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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关键在于志愿人员愿意投入大量的个人精力。“希伯来慈善联合会”的纳撒尼尔·罗西瑙认为，好的慈善活动不能只靠“蛮干和慈善机构官员机械式的运动”；慈善杂志《施以援手》定期提醒读者，他们不能“只履行施舍钱财一项义务……那种单方面的慈善好比缺了一边的钳子”。而诸如“波士顿慈善联合会”等热爱人类的团体则认为，他们的作用不能只是筹集更多的救济金，而是发挥一个“指导作用，指导穷人与善人相互沟通”，从而帮助市民超越“税单或施舍”的角色。《慈善评估》在对污言秽语予以密切关注的同时，还强调理解慈善真义的重要性，“慈善的本义是‘爱’，而不是已经庸俗化的了‘施舍’之义”。
但这种人与人的接触与沟通并非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分类”将帮助志愿者，尤其是中产阶级教会成员，参与慈善活动。慈善组织要求志愿者在他们第一次接触申请者的时候，要进行仔细的“分类”。慈善组织对待每一个申请者并非人人平等，加之因为他们是私人机构，他们也不必如此。慈善组织协会一再强调，要把“救济”施予那些并非因个人过失但短期内却无力改善困境的穷人们：譬如，孤儿、老人、无法治愈的病人、单亲孩子（单亲一人无力抚养）以及因“临时患病或遭遇不幸”的成年人，这些人都属“值得救济”之列。慈善心肠的志愿者以帮助者的身份救助这些绝望的人群。
另外，还有其他的分类。类别不同，救助方式也不尽相同。“既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意愿”却没有工作的成年人，或者“不但身体允许而且愿意增加工作量”的临时工，这两者都可交由慈善机构就业署负责安排工作。这类人被归为“需要工作甚于需要救济”类。至于“那些挥霍无度、放浪形骸但还有救的人”，慈善机构也帮助他们找工作，但是对于“那些既懒惰又放纵”且又不愿劳动的人，慈善机构将之归为“不值救济”类。这类人“喜欢依靠救济度日”，而且“放纵不羁”、“怙恶不悛”。愿意救助这些人的志愿者必须是身形剽悍、历经坎坷之人，最好过去是酒徒或蹲过大牢。
那么，慈善机构如何给申请者归类呢？背景调查是个办法，但“劳动测试”也是一项自我归类的关键工具。到1890年时，格廷的“劳动测试”法在美国广为采纳。当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男人不论在哪个城市申请救济时，慈善组织都会要求他劈两个小时的木柴或者粉刷房屋。对于一个贫穷的妇女，一般则要求她到“缝纫间”（一般旁边都有一个“儿童护理间”）劳动。慈善组织要求她们剪裁衣服，这些衣服都将被捐给绝望的穷人，或通过红十字会送给龙卷风受害家庭。1890年，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旁边一般都有一个堆木场。堆木场的普及程度犹如1990年的酒店。而且，“劳动测试”的效果也值得称赞。慈善组织管理者能有效地通过堆木场的“劳动测试”发现哪些申请者愿意劳动，哪些人能自食其力。
“劳动测试”，伴之以培养好习惯及防止骗领救济现象的措施，还促使慈善组织传授这样的观念，即被救助者也可以救助他人，因为这种“劳动测试”能常常惠及寡妇等孤立无助的人。例如，有报道说，1891年，在“芝加哥救济和援助协会”的堆木场劈木柴的男人多达872人，他们为此总共获得多达6337张食宿票。其中的2396张食宿票被送给了残疾人和其他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在巴尔的摩，“友好客栈”明确规定：只向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提供免费住宿；有工作能力者，“锯断并劈完四根木料，可以免费吃一顿饭；锯断并劈完十根木料，可以免费住上一宿”（这家“客栈”1890年共提供这种劳动饭24901顿，无偿饭菜6084顿）。雅各布·利斯反复提及“分类”法，他认为这种方法非常关键：与“穷苦人家的真正苦难”作斗争的关键手段之一就是严格“执行保罗的方案——不劳动者不得食。以饥饿逼迫懒虫走上自力更生之路”。
许多慈善组织都保留着它们细心分类的档案。在“波士顿慈善联合会”，895名志愿者造访了2094个申请救济的家庭（一般要求每个志愿者访问两个家庭）。家访者发现，所有申请救济的家庭中，18％的家庭，因有人年事已高、顽症缠身，或孤儿寡母等等，“需要继续救济”；23％的家庭，由于遭遇不幸、患病或一时陷入困境，需要“提供暂时救济”；33％的家庭有劳动能力（一些人没有工作是迫不得已，也有一些人没有工作是因为“懒惰或放荡不羁”——但有望改变），被他们举荐到就业部门，那里有许多就业机会；剩下26％的家庭纯粹“不值”救济，因为他们或拥有财产，或有亲戚可以投奔，或因为“劳动测试”和调查发现他们“无意改变”。
同情的七大标识教导志愿者
在慈善联合会的帮助与鞭策下，这一年共有817名申请者找到并接受了工作，278人拒绝接受找到的工作（“98人有很好的拒绝理由，其余的人则没有什么理由”）。此外，慈善联合会还向81人提供了贷款（75％的人最后还了贷款）；向62人提供了法律援助；向304人提供了医疗帮助；成功地劝说了53名亲戚提供相关救助。志愿者还帮助185户人家进行储蓄，敦促144名贪杯的家长努力戒酒（这一年，有27人没有醉过酒，118人醉酒的“频率降低”）。另外，近600名儿童在志愿者的直接帮助下被收养或找到了监护人，经常逃学的孩子开始按时上课。其中一些则被送往日托或工艺劳作学校。
“新奥林斯慈善组织协会”强调：“每份申请都要亲自调查。这不仅是为了杜绝冒领现象，同时还可从中了解不同申请者的具体要求，以及如何满足这些要求。”该协会拥有一个缝纫间——面向妇女和一个堆木场——面向男人。“一家之主通过劳动可以养家糊口，而无家可归者通过劳动可以获得免费食宿。”在劳动的过程中，协会的工作者会审查申请者的劳动态度，并据此提供救助，以免“这种救助助长了乞讨风”。以具有代表性的某一特定年份的工作业绩为例，“新奥林斯慈善组织协会”在这一年里共进行了1328次调查，从中，协会发现926人可被归类为“值得救济”，271人可被归类为“不值得救济”，126人可被归类为“模棱两可”。在“值得救济”档里，271人失业但愿意工作，252人有工作但还想找点活，205人生病，64人年事已高，48人为弃妇；在“不值得救济”档里，41人为酒鬼和以乞讨为生而又不思进取之人，143人为“懒汉”，72人不需要救济。
分类和自我分类往往伴之以“明辨”。“明辨”是慈善工作者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出于善意的怀疑而自然生成的一种能力。这些19世纪的慈善工作者从其宗教理论中获悉，“人类天性邪恶”。因此，他们对一些穷人“安于现状，甚至想方设法利用这种现状骗取救济”的现象并不感到吃惊。“圣路易斯勤俭联合会”认为，“他们精于骗取救济，每次编造的虚假故事绝大多数都千篇一律。”一份杂志报道说，“有一位妇人，每次都以被丈夫抛弃的理由领取救济。慈善工作者一天在她家卧室里吃惊地‘找到了’她的丈夫。这位妇女谎称此人为房东。”调查结果发现，她丈夫有固定收入。雅各布·利斯认为，虽然一些人是真生病，但背景调查显示，“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懒惰而‘装病’，而贫困的处境正是这个懒汉家庭的主要创收手段。”
只有慈善工作者——对救济申请人有透彻的了解之后——的“明辨”才能防止救济诈骗发生。巴尔的摩慈善组织管理者玛丽·里士满女士写道，她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教导志愿者，“你们的善心与屈尊俯就已经蒙蔽了自己，使你们对日常邻里生活中一些客观事实视而不见。”为了能使慈善活动更有效果，志愿者必须摆脱“对穷人的传统看法：以君子之腹度他人之心，满心希望他们过上好日子。一些志愿者不愿意狠下工夫去弄清楚他们帮教的穷人的真实面目与内心世界”。志愿者必须认识到，“如果不伴之以对所有背景情况的了解，好心的救济带来的伤害与破坏往往超出其所带来的好处，甚至成为一种极坏的诱惑，而非真正的救助。”
志愿者的“明辨”以及慈善组织本身防骗机制的重要性，不但体现在防止浪费上，而且体现在维护那些拼命工作以保持独立人格的人们的斗志与士气上。曾有一位慈善工作者这样说，“对于与贫穷抗争的穷人而言，没有什么比懒惰或邪恶大行其道更能瓦解他们的斗志的了。”圣路易斯慈善组织的“明辨”措施就是要求志愿者照章办事：发放救济之前，必须经过个人调查……
只发放急需物品……
尽量做到不滥发。
急需多少发多少；除非生病，发放量少于同等劳动所得。
在恰当的时间里提供必要的帮助；救济发放适可而止，不得超过必要期限……
要求每位领取救济者禁饮烈性酒……
一旦发现有人表露出“不劳而食”、不愿自谋生路的心态即停止救济发放。没有“明辨”即发放救济不仅供养了“无耻之徒和不配受用之徒”，而且还导致救济活动成为“人们自觉自愿慷慨解囊相救的一个主要障碍”。因为，这种救济活动引发了“许许多多人的思考，他们非常担心自己的好心好意究竟是在造福还是在造孽……”只有当“个人同情心”能“与安全、信任及自由相伴为伍”，这种同情与仁慈才会被真正释放出来。“新奥林斯慈善组织协会”不断在志愿者中强化“明辨”的重要性。协会在年度报告的背面印着这样的警句：“明智的施舍与明智的拒绝两者同属真正的慈善”，“如果酗酒使他贫穷，钱财只能买醉，不能填饱他的肚皮。”
同情的七大标识劳动换取食宿
每个人遇到乞丐时都要三思而后行，这一点很重要。当然，教授“辨伪术”已被证明是件极其艰巨的任务！《慈善评估》杂志曾问S·O·普雷斯顿先生（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试验）：他的试验是否令“那位愿意向所有的夜晚行乞者施舍25美分的‘仁兄’感到满意”？普雷斯顿回答说，“没有。这位‘仁兄’并不因此感到满意。”在试验中，只要那个穷叫花子一出现，也不管他已经在他面前出现了多少次，每次这位“仁兄”都会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钱（或别人的钱）掏给他。这家杂志对那种“只图自己心安而滥施钱财的盲目仁慈”充满了指责。格廷则称向酒徒施舍钱财是“善意的不道德”。他认为，如果施舍者能“预见到未来所有的困境都是由于他们所谓的善行所致”，他们将宁愿“放弃体验那种因行善而产生的满意的震颤”。纽黑文市的H·L·威兰德牧师将那些“沉溺于盲目行善”的人指责为“好心好意、内心仁慈、声音甜美的罪犯”。
那场阻止盲目“同情”的运动一直从19世纪80年代持续到90年代。《慈善评估》曾引用拉尔夫·威尔多·爱默生那句著名的自我批评的话：“有时我屈服了，施舍出一个美元。然而，这却是邪恶的一美元。经过长期的折磨后，我将会拿出男子汉的勇气拒绝施舍。”对“所有现代化大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无家可归的人群包括一些需要暂时救助的“寻找工作的陌生人”，但其中有相当一大批人“纵情酒色，恶习缠身”——同今天相比，并非完全不同。研究表明，绝大部分无家可归的人都染上酗酒与吸毒的恶习，并深受其害。《慈善评估》抨击了这种“只图自己心安而滥施钱财的盲目仁慈”，并提议个人和团体“不要随意向某人施舍，尤其是他的真正朋友可以救济他的时候”。真正的朋友是不会鼓励一个人“欺诈、偷懒”，因为“这样的仁慈不是仁慈，是彻头彻尾自私的表现”。相反，真正的友情意味着帮助这个人摆脱奴役，不再懒惰。
亲情和契约、分类和明辨，如果这一切进展顺利，那么接下来的关键因素就是有劳动能力者，尤其是家长的长期“就业”。《慈善评估》强调工作的重要性，它认为“劳动是社会的生命，而不愿劳动的乞丐则是吞食社会生命的食人者”。印第安纳州的官员曾指出，“救济有劳动能力的人，同时又不要求他们以诚实的劳动进行交换，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做法更能迅速地导致社会的乞丐化、贫穷化。”当然，如果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工作机会，那么这种指责就未免有点残酷无情。但事实上，除短期的“经济恐慌”外，社会上并不缺少工作机会（1892年，有人问来自几个大城市的慈善活动专家：诚实而理智的人会不会长期没有工作？这些专家都一致认为，这种情形“非常少见”、“非常特殊”）。另外，如果在短暂的失业期间，除了行乞无路可走时，强调工作的重要性也是有失公允的。但是，正如大家所见到的那样，私人慈善组织在每个主要城市都提供“劳动换取食宿”的机会。
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履行劳动义务，部分原因是《圣经》的教诲，部分原因则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纽黑文的S·O·普雷斯顿曾报道说，拒绝在堆木场或缝纫房劳动的人不到总数的1％，原因也许是“在这座城市里，还没有其他任何机构可以提供不必付钱的住宿”。在存在着其他选择的时候，盲目的慈善活动也许会把美好的东西统统“清除掉”。慈善机构的管理人员精辟地指出，“从恶如崩”。生活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N·R·沃波尔开展过好几年的盲目慈善活动，后来他发现，“失业者普遍存在不愿工作的现象，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出路就是义务劳动”。慈善组织的领导者们要求采取强硬措施，不然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摆在行善者面前的问题不是如何应对一定数目的穷人，而是如何帮助那些穷人，既不能扩大穷人的队伍，也不能加重他们正努力摆脱的恶习”。
雅各布·利斯对此表示赞同。当纽约一些团体的心肠变得越来越软时，利斯预见到了一群“骗子、职业乞丐……随着岁月的流逝，正收紧拳头，加大他们对社会的控制力度。直到有那么一天，全社会都会鼓足勇气，与保罗使徒一起说，‘不劳动者不得食’，并自此坚持这一信条”。利斯，如同百年前其他基督徒一样，总是不断向人们暗示使徒的教诲。与此同时，犹太教领导人也强调指出，依照犹太教教义，贫穷并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东西；一个人如果不愿劳动，他就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即便他愿意学习《圣经》。他们还引用《犹太教法典》指出，“如果不将学经与劳动相结合，即便学完了所有犹太经书，最终还是徒劳。”依照《犹太教法典》传统，摆脱依赖极其重要，甚至在安息日劳动也比接受救济好。拉比·约恰南说，“变你的安息日为工作日，不要使自己堕落到接受他人救助的地步。”所有慈善组织的领导人都认为，即便是一份薪水很低的工作也将一个人引上了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沿着这条大道走下去需要坚定的劳动习惯。真挚的友情意味着帮助朋友与恶习做斗争，鼓励他培植新的、积极向上的习惯。
同情的七大标识美国慈善组织
伴随“就业”而来的就是“自由”。“自由”被那些移民们（包括我的祖父祖母）定义为：不仅指在任何时候与任何人做任何事的机会，也指在没有政府限制下工作和信仰的机会。工作自由意味着不用行贿就能获得驾驶马车的机会，不必进理发学院就能获得理发的机会，也意味着“一只脚踏上了梯子的最低一档”的机会，即便这份工作薪水很低。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自由则意味着凭着父亲长时间的劳动和母亲在家中裁剪衣服的辛劳来摆脱贫穷的机会。但自由并不意味着迅速战胜贫穷，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仅曼哈顿一平方英里的地方就挤满了20万人。尽管贫穷题材的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幅悲惨的生活画面，但从中仍能看到一些人顽强拼搏的身影，他们是这些照片的耀眼亮点。
多数人都很清楚，政府津贴不可能提供这种自由。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1894年，阿莫斯·G·华纳在其大部头巨著《美国慈善组织》一书中汇编了整个19世纪政府慈善事业的有关情况：1 政府慈善必然要比私人慈善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