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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框的两边向下垂了一点，使它有点像栖息在树上的鸟那下垂的双翼。费边的说法与此大不相同。他坚持认为我们是在90年代认识的，见面的地点是某个朋友家的客厅。他说：“如果我们在街头见过，并且像你说的那样还聊了那么长时间，那我肯定会记住你，”他还顺便开了一个玩笑，“你又不是不知道，过目不忘是我的强项。”他说，在朋友家的客厅里，他确实朗诵了一首诗，但朗诵的不是马拉美的作品，而是但丁的《神曲》。他说，他的朗诵没有获得掌声，因为他朗诵完之后，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算下来，这样的争执大概发生过七八次。
这当然没什么意思，因此，我们后来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不过，在另一个问题上，我们之间不存在异议，这就是，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在一次打猎活动中，成为真正的朋友的。在1991年的夏初，费边邀请几个朋友到郊外打猎散心，到出发的时候，那几个人说有事不能去了，结果只剩下了我和费边。那一天，我们漫山遍野地跑，跑得脚底起泡，也没能见到猎物。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正准备回城，突然看到了一个东西。因为距离远，我们分辨不清它究竟是狼还是狗，我先用微冲打了一阵，接着，费边也手忙脚乱地开始射击。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中的打兔枪的枪膛炸开了。幸亏那天我们都装模作样地穿了防弹背心（和微冲一起借来的），幸亏费边没有把脸贴着枪托去瞄准，否则，我们（尤其是费边）非被打坏不可。过了很久。我们才缓过神来。我们互相检查了一下，发现都是只伤了点皮肉，这才把心放宽。“我们和死神亲吻了一下。”费边说。与他这句话同时诞生的，还有我和费边的生死与共的感觉，虽然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
我们搂到了一起。费边说：“挺有意思，猎物没有打着，自己却差点报销。”我说，确实有意思很像小说里的情节，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把它写下来了。费边用脚试探着那杆炸了膛的打兔枪，说：“要是写到它，你最好让玩枪的人当场做鬼，起码得让他瞎一只眼。”接下来，他又顺便谈到了写作问题，他的话说得精彩，应该记下来：写作就是拿自己开刀，杀死自己，让别人来守灵。蜂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蜜，我的朋友费边随口溜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诗学。他的这种出口成章的本领，我后来多有领教。他并不耍贫嘴。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话，往往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精妙分析，有时候，还包含着最高类型的真理。这使我想起他曾向我讲述过的一本书中的一个有趣的故事：二战时，盟军轰炸柏林的火箭落点，与一名士兵从事性行为的地点，总是发生奇妙的吻合，在性行为和V…2火箭之间，仿佛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当然，差别还是有的。
对我的朋友费边来说，他既是V…2火箭，同时又是那位不断受到惊扰的士兵。认真回想起来，费边对我们初次见面的时间、地点的说法，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他确实是在一个朋友家的客厅里，知道我的名字，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他大概认为，这次才算是真正的见面。在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朋友们经常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这帮人拥到谁家，谁家的抽油烟机、排风扇就得忙上一整天。如果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你就可以发现，烟雾在机器的抽动下，在人们的头顶上飘浮得很快，有如风起云涌。当然抽走和排掉的，还远不止这些，至少还有那个年代特有的颂祷、幻灭、悲愤和恶作剧般的反讽。
这些知识界的朋友，每个都有一套俏皮而又中肯的格言，大多数人，连自己的墓志铭都构思好了。我记得有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谈锋甚健的诗人，他是费边的朋友，他在谈到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时候，突然朗诵起了自己的墓志铭，并提醒大家也要具备这种“墓志铭意识”。“用不着提醒，这玩意大家都有。”有人立即不甘示弱地站了起来。这个人怕远来的客人不信，就建议大家都把墓志铭写下来，互相传看一下。他的建议荒唐而有趣，大部分人都抵着膝盖写了，并交到了他的手里。我现在所能记住的，只是我和费边的。之所以能记住费边的，是因为我后来又听他说过几次。那其实是但丁《神曲》里的两句诗：时间就在这只器皿里有它的根，而在其余的器皿里有它的枝叶。这一天，在随后的发言中，费边对《天堂篇》中的这两句诗还进行了一番解释。就我所知，他后来将这则墓志铭藏到了书架上的一只彩陶里，那是它的一个好去处，因为在费边看来，出土的彩陶就是在时间中扎根的器皿。在一首诗中，费边写道：空洞的彩陶是满的它装满了时间土黄色的纹饰是绿的时间是它的枝叶什么都谈，什么都可以拿到这样的聚会上研讨一番。有一段时间，一些搞经济学和神学研究的人也加入了这种不定期的聚会。人多了，一般的客厅也就盛不下了，于是大家就移师室外。西郊的一个废弃的兵工厂，成了大家聚集的场所。
移步换形，走出封闭的房间来到四周都是原野的大院子里，一些新的话题也就进入了交谈。关于农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田园和城市的二元对立，人们都谈得唾液乱飞。但呆在郊外，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遇到刮风下雨，事先定好的日期就得变动；一些老弱病残者，骑车跑那么远，每次都累得半死。好在这个时候，一些凑热闹的人已经很少来了，剩下的人，较大的客厅已经装得下了。费边的朋友和同事，一个名叫韩明的人，提出聚会可以放到费边的客厅里搞。他的提议正中费边的下怀，费边早就想为朋友们多出点力了。费边对大家说，他是个单身汉，母亲住在姐姐家里，自己的住房很宽敞，他完全有能力干好后勤工作。他还表示，他要马上找民工，把客厅和卧室之间的墙打掉，让客厅更敞亮一些。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最后的那几次聚会确实是在费边的客厅里搞的，费边的后勤工作也干得非常出色。费边后来对我说：“你看，我摇身一变，就成了边缘的中心，算下来，那可要算是我的黄金时代啊。”费边的房子位于这座城市的黄金地段，濒临济水河。虽然济水河是一条鱼虾早已死绝的臭河，但它毕竟是自然的象征。黝亮的河水流动时，形成的小小波浪，和碧海中的波浪仍然具有同一性。就像上海的情侣们喜欢挤到臭烘烘的外滩约会一样，这座城市里的人也常到这里转悠，把这里当成了一个风景胜地。作为这里的长期住客，费边谈起济水河的时候，常常没有多少好话。我们刚移师到费边那里的时候，济水河边正是一副锣鼓喧天、旗帜招展的景象。被组织起来的人们，正在那里疏浚河道，用水泥和石板铺设河床。他们伐掉高大的悬铃木，扩展广场，修建舞榭亭台。
这些东西都成了费边的话柄：这是世纪末最杰出的行为艺术，死马当做活马医，臭椿当做香棒吃。广场是权力的象征，众多的小广场是大广场无数的繁殖。而那些舞榭亭台，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乖乖地逃避真实的命运。费边对朋友们说，看啊，这里就是一个观景台，在我这里可以看到现代生活中最荒诞的戏剧。费边的朋友韩明说，自己以前就常来这里看戏，有时看得津津有味，恨不得在这里住下不走。我们在那里谈亚里士多德，谈米沃什，谈布罗茨基，谈学生们送给阿多诺教授的两样礼品：粪便和玫瑰。布罗茨基的那两句话（我是二流时代的二流诗人，二流时代的叛臣逆子）我就是在那里听到的。费边有一次提到了罗马的罗慕洛斯大帝的逸事，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这位有趣的皇帝，在代表着新文明的外敌入侵的时候，不事抵抗，只在那里逗弄小鸡。“他是一个对罪恶心中有数并能做出艰难选择的人，”费边说，“在缴械的时候，他盯着那些刚爬出蛋壳的小鸡，心中充满喜悦、寂寞和自由。”费边总能找到这种逸出历史编年史的“本质性”事件，使大家在严肃的讨论中，放松一下神经。
午后的诗学粪便和玫瑰 （2）
有一次。韩明和一个写《〈论语〉新注》的人吵了起来。那个人事先强烈要求将自己的新注带来，供大家讨论，可临到出门的时候，却要求派车去接他，韩明是聚会召集人之一，他只好坐出租车去把他接了过来。韩明发现他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烧得厉害，头昏脑涨”，在讨论中就专和他抬杠。如果不是因为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这两个胖子就要像相扑选手那样扭到一起了。费边并不上去拉架，他有办法制止他们。他向别的人提起了一个梦，世上最有名的脱星麦当娜做的一个春梦。在梦中，麦当娜和罗慕洛斯大帝的现代传人戈尔巴乔夫做爱，在高潮上下不来。“赖莎在旁边吗？”有人问。
费边说：“你们可以去问韩明，他知道得比我清楚。”韩明说，他是从录像带上看的。他说，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下次再看的时候，一定会格外留意。韩明顾不上和那个人吵了，他现在忙着给朋友们解释他看到的精彩镜头，并提议大家来讨论讨论那个有趣的梦。话题至此转换了。“世俗欲望”、“大众传媒”与“集体迷幻”、“性的深层的本质”，这些词语立即从舌面上跳了出来，蹦上了桌面。就像一群猫见到了被夹住的一只老鼠，每个人的声音，都那么有力，那么欢快。刚才的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最后那两次聚会，这些精英们讨论的是怎样将思想转化为行动。他们决定先办一份杂志。既然已经到了秋天，到了收获的季节，那就有必要把每个人的思想都收割一下，存到谷仓（杂志）里面。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操作”的词，像瘟疫一样在社会上流行开了，大家都说，这事要好好操作一下，首先得起一个能叫得响的刊名，然后制定一个有弹性的编辑方针。为了更好更快地把杂志搞出来，有人建议可以请一些有实际操作经验的编辑来一起讨论。这个请人的任务就落到了交际多、门路广的韩明头上。“你可别又领来一堆女人”，一个研究西马的人对韩明说：“这是正事，不能瞎闹。”好像专门和那人抬杠似的，韩明那天领来的又是个女人。韩明显然料到别人会偷偷质问他。因此，他的屁股还没有坐稳，就先把那个女人的情况介绍了一番。他说，她曾是一个校园歌手，因为男朋友死了，就主动退学了。所有与死亡有关的爱情故事，在90年代，都带有神话的气息，让人忍不住肃然起敬。不信，你看每个人的眼神都很肃穆，包括那个反神话论者。这是费边后来向我转述的他当时的分析和观察。韩明这套话还真是管用，大家都饶了他。
那个女孩在韩明说话的时候，静静地站在那里。她穿着一套印有许多暗红色方格的裙子，像三四十年代的大学生留着齐耳的短发。和韩明的解释相配套，她也显得很悲戚，脸色有如晨霜。如果不是事先规定好了议题，我想，那次聚会的主题就变成爱情和死亡了。开始给梦想中的杂志起名字了。每个人的肚子里都装有许多好名字、性名字。起名字是有学问者的强项，可以充分显示大家的视阈、才学是怎样的广漠和不同凡响，大家的脑子转得有多快。每个人露了一手，有人建议叫《远东评论》，有人建议叫《日常生活》。反对这两种命名的人，说刊物不妨就叫做《反对》或《命名》。《反对》也遭到了反对，提出反对的是一个小说家，他建议用与刊物毫不相干的事物来给刊物命名，比如可以命名为《企鹅》。
有人提出可以叫《蛋黄》，有人顺着“蛋黄”的思路往下走，说可以叫《变蛋》……提出来的名字，足足记满了64开本那么大的一张稿纸。做记录的是费边，他用的不是钢笔，而是新买的圆珠笔，以免抒写工具发生缺墨水一类的故障。在记录的时候，费边的脑子也没有闲着。他在分析、联想、臧否、推敲。“既然可以有各种命名，那就说明它其实无法命名，干脆就叫《无法命名》得了。”他插了一句。在所有的名字当中，我就觉得《蛋黄》比较有意思。蛋黄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由蛋黄可以想到鸡蛋。任何事物都可以视为一只椭圆形的鸡蛋，它有两个确定不移的焦点。这是个致命的隐喻：一个焦点可以看成是我们占有的事实本身，另一个可以看成是我们对占有的事实的批判。这两个焦点隐藏在脆弱的蛋壳之内，悄悄发力，使你难以把它握碎。每一种命名都被由才学和视野纺织的筛子过了一遍。到后来，筛子上一个名字也没有留下。
龟兔赛跑的现代版本是这样的：乌龟跑出去之后，兔子们说，别急，哥儿们，咱们先在一起分析一下哪个跑道比较合适，速度怎样分配，哪个老兄带头冲刺。最要紧的是，哥儿们得先给跑步的姿势起个像样而中肯的名字，使它有名有实。费边的分析和联想被人打断了，大家需要他这个东家也说上几句。因为他正在那里分析，所以他就脱口而出：“既然大家都在分析，那就叫《分析》算了。”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脑子已经活跃起来了，语言和思维同步，他对随口说出的《分析》这个名字进行了一番分析。“这是一个分析的时代，”他说，“所有人都在分析，什么都得分析。教师在分析学生，学生在分析校长；病人在分析医生，医生在分析医院；丈夫在分析妻子，妻子在分析情夫；人在分析枪，枪在分析人；人对灵魂作出分析，灵魂对人作出分析；天堂在分析地狱，地狱在分析天堂……”他口若悬河地说了一通，“分析”这个词就像串糖葫芦的竹签，把许多毫不相干的事物都串到了一起，然后成群结队地从他的喉咙跑了出来。
他说：“学生们在五月风暴中送给阿多诺教授的那两样东西也值得分析。粪便在分析玫瑰，玫瑰在分析粪便。”“哦，粪便和玫瑰。”费边把这两个词又重复了一遍，既像是在重复诗中的一对孪生意象，又像是在强调他突然想起来的某对诗学概念。他一边说着，一边做着往下砍的手势。那手势并不生硬，带有抑扬顿挫的意味。说完这番话，他刚好走到韩明带来的那个女孩子跟前。那个女孩子现在正盘腿坐在地板上，仰着脸看他。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悲戚，有的是崇敬和迷惘，有如午后的向日葵。他的脑子现在正灵着呢，仿佛受一种惯性驱使，他又顺便对她的迷惘进行了一番分析：她迷惘是因为她在听我讲话的时候，与她的不幸疏离了。
迷惘是记忆和遗忘的交错地带，是忠诚和背叛杂交的花朵。这一番话他并没有当场说出来，他想，他应该另外找个机会，和她好好聊聊她的迷惘。他这会儿只是弯下腰，向她表示了一下他对她的迷惘的关切。当然，他没有指出她的迷惘，他用的词语是“不适应”：“你是不是有点不适应？来多了，也就习惯了。”女孩没说话。她看了看韩明，又看了看费边，然后浅浅一笑，算是对他的关切的回报。费边这套精彩的发言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当然，所有人的话都等于白说了。为了不耽误议程，大家先把命名的事悬置了起来，开始讨论编辑方针和编委会的设置。
方针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那就先讨论编委问题吧。有人说，这事也没有必要啰嗦，轮流坐庄就行了，要不就抓阄。这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好几个人都这么说。说这话时，人们口气轻松，表情俏皮。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个时候，有许多人其实已对这份杂志不抱什么希望了。它还没有开花，就已经要凋谢了，果实只在人们的梦中漫游。有一个翻译家，刚才钻在厕所里，没有听清人们的议论，他出来之后，提议大家为刊物集资，并率先捐出了几张大团结（钞票）。别的人也只好去掏掏口袋。这样一来，一些钢镚就在地上滚来滚去，互相撞击，发出了清脆的声音。费边跑进书房拿出了一只彩陶，将钢镚收到了一起。他对朋友们说：“我可以拿出一笔钱，先把第一期印出来。”说这话的费边，颇有点舍我其谁的味道。人们都愣了，愣了一会儿，才像鸭子那样齐刷刷地扭过头，去看拎着彩陶站在客厅一角的费边。就在人们这样看他的时候，那个由韩明引来的女人，走到了他的身边，将蹲在地上捡起来的一把硬币，丢进了彩陶壶。
午后的诗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