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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误会-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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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50元小费吗?跪式服务后100元钱都轻松赚。”愤怒之火已经在我全身燃起,我深吸一口气,强令自己挺直脊梁,正视他的眼睛:“如果你们想利用某些人以金钱奴役知识的渴望来赚钱,那是你们的事 。我们并不介意为嫌了大钱的小学生服务,这是用我们的劳动正当赚钱,绝无羞耻之处。但这是在中国,不是在日本,所以我们不会下跪。让我们所代表的知识跪倒在你和另一些人所崇拜的金钱面前,我们更是跪不起!否则倒下的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格与尊严。”老板娘在一旁终于得到机会,声嘶力竭地喊起来:“你听听,你听听,我就知道她是茬子,非挑事不可!”我冷冷地看着她,另外七个人的目光和我一样冷,站得同我一样直。我知道我并不只是代表自己说话,老板、老板娘也自然知道。    
    第四天,我仍去上班,很本分地工作,他们没直截了当地叫我“开路”,只是沉着脸,不停地挑三拣四。我努力不出一点差错,甚至当老板娘故伎重演来撞我时,我也身手敏捷地让过,没让手里的大盘小碟有一个落在地上,还能挪出时间对同学紧张的目光安抚地笑笑。    
    就要交接班时,一张七人桌该结账了。这些人看来是熟客,老板送了一个菜,还和他们干了一杯,老板娘更是眉目传情的不在话下。可结账时两个人却都失去了踪影。最老实的丽负责这桌,她微笑着报出:“330元,先生。”为首的那个大块头潇洒地挥手:“老规矩,挂账。”起身就走。丽不知怎么处理这局面,急得直喊:“先生,不行的,您跟老板自己说行吗?”大块头“嘿嘿”两声:“他敢说不行,你让他自己去我那儿拿钱。”顺手在丽的脸上摸了一把,吓得她直往后退,差点儿没坐地上。而他们,扬长而去。    
    我们冲上去扶住丽,身后却突然炸起一声“霹雳”:“谁让你们挂账的?这桌钱你赔!”是老板娘,眼神尖利得像能割下肉来,老板则不吭声地站在她身后,眼皮耷拉着。丽迭声分辩:“不是的,你们看到了,我要钱了,他说和您认识,总挂账的。”“谁和他们认识?都像你这么干,我们喝西北风去呀!”我忍不住了,转向老板厉声说:“这不公平!你该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这事不能怪阿丽!”“啊哈,”老板的眼皮抬起来,老板娘也兴奋了,“真有人打抱不平啊!要你们跪,你们长篇大套地说什么尊严,转过身就‘坑’我们让我们赔老本!好,我们庙小养不了大菩萨,你请吧!至于阿丽,拿得出330元现在就走,拿不出就给我干活去!什么公平不公平,反了!”看着他们暴跳如雷的样子,我突然觉得滑稽极了,有种想大笑的冲动。事实上,我确实笑着摘下小围裙,轻轻地放到桌上:“你们不值得我和你们讲什么道理。四天,40元钱划给阿丽吧,算赔给你们的。”骄傲地抬起头 ,我坚定沉稳地向门口走去。“等等。”是阿惠的声音,我转过身,她正把围裙放在桌上:“我的40元也划给阿丽,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干了……”另外六个一模一样的宣言响起。当最懦弱的阿丽向我们走来时,她看上去是那么勇敢、坚强。“我们八个人,四个人干满四天,是160,四个人干满三天,120元,合起来是280元。”我的话音还未落,阿惠把50元钱塞到了我手里,我感激地向她点点头,毫不犹豫地将钱扔到地上:“加上这50元小费,330,两不相欠!”老板的脸色难看极了,努力地想挤出一丝苦笑:“这怎么说的呢?有事好商量,你们一走我们怎么办?”我忍不住抛下了一句临别赠言:“您和老板娘可以亲自上阵,实行跪式服务!”    
    门外的天蓝得让人神清气爽。我们八个人一起站在街道上,眼里都闪着泪光,却都突然开怀大笑,吐尽心中恶气浊气地痛痛快快地长笑。往来的人流都诧异地望着我们,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这四天的打工经历,但我们却会把它牢牢地记在心底。    
    接下来的暑期和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仍会去打工,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因为我们需要钱。但有一点我们却一定会永远坚守,那就是,我们绝不会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    
    


第四部分:人生的感悟豪饮沧桑(1)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进教室早读,一个同学,外号“鬼见愁”,坐在我的位置上。    
    那一年距高考只差两个月了,我因平生第一次也是最惨的一次过错被学校像扫残枝败叶般扫地出门了。勒令退学的布告贴在校门口,日子恰巧是我20岁生日的那一天。    
    事情的起因似乎是一场噩梦: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进教室早读,一个同学,外号“鬼见愁”,坐在我的位置上。他看见我不仅不让开,竟还旁若无人地朝我狞笑。旁边其壮如牛的“愣头青”也抿着嘴朝我挤眼。两个人显然是要找我的茬。我的火一下子蹿到了脑门,撕扯着将他俩拉到楼下,一拳打在“鬼见愁”的鼻子上,打得他鲜血直流。他俩恼羞成怒,一起扑上来。我毫无惧色,也迎头而上。正在难解难分之时,被校长撞上了。校长领我们到了教务处,让我们把打架的经过写一下。我知道大事不好,除写了经过,还做了检查。写完后,校长绷着脸一句话也没说,便打发我们回去了。    
    下午,走在去教室的路上,姑夫(我的班主任)叫住我,脸色铁青,声音发颤:“你闯了大祸,学校正要抓一批偷车打架的典型,你刚好给碰上了。”    
    我有些怕,但又想,姑夫责备我几句会向校长说情的,何况我是班干部,市三好学生,校长不看僧面看佛面,也会网开一面,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的。    
    谁料,我把问题考虑得太简单了。下午的两节课刚结束,学校的广播喇叭便响起来了,通知全校师生开会。我心里正在七上八下地揣测,迎面遇见脚步匆匆的姑夫,他的脸色好可怕,有点口吃地说:“和你打架的那个同学的爷爷很有来头,人家找上门来了,我已无回天之力了。”我脸色蜡黄,呆呆地站在那儿,像跌进了万丈深渊。    
    会一开,布告一贴,我便再无挽回局面的可能。同时在众人眼里,我也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成了过街的耗子。    
    我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心中的委屈似奔腾的长江。思前想后好久,觉得临近高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冤枉而痛失一次人生角逐的良机,实在不甘心。有心回家找父亲商量,又觉得无脸见他。猛地想起距县城三十里一所乡办高中,我的一个老同学在那儿复读,何不到那儿去试试!    
    见到老同学,我实话实说,求她在老师面前说一下情,开开恩让我在这儿避一下难,参加高考。老同学先是用惊讶的眼光上下打量我,像是在欣赏一个束手就擒苦苦求饶的越狱囚犯。刺激欲得到满足后,她说:“你是一中的高材生,能进我们这个小庙吗?再说我们班主任说了,一个插班生也不要。”毫无社会经验的我,以为一个学生的“说情”会有极大的能量,于是弯下男子汉的身躯,苦苦哀求。但终也没能使她动恻隐之心。    
    夕阳已经下山,袅袅炊烟已经升起。走在田野上,才忽然想起今天是周末。往日这时正归心似箭,而现在却望家却步。心中打了一个又一个寒噤。父母还蒙在鼓里,还对我寄予厚望,他们现正加紧盖房子,计划着我大学毕业后结婚用。父母的梦被我残酷地扯碎了。扯得毫无价值!    
    天黑时才跌跌撞撞地到了家。离家一周,三间青砖瓦房已拔地而起。推开门,母亲看见了,忙说:“我在门口看了好几次,算着该回来了。”我强装镇静地点了点头,谎称不舒服就去西屋睡了。半夜醒来,听见隔壁父亲的声音:“这孩子,我看怎么不对劲儿,是不是出了啥事?”“你胡说啥?他学习紧,又走了这么长的路,很累的了。”这是母亲的声音。我屏住气,用被子蒙住头,不让哭泣之声传出去。    
    纸里怎能包住火?我被学校勒令退学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父母的耳中。    
    父亲去了一中,见到姑夫,问清事情的缘由,看着已成定局的惨象,叹着气对姑夫说:“损失不仅仅是不能考学,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名誉啊,他还没成人,让他以后怎么做人?就是让我丢一万块钱也没这么难受。”    
    父亲把我关在小屋里,让我抓紧复习。两个月后,我以社会青年的资格报考,但也没能感动上苍,惨惨地落榜了。被学校勒令退学的阴影时刻影响着我的情绪,我无法集中精力。多舛的命运从此拉开帷幕,我的人生之舟还未起锚就搁浅在沙滩上。    
    落榜后的我,脾气变得暴躁。整天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吃饭默不作声,走路无精打采,魂不守舍,见了熟人也远远地避开。    
    经过几个月的反思,我执意要到焦作煤矿去打工,一个本家大伯在那儿工作。母亲拗不过我,但总放心不下,决定和我一块去。    
    11月的一个早晨,寒气袭人,冬天已悄悄来到人间。我和母亲背着一袋准备送给大伯的大米,上路了。    
    一路颠簸,先乘汽车又转乘火车,到了焦作。又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大伯家。母亲向大伯说明来意。大伯吸着烟沉思一会儿,抬起头来说:“你们来晚了,前几日食堂里要几名临时工,现在已招满。只好去建筑队了。”    
    第二天,母亲撇下我回去了,临走时泪珠挂满她的面颊。她嘱咐我一定要听大伯的话,要老老实实干活。我哽咽着点点头。    
    当我戴上安全帽,穿上厚厚的工作服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学生时代从此结束了,迎接我的将是漫长的艰难生涯。    
    但是我的思想准备还是不够,怎么也想不到我面临的是怎样的困难。工头让我往脚手架上举砖,我一次只能举四块。工头看见了,拎起一根棍子照着我的屁股狠狠地揍了几下。平生第一次受这种屈辱,我怒火万丈。但我忍住了,我知道我现在的地位,更知道反抗的后果,于是我用尽吃奶的力气把七块砖一下子举了上去。其他人都在观看、欣赏,笑眯眯的。我很想对工头、对众人也笑一下,但肌肉不听使唤,怎么使劲也拉不出柔和的线条。“属驴的,不打就松套!”工头得意地向众人宣扬着他的哲学。是的,我的确是一匹驴,一匹不听使唤的驴,命运的鞭子向哪儿抽打我,我就迈开蹄子往哪儿冲。


第四部分:人生的感悟豪饮沧桑(2)

    后来, 天下起小雨,但活没干完是不能收工的。我只穿了件背心和短裤,在凉凉的雨中瑟瑟发抖地干着活儿。回到住处便一头栽到床上,发起高烧。那天夜里,只有几颗孤寂的星星关照着我,我感到自己握住了死神的手。    
    大伯闻讯,骑车带我到矿医院,打针吃药好几天,才算熬了过来。病好后又干了几个月,娇嫩的我一下子变得粗壮如牛了,学会咬牙干活,学会一顿吃四个馒头,学会鼾声如雷,生活正一步步地将我锻炼成钢。    
    后来,父亲写来一封信,让我回家学医,于是我离开了这辛酸之地,离开了这痛苦与希望俱在的九里山。九里山的名字永远斧刻在我记忆的屏幕上,大伯也成了我今生今世报答不尽偿还不完的感情债主。    
    老实说,对学医我并不感兴趣,只是为了不再出卖体力,学点技术混碗饭吃罢了。父亲送我学医的那天早晨,我坐在自行车后,本想说几句安慰父亲的话,但鼻子发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学医的日子里,我老是心神不定。别人在背“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而我却逃课,一个人沿着长长的金水路漫无目的地闲逛,灼热的阳光把我孤独的影子留在软软的柏油路上。走累了,就随意拐到一家书店,端详那花花绿绿的高考复习书籍,大学梦又一次从心灵深处浮了上来。    
    一个深夜,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父亲写了封想回去复习再参加高考的信。不几日,父亲便来了,默默地替我打点行装,默默地离开了这所刚熟识的中医学校。    
    我仿佛梦游般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高考这条起跑线上。到哪儿复习呢?母校是回不去了,父亲打听到辉县一中的升学率高,便带着我,满怀希望地奔向辉县一中。没想到辉县一中不收,说插班生已满了,不能再收了。垂头丧气地往回走,父亲连和我说话的兴致都没有了。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经一位在延津一中上过学的同学引荐,我终于以复读生的身分上了延津一中。学校坐落在县城西南一个偏僻的角落,生活条件很差,时常停电断水。我学同学们的样儿,买一个塑料壶,有水时赶忙接满放到床下,涮碗、洗脸、洗衣服全靠这壶中的水。学校开水供不应求,我便喝塑料壶中的水。从那时起,我养成了喝凉水的习惯。冬天更惨,水龙头冻结,不得不翻越围墙,到南边的那条小河里砸开冰洗一下脸;倘若下雪,只好抓把雪例行公事般地往脸上抹一抹了事。吃饭像打仗,几千人蜂拥到有限的几个窗口。周末我一般不回家,一个人在操场上狂呼乱叫发泄一阵子。    
    在这段复读的日子里,我头发乱蓬蓬的一尺多长,衣服多天不洗,油渍渍的;但我的胃口极好,不管好不好吃,不管凉的热的,都吃得狼吞虎咽。唯有学习成绩能使我稍稍得些安慰。临近高考,市区举行统考,我考了个延津文科第一。怀揣着奖金20元钱,黑夜中,我依稀地看到了东方那一缕微露的曙光。    
    离高考一周的时候,我才回家小住几天,理理发,洗洗澡,换换衣服。然后拿着母亲给我的50元钱,去县城参加那庄严的高考。再然后便是漫长难挨的等待。7月27日,我去延津县城看分,心中像揣着兔子一般。分数单贴在教育局门口过道的墙上。我拨开众人,贴近分数单(眼近视)默念着自己的准考证号051510578(一辈子也难忘这个数字),心提到嗓子眼。突然,我的准考证号扑入眼帘,揉揉眼定睛再看,没错,我的分数过了本科分数线。赶快向旁边的一个同学借片纸用颤抖的手抄下来。时已日上中天,太阳变得火辣辣的,我不顾灼热的天气,骑车一溜烟飞了30里。快到家了才感到嗓子冒火。停下车,买了六支冰糕。坐在一棵老杨树下,美滋滋地吃起来,那份惬意太美了!    
    几天后,我怀揣郑州大学中文系的通知书,奔赴向往已久的大学殿堂,成为象牙塔中的一员。    
    几次阵痛,几次蜕皮,我终于赶上了这个青春驿站。回望自己走过的路,回望自己描绘的一幅幅挣扎沉浮的图画。我的心难以平静。我虽然看不清命运的终极点,但我清楚地知道身旁午夜消逝,天将破晓,旭日就要升起。    
    


第四部分:人生的感悟流浪的火车

    最后一个站在车门空空的舷梯上,不知道脚踏下去的这片土地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挤上南下的火车时,我已疲惫不堪了。    
    火车有节奏地隆隆作响,我知道我正随它愈来愈远离所有伤害过我的一切。    
    窗外是夜,苍白的灯光和无尽的山影被远远地抛在脑后,耳边是混合嘈杂的人声。我累极了。换了两次车,这该是最后一段了吧。    
    满车的人。踩得稀巴烂的香蕉皮拌着泥水和无数只交叉紧挤的脚,把地面遮得严严实实。我弯腰向椅子下面张望,竟也躺着大活人!我失望极了。弯腰时不知屁股撞了谁,直起身来周围的人全在朝我翻白眼,包括那坐着的,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一脸的不屑。我没气生,几天的漂泊已使我无法挑剔环境。什么狗屁面子,见他妈的鬼去吧。    
    斜靠在椅侧,身体的重量就给两边坐着的人分担了——谁叫你们坐着呢。我恶劣地笑了笑,笑完觉得自己丑恶极了。    
    火车摇得我想睡,半倚半靠迷迷糊糊不晓得过了多少时候,左侧的那个人突然大撞了我一下。他站了起来。我蒙着眼顺势侧坐下去——真舒服啊。    
    “嘿,大姐,你先起来,我上去拿点东西。”嗓门真粗。谁是你大姐?我往外蹭了蹭,继续睡。听见上面噼里啪啦的不晓得他带了多少行李……    
    ——他到站了?太好了。    
    突然不放心起自己的那只小包了,眯起眼抬头看看,还在。这是我全部的行李——五件衣服一条毛巾一只牙缸半卷卫生纸。还有一把小藏刀和两百块钱我带身上了。    
    “哧——”火车大吐了一口气,停下来,车上车下一块儿乱起来。许多人打开不靠站台的车窗跳了下去,站台这边的窗却都被紧紧地关闭着。车外是嘈杂的人声,不用看我也知道那是成百上千要奔往南方的民工,拖着大大的麻袋,握着扁担,虎视眈眈地盯着火车,希望有个上去的机会。远处有“哐——”的脆响和怒斥声——有人砸窗了。我旁边那个靠窗的干瘪老头颤巍巍地压低嗓子重复着:“别往外看……别看他们……别往外看……”我闭着眼冷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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