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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诗学你猜我是谁 （1）
几年之后，当一切都已分崩离析不可收拾，当各种戏剧性情景成为日常生活的写真集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的婚宴上，我看着费边，又想起了杜莉往他的彩陶壶里丢钢镚的事儿。费边那天喝得不多，他一直在讲话。刚和新婚夫妇开过玩笑的费边，现在又给同桌的一对恋人讲起了柏拉图的爱情说。“柏拉图？不就是那个提倡意淫似的精神恋爱的人吗？”那个男的一边剥虾仁一边说。费边摇摇头，说：“朋友，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柏拉图爱情说的核心恰恰是和受伤的肉体有关的。”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了。果然，他又讲到了蚯蚓、人和上帝。他说：“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假说：最早的人就像蚯蚓，是雌雄同体的，后来，上帝从上到下把它劈成两半。人有多高，那伤口就有多长。人必须到处跑，寻找正在别处漫游的另一半，使那伤口愈合。来啊，让我为你们成功的漫游干杯。”那一对恋人爽快地把杯中的酒干掉了，而费边却滴酒未进。柏拉图的那个爱情说，原来是被他拿来劝酒的。费边对往彩陶壶里丢钢镚的杜莉也说过这样一番话。当然不是在她第一次来的时候说的。虽然她第一次就瞄上了费边，但她并没有很快再来。她再次来到费边家的时候，朋友们的聚会已经风流云散。她这次是和另外三个人一起来的：一对美国夫妇，一个女翻译。她先在楼下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猜她是谁。他平时最烦这种游戏，在他看来，这种对孩子游戏的滑稽模仿一点都不好玩。他刚刚起好一个题目，叫《午后的诗学》，正准备坐下来写一组诗，这个电话把他的心绪全给搅乱了。如果对方不是个女的，他就把电话放下了。
对女人总该礼貌一些，再说了，在午后慵懒的时刻，听听一个女人的声音，也是可以提神的嘛。有那么一瞬间，他倒是想起来她可能是杜莉，但她突然又说，她是和两个美国朋友一起来的，这一来，他就猜不出来她究竟是哪路神仙了。他说：“你究竟是谁啊，你知道我很笨的。”她像对老朋友说话的口气，说：“你真的是笨，算了，不让你猜了，我们现在就上去。”“其实，我已经猜到是你。”开门一看她是杜莉，他就这样对她说。那个翻译把他的话翻译了一下，那两个老外笑了起来，也说了两句，意思是“你们果然是好朋友”，然后，他们乐呵呵地把手伸给了费边。四个人盘腿坐在地毯上说了一会儿，费边才明白他们怎么会摸到他这里来。原来是美国人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杜莉，又听杜莉介绍他的情况，对他有了兴趣，跑来了解他们的学术沙龙的。美国人提到的那个朋友，费边也认识，那个人以前到这里来过，现在出国当访问学者了。起初，他们谈得还比较融洽。费边还没有掌握绕圈子的技巧，得知了对方的来意，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他们的学术沙龙已经散掉了。他引用哈韦尔先生的话说，它之所以会散掉，是因为某种东西一开始就已经瓦解，并消耗自身。奇怪的是，美国人对此似乎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似乎是地毯上的图案。那个美国人把他的话记下来之后，就把话题绕到了地毯上面，说，他们家床边的小地毯上也有这样的图案。费边说，花卉的图案肯定是世界性的，因为玫瑰和狗尾巴花哪里都一样。说过这话，考虑到美国人有边饮酒边聊天的习惯，他就起身给他们倒酒。那个美国女人说，她正在做“简·方达健美操”，只能喝“不带糖分的白色葡萄酒”（直译如此）。
费边没有听说过这种酒，只好打电话给楼下的一家酒店。酒店里的人说，他们刚听说有这种酒，但还没有进过。朋友自远方来，得想办法让人家乐乎乐乎。站在电话旁边，他想，钟子玉家里肯定有这种酒，要不要往他家里打个电话？每走一步都必须找到一个理由，他再次想起了“有朋自远方来”的那句老话，这应该能成为理由。那里果然有。没过多久，钟家的小保姆就把酒送过来了。这时候，费边才知道那酒叫“干白”。喝着来之不易的干白，他们继续聊天。美国女人还是有点闷闷不乐。到中国来的美国男人，一个比一个快乐，陪丈夫来中国的美国女人，一个比一个不快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威胁就体现在这里：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得安宁。她快乐不快乐，我可解决不了，费边想。他现在要做的是，一方面欣赏女人的不快乐，一方面怎样尽可能得体地回答男人提出的问题。当那个美国男人问他怎样看待海明威喜欢呆在古巴，博尔赫斯向往东方生活的时候，费边说，那不是由于遗忘，即便是，那遗忘也并不是记忆的对立面，而是记忆的另一种称谓，对他们而言，那是一种返祖记忆在作祟。哦，记忆，那个美国人好像知道他要这么讲似的，随即把话题扯到了记忆上面。他现在提起的是另一种记忆。“费边先生，你对你的父亲有着怎样的记忆？这种记忆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生活？”好像担心译员无法准确地翻译出自己的话，美国人这时候突然说起了汉语，而且说得还他妈的很地道，至少和来内地卖羊肉串的新疆人不相上下。费边后来对我说，他当时一下子就陷入了沉默。他说，有多少种说话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沉默的方式。
他引用福柯的话对我说，有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有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友谊、崇敬，甚至爱情。他还说，有些沉默是反抗，有些沉默是臣服。“我的沉默算是哪一种呢？我的脑子一下子被吸尘器吸空了。”他说这就是他当时的感受。不过，请别替费边担心，他是难不倒的，我的朋友费边总是能找到化解问题的方式的。他从沉默中醒过来，用说笑的口气把美国人踢过来的皮球又踢了出去。“没有什么记忆，”他说，“我对父亲的记忆只是一顶帽子。”美国人是不可能知道帽子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含义的。许多词语，如帽子、破鞋、老九……一旦进入中文，对老外们来说，它们就成了迷宫中的拦路虎。费边现在打的就是这副牌。那个老美果然被他搞糊涂了，迷惑地看着他，把肩膀耸来耸去的。“就是头上戴的帽子？”老美问。“难道帽子还能戴到脚上？”费边说。说过这话，他就不肯再多说一句了，打过一枪，就该换个地方了。“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比如印第安人的头饰，林肯总统的泼妇，美俄宇航员在太空的联欢。”美国人执意要和他讨论意识形态问题。费边说：“咱们还是谈宇航员吧。谈到宇航员，我这里有两个现成的笑话。一则是，贵国的一艘太空船进入倒计时发射的时候，宇航员突然想大便，他请求把这泡屎拉在生他养他的地球上，没有得到恩准，他只好穿着臭烘烘的裤子进入太空，他的美好的太空旅行就被这泡屎给搅坏了；另一则你可能更感兴趣，因为这跟你想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有关。说的是苏联的宇航员返回地球的时候，无法降落，因为他的祖国解体了，他不知道该在哪里降落，地面指挥中心也无法告诉他，所以他只好继续在太空漫游，靠数星星打发日子。”
午后的诗学你猜我是谁 （2）
他这样一边讲着，一边想，我讲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想揭示人类存在的普遍困境吗？想用无聊的笑话来填补我们之间的缝隙吗？可不谈这个还能谈什么呢？路德说了，整个世界就像一个醉汉，你从这边把他扶上马鞍，它就会从那边栽下来。和美国人在一起谈意识形态，就是醉汉在搀扶醉汉。双方都意识到话不投机，就只好喝酒。第一瓶酒喝完之后，费边去书房取酒（刚才那个小保姆直接把酒送进了他的书房）。杜莉跟着走了进来。她说：“我有点晕了。”她拍拍脑门，说自己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甚至都没有听清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你要不要先去躺一会儿？”费边说。“不，晕着挺舒服的，我迷恋这种晕，”杜莉的嘴很甜，她说，“我还想继续听你说话呢，你比老外还厉害，听你说话长见识的。”那两个美国人看到他不愿和他们多啰嗦，就提出告辞了。杜莉和他们一起下了楼，并把他们送上了出租车。我的朋友费边就站在窗口，掀开窗帘的一角，看着在路边徘徊的杜莉。接着他又来到了阳台上，站在这凸现于房间之外的地方，他感到他看得更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回首张望的杜莉看见了他。杜莉朝他摆了摆手，既像是告别，又像是招引。对他和杜莉初次做爱的情景的描述，有两种不同的版本问世，而且它们的版权都属于费边。第一个版本里说，他就是在这一天的午后和杜莉上床的。第二个版本里说，事情是在两天之后才办妥的。当费边想举例阐明自己办事喜欢速战速决的时候，他就用第一个版本。当他想说明自己办事喜欢按部就班，悠着点来的时候，他就抬出第二个版本。
我本人喜欢速战速决，所以我没跟他商量，就决定用他的第一个版本来叙述故事。为了说得清楚一点，在讲的时候，我可能还得稍加一点自己的想象，把他的版本适当扩充一下。杜莉向他招手之后，大约只过了几分钟，等在门后的费边就听到了敲门声。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费边已经通过门上镶嵌的猫眼，看见了上楼上得有点气喘的杜莉。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费边当然是清楚的。不但清楚，也还要预先作点分析。在任何时代，性和真理都像麻花一样扭在一起。性的游戏就是真理的游戏，真理的游戏也就是性的游戏。他的分析没能更好地深入下去，因为，他的手等不及了，把门突然打开了。没有必要的过渡，他们就像费边刚才想过的那种麻花那样，很快扭到了一起。双方的动作都很娴熟，娴熟得就像拿着自己的钥匙去开锁一样。你一定觉得他们有点太急了，还缺了点什么。这一点费边也想到了，因此在开锁的时候，费边做了一点必要的补充，把“我爱你”三个字说了出来。这三个字组成的是一个最简单的主谓宾齐全的句式，多说几遍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杜莉大概也懂得这个道理，就陪着费边把它说上了好几遍。在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杜莉插进来了一句：“费先生，我上来也只是想陪你再喝几杯。”他们已经松弛下来了。一松劲，就有机会寻找借口了，费边想，找借口还不容易，我可以随口就来。他说：“你说得对，我在阳台上转悠的时候，心里也在想，怎么才能让你上来再喝杯酒呢。正这样想着，你就来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借口”这个词像一个磁性的亮点似的，在他的脑子里飞快地移动了起来。如果找不到借口，她说不定就不上来了，谈情说爱需要借口，开枪需要借口，干什么都离不开借口。
借口往往被当成历史必然性上空飘的花絮，可是，如果这样的花絮飘满整个天空，遮天蔽日，挡住了所有的光亮，你还有什么理由否认历史和人本身就是一种借口。费边起身去给杜莉拿酒的时候，脑子仍在快速地转动着。他想到了诗学问题。“借口”，这个词放到诗歌里面，你甚至很难找到另外的词和它押韵。它是一个异物。它只能靠自我重复，来凑成拙劣的韵律。它被诗学排除在外，可它却构成了历史诗学。许多天之后，在一张酒桌上，当费边提到他对“借口”这个词的分析的时候，朋友们都拍案叫绝。朋友们当然不可能想到，他那灵感的火花最初是这样闪耀出来的。这一次，他没跟杜莉谈柏拉图的爱情说。他得留一手，他要在合适的时候，像盖章那样，把这句话盖到她的脑子里。以前，人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先做爱再恋爱，做得多了，也就像是恋爱了。有一天，吃着她烧的对虾，费边感到自己确实有点爱上她了，就把柏拉图搬了出来。他讲得是那么形象、逼真，好像真的有两个半边人在天空漫游。他从杜莉的眼睛中看到她听得很入迷。他对她说：“现在好了，我们已经缝合到了一起，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杜莉的眼睛仍然睁得很大，仿佛还被那虚无缥缈的情景吸引着。费边被她的神态逗乐了。他摇摇她，似乎是要把她从梦幻中摇醒。她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小小的半边人吗？”这个问题是那么简单，费边用筷子在桌上划拉了两下，就把问题给她解决了：“没错，亲爱的。在他们还不能叫做人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半一半的了。一半叫做精子，一半叫做卵子。
午后的诗学你猜我是谁 （3）
这个时候，他们漫游的区域比较小，只是在精囊和卵巢里兜弯子。当然，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区域也不能算小。因为我们这些人到处漫游的时候，都把他们随身带着。”许多年来，费边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他喜欢呆在这种地方。他认为，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呆在这里，才能感到角色和人不分离，就像演员和角色的不分离一样。这话是不是有点玄乎？它是费边说的，玄乎不玄乎与我无关。如果你觉得听不太明白，你就把这话放到一边算了，不要去深究。照我的理解，他之所以要呆在这种地方，是因为他可以在此获得舌头的快乐。他在这里讲述、分析作家的作品，无论讲得是好还是孬，都有法定的听众（学生们如果旷课，就别想领到象征知识分子身份的毕业证）。当然费边的课讲得还是不错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同系的老师当中讲得最好的老师。他肚子里装了那么多的知识，他随口吐出一点，就够那些莘莘学子们琢磨终身了。学生们对他已经不是一般的尊敬，而是崇拜了。一次，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对他说：“费先生，当老师就要当你这样的老师。你就像一个国王。”费边连忙谦虚地摆摆手：“可不能这样说，我做得还很不够。卢梭有一句话，我不妨在此提一下：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就是国王。”这里，我冒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危险，透露个秘密：费边乐意呆在校园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迷恋校园里的女孩子。据说现在的女大学生只有一半是处女，究竟是不是这样，我没有统计过，不敢多嘴。我倒是就此事问过费边，费边说他也咬不准。
费边说，她们纯洁也好，放荡也罢，先不去管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们都很有味道，可以给人无尽的遐思。费边说，她们都受到了较好的文化熏陶，起码能读懂印在明信片、贺卡上的诗句，不像社会上的那些生瓜野枣，让人看着就头疼。他还说，等你看够了这一茬，不用你操心，国家就替你把事情办好了——让她们毕业了，夏天和金秋嬗变的时候，嗷嗷待哺的一批就又来了：她们就像顺水漂流的花朵，无需抚摸食指就充满了芬芳。可以说，在和韩明闹僵之前，费边每次走进校园，心中都是充满喜悦的。结婚之后，他从某个漂亮的女大学生身边走过，闻到她们身上的那种少女的香气的时候，他虽然也会感慨生活不够完美，但这并不影响他那有理性的快乐。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蛋糕上的糖霜虽然少了一点，可它终归是一只有糖的蛋糕。杜莉生完孩子刚出院，有一天，费边正在家里观察孩子吃奶，电话响了。他没有马上去接，他觉得没什么比看孩子吃奶更有意思。别的不说，杜莉那刚从孩子嘴里拔出来的乳头就很有意思，它像桑葚一样饱满而且发紫。以前它们一直在游戏，是无用之用，现在开始工作了，呈现出无美之美。电话还在响着，杜莉催他去接，他只好丢下乳房，朝电话走过去。是韩明打来的。韩明说：“哥儿们，你是不是也在坐月子？”费边说：“和坐月子差不多，我正在突击学习怎样做父亲。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说，了解自己孩子的父亲才是聪明的父亲。我正学着做一个聪明的父亲。”
韩明说：“男人的那玩意只要没什么大问题，都能做父亲。”他承认韩明说得没错，可他现在正在兴头上，不愿听这种话。他对韩明说：“话可不能这么讲，男人要想当父亲，必须借助神力。”他还想继续和韩明讨论做父亲的问题，可韩明打断了他。韩明说：“闲话少说吧，我打电话是通知你来开会的。我或许应该提醒你一下，你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露面了。”费边这才突然想起，韩明可能是以系主任兼系党总支副书记的身份和他说话的。在杜莉入院前几天，韩明曾对他说过任命书已经签过了，只待宣布了。那一天，韩明还说，上任之后，他要烧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整顿纪律，每星期二下午的政治学习，实行打卡制度，谁的卡片没有翻过来，就扣谁的奖金，这叫精神和物质挂钩，甭管好不好，先挂一段时间再说。第二把火是举办系列学术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