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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清楚，如果不做点检讨，这次会议上，要想过关，不是那么容易。况且他承认，工作中有失误。谁没有失误呢？有了，就要承认。于是，他交了一份“检讨”，主要还是关于“多中心论”的问题。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想用这个事情冲一冲所谓“二月逆流”的事情。“多中心论”的问题不至于让他成为反党分子。他最不愿意的，就是戴上反党的帽子。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就是抓住不放，说他和叶剑英、陈毅等老同志是一条线上的，谁也逃不脱。他们就想把老同志“一棍子打死”。最终，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二月逆流”定了调子，“二月逆流”成员全都成了反党分子。从此，父亲成为国防工业、国防科研系统的主要批判对象。
一夜之间成了反党分子，这让父亲感到很痛苦。他变得更沉默了，常常是老半天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段时间他的饭量也很小，端给他的饭，常常是没吃几口就又端回来了。
母亲张瑞华自然也受到了冲击。解放后，她一直在中组部工作。父亲出事后，中组部的造反派逼她交待历史上的问题，说她在白区工作过，坐过敌人的监狱，是叛徒。母亲既不辩解也不抗争，该干什么干什么，她表现得很冷静。
有一天，我问母亲：“妈，人家说你是叛徒，到底怎么回事呀？”
母亲严肃地说：“力力，你信吗？”
我说：“我不相信。”
母亲欣慰地点点头，也使我心安了许多。
母亲以前吃过太多的苦，经历过太多的事情，所以她意志坚强，特别有韧劲。文化大革命中，尽管父亲和她的处境一直不妙，但她从不消沉，从不唉声叹气，从不愁眉苦脸。她对父亲说：“我了解你，你知道我，我们是啥样的人，咱们自己最清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
“逆流”中的沉与浮（3）
母亲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我们。“文革”期间，尽管父亲时时坐在火山口上，但我并不是那么恐惧，不像有的高干子弟，整天吓得要死。
当然，在政治上我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在我们研究所，我被贬为“‘二月逆流’的小爬虫”，不允许再搞科研，被撵出实验室，在所里搞卫生，扫院子，打扫厕所，什么脏活都干。我以前吃过苦，这点苦不算什么，脏点臭点也没啥。我主要是担心父亲的身体。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父亲因肺炎高烧39度以上，住进了301医院，他的心率每分钟达150多次，非常危险。他住院时，我不能照顾他，因为所里不准我请假。他出院回到家里后，我只能晚上偷偷跑回来看一下，然后再连夜回到所里。我发现，父亲突然之间变得苍老了。那个阶段，父亲给我的印象是：他好可怜。
那个时期，父亲不仅深受“二月逆流”事件的折磨，还受到“杨余傅事件”与“华北山头主义”事件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个事件也都是著名的冤假错案。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了又一起篡夺军权的阴谋活动。经过密谋后，22日，他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是宣布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二是宣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在这个事件上，显然毛泽东受到了蒙蔽。他同意这个结果。而军队中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父亲他们几位军委副主席却被蒙在鼓里，事先毫无所知。显然又是一次突然袭击。
在这两个命令宣布以前，杨成武等3人就已经被拘禁。“杨、余、傅事件”平反后，有一次傅崇碧将军来看望父亲，他对父亲说，早在3月22日，他就被拘押了，当他扒着铁窗，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写着：“打倒杨余傅！”他心里很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现在可以当个笑话来说了，但在当时，却是压抑得很，几乎令人窒息。
谁都清楚林彪、江青一伙这样做的目的。他们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篡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在这几个关键位置上换上他们的人，是他们清除障碍的一大步骤。联想到几年前罗瑞卿被突然打倒，情况何其相似。
说起来，黄永胜和吴法宪也都是父亲在一军团时的老部下，对黄永胜这个人，父亲认为，他历史上打仗就不行，抗战之初，因为没有当上团长，心怀不满，平型关大战后，擅自率部离队打游击，父亲知道后，马上派人把他找回来，很少开口骂人的父亲，忍不住大骂了他一顿。解放战争初期他随林彪到了东北，以后便成了林的红人。此人生活作风不好，可以说声名狼藉，父亲“文革”前去广州时，他老婆曾多次找父亲告状，让父亲管管他。就是这样一个名声很差的人，而且他根本没有能力当总参谋长，但林彪却认为，只要大节好，小节无所谓。所谓小节，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呀，多吃多占呀等等，所谓大节，就是忠于他，忠于他就行，因此委以重任。至于吴法宪，更是有名的“草包司令”。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时，他鞍前马后，惟刘亚楼马首是瞻。刘亚楼去世后，他混上空军司令的宝座，马上就变了一副面孔，要搞臭刘亚楼。196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碰头会，批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武汉“7·20事件”中的所谓错误，堂堂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吴法宪竟然对陈再道动起了手，打了陈再道几下子。父亲看在眼里，非常气愤。就从这个事件上可以看出，吴法宪此人恶劣到何种程度。这样一个人，最终也被林彪看上了，为了帮他把空军牢牢抓在手里，就得把碍手碍脚的余立金搬掉。
对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这几人，“文革”初期，父亲和叶帅都曾经保护过他们。那时他们还没这么得势，军队的造反派屡屡冲击他们，黄永胜在广州呆不住，邱会作被总后反对他的群众组织整得够呛，吴法宪也被人冲得厉害，父亲和叶帅把他们叫到西山保护起来，西山那里，警戒严密，造反派冲不进去。可就是这几个人，到后来都是反咬一口。
3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干部大会。林彪在会上说：“杨、余、傅”有个人野心，互相勾结，阴谋篡权，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林彪还特意说明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言外之意，是指杨成武在搞晋察冀的山头主义。康生在讲话中更露骨地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
“逆流”中的沉与浮（4）
康生显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我的父亲，与会的人都听出来了。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谁都能看出来，要挖晋察冀的“黑后台”，父亲当然是首当其冲。
父亲在这之前因心脏病严重发作，身体在恢复中，医生坚决不同意他参加会议。事后想起来，幸亏他没去，否则可能在会上给气死也说不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来到父亲在西山的临时住处，气愤地把头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父亲听完叶帅的话，陷入了沉思。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因为历史上杨成武长期是他的老部下。叶帅安慰了几句就走了，父亲心事重重，半天无语。最后，他叹口气，坦然地说：“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
父亲了解杨成武和傅崇碧，相信加给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林彪、江青一伙打倒杨余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二月逆流”的问题还没搞清，又被影射为“黑后台”，父亲承受着双重的压力。虽然没人上门找他，但他知道事情不会善罢甘休。果然，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他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父亲冷静地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社会上的传言越来越多，揪“黑后台”的邪风越刮越猛，矛头大多是指向父亲的。父亲不想再保持沉默，任人宰割，他想小小地反击一下，于是，4月6日那天，他把电话打到林彪家。
电话是叶群接的。父亲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
叶群支支吾吾，道：“并没点名嘛。”
那天在电话上，叶群自始至终没有说“黑后台”是父亲，但也没说“黑后台”不是父亲。只是说，社会上在轰，将来轰倒谁，就是谁。
当然，轰倒的越多，他们越高兴。
在林彪那里，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无奈之下，父亲想到了毛泽东。4月7日，父亲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以及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信送走后，父亲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回音。3天后，周恩来着秘书周家鼎给父亲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毛泽东在父亲的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这个批示让父亲心里有了一点底。父亲明白了，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或者说，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林彪的做法。
4月16日，父亲来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表面上给“面子”，接见了父亲。一番寒暄后，父亲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
说到底，杨成武是一军团的，不仅是父亲的部下，也是林彪的部下呀。面对父亲的诘问，林彪也是支支吾吾，半天才说出一条理由：“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了。”
这让父亲想起，当年打倒罗瑞卿，林彪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意思分明是说，你不听话了，不靠我了，我就打倒你。
父亲感到这个理由太可笑了，就对林彪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林彪沉默。话不投机半句多，说了没几句，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是，父亲告辞。出了林家的门，父亲更感到杨成武、傅崇碧等三人太冤枉了，他为他们的处境感到担心。“文革”爆发后，不知有多少老干部惨遭迫害，不知死活，但愿他们能活下来……
不久，父亲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可能觉得父亲情绪有点低落，就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让父亲心头的阴云消失了一大半。他更加深信，对林彪他们搞的那一套，毛泽东是有明显保留的。有了毛主席这几句话，“黑后台”的问题可以放一放了，杨成武他们的危险性就大大降低了。
“文革”期间，八大军区中最“倒霉”的要数北京军区，因为它的位置重要，要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把北京军区抓到手，恐怕是不行的，所以，林彪、江青一伙的目光，一直都盯着北京军区。“杨、余、傅事件”之后，反复揭批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让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人心惶惶，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公然讲道：“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
又说：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
她在讲话中还诬蔑父亲，“从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揭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逆流”中的沉与浮（5）
“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一伙攫取北京军区的念头并没有打消，他们灵机一动，居然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借“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第三次开展了“揭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又有很多人跟着倒霉。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一块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而成的，这里一坨，那里一坨，应当承认，“山头”和所谓的“山头主义”在某些人头脑里是有的。毛泽东就曾公开讲过，确实存在各个“山头”。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这些所谓的“山头”和“山头主义”并无大碍，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在父亲这里，他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他不搞什么山头，更不去搞什么“山头主义”。说到与晋察冀老部下的联系，无非是逢年过节的，有些老部下来看望一下他，彼此走动得多一点而已，我想这是很正常的。
现在，我并不是为父亲和华北的同志鸣不平，而是愿意用事实说话。当年在晋察冀，在华北军区，大批的部队和干部被抽调到别的战略区，很多领导同志舍不得，甚至有的背后骂娘，但是父亲非常大方，从来没有跟党中央讲过价钱，只要中央有命令，调哪个部队，调哪个干部，他都是二话不说，坚决服从。结果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华北的部队几乎全调开了，看着一手培养起来的部队跟着别的野战军走了，很多领导人心疼，有的还落眼泪，父亲却是一句不痛快的话也不说。他常说：“全军一盘棋嘛。”
傅崇碧将军有一回说：“什么山头主义，华北的很多部队都分散出去了嘛，聂老帅这个人的胸怀真是宽阔啊！”
后来进城了，父亲主要精力放到整顿北京的治安和抗美援朝上，对华北军区的事情就管得很少了，1954年，中央军委免去了他的司令员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的印象中，偶尔有个别军区的干部来我家，请父亲帮忙解决他们的职务或其他个人问题，父亲总是委婉地拒绝。为此，还得罪了一些人。再往后，他主抓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就更是与北京军区没有什么来往了。
林彪、“四人帮”把父亲当成“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其用意自然还是通过把他搞倒搞臭，进而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扫除篡党夺权的障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还能做点什么？（1）
一夜之间成为“二月逆流反党分子”，这对父亲的打击是惨痛的。可以说有生以来，对他打击最大的，莫过于这一次。
出事以后，父亲召集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三位秘书开了个小会，他说：“我主观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成员，连累了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三位秘书当然知道，父亲是无辜的，谈话时他们都很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规定，家里的工作人员要削减，四个秘书只能保留一个。刘长明、甘子玉被“群众”要求回原机关参加运动，周均伦提出，他想离开，打算报名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周均伦心里想的是，北京太乱了，局势让人失望，这种情况下，呆在机关也没意思。
但是，父亲却动员周均伦留下。周均伦思考再三，决定留下来，继续为首长服务。他知道，首长是个正派人，不可能反党，这个冤案总有昭雪的那一天。他下决心留下了，并且一直陪同我的父亲走到人生的终点。
转机在一点点地出现，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毛泽东总是这样，他想保一些人，又不是全力地保。也许他认为，批一批，斗一斗，还是应该的。但不管怎么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才使得“二月逆流”的参与者，没有遭到像彭德怀、贺龙那样的下场。试想，如果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同志都被打倒，乃至给整死，毛泽东还能依靠谁？林彪、江青一伙那可真要大摆庆功宴了，离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也就真的不远了。
尽管毛泽东有批示，但林彪、江青一伙阳奉阴违，严密封锁消息，以便他们在适当时机，继续抓住“二月逆流”做文章。
1969年4月，父亲出席了“九大”。会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仍继续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又一次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父亲在会上一言不发。他真的很疲倦了。
在“九大”上，父亲等人本来是不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林彪、江青一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