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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会儿真有守望的劲头啊。初中同学几乎人人都练就了边听歌边解数学题的绝招，往三角形上添辅助线的同时也牢牢记住了排行榜上的最新动态——那几乎总是翌日早读课上的第一个话题。（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我记忆里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例外：某天，我在电台的早新闻里听到陈百强深度昏迷的消息，一到学校就隆重宣布，女生群里立时响起一片低低的呜咽。早读课上非但再没人提昨晚的排行榜，而且好几个女生一整天都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总而言之，当时的收音机里藏着多少让人兴奋或者沮丧的理由啊。你会觉得电台dj是天底下最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把持着垄断渠道，每天只吝啬地放出一小部分资源，而且一肚子阴谋诡计，只顾着袒护自己的偶像——比如，喜欢谭咏麟的听众会认定他们放了太多张国荣的歌，而热爱张国荣的则怀疑他们故意让谭咏麟多拿了一周的冠军。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饥饿感，使得每一首从电台里流出来的新歌都显得稀缺而动人。我们甚至在上床睡觉前嘴里还在哼着那些刚刚学会的调子（通常都只来得及记住副歌），草稿簿上随手写下几句歌词，等着明天到班上跟别的同学拼凑出相对完整的一首——到后来干脆发展成分工协作，有人专攻开头，有人坐镇中央，有人包抄结尾。 在八九十年代里上中学的人，大概很少会有人没攒过至少一个手抄的歌词本。讲究一点的是裹上一层旧挂历的硬面日记簿，美人玉腿或者桂林山水露在外头，里面按歌星姓氏拼音字母a到z分段排列；翻一翻，这边跳出一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那边冒出一条“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间或还能看到明星大头贴，刚粘上去的时候鲜亮，年深日久了就会黑一块白一块得恍若沦落风尘。还有，我总依稀记得，或者说分明相信，字与字之间晕开的泪痕——黄黄的，假假的，是最纯真与最刻意的交集，正是那个年纪的主色调。
那时没有卡拉ok，没有“我爱记歌词”，甚至很少能在电视上看到音乐录影带，记录歌词主要还是靠一双“肉耳”，间或闹出“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笨驴”（伴侣，《恋曲1990》）和“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夜夜，《鲁冰花》）这样的笑话，真是再自然不过了。某些疑难歌词的真相往往要到哪位金主买来盒带，打开封套的时候才能揭晓——说“金主”不算夸张，从六块八到七块九再到九块八，盒带向来都是童年的奢侈品。不过，当时正式引进出版的盒带因为要经过层层审批，比起电台来，它们与境外同步的速度永远都滞后好大一截。
记忆中最轰轰烈烈的一次“团购”盒带的行动发生在初二。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小虎队在二十多年前红成什么样，如果非要类比的话，不妨设想：把韩庚、周杰伦和李宇春绑在一起打包组团，可你不能一想他们就上网搜点东西来解馋；无论是消息、歌声还是形象，你都得透过极有限的渠道守株待兔。《青苹果乐园》在西藏路音乐书店开售的那一天（说来奇怪，当时并没有成熟的营销链，甚至没听过“首发”这个概念，可班上愣是有几个消息灵通的同学早早就知道），还没等捱到中午，我的心跳就开始加快，只觉得四周处处弥漫着出逃的气息，随时要溢出来。三个自行车技高超的男生被公推为代表，收齐十几份钱（两三个人匀一盒），从杨浦区双阳路一直骑到西藏路。现在想来，也只有在荷尔蒙过剩的年纪，才能唱着“周末午夜别徘徊”、顶着西北风，轻易打发掉这一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至于我这个班长，必须替他们编一个缺席政治课和英语课的完美借口——在市重点中学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桩考验智商和刷爆rp的任务。
那时候，时常会看到城市里的行道树上缠绕着一大卷棕色的磁带，我总觉得那是某盘质量欠佳的盒带卡在机器里，最终被愤怒的主人扯出来扔到窗外，就势挂在了树枝上。与此形成美学对称的是那些半明半暗的角落，出没着一种叫“拷兄”的人——对于那些渐渐不满足于引进版盒带的歌迷来说，这些人既可爱又可恨。说可爱，当然是因为他们神通广大，两周前在香港上市的带子，他们就能弄过来，用收录机转录在tdk空白带上，附一张封套的黑白复印件——它们往往模糊得令人发指，从那上面看歌星的照片，你会觉得梅艳芳和蔡琴长得没什么区别。六十分钟的空白带要比原版母带的时间稍长，通常“拷兄”会从别的带子上扒两首歌填满那些空白，如果这自制的bonus track挑起买家的兴趣，就等于为下一单生意提前做了广告。说他们可恨，是因为这些拷带比音像店里的正规引进版还要贵上至少两三块，买一盒足够吃三四碗大排面。念中学时，我既没钱也不敢跑得太远，只能听男同学们描述延安路中图公司门口和五角场这两个著名的拷带据点，他们通常添油加醋，将整个过程形容得有如地下党接头般惊心动魄。最后，在经过我刻意加工的崇拜的目光中，他们会乐意借两盘听厌的带子给我，让我回家制作“拷带的拷带”。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介质，我迷上了黄舒骏和queen。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一上大学，活动范围终于突破两点一线后，很快就在吴淞路海宁路口的胜利电影院旁边找到了“组织”。我记得，无论天上阴晴雨雪，那个拐角总也照不到阳光，地上总有一摊水。我还记得，那个戴眼镜的拷兄总是背着大包坐在那里打盹，这样就省得顾客在摊位上一盘一盘看过去的时候他还得费神招呼，弄得大家没话找话。不过，每当我找到一盘心痒的目标时，他都会适时睁开眼睛，恰到好处地补两句背景材料以显示专业水准：“这个录的是黑胶唱片，买就赚了”；“这人冷门，可我有全套，你要下礼拜我给你再拿几盘过来”……时至今日，我都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掌握顾客心理的小贩，既做成了生意，又让一个总想窥视城市隐秘的乖孩子，不至于被过于热情的阵势吓跑。
不过，此时拷带本身已经快要走到头了，它的升级版——盗版cd很快就要将它驱逐进地下文化史册，而后者，连同所有的正版唱片，紧接着又被互联网共和国逼到如今苟延残喘的境地。不过，在回到高效而乏味、让想象力无处容身的今天之前，还有一个名词解释可以供我多缅怀一会儿旧日时光：打口碟（带）。这些从包装到内容都被或深或浅地打上一个缺口的唱片和盒带，是大学宿舍里迅速提高段位的音乐介质，上门兜售它们的商贩多半也是“兼职”的学生。关于它们为什么要打口，当时同学们的解释多半语焉不详，语气里却总带着掌握秘密知识的兴奋——“呃，海关拦截嘛，你懂的。”直到后来，我才在某些怀旧文章里看到比较靠谱的官方说法：国外出版商因为高估销量而大量生产，结果卖不出去只好打口销毁，但一般打得不太阴损的话大部分歌都还能放得出来……这说法听起来有点像以前政治课上反复渲染的故事：资本家宁可把多余的牛奶倒进海里也不会免费送给穷人。
但我们终究通过“种种渠道”喝到了这些廉价的、没来得及倒干净的“牛奶”，从中补充了一点不那么主流的蛋白质。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judy colins翻唱bob dylan的专辑，清泉般吟哦，声带松弛到让听者不好意思绷紧神经——于是，我回过头再去听以前从来没听懂的dylan的原唱，居然有一通百通之感。其实，听这些“打口制品”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此：意外的名字，意外的声音，以及碟片意外地在某些地方跳针、打滑，发出某种意外的尖叫，然后戛然而止——在你第一次播放之前，你只看见唱片的毁容，却不清楚它的内伤有多重，甚至总有“打卡碟拉伤cd机”的江湖传闻让你隐隐担忧，却也享受着类似于赌博的刺激感。以后每次放，快到伤痕处，你都会有一点害怕和期待，等着一粒刺尚且柔嫩的仙人球慢慢从内脏上碾过。一如青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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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75 二舅的故事
t，xt，小；说，天'堂
作者熊德启
他不是我的二舅，是朋友的二舅。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名什么，于是还是叫他二舅好了。
二舅是做财务的，仔细认真并且忠诚。这大概是作为财务最重要的几个属性了。
二舅年轻时在一个公司，老板姓程。程先生。
程先生与四个朋友一起起家。准确地说，是程先生带着四个兄弟一起，建立了自己的国度，得到了舒适的生活。
二舅勤勤恳恳，大家都很喜欢他。程先生也是，另四位先生也是。
后来，四位先生发展得越来越好，都在原来公司以外自己有了产业。
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有今天，是因为程先生。
程先生就像是一个教父，看着自己的弟兄们。
其间的事情我不得而知。但程先生的公司出了问题，亏损严重。
在当年，这件事需要好几百万来填平，不是一个小数目。
程先生自己已经身无分文，而四位弟兄的钱，全部凑在一起也就刚好能度过难关。
程先生找来这四个人，说明了情况。
四人都没有表态，既没有说给，也没有说不给。
当时的四人都已经托儿带母，如果真的给了，那就是从零开始，几年的辛苦全都白费了。
程先生说，没事，我不强求，你们再考虑一下吧。
大家散去。
之后的两天里，四人都没有和程先生联系。
两天以后，程先生给二舅打电话，说，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二舅赴约，谈了什么不得而知。
次日，程先生跳楼自杀。
程先生的葬礼结束之后，这四人便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电话，没有信件。
这是一种惊人的默契。
大概谁也不想提起这件事吧，于是选择不触碰和它有关的任何人与事。
如果你曾经把你的每一个角落都分享给某个人，当这个人离开了以后，你所痛苦的是你的每个角落你都不能碰。
碰了就生疼，不碰又如何生活？
这四位，选择不碰他们曾与程先生分享的部分，也就是另外三位。
因为二舅的勤恳，四人中的一人继续聘请二舅做财务。姑且叫他a先生好了。
二舅说，a先生每次喝酒，必然嚎啕大哭，进入到最崩溃的状态里。
抱着二舅，说如果我当时把钱给程先生了，程先生便不会死，就算从零开始，现在也许也小有成就。
而人生哪里容得下这么多也许。
二舅不喝酒，而每到那样的时候，却真心地希望自己也醉了。
a先生每次喝醉所念及的，大概便是那两天里的事情，自己心中的纠结，家人孩子，白花花的钱，义气，感恩，男人。
可惜直到程先生没了，才知道没了就真没了。
这两天四十八小时究竟能有多大的能量？没有消息，没有电话，仅仅是沉默，便让一个男人寻了死。
程先生的绝望和a先生的鼻涕眼泪，谁能体会呢？
我们在做很多决定时，就好像在决定要不要当太监。
当了，便再也不是男人了。
而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个决定仅仅是切掉我们的尾巴。
豁然醒悟的时候，声音也细了，胡子也稀疏了，你奈人生何？
这是二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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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76 怕飞的鸟
t@xt‘小说天〃堂
作者大鹏
好笑的是，我的名字是一只大鸟。不好笑的是，我竟然怕极了飞行。
我是在2008年4月患上恐飞症的，那一天我从北京飞上海主持尚雯婕在一所大学的歌友会，突然的一股气流，让机舱瞬间变得透明，我就悬在万米高空，整个人紧绷的好像一动就要碎了。那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个多小时。
其实是前一天熬了夜，又是早班机，身体状况很糟糕才出的问题，但这扇门被打开以后，就再没关上。
那年提早就预定了5月份的出国旅行，她满心期待，坐火车回到北京的我，越想越害怕，还偷偷哭了好几次，后来还是去了，一是爱情的力量，二是退订手续费确实挺贵的。
那次长途飞行很浪漫，国外的月亮挺亮，星星也格外大个儿，大部分乘客都睡着了，没福气看到。我是害怕得睡不着，飞机时而颠簸，我就干脆站在机舱里听歌跳舞，努力让自己的振幅超过飞机的振幅，我刚刚说没福气看到，其实是指我的舞蹈。那晚跳完了麦当娜，就跳碧昂斯，后来跳李宇春，因为那年流行一句话，“信春哥，得永生”，我在想，听李宇春的歌，应该就可以平安吧。
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李宇春的歌，特别是有一首叫《小宇宙》的，几乎每次一听到它，飞机就不颠了。
恐飞让我一度非常自卑，感觉不会再洋气了。
我是主持人，尽管不算红，也总是出差。我的原则是：五个小时以内火车能够到达的地方，绝对不飞，五个小时以外的，我宁可跳舞，也不要闻那么久的泡面味道。2010年在沈阳主持一档周播的电视节目，我一年坐了一百多趟火车往返于北京沈阳，坐到连中途葫芦岛站卖茶叶蛋的大妈都认识我。那档节目负责订票的工作人员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主持人坐火车赶路，助理则是飞机往返，我实在不愿意连累着别人也和自己一样，更何况到了北京站还永远打不到车。
2012年夏天我接到了湖南卫视的邀约，主持一档小日播的节目，那时候北京到长沙的高铁还没有开通，火车要十几个小时，只是因为每周都要飞，我决定放弃这个机会。当年坐飞机去沈阳的助理已经被公司晋升为经纪人，他劝我说：你知道在一家电视台，主持人们为了争一个日播节目，斗得多惨吗？你知道一旦登上顶级卫视平台，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这次人家给的钱还挺多的吗？
我只知道自己是真的怂，每次出发去机场，都要一步三回头，和周围的一切道别，依依不舍，眼里是每一个细节，每次飞机落地，就是重生，如果不是怕空姐误会，真想和她们每个人拥抱。
在长期的实践中，我开发了很多种克服恐飞的方法，除了跳舞，最常用的是冥想法。我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是驾驶宇宙飞船的勇士，与外太空来的邪恶力量展开较量，飞机的每次颠簸，都是在我控制之下的飞船变向；想象自己是赵本山，是成龙，是姚明，是每天都要坐飞机的职业球员，要去打客场的比赛，或者是世界巡演；想象飞机是翱翔的大鸟，自己是一片鸟毛，又到了迁徙的季节，这起伏多么美好。
恐飞症没有好转，附赠精神分裂。
后来还看了很多书，百了很多度，学习了很多航空知识。也打听过淘宝上的蒙汗药，还折腾自己整宿不合眼，劳累过度争取上飞机睡觉。因为确定和空姐搭讪是不会缓解症状的，主要是她们也不太乐意和我唠。
我现在还是每周都飞，已经成为两家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登机牌连起来能绕我家一圈，写到这里，也许有的人已经猜到，我终于克服了恐飞。这的确很励志。但你们没猜对，我还是那么怂，唯一进步的，只是终于肯把这件事说出来。
不是每一个故事，都会有逆转的结局。不是每一种恐惧，都需要彻底治愈。也确实是在我发现它无法治愈以后，转而接受——每当她送我到机场，我们深深拥抱，有点害怕的事情其实也挺好的。
否则眼前的世界，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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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77 邪门歪道的光明就在今日
［t。xt＾小。说。天）堂）
作者宋冬野
我实在不想从进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