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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八十》 第一部分“黄永玉热”为哪般
去年，老顽童画家黄永玉的书《比我老的老头》为许多读者争相一阅，这本书竟然5个月之内再版五次，并成为2003年十大文艺畅销书。刚刚过去不到一年，大师又在公众中掀起了足够热情，这一次他是以自己的老本行——艺术取胜。
4月1日至4月8日，《黄永玉八十艺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展出的二百来幅作品均为大师创作于1999年以后的得意之作。让观众震惊的是，画家到了80岁，一般推出的是回顾展，而黄大师偏要背道而驰，不仅要推出新作，而且有好几张新近创作的大画。黄永玉自己也说，如果是办回顾展，就等于自己失去了艺术创造力。让美术圈震惊的是，过去发生在影视明星身上的热烈场面此番竟然在一个80岁的老头儿身上上演，不光是观展观众的众多，在别的画家不敢涉足的签名售书活动中，700元一本的画册竟引来了发烧友和爱好者的热烈追捧，售书场面一直人流不断。
图书《比我老的老头》和《黄永玉八十艺展》的先后走红说明了什么？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陈履生认为，如同流行文化一样，高雅、高层次的文化，如果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同样能得到大众的热烈呼应。而“黄永玉热”现象的出现更说明艺术要有文化内涵，才能让人尊敬。
陈履生说，黄永玉绘画的独特性需要当代绘画的思考。黄永玉的画，笔墨语言、色彩语言、文字语言相互串联才构成了作品的整体，他因为有多方面的才能相互交融，才体现出强大的审美力量，比如他有一幅鹦鹉的画，题跋中写到“鸟是好鸟，就是话多”，颇具讽喻现实的意义。陈履生认为，一个画家应该有多方面的能力，可以说黄永玉先生是当代画坛内具有多方面能力的代表人物。早在抗战时期，他才16、17岁就以自己的剪影作品为抗战捐飞机，虽然剪一个影才5毛钱。在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他的雕塑新作。以一个主业为版画的画家，涉足水墨而有另外的成就，并在设计、雕塑、陶瓷等领域各有重要的表现，从一个基本点上反映了一位画家不同寻常的地方，这就是多方面丰厚的素养和积极动手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今艺术教育最忽视的问题。
比许多人都老的老头儿黄永玉下一步会忙些什么呢？就在比他小的老头儿们都在享受昔日成功的余热时，80岁的老头儿黄永玉却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今年其作品展8月到长沙、10月到广州、12月到香港，这个80岁的老头儿一定还会创造出人们意想不到的奇迹。
展览的那几天，北京的大小报刊都刊发了黄永玉画展的新闻，一时成为一个文化热点。这些记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挖掘黄永玉画展的新闻价值，因此，其中有一些边边角角的报道。
《黄永玉八十》 第一部分丁聪自叹不如黄永玉
昨天，为庆祝自己八十华诞，黄永玉先生八十艺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丁聪、郁风、黄苗子、杨振宁等文化界的人士以及黄老远在香港的亲属都前来为老爷子捧场。漫画家丁聪在看完展览后自叹不如黄永玉。
国家博物馆中央展厅内，黄老百余件绘画、雕塑、自制瓷器作品井然有序地布满了偌大的展厅，这些画幅大的有二三十尺长，小的也有四五尺长，以花鸟、山水、人物为题材的居多，展出的作品均为黄老创作于1999年以后的得意之作。
黄老一边陪朋友赏画、聊天，一边介绍自己当初作画的过程与心境，谈到开心处竟笑得前俯后仰，一旁的丁聪拉着夫人，两人边看画边点头称赞黄老的画“有激情，点子多，而且雕塑、瓷器也颇见功力，他是个多面手，我可真是比不上人家”。一些慕名而来的观众一拨接一拨地前来要求合影留念，黄老大都痛快地接受。到后来，黄老竟然像明星一样每到一处就被众人团团包围，这个要求合影，那个要求签名，再加上众摄影记者长枪短炮地围追堵截。幸亏保安护驾，黄老才得以继续引领朋友们赏画。
开幕式的人潮过后，先生坐在一边休息。我也乘机细细地看看画。忽然，陈岩来叫我，说先生让我找他。我到门口找到了先生，他说，特别想一个人⋯；⋯；我让他写下来（下页图）。晚上我写了一段新闻稿，用电子邮件发给《信报》的记者，因此，又有了先生展览期间的另外一段故事——
黄永玉苦寻40年前旧友 有线索者可致电信报
著名艺术大师黄永玉先生八十艺展自4月1日开展以来已迎来数千人参观，而周日起在现场签售其画集的黄老面对来来往往的参观者突发奇想，要通过信报为他寻找一位四十年前帮助过他的友人——孟庆林。
周日上午十点黄永玉按时来到国家博物馆“黄永玉八十艺展”的展厅，已经有不少观众等待他的签名。这样的签名售书与一般书店的作者签售不同，没有那种人头攒动的追星场面，除了其高雅的艺术风格，大型精美画集《黄永玉八十》高达700元的售价也并非能让普通读者不假思索地承受。
尽管如此黄先生签售的场面还是很热烈，购书者几乎没有间断过。在一个休息的间歇，黄先生略作沉思，突然间他告诉记者，说他看到这么多新朋故友前来参观，他特别想念一个失散了四十多年的叫“大孟”的朋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出于爱好，也是为了贴补生活，在中央美院教书的黄先生闲暇的时候经常到通州（即原来的通县）西集一带去打猎，山鸡、野兔，每次他都有多少不等的收获。而尤其让黄先生高兴的是，他打猎期间经常得到一位叫孟庆林（人称“大孟”）的素不相识的人的照顾，“大孟”当时在西集当秘书。“西集是个乡还是个镇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大孟每次都热情招待我吃喝。而困难时期吃喝不像现在，在当时的环境下可是件大事。”黄先生感慨地说。
“文革”期间黄永玉和李可染等人都被关入牛棚，与“大孟”失去了联系，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移居到通州并自建了住宅万荷堂，他们都未能联系上，对方是死是活都无从知晓。黄老曾多次托通州的朋友们打听孟庆林的下落，想请他来家中做客，可是都没有如愿。
如今黄老都举办八十岁艺术展览了，还常为没能与这位患难之交联系上而遗憾，他希望能够通过信报帮他寻找孟庆林。黄老说罢便在一张展览门票上写下这些字迹：“孟庆林（大孟）原通县‘西集’秘书，你在哪里？请来看画展。”
据黄先生说，这位孟庆林比他略小，如果健在，今年大概也有近八十。
“黄永玉八十艺展”到8日结束，黄老说他希望在这最后的几天里孟庆林先生能够通过报道来看展览。另外，如果读者知道有关孟庆林先生的线索，也请致电本报转达黄先生。
《黄永玉八十》 第一部分黄永玉苦寻老友有下落
黄永玉苦寻老友有下落 大孟爱人：早在99年他就去世了
为找到失散了40多年的友人，著名画家、今年八十岁的黄永玉先生昨天通过本报刊发了“寻友启事”，而昨天一早，一位叫王坤苓的女士就给报社打来了电话，说她丈夫孟庆林就是黄先生要找的“大孟”，但他早已去世了。
昨天本报刊载了《黄永玉苦寻40年前旧友》一文，将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借本报寻找失散了40多年的故友“大孟”一事进行了报道。昨天早上，一位名叫王坤苓的女士打来电话，说她的爱人就是黄先生要找的“大孟”，但早在1999年就已经故去了，“如果健在的话，今年也只有71岁，而非黄老记忆中的同龄人”。
王坤苓女士退休前是北京八一中学的语文教师，早在1960年她与爱人孟庆林结婚时就经常听他讲到黄永玉先生，“黄先生曾把一幅雷锋版画送给了我爱人，直到1999年，我们从平房往楼房搬家时才失落了”。
昨天，当记者把这一消息告诉黄永玉先生时，他连连发出“哎哟，太可惜了”的感叹，“当时我在中央美院当教师，我的美院同事王增夫把我介绍给了在西集当秘书的‘大孟’。‘大孟’人非常好，长得也很英俊，我们打完猎天黑了就住在他那儿，后来就失去联系了。我在通州定居后，经常在门口的亭子边向路过的乡亲们打听他，许多人都知道‘大孟’，但是只知道他调回市里了，具体去了哪儿也搞不清楚。如今找到了，他又去世了，太可惜了，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哪！”黄老说画展明天就要结束了，因要南下湖南、广东、香港继续办展，他要一年后才能回京，“请转告‘大孟’的家人，我从南方回来后再去拜访他们”。
《黄永玉八十》 第二部分2004年个人美术展览（1）
三月［北京展酒会］
北京展酒会请柬
尊敬的贵宾：
我很荣幸邀请您参加我的2004年个人美术展览中国巡回展。展出的地点分别为：
4月1日，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8月24日，湖南长沙，湖南省博物馆
10月22日，广东广州，广东美术馆
12月24日，香港，香港美术馆
欢迎您来参观
北京的开幕酒会订于3月27日下午三时在北京通州区徐辛庄万荷堂举行，请您光临
黄永玉
2004年3月27日下午3时，北京通州区徐辛庄万荷堂。
万荷堂位于通州徐辛庄，从市区驱车前往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堂前的公路旁有一座凉亭——侃亭，顾名思义，这是先生为方便村民休息、聊天修建的。侃亭主要的梁柱用原木做成，不加修饰。建好后，先生还为亭子制作了题有“侃亭”二字的牌匾，可没过多久这块牌匾就被“发烧友”在未征得先生同意的情况下摘走。鉴于此，先生再未在亭上题半个字，如果再题字，恐怕连整个亭子都会被那些“发烧友”席卷而去。
万荷堂占地约8亩，是一座仿古建筑群，亭台楼阁、回廊、照壁都是按照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建造。但同那些有着精美的雕梁画栋的古代建筑相比，屋里的梁柱大多保持它的原貌，少有斧凿之功，朴实却又浑然天成。先生说在建房子的时候曾和造房子的老师傅产生过分歧。老师傅说这些木头一头粗，一头细，盖起来不成样子，要把梁柱做成光溜溜的样子。先生却坚持要在保持木头原样的情况下盖。老师傅不干了，先生就说：“你只需照我说的去盖就行了。”等到房子盖好后，这位老师傅过来看，佩服地对先生说：“你真行，我原认为是不行的，这么一盖还这么漂亮。”
到了万荷堂前，老远就看到大门两侧的柱子上飘扬着五星红旗，这是以前没有看到的景象。路的两侧停满了各种牌号的汽车，铁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正门进”，还有红颜色的箭头指向正门的方向。这个正门平常是不开的。
众所周知，先生是爱狗之人，各地的住所都养了不少狗，万荷堂也不例外。这些狗大的有半人多高，小的不满一尺，如有客人到来，先是一群狗吠声，然后一个个围在来客前后，嗅嗅这，闻闻那，或爬到客人的身上。如果对它们表示亲近的话，它们必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以示友好。以往到这里，首先出来迎接我们的肯定是万荷堂的那些狗，这天酒会上却寻不着它们的影踪。可能是因为参加酒会的宾客太多，为防意外，没把它们放出来露面。这对一些爱狗的宾客来说，可能会感到有点遗憾。
进入正门的照壁，首先看到的是“酒会知照”，共有六条。
宾客很多，90岁以上的有：杨善深、萧淑芳、黄苗子；80岁以上的有：张仃、丁聪、许麟庐、王琦、力群、彦涵、邹佩珠、郁风。
美术界的著名人士有：靳尚谊、刘勃舒、钟涵、刘大为、冯远、王明明、郜宗远、龙瑞等。文艺界的人士有王昆、杨丽萍等。官员有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等。还有很多认识但说不出名字的人以及不认识的人。这些先来后到的宾客，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各说各的话，各谈各的事。
万荷堂的厨房外有一个亭子，亭子里挂着一口钟，旁边的柱子上贴着先生写的字条，上书“做事要首先检点，为人莫饭后敲钟”，这次酒会以钟声为号，敲钟吃饭。酒会的主场设在荷塘边，荷塘里种了来自各地的荷花，这时还没到荷花开放的季节，无法欣赏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江南夏景。酒会正式开始之前，客人已走了近一半，但仍然有很多人，还有不断的来人。
5点钟，先生一声令下，钟声响起，酒会开始。大件的食品有烤鹿和烤羊。
时年92岁的黄苗子先生携夫人郁风也来参加了这次酒会，他们都是这里的常客，与先生相交已有60年。1946年，先生在上海参加了一个画展，当时黄苗子和郁风从南京去看，结果看中了先生的一幅画，买了下来，说回到南京就给先生汇钱。当时先生很是高兴，因为有了这笔钱，以后的一段日子他就可以过得比较宽松。结果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黄苗子汇钱过来，就急了，也不管什么风度不风度的，跑到南京去讨债。到了之后，不巧黄苗子出去办事了，只有郁风在家，先生说明来意，郁风一脸惊讶，她以为钱早就寄过去了，听到先生讲了以后，一边道歉一边取钱给先生。拿到钱后，坐下来聊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等要走的时候，郁风才发现此人就是黄永玉，然后又敞开话匣子。后来，先生回忆说当时郁风付钱给他的情形真像付钱给煤铺老板，换个地方真想狂笑一场。一会儿，黄苗子回来了，两人只是匆匆聊了几句就分手了，但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人就成了一对挚友。
《黄永玉八十》 第二部分2004年个人美术展览（2）
所以，万荷堂一有活动，都会有二老的身影。
1953年，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从香港返回大陆，在中央美院教授版画。那个时候，他和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张仃等诸位先生同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这些过去熟识相知的老头一个个相继走了，只剩下张仃。他和张仃都喜欢抽烟，都拿着大烟斗，先生曾说他俩是两杆“大烟枪”。在先生的《比我老的老头》中对张仃评价很高，说他是“中国最有胆识最有能力的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开拓者”。
时年93岁高龄的萧淑芳老人，也应邀参加了酒会，她是在女儿的陪同下才来到万荷堂的。谈到先生，萧老说：“他的画很有意思，能证明他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很可惜4月1日开幕的画展我可能去不了，因为听说国家博物馆的台阶很高，我身体不行，怕上不去。今天到这儿来光路上就花了两个小时。”
进得“老子居”，一屋人或立或坐，都在品着陈设与墙上的画作。头戴鸭舌帽、手拿大烟斗的黄老起身来到天井，与著名收藏家王炜、《美术》杂志主编王仲兄弟合影。王仲一再提醒拍照者：“一定要按原来的角度拍！”黄老手中拿着一张老照片边看边笑：“哈哈，50多年了，当时他们还是小毛孩！”原来，王氏兄弟的父亲、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王琦，与黄老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早在1947年，还是单身小伙的黄永玉就是南京王琦家的常客，王炜、王仲兄弟俩都非常喜欢当时21岁的黄叔叔。
几年前，先生从德国买了一架黑色的马车，一度驾着它上路驰骋过一阵子。现在除了一些旅游景点还有马车外，其他地方已经很难见到了，汽车早已取代了它。虽然汽车取代了马车，但在汽车出现前的几千年里，马车可是最便利的交通工具。
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我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这时的马车主要是战时用的战车，民间使用的还较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马车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当时的贵族士人都喜欢以马车作代步工具，周礼中亦有大夫出行必须乘车不能徒步的说法。乘车的时候有站着的姿势，还有坐着的姿势，而且乘车也有相应的礼仪。《世说新语》有记载：“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于是就有了“揽辔澄清”这个成语。但到了宋朝，人们出行多喜欢坐轿子，马车供人代步的作用渐渐被弱化了。
中国的马车从一开始就是两轮的，它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成四轮马车。在没有改进之前，西方的四轮马车比较笨重，后来有人发明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前轮转向装置，四轮马车的灵活性比以前大为加强，而且人们又在车身和车轮之间加了弹簧等避震装置，又使马车乘坐更为舒适。所以，四轮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