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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桩亲上加亲的婚姻，本应是幸福的。
当初莉蒂娅祖父的花边工厂破产了，家道中衰。口衔银匙而生的父亲则一生只是个普通的技术员，进项微薄但并不热衷于挣钱，而是深爱宗教事业，经常代替牧师布道。莉蒂娅不得不早早走上社会靠当小学教师贴补家用。这时她在舅舅家遇上了据说是煤矿承包人的亚瑟。亚瑟28岁，俊美开朗，活泼健谈，交谊舞跳得很出色。莉蒂娅在诺丁汉小知识分子的窄小生活圈子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迷人的青年男子，立即为之倾倒。
亚瑟的父亲来自诺丁汉城，是布林斯里矿区出名的裁缝，母亲则是诺丁汉城里花边工厂老板的女儿。应该说他出身于殷实人家，外祖父甚至算得上中产阶级，因此亚瑟的教养高于那些矿上普通的工人，虽然他没怎么读过书。他高谈阔论，口才甚佳，把矿井下的劳动描述得轻巧有趣——事实上他可能真是那么认为的，因为19世纪70年代他那一代矿工赶上了采煤业的兴盛期，工资比其他行业的工人高得多，日子过得殷实，因此很热爱矿井劳动。他一周的工资比莉蒂娅父亲两个月的退休金还多呢。但天真的莉蒂娅做梦也想不到所谓承包人不过是个小工头，照样和别的工人一样下井，一样赤裸着身体趴在巷道里一铲一镐地冒着生命危险挖煤。她连矿区都没有去看一眼，就轻易地嫁给了这个迷人的青年。可能因为她家在诺丁汉城里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女儿们需要出嫁独立生活，父母也急于把几个女儿嫁出去。
她住进了矿区，还以为自己的丈夫去矿上监工了呢。待到晚上她备好了茶点，铺好桌布等丈夫下班共进一顿小资情调的晚餐，才发现一个从头到脚黢黑，只剩眼白还在黑暗中闪烁的黑精灵进了自己的家，这个人竟是自己的丈夫，这个人居然脱了衣服，跪在盛满热水的大泥瓦盆前开始洗澡，还操着一口难懂的小地方口音要她给他搓背。她从此就要日复一日地过这样的日子，和她不屑一顾的没文化的矿工老婆们没有什么两样。这时她才明白这个口若悬河的丈夫替她置下的家不过是租的房子，甚至连家具都是和房子一起租的，他一无所有！她感到受骗了，但这既不是亚瑟的错，也不是她的错，他们谁也没骗谁。是亚瑟对待劳动天然的亲近和她对承包人的误解造成了她的轻信，不可否认的当然还有亚瑟青春活力的吸引和相对优厚的薪水的吸引力。总之她无法怨天尤人，只能承受。
但阶级的差别，文化修养的高低很快就成为夫妻交流的障碍，他们互相之间开始彻底冷漠了，除了肉体的交流。亚瑟开始下班后不回家，而是到酒馆去和工友们喝酒聊天，因为他们之间才有共同语言和爱好。酒钱占去了家用，妻子不满，夫妻之间终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争吵。随着孩子越来越多，生活负担愈来愈重，莉蒂娅毅然决定终止这种没有感情的肉体交流，夫妻彻底分道扬镳了。
走进这所两层带阁楼的矿工之家，立即感到了莉蒂娅的强大存在：这里没有亚瑟的任何信息，只有莉蒂娅和她教养甚佳的孩子们的影子。房子的布置完全恢复了当年的实景。一楼十来米的小前厅布置得典雅大方，如果不是因为面积太小，那种情调和富贵的摆设足以和诺丁汉城别墅里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媲美。这间临街的房是劳伦斯家的客厅，一般是不用的，家里人不走这个门，而是走后门直接进厨房，从那里上二楼卧室和三层的阁楼。家人不允许在这间客厅里逗留，只有尊贵的客人来访或重大的节日庆典时才使用这个客厅。考究的桌椅，钢琴，橱柜，壁炉台，精制的镜框，精美的茶具甚至洗衣房里那些最早期的手动洗衣器和绞衣器，这些都和亚瑟无关。
客厅的窗户比一般人家的要大许多。有一段时间，为了贴补家用，莉蒂娅曾自制一些花边，亚麻台布，围裙，帽子和儿童衣服在此展览招徕顾客。她甚至带头组织了妇女合作社，每年能从合作社分些红利。随着孩子越生越多，才渐渐放弃了制作和销售。
劳伦斯一家的生活中心是一楼的厨房兼饭厅，莉蒂娅总是将这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灶台和操作台从没有油污滞留，白茬木头做的饭桌刷洗得露出了木纹（伯特从小跟母亲干家务活，深受母亲影响，一生乐于干家务，无论流浪到何处都要收拾得干净舒适）。她不允许孩子们在饭桌上有任何粗野的举止，甚至不允许孩子们在家讲方言土语，只能讲她从小就讲的标准英语。这一点连诺丁汉城里的中产阶级人士都难以做到。在英国这个阶级意识极强的国家里，一个小镇工人家的人讲标准英语只能意味着自我孤立甚至遭人唾弃。但莉蒂娅就是要卓尔不群，与世俗抗争。她从不参加小镇上矿工妻子们的闲谈，自顾勤俭持家，一心教育孩子成为上等人，避免男孩子重复当矿工、女孩子当矿工老婆的命运。这个衣着讲究，言谈举止一派知识妇女风范的诺丁汉女人，硬是在这卑贱的矿区里旁若无人地创造着与众不同的高雅生活。她无所谓整个镇子的人理不理她，因为她有自己的儿女陪伴她讲着标准英语，闲时她可以读小说，弹钢琴，这个小小的家就是她逃避尘嚣的避难所。
伯特出生时就体弱多病，生下两周时差点死于支气管炎。在人们印象中，他恰似个皮包骨的小兔子。莉蒂娅曾说恐怕养不活这孩子，能活三个月就不错。但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活了44年，并以顽强的毅力在流浪中写作，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就。
劳伦斯诞辰纪念馆展出的劳伦斯一家的生活原型亦是维多利亚和乔治时代英国中下阶层家庭生活方式的缩影。对劳伦斯作品的研究也是对一个大的时代里人民生活和习俗的揭示。或许这个纪念馆更大的意义就在于此。它一年到头从早到晚都开门，只有圣诞节到新年休息九天，可能是世界上开馆时间最长的纪念馆了。
第一章 伊斯特伍德王子街——丑的缩影
诺丁汉大街像一条龙脊从东到西横穿全镇，两面的胡同南北方向次第排开，顺坡下行，胡同之间再有数条南北方向或斜向短街相连组成了小镇。维多利亚街便是诺丁汉大街东端朝北的第一条胡同，下坡百十米处便是草场（当年是开阔的农田）。乡村和城镇近在咫尺，却是那么界限分明。这一点一百年来一点都没有变，小镇依然是那样的格局和规模。站在劳伦斯家往南朝坡上看是人流如织的商业街，向北居高临下看则是静谧的田园风光，近邻都是这种红砖青瓦顶的两层小住宅楼，多为1854—1860年间煤矿公司所建，在采矿时代曾经很荒芜凄凉，肮脏混乱。但其中一条横街却起了个十分高雅的名字叫王子街，王子街上的房子背面便是乡村。这些成排的连体红砖楼围成了方形的小区，小区中间是空地，供人们晾晒衣物，当年是一片乱石滩，上面竖着些拴晾衣绳子的杆子。这种格局在劳伦斯的作品中被称为“方块”，他对其恨之入骨，认为这些简陋的红砖房是工业化在英国土地上造成的最大的丑陋疥癣：
这是两大排长方形的住房，环绕着一块空地，空地上扔满了破锅烂铁和垃圾。这块空地就算是个广场了，不过是一大块坑坑洼洼的斜坡地，孩子们在上面玩耍，女人们在上面晾衣裳。
这种场景直到1970年代依然。著名的插图本《作家笔下的英国：文学中的景物》就把这里的空地照片收了进去，详尽地介绍劳伦斯笔下的矿工宿舍区，那种丑陋真是触目惊心。而这种疥癣就长在那静谧清幽的旧农业英国的土地上，一片一片的，丑与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劳伦斯的心像图。他忠实地将这美丑对比中人的生活与心理状态写成了故事。
劳伦斯的三叔瓦特一家就住在王子街9号。后来搬到不远处的伊开斯顿镇上，他们家却发生了一场令人费解的父子相互残杀事件：由于生活困难，瓦特叔叔和他儿子在吃饭时为一个鸡蛋给谁吃的事争吵起来，叔叔愤怒之下竟然失手将儿子一刀捅死了！叔叔因此受审，被判了14周的刑罚。此事在诺丁汉的报纸上有详细报道。这个可怜的瓦特叔叔，患了慢性肌肉萎缩症，先是面部肌肉瘫痪，变得没有表情，后来竟然扩展到颈部，以致难以吞咽，最后到胸部，无法呼吸，最终活活憋死。
短片小说《受伤的矿工》里那矿工的家所在的街道就是以这条街为原型的。当初的街上住满了矿工，人们在街上抽烟聊天，大呼小叫着，成群结队去诺丁汉城看著名的诺丁汉乡村队的足球比赛，那种世俗的矿工生活场景写得十分生动。
现在看他们的后院，还是显得杂乱寒伧，好在人们用上了煤气，有了煤卫设备，后院不再有劳伦斯时代恶臭的厕所了。这样大面上看已经很是朴素洁净。这就是改造后的现代英国的工人住宅区了。只不过脏乱的方形广场消失了，那两处荒凉的空地已经比照旧房子的样式盖上了新的红砖宿舍楼，楼与楼之间是垒了花坛铺了花砖和石子的便道，每家的客厅窗户都罩着雪白的窗纱，整个小区安宁洁净。孩子们依旧像劳伦斯儿时那样在街头追打玩耍，见到我这样到处拍照的外国人倒是很热情，还摆出姿势让我拍照。给一个照完，另外几个会喊：给我照一个。他们问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他们从中国来。孩子们便惊呼：很远！我问：知道为什么来吗？他们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说：知道，是冲劳伦斯来的。还告诉我：顺着蓝线走，能看到很多劳伦斯的地方。我便像个小学老师一样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学会了英语，翻译了劳伦斯的书给中国人读；你们长大了来中国学中文，也翻译中国的书给英国人看吧。他们便嘿嘿笑着摇头说：我们不行，太难了。
我在他们脸上辨别着，似乎想看出哪个像劳伦斯小时的模样。这些工人的孩子，一个个都长得白白净净，修长纤巧。他们比劳伦斯儿时幸运多了，家乡不再有煤灰，父亲们不再是“煤黑子”，不再会有饥饿和贫穷困扰他们。他们一出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宁静朴素的小镇子上，每天有手拿相机东照西照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在街巷中游走，因为他们的镇子在全世界都有名，这种著名缘于劳伦斯对他们曾祖父和高祖父时代生活的描述；因为它著名，所以他们现在依然能生活在100年前的小镇格局与景物中，但享受的是现代人的日子。孩子们，感谢你们苦难的天才伯特祖爷爷吧，他是那么想有自己的孩子，甚至婚后焦急地盼了一段时间，终归是失望了。
但劳伦斯至死心都不甘，他不愿面对自己绝后的残酷现实，冥冥中总在盼望出现转机上帝送子；也不信自己会那么早离世。因此硬是没来得及写遗嘱就匆匆离去了，结果造成了弗里达和劳伦斯的兄弟姐妹在他死后为争其遗产而对簿公堂。如果他有子嗣，就不会有遗产之争了，自然归子女所有。如果他有子孙，现在该传到第五代了。据说天才的后代不是天才就是白痴，可能为了避免这种残酷的选择，上帝干脆让劳伦斯空前绝后。劳伦斯的二哥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子嗣；大哥乔治的后代早已同劳伦斯家断了联系，是否仍有子嗣在世似乎无人知晓；目前人们知道的只有他姐姐艾米莉的一个女儿和妹妹阿达的一儿一女在世，都八九十岁的人了，其中艾米莉的女儿培姬（Ｐｅｇｇｙ）已经94岁。这三位老人身体都很硬朗，经常来纪念馆看看并积极参加劳伦斯研究会的活动。重要的是，他们手中仍握有一批重要的劳伦斯信件和原稿，据劳伦斯学教授沃森说，如果拿到索斯比拍卖行拍卖是可以卖到50万英镑的。诺丁汉大学正筹集资金，打算以低两倍的价钱收购过来珍藏在校图书馆的劳伦斯专藏中。由此可见劳伦斯的价值如何了。
2000年圣诞节前夕，我到安德伍德小村的礼拜堂参加了杰茜·钱伯斯的侄女安妮·霍华德组织的海格斯农场联谊会的圣诞联欢活动，在那里见到了老培姬。老人家长得很像艾米莉，94岁高龄了，居然还十分健谈，精神矍铄，十分幽默，还亲手做了蛋糊松糕带来供大家品尝。听说我是劳伦斯译者，她乐呵呵地说：“哦，你找着工作了——ｙｏｕ＇ｖｅ ｇｏｔ ａ ｊｏｂ．”一边吃一边说：“你们多吃点，省得我带回去。”因为按照习俗，谁带来的食品，没吃完的还要由谁带回家。到大家合唱圣诞颂歌时，老人家居然放开嗓门快乐地一首接一首地唱个不停呢（不幸的是培姬老人在我们相见四个月后过世了）。
第一章 伊斯特伍德太阳酒吧——恶之杠杆
站在维多利亚街南口，顺诺丁汉大街向西看，能看到十字路口上一座别致的三层楼建筑，那是劳伦斯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太阳酒吧。这个地方在当年的小镇上应该算是个高档的去处了。太阳酒吧是小镇的纪念性建筑，19世纪30年代在这里发生的历史事件促进了本地的发展，是伊斯特伍德繁荣发达的见证。
18—19世纪之交，巴伯和沃克两家开始在此地开矿，这个行当工资较高，因此吸引了林肯郡等地的农民蜂拥而至来当矿工，小镇开始成型。当时的运输渠道是附近的埃利沃斯运河，通过运河将煤运入特伦特河，发往各地。但到19世纪30年代，南部的莱斯特郡等地建起了铁路，使河运处于劣势，巴伯—沃克公司开始失去一些市场。为了与南部铁路相抗衡，公司于1832年在太阳酒吧开大会，筹募资金修建埃利沃斯谷地铁路。这条铁路便是现在英国中原铁路的开端。真难以想象，这条铁路竟是起源于一家小煤矿公司运输的需求，而不是什么国家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当年筹资不过3万英镑，铁路就建起来了，小镇从此真正发达起来，成为附近山乡的商业中心。
但在劳伦斯眼中，这却是环境败坏的开始，是人性横遭金钱玷污的开始。《虹》的开始就记述了中原铁路刺破美丽宁静乡村后对本地农民心灵的影响。《恋爱中的女人》更是对采矿业所代表的工业化对人性摧残的强烈谴责。现在人们开始从环保的角度解读劳伦斯的作品了，认为这是劳伦斯文学所具有的“预言性”之一。看来劳伦斯注定是后现代研究的热门了，不仅女性主义，种族主义，性别研究等后现代学科重视劳伦斯的文学特性，连环境保护主义者也发现了劳伦斯如此前卫，在资本主义端倪时刻就意识到了后资本主义阶段必然出现的危机。
无论“后”学们对劳伦斯的学术兴趣如何，但在一点上我相信人们是有共识的：劳伦斯的确是将人性的完整与天然环境的纯洁看做一体的。
太阳酒吧，这座典型的红砖青瓦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成了文明摧残人性的标志。
劳伦斯在他生前最后一篇散文《诺丁汉矿乡杂记》中不无痛心地说：
在我眼中，英国的真正悲剧在于其丑陋。乡村是那么可爱，而人造的英国却是那么丑陋不堪……兴旺的维多利亚时代里，有钱阶级和工业推动者们造下的一大孽，就是让工人沦落到丑陋的境地，丑陋，丑陋，卑贱，没有人样。丑陋的环境，丑陋的理想，丑陋的信仰，丑陋的希望，丑陋的爱情，丑陋的服装，丑陋的家具，丑陋的住房和丑陋的劳资关系。
而那篇《还乡》则为故乡描绘了一幅更加晦暗阴郁的图景：乌烟瘴气的田野，死气沉沉的矿工，大声撒野的矿工老婆们。
劳伦斯至今仍是小镇上不少人的敌人。他们敌视他，因为他将小镇的丑陋大鸣大放地出卖给了世界，令小镇名誉扫地。劳伦斯像一块试金石，敏感地测试这小镇的意义，把这小镇作为自己艺术再创造的原料，完成自己形而上理念的所指，从而使小镇的形象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但在现实小镇人眼中，他就是马克·吐温笔下那个“败坏哈德兰堡的人”——败坏伊斯特伍德的人。
一个作家注定是要用自己的良心衡量世界的，而不是看别人眼色。故乡的丑陋是他心头的伤疤，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将这伤疤亮给世人看，像一块红色的警示牌告诫世人。而庸人在意的是“家丑不可外扬”。
太阳酒吧，是启动小镇经济命脉的杠杆。其动机是强烈的物质占有欲，最初这种欲望肆无忌惮地在这中原山乡肆虐，将这里大好的山水荼毒，戕害了古朴淳良的人心。但正是这种“恶之杠杆”，将小镇推向了工业化的不归途。巴伯和沃克两家不这样做，也会有别人来做。这里的资源注定要使这里惨遭早期工业化的厄运。但这一切，造就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劳伦斯。
劳伦斯不幸生长在工业化最为残酷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