性激素，将会把一个迟钝的干瘪老太婆神奇地变成一个丰润的、更加性感的、看上去更年轻的妻子和母亲。“这样的女人将会更快乐地生活，将不会变得乏味、失去吸引力”，他写到，比复制娇妻现象早10年提出了对妻子的期望。
威尔逊甚至危言耸听，暗示不服用荷尔蒙的暴躁的女人将会让自己处于被丈夫谋杀的危险之中。这本书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丈夫是“布鲁克林黑社会”的成员，他威胁自己处于更年期的妻子说如果她的脾气不变好点他会杀了她。威尔逊说她给这个妻子开了一些药，尽量保证她的生存。然而他很委婉地表示谋杀者可能还在等待其他不愿服药的妻子。“更年期可能导致的谋杀很少——但是并不比我们大多数人想的还要少。”在书里，他很不吉利地写到。
早期的一些电影中，实施荷尔蒙治疗的医生经常会折磨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的不安全感。《更年期的生理与感情基础》（Physiologic and Emotional Basis of Menopause）是一部在1972年由制药公司Ayerst出资拍摄的，在这部影片中把服用雌性激素与让自己的丈夫快乐联系在了一起。“当一个女人到了容易脸色潮红、容易出汗、脸上长满皱纹的时候，毫无疑问她在失去自己的青春——她还可能因此而失去自己的丈夫。”一个身穿睡衣的女人，坐在壁炉前面的摇椅上，为自己的命运悲叹：“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我的丈夫天天忙于工作。每个夜晚都是我最为寂寞和烦闷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每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都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丈夫自然是对年轻女人感兴趣，但是我实在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伤太多脑筋。”
不管那些广告做出了多少让女人重新变得年轻的承诺，荷尔蒙治疗方法还是经常存在危险的。在70年代，当研究者发现单独服用雌性激素会增加患子宫癌的危险，黄体酮被加了进来。虽然如此，在1975年和1989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刊登文章，认为荷尔蒙治疗方法与女性呈上升趋势的癌症发病率存在联系。2002年，针对荷尔蒙治疗方法展开的一项全国性的调查认为这种治疗方法的好处已经被患上别的疾病的危险抵消了。这些有可能患上的疾病包括乳腺癌、卵巢癌、心脏病、中风、血栓，而且随着服药时间的加长，得这些病的几率在增高。这一发现并没有太令人吃惊。我们怎么才能相信让一个女人在几十年里一直服用荷尔蒙是安全的呢？相比之下，真正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北美地区有几百万名女性在没有经过临床实验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地随意服用人工荷尔蒙。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女性愿意接受荷尔蒙治疗，因为她们想消除发热、情绪波动和记忆力丧失这些情况，而且当她们的医生告诉她们这种治疗还有降低心脏病和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的作用时，她们深信不疑。她们想延长自己的青春，看上去这一情况也确实是发生了。新一代的女性不愿意因为更年期而变得不性感。艾里卡·琼曾说这一代人是伴随着“短暂而猛烈的性交”成长起来的，现在她们在寻找青春永驻的灵丹妙药。
在2002年8月份的《时尚》中这一结果得到了明白的呈现。这一期的题目是“年龄专号”，杂志陈列了“从16岁到80多岁的种种时髦服饰”，女人们个个都是那么漂亮、活泼，令人恐怖的年轻。作家芭芭拉·艾米尔·布莱克（Barbara Amiel Black）向我们展示了当我们六十几岁时会什么样，她是洛德·康拉德·布莱克（Lord Conrad Black）的妻子，看上去简直没有一点儿能让人觉得她是一个61岁的人了。布莱克夫人坦率地承认她有时也会因为传统意识认为一个年纪大的女人毫无性感可言而恼怒，毕竟在步入后半生的时候做一个不服从世俗看法的特立独行的人不是那么舒服。“我知道我不可能看上去很性感，”她说，“但是我现在至少不是那么暮气沉沉，令人厌烦”。
非常古怪的是，所有一切关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讨论都没有把对女性通奸的讨论算在里面。这两件事也许不会一起出现在新闻杂志的封面上。这是因为妻子的背叛也许是一个潮流，在文化中是一个难以讨论清楚的题目，因为实在是难以找出一个准确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
从历史上来看，男人们的出轨是被期待的，至少也是可以容忍的。想想吧，没有一个像“荡妇”这样的词来描绘男性，也没有一个像“带绿帽子”这样的词来描述女性。然而女性的通奸者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什么希奇事。当然要想真的描绘出其轨迹也很困难，一方面是因为统计资料很不可靠，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女人即使和她最亲密的朋友也不会谈起这些事。
第四部第四部分妻子与性（13）
然而，有好多现象表示妻子出轨的事情越来越多，丈夫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许多事情听上去很像是奇闻逸事，比如通过检验DNA来判定父子关系。另外还有一种售价4995美元的家庭检验工具包，被称为“检查帮手”，可以用来检查精子痕迹，这种怪异的生意在北美地区和欧洲都不错，每周有一千多套工具包被售出。根据这一产品的销售总监布拉德·霍姆斯（Brad Holmes）的说法，在美国有85％的顾客是男性。“顺从的妻子嫁给狡诈的丈夫这样的故事已经过时了，”他说，“如果有这样的故事发生的话，现在的角色掉转过来了。女人们
在欺骗她们的丈夫。”
研究“父子差异现象”的理论，认为一个女人在与丈夫之外的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更容易怀上孩子。英国生物学家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大约有9％的孩子属于这一范畴。一个研究乳腺癌的遗传的医学人员，通过收集孩子们和他们父母的DNA发现有10％的“父性差异”，但这一研究结果并未公开，因为她害怕她的发现会引起骚乱。《时代》周刊上刊登的一则发生在伦敦的故事更是骇人听闻，说“有1/7的孩子不是其法定父亲的后代”，还说“这种对父子关系的猜疑是家庭破裂时一个被忽视了的因素”。
如果婚姻的破裂与家庭生活中的性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政府无疑将会被认为在这件事上难辞其咎，因为是政府让女人冒险进入到了有许多诱惑和危险的工作领域中来的。《新女性》（New Woman）杂志曾经做了一项研究，宣称在7000名女性读者中有58％的人承认有过出轨行为，还发现大多数女人是在工作中遇到她的第一个恋人的。巴尔的摩的心理学家雪莉·格拉斯（Shirley Glass）在2003年发表观点，她认为长时间的共同工作会让男人和女人建立感情上的联系最终发展成性关系。正如格拉斯表述的那样，对于家庭冲突来说，工作是一块绿洲：“工作关系变得如此丰富，而家里的事务那样繁重简直让人喘不过气，孩子又占据了大部分的精力。人们往往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走向了对婚姻的背叛。”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婚姻似乎更容易分裂，也更容易以离婚告终。“一个人可以结束一种性关系，但是很难切断感情上的联系。”人类学家海伦·菲希尔（Helen Fisher）这样说：“被背叛的一方或许能够提供更有激情的性，但却无法提供另外一种友情。”
“对通奸的双重标准正在消失，”菲希尔强调，“这种双重标准已经存在了5000年，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终于改变了。这一改变意义重大。男人们总是觉得他们有权力，现在他们不再这样觉得了。”
这种思潮如此风行，以致于信奉“我们内心里的原始欲望总是正确”的进化论行动主义者开始觉得应该再次对女性性特征进行观察，以解释不断上升的女性通奸率。长期盛行的达尔文理论认为男人倾向于有多个性伙伴，因为他们固有的生理需要和数目惊人的精子。而女人们则不是这样。因为女人在一段时期内只能孕育很有限的几个孩子，而且还要照顾其他的孩子。所以女人必须对自己的配偶认真挑选。那种认为渴望安全感的妻子们害怕因为给丈夫戴绿帽子而使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的观点已经不时髦了。相反，推崇进化理论的心理学家认为女人并不是天性就适合一夫一妻制。在出版于2000年的《危险的激情：为什么嫉妒和爱、性一样是必须的》（The Dangerous Passion：Why Jealousy Is as Necessary as Love and Sex）一书中，大卫·布斯（David Buss）主张女人出轨有这样几个理由：最重要的一个是保护“配偶的安全”，万一她的正常配偶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她这样做能给自己留一个退路。或者是因为女人在对现有的婚姻感到厌烦，她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检验未来的丈夫，目的是将来能“相处得更好”。布斯在这里还提出了“高潮”理论，女人们寻求它不仅是因为她们觉得好而且还因为据说这能提高“精子的持久力”。很明显，人们总是在寻找质量更好的基因，当受孕机会最高的时候，女人们很容易会发生不贞的性行为。
不论她们的动机如何，女人越过婚姻去寻找满足变成了流行娱乐中的故事元素。在通俗电视连续剧《达尔玛与格莱格》（Dharma and Greg）中，故事的焦点人物不是丈夫格莱格，而是妻子达尔玛，她很想和她的大学教授发生一段私情。这一段情节很是扣人心弦。她会这样做吗？她还是不会这样做？在2001年2月的电视屏幕上，我们看着她来回犹豫。她最后还是没有那样做。在2002年的结局中，《索普若诺一家》（The Sopranos）中受挫的妻子卡迈拉·索普若诺（Carmela Soprano）解释自己努力和曾经与自己有关系的男人尽量不再调情：“我觉得很像是一个人在一段时期内病了，不知为什么他们很想一下子忘掉这些事。”
那些心怀出轨愿望的妻子是电影最突出的主题，在《芝加哥》（Chicago）、《好女孩》（The Good Girl）、《远离天堂》（Far from Heaven）、《秘书》（Secretary）、《一屋女人香》（Lovely and Amazing）、《不忠》（Unfaithful）和《你的妈妈也一样》（Y tu mama tambien）这些影片中都有这样的人物形象。一成不变的是，这些出轨的已婚女人是被同情的对象而不是被责难的对象。她不再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卧轨而死，也不会像爱玛·包法利那样服用毒药痛苦地死去。相反，偷情被看作是婚姻的滋补品，是一个美好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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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廊桥遗梦》（Bridges of Madison Country），一开始是一本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影片的主角是一个生活平淡的家庭主妇，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和一个摄影师度过了四天的浪漫时光之后她又回到了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来。在2002年的电影《不忠》中，一个女性角色把偷情比作娱乐，“就像是上一节陶器课”。
许多女性可以证明，女人为了许多理由而出轨——厌倦、爱情、性欲、复仇或者仅仅是需要有人和她在一起。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许多女人偷情但并不想真的离弃自己的婚姻。然而，认为女人先有爱再有性，男人先有性再有爱的格言已经站不住脚，却还在大行其道。不贞的妻子被认为是激烈的感情所驱使的结果，然而不贞的丈夫却必须忍受羞辱。“当一个男人偷情，我们认为他为的是肉欲的刺激；但是当一个女人偷情的时候，我们却认为她是因为爱，”小说家和社会批评家卡蒂·罗伊菲（Katie Roiphe）写到。
在对待查尔斯与黛安娜的事情时，这种双重标准表现得尤其明显。她有私情是情有可原，他的私情就是滑稽的、令人厌恶的、怯懦的，事情怎么看全凭你采取什么观点。曼哈顿的泌尿科医师罗伯特·卡罗迪尼（Robert Kolodny）坚持认为男人和女人为了不同的理由去偷情。“绝大多数女性是为了寻找在她们婚姻中没有的感情的和谐，寻找一种能唤醒她们的自我意识的关系。男人寻找的只是生殖器官的刺激。”在《性的安排》（Sexual Arrangement）一书中，作者珍妮特·瑞博斯坦（Janet Reibstein）和马丁·理查德（Martin Richard）写到，“我们相信男人和女人在偷情时情况是不一样的，即便现在他们这样做得越来越频繁。”
在1992年出版的《美国妻子的性欲休眠期》（The Silence of the American Wife）一书中，作者达尔曼·海因试图打破一些在女人和性方面流传甚广的神话。比如认为女人在天性上适合一夫一妻制，或者是认为幸福的已婚女性不会有通奸行为等等。她的证据是通过访问有过通奸行为的已婚女性获得的。她认为偷情是女人在感觉到自己在婚姻中失去了个性后重新找回的一种方式。她的结论是偷情能让女人们“更有力量”，甚至还能让婚姻更加稳固。她说只有很少几个女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他们并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作者曾经受到过威胁。当她参加《拉里·金现场》（Larry King Live）的节目时，许多听众打进电话公开指责她。
即使是在一个妻子出轨的时候，她也经常被认为之所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