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知道阿太去世，是在很平常的一个早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阿太走了。然后两边的人抱着电话一起哭。母亲说阿太最后留了一句话给我：“黑狗达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吗，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来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那一刻才明白阿太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才明白阿太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太，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xiＡoshＵotxt。cＯm
VOL。38 从黄段子说起
txt=小＿说＇＿天。堂
作者苗炜
先讲两个黄段子。
话说有一架直升飞机，在非洲坠落，机上三个人，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落到了丛林中，遇到一帮食人族，要把他们三个吃了。三人苦苦哀求。野人说了，我们大王有令，你们三个脱了裤子检查，那玩意儿总长不多不少20厘米，大王就饶你们不死。美国人脱裤子一量，8厘米；英国人脱裤子一量，7厘米；日本人，5厘米。正好20厘米。食人族讲信用，把这三个人给放了，三人赶紧跑。到了安全地带，日本人说，幸亏我刚才硬了，要不然咱们三个都得死。
话说还是在非洲，还是有三个人，英国人，美国人，当地黑人，一起去河边钓鱼。到了河边，英国人掏出那玩意儿，往河里一探，说，水温摄氏26度；美国人也掏出，往河里一探，说，水温华氏78度。黑人诧异：你们的家伙还有这样的功能？他也掏出来，往河里一探。过了会儿，说道，水深2英尺7英寸。
这两个黄段子，讲的是大小问题。这个问题在小白的《表演与偷窥》里有详细讨论。《表演与偷窥》全篇直指下三路，偏偏书评都要说他有智识趣味，高级，我可不想陷入他的叙述陷阱，我就打算用黄段子来说明问题。我觉得上面两个段子还有个妙处，那就是“转换”。在笑话的结尾处，巧妙的转换了一下。
这种转换让我想起博尔赫斯的小说，《刀疤》，那个刀疤脸讲了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叫穆恩，在故事结尾处，叙述者角色发生转换，叙述者就是背叛者。“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完。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
“转换”这个词，太不高级了。要是学术一点儿，我们可以探讨“元叙述”问题，博尔赫斯这个很短的故事，将叙述主体的叙述行为和动机直接呈现于小说的叙述过程之中，结尾将读者对内容的关注转移到叙述方式上来。
还有个笑话，说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希腊人，去酒吧喝酒。酒吧里有个测谎仪，专门能检测谁吹牛。英国人对着测谎仪说，i think i can 喝十个。测谎仪呱呱乱叫，英国人说，好吧，我只能喝7个。美国人上去说，i think i can 喝七个。测谎仪呱呱乱叫，美国人说，好吧，我只能喝5个。希腊人上去说，i think，测谎仪呱呱乱叫。
这个笑话的结尾没什么转换，“咔”的一下就完了，有点儿冷。但你仔细琢磨，它有一股子尴尬味道，希腊人说他think，就是谎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希腊人一think，测谎仪就呱呱叫。
这种尴尬，是很多小说描述过的“困境”。甚至是所谓“现代性”的来源之一。
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10又12章世界史》，里面有个故事叫《不速之客》。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位历史教授，大概和《百家讲坛》上的某些教授很相似吧，他受邀到地中海一个邮轮上给游客们讲历史，这是个还算奢华的旅游项目，他带着他的女友前往，行程顺利，他的演讲也算成功。忽然，邮轮上来了一帮恐怖分子，他们把邮轮劫持了，把美国人、英国人分为一组，把瑞典人、日本人分为一组，向外界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威胁每过两小时就杀死一个人质。游客们不解，为什么这帮恐怖分子要杀平民。恐怖分子说，既然你们不理解，那这位历史教授就来讲一讲吧。于是，历史教授按照恐怖分子的世界观来讲述犹太人、阿拉伯人、大屠杀、美国中东政策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其目的是要向人质说明，恐怖分子现在的做法有其合理性。
这个故事让我着迷，它揭示了一种人生绝妙的尴尬时刻。
笑话中有很多这样绝妙的尴尬时刻。某人下班，去买鸡，售货员发现，冰柜里只有一只鸡，正好卖给他。放到称上，说一斤半。顾客说，太小了，能换个大点儿的吗？售货员鸡贼了，把这只鸡放回冰柜又拿出来，称，说，这个一斤七两。顾客摇摇头，还是小，这样吧，你把刚才那只拿上来，我两只鸡都要了。
不管是黄色笑话还是一般的笑话，它都是一段非常好的叙事。
一个小说作者，或者是纯理论的，或者是比较业余的，都会研究一下叙事和修辞。在我看来，《表演与偷窥》一书，就是小说家小白的叙事学研究，他以色情为对象，研究电影、文物、小说、图像，探究色情怎么被叙述，如何肆意夸张，如何蕴含想象力。这是一种严格的叙事学训练。
c o m
VOL。39 爬
（／t／xt｜小／说天｜堂）
作者铁头
也许是一九九八年，我读香村小学，课间时候喜欢蹲在围墙下的阴影里，用手中的木棍儿在地上抠字，或者弹珠子，讲秘密流传的鬼事。天被烧得软塌塌，四边角垂下来。炉盖都烧成灰了，花坛里于是喷出火光。鸡冠花是煤块，还有串红花也是。夜晚还早着呢，操场上的树也渐渐烧焦，散发出滑石粉一般苍白发痒的味道。时间可以证明，那些腐烂着的无关紧要。至于恐惧，或者尊敬，是长大以后的事。
他喊我，小孩儿。于是我顺着声音的方向低头望去，但隔着一面红色的围墙，什么也看不见。我把头使劲儿往两条腿的中间低，低到脚踝，透过半月形的排水洞，看见一个头发蓬乱的人在咧着嘴巴冲我笑。
我问他干嘛。
他说想求我一件事。
我几乎是倒悬着头与他说话，见他趴在墙外的地上，脸是斜的。这个人我从没见过，问他是什么事。他艰难地咧着嘴，把手伸过来，手指间夹着一张两元的钞票，说，你帮我买两根麻花吧。
我说好，就接过他手中的钱，同时注意到他的手指头黑得像炭棍儿一样。吸一吸鼻子，又嗅见一股腐烂的臭味儿。炎热的盛夏，这味道倒也并不陌生，那些死猫死鸡从上游冲到下游的河滩，躺在白色的刺人眼球的鹅卵石上，散发的正是这种味道。
我捏着钱向学校里的小卖部走，想他的手指怎么那么黑。跑回来后再把脸低下去，把手中的面包递向他说，麻花卖光了，给你买了两个面包行吗？
他说好，接过面包，又说谢谢我的话。
我说不用谢，见他把面包夹在一条胳膊的胳肢窝里，用另一条胳膊像划船那样在地上蹭，一划，一划，沿着庄稼地爬远了。我明白他是一个残疾人，他的手指头已经腐烂了，还有脚趾头和大腿，那些变黑的地方都烂了，散发着很臭的味道。像死猫死狗蜷缩在白骨般的鹅卵石河滩上，散发着下坠的气味。
那个人爬得很灵活，地面上是结实的土和沙，他爬时的声音像秋风扫落叶，是一咝，一咝，一咝，慢慢地听不见了。他爬走后，我的同学小黑跑过来指我的鼻子，气冲冲地问我是谁让我给那人买东西的。我不理解他的话，说他是残疾人，为什么不能帮他买东西。小黑说对，对，那你就给他买吧。他说这话时脖子是一歪一歪的，很鄙夷地望着我，那两根脖筋像两根正分裂着一块肉的筷子。
放学后，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站在外祖母家院门口的旧碾盘上。那是一个已经好些年不再使用的椭圆形石头，扁扁的，曾经它碾碎过一些东西，像一枚象棋子，现在成了一个棋盘。我看见外祖母正穿着那双补了又补的旧靴子，右手夹着一根香烟，左手拎着一条黑色的胶皮水管正在给她的菜地浇水。
我又一次看见那个爬行的人，他正沿着马路向我们这边慢慢爬来，却停在我脚边，让我看他已经脏得模糊不清的脸。让我看他的头发，落满灰土的头发里长出草叶来，像个河流上漂满木屑的漩涡里一个爬满霉菌的瘪皮球。让我看他的裤子，已经磨烂的裤子上暴露出他的半个屁股。
这会儿夕阳掀起一片金黄，他把下巴扬起来，翘着前半个身体，努力地盯着外祖母看，嘴里说，婶儿，你给我点儿酒吧。
外祖母放下水管向屋子里走，过了一会儿，她拎着一个啤酒瓶子走出来。她把瓶子递给那个人，说老太太喝的酒不好，是小店里打来的散白酒。
他接过酒瓶子，感激地向外祖母道谢，恭恭敬敬，说我外祖母是好人。说着说着就骂起人来，骂的是洪宾，他说他是个畜生。他骂得很气，说了不少脏话，然后一手掐着酒瓶子，一手在地上蹭，变成了一条船，一划，一划，爬远了。
他是一个中年男人，或许更年轻，三十来岁也说不准。他的目光很飘忽，像有眼疾。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却每日露着半个屁股在地上爬，从香村东街爬到香村西街。你一恍惚就觉得他是个什么动物，可那脏兮兮的一团黑色爬到哪里说出口的都不是兽言鸟语，而是人的喜怒哀乐。他有时骂声不绝，有时又很自嘲地拿自己的丑陋说笑。那段时间，你总能见到他，在阳光下，在马路上，像个大蜥蜴般爬着，看得我浑身不舒服。
我问外祖母那个爬来爬去的人是谁。
外祖母说他叫洪大，是洪宾的大儿子。这时我想到了小黑，小黑的爸爸是洪宾的二儿子。至于洪大，我在帮他买面包前根本就没有见过他。
外祖母拎着水管子的手晃来晃去，她吸着烟对我说，洪大在外地生活，很多年前就离开了这里，他的性格像洪宾，洪宾的脾气很坏，他的脾气也很坏，当年他跟洪宾闹得很厉害，断绝了父子关系，独自一人离家出走了。
我说那他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怎么连路都不能走了。
外祖母说的却是，他的腿里都生蛆了……
有一天，我沿着马路跟在洪大的后面走，想看看他到底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每天都会经过外祖母家的门口。洪大向西爬，我回想那时的太阳已被花眼的老婆子用剪刀给剪去一截，像一只口袋被扒手割漏了。人们走在回家做饭的路上，步子很慢，却走得很快。彩色的风景被从巨大的墙壁上揭下来，一层又一层，变成黑白，灰的，一片虚无。
金色的液体从被割破的裤兜里洒落下来，雨似的打在洪大的身体上，使他像鱼缸里游着的一条金鱼。
我看见洪大爬出香村，在马路上没有汽车的时候，横穿马路，向路南的一片草地里爬。那是一片低洼的草地，但没人会把它开垦出来种豆子，因为这里每年都要烧上几场火，为死者送行，烧掉纸人纸马。附近有一个破败的小庙，是香村的西小庙。我从小觉得这个小庙就是去阴曹地府的入口，不然人们不会在这里给死者焚烧牛马，焚烧车子，花圈，房子，金库，银库。
我看他爬进西小庙，跟过去，站在没有门的门口，看见他正靠在墙角里歪着脑袋看我，他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说了什么已经想不起来，或者我什么都没说，更或者我根本没敢出现在门口。但我知道他会把酒瓶子里的白酒往腿上倒，往那烂出锅灰的地方倒。他想杀菌，消毒，淹死蛆虫。像油倒在灼热又潮湿的锅里，会滋啦啦响吗？他一定会疼得拉长了下巴，五官换了位置，歪在稻草里抽搐起来。
有些场景并非我亲眼所见，不过正如我说，一九九八年以前的任何事，都无关紧要。因为我还没有学懂什么是真正的恐惧。
回家后我去问家里人。
他们说洪大是在外面成了家的人，有妻子，也有女儿。冬天时候，他骑自行车去朋友家喝酒，回来时已经是午夜时分。那天虽然没有下雪，可比下雪的天气更要恶毒。老话总说，雪一不冷，雪二冷，是说下雪的时候不冷，可第二天那雪会拼命吸热使空气变得很锋利。地上到处都是积雪，看见的地方白茫茫，看不见的地方黑黢黢。
而洪大喝醉了。
他独自骑着车子在小路上晃悠。大概是从一个小地方到另一个小地方，中间的路是在荒郊野外。小地方晚间车少，尤其过了午夜，地上的雪都被白天的车和脚给踩结实了，硬邦邦的，像铺着几层玻璃，可比玻璃还要滑上几倍。他摔倒了，摔到了路旁的雪沟里。他在后半夜的雪地里睡着了，就这样，他的身体被彻底冻坏了，所幸命是没有丢掉。不过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幸运，恐怕没有人会说是，哪怕那捡回一条烂命的当事人洪大。
他成了瘫子，身体被尖嘴的巨蚁蚕食，撕心裂肺，日夜哭号。他的妻子带着女儿走了，丢下他不管。他孤零零地瘫在异乡，从百里之外的地方往老家爬，毕竟他的根在那里，那里有他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
与其想象他是被朋友用一辆货车拉回来的，倒不如想象他是一路爬啊爬地爬回来的。我想象他餐风沐雨，想象他伸手乞食，想象他心灵的磨难和凄凉。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屈辱，他爬回到美丽的香村，找到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的父亲，和本打算老死不相往来的兄弟。
可洪宾不搭理他。
他的兄弟们也都达成一致不去管他。
所以洪大才要骂他，骂他们。会有类似如此这般的表达，虎毒尚且不食子，亲生的父亲见儿子这副模样，竟然还不能前嫌尽释。还有他的亲弟弟们，对他反而比一般人更加态度恶劣，他们这是什么了？人能冷酷到这种地步，还算是人吗？他是想不明白的，所以他只有骂。
我是被妈妈用她那辆上班骑的自行车驮到外祖母家的。童年时的天空总是特别晴朗，我坐在门口的石碾盘上，听那些大人说话。那些很老的往事都是镶着金边的相框，是开满鲜花的梯子，尽管实际上，它们年轻时候很可能只是一块丑陋的树皮，一条贫瘠的土埂。
东边走过来一群人，等他们走近了方才瞧清楚。人群的最前面走着洪宾，后面跟着他的几个儿子和几个孙子。一些瞧热闹的人走在队伍的大后面，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当时我注意到队伍里竟然走着傻子大武。
那消息灵通的人停下脚来说故事，说洪宾嫌他大儿子丢他的脸，毕竟事实上他是他的亲爹，可自己的儿子每天却像个动物似的在大街上爬来爬去，给他这个做父亲的脸上抹黑，而且他更恨他，恨他在外面到处说自己的坏话，到处骂自己，做父亲的听到儿子到处用脏话骂他，让这本就好面子的父亲怎么受得了。
所以，洪宾要把洪大抓回家，囚禁起来。
所以他拿出一点儿好处，找来了傻子大武。
大武的肩膀上扛着一个麻袋，他身体魁梧，在马路边健步如飞地走着。那麻袋里装着瘦小的洪大，不知他本就那么瘦小，还是缺水的命运把他枯萎成这副模样。他的身体在麻袋里蠕动，让人觉得那麻袋里装的其实是一条狗，或者一头小猪崽。
我随着他们，与几个小孩子挤进洪宾家的院子，钻进人的缝隙，向里面张望。洪大被关了起来，蜷缩在一个大鸡笼子里。他的脸压着三角格子的笼壁向外看人，他的黑手指头抠在笼子的网格里，像鸡爪子一样紧紧地勾着铁条，他的脸上已经连泥带血模糊一团。
洪大在笼子里声嘶力竭地喊，他让洪宾放他出来，他说洪宾要杀死他了。他骂他，骂到嗓子发不出声，骂到趴在笼子里嘿嘿地哭。
后来，洪宾把我们轰了出去。
再后来我便忘了这件事了。
我现在能回忆起当时的生活，像半锹碎煤块被送进洋炉，火焰在激烈地跳着。我们生活在炉膛之中，我们这样年纪的孩子，每天都像火焰一样跳着，像野草一样疯长着。每长高一毫米，能看见的风景就多出几十几百几千平方米。路上的风景越来越多，抽象的朦胧的金光闪烁的变成冷静如灰般的工笔画，需要我们记住的越来越多，可能记清的越来越少。
当天冷到人们的口中呼出白雾，我方才想起这个曾经在香村里每天爬来爬去的人。我问那些消息灵通的同学是否知道洪大的去向，听见他们说，他已经死了，在一天早上死在了鸡笼子里，他被埋掉了，是傻子大武埋的。
再热的夏天也会变凉，密度再大的煤也要烧成灰。秋天一到，天气便一天寒过一天。我总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