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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限信赖地望着顾福广，浑身肌肉绷紧，像是等候命令的猎犬，像是个被悲伤压扁到极限的弹簧，只等老顾松开按着他的手指，就会猛烈地跳起来。
顾福广眯着眼抽烟，他感受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的亢奋。他为这样的无穷精力感到诧异。连死亡也不能熄灭这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让人困惑不解。
他想，是时候宣布下一次行动啦。这样的精力要是不把它消耗在行动中，就会闹出乱子。让这些年轻人闲着，早晚还会出这样的事情，与其想办法约束他们，不如让他们行动起来。
他在构想一次更加醒目的行动，一次让人震惊的行动。一次标志性的、让他的组织赢得尊重的行动。它不能像前几次那样，转瞬就被其它更新奇的事件淹没，它要长久回旋——在人们心中，它不是只值两角钱一份报纸价格的头版新闻，它将会是一个传奇。
他通过各种渠道散发消息，让各种版本互相交织，若隐若现。不光是给记者（他尝试过记者）。租界里有各色各样的势力，也有为各种势力服务的业余情报员，通过这些家伙，他向大家发出一个信号：他在这里。
他的信号说简单也很简单，让人家知道上海有他这样一号人物。不管是干革命也好，干别的事也罢，首先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他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这些年轻人，目标是一回事，具体的做法又是另外一回事。
很久以来，他就想动动帮会的脑筋。再没有比这更恰当的理由：他们帮助屠杀过革命者。如今他在这里，而他们却藐视他的存在。他曾通过老七向他们发出过信号，他是不得已才通过一个女人发出这样的信号，他本不信她会认识什么帮会大人物，可他们确实小看他。小看他的群力社。
让他举棋不定的是到底要选哪一个目标。是福煦路⑷181号？还是戈登路⑸65号。两幢外形几乎差不多的洋房，草坪、围墙、车库、前后门、警卫，结构复杂难以控制的通道走廊。在不到百米的距离内，各有一家捕房。不同点在于，福煦路附近是法租界巡捕房，戈登路是公共租界捕房。
“福煦路。”林培文说。
这纯粹出于仇恨，顾福广心里这样想道。就好像仇恨是一种液态的东西，可以放在不同的量杯里比较。但这也不错，至少它显得更加名正言顺，福煦路181号的老板是革命的更加明确的目标，他直接参与过大屠杀。但他还要再好好想想，摆在眼前的问题是，福煦路有装备更加精良的警卫。
那将是一场小型战役，对他的队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们知道怎样开枪，在浦东的海边荒滩，一边吐着芦黍渣，一边朝稻草人射击。或者租船出海，瞄准吴淞口灰暗天际里几只倒霉的海鸥。但真正的战斗是恐惧与恐惧的角逐，他的人能不能占上风？与它相比，暗杀行动不过像是一场淘气的表演，像是在捉弄某个受害者：加快脚步走上前去，拔出手枪扣紧扳机，看着他缓缓倒地。就像他当年刚参加工人运动，从厕所斜刺里穿过院子，把一蒲包粪便砸在那家伙头上，前一秒钟那个帮会工头还得意洋洋，转转手里的核桃就把游行罢工的队伍拦在厂门口，后一秒钟就屎尿灌顶，颜面尽失，再也抬不起头来，再也没人对他害怕，整个有关他心狠手辣的传奇，一包粪便就轻轻打消。
从本质上来看，暗杀也好，他正在策划的更大规模的行动也罢，作用大抵相当于那包屎尿。它让陈旧的权威和陈旧的恐惧感烟消云散，同时建立一个新的传奇，新的权势。在阿塞拜疆的劳改营里，他整天想着过去的事。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件小事的意义不同寻常。它不折不扣向他证明：摧毁一种权势和建立一种权势都是简单的事，只要你给出足以让人害怕的证据。等他穿越逃出那个地方，穿越阿拉山口再次回到中国，他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⑴Rue Palikao，今日之云南南路。
⑵Rue de Weikwe，今宁海东路。
⑶Boulevard de Montigny，今之西藏南路。
⑷Avenue Foch，今之延安中路。
⑸Gordon Road，今之江宁路。
十九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下午六时十八分
她差点撞到黄包车上。她回过神来。冷小曼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打电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今天上午，她本来都已站在电话亭里。要不是那家伙——
直到太阳快落山她才想起打电话。
按照顾福广在电话里给她的地址，她找到八里桥路的蜡烛店。刚上楼梯，老顾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打电话？”
她能说什么呢？说自己太紧张，说她想不到在这样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竟然会无巧不巧遇见这个人。这个——摄影记者。她有很多事都无法解释，虽然她不得不抓紧时间，把最新获悉的重要情报汇报给组织。
她怎么解释得清楚呢？她本来应该立即打电话，告诉老顾上午在贝勒路发生的危险情况。她又怎能解释清她竟然会在法国公园的水榭里等候他几个小时（像是个焦虑的情人），随后又跟他一起去白俄餐馆。这个摄影记者，他在船上想给她拍照片，他对人的面孔有很好的记忆，他好奇心重，他故作潇洒的可笑做派，她对他的莫名其妙的信任感，这些事情怎么能一句两句说清楚。
对她内心里那种奇怪的麻木，她又能说什么？连续多日独自一人守在那间过街楼上，她渐渐产生某种类似置身于午后阳光下的感觉，松弛，懒洋洋。以为没人知道她的存在，没人晓得她参与那件刺杀案，好像通过某种天晓得的合谋，她已被大家抛弃，既被同志，也被敌人。
她对自己说得过去的解释是，她应该勇敢地敷衍他，跟他去，去吃饭，去调情，去看看他到底是谁，到底想干什么。出于某种奇怪的心理，她没有把船上的事告诉老顾，只是把他说成一个故人，一个以前就认识的摄影记者。一个——有同情心、正直、愿意帮助她的人。
问题在于，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情报。这个人，这个自称名叫薛维世的人，他声称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关系密切的朋友。他特地来警告她，贝勒路的房子不能再回去。他得到可靠的内线消息，巡捕房怀疑那里的某幢房屋藏有激进地下活动分子。一旦查清具体地址，搜捕就会展开。几天前，这消息是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他那家报纸的，让他好捷足先登，率先报道。今天早上，他跟随巡捕房的大队人马跑到贝勒路，一眼就认出她来，他想通知她，可找不到机会。在康悌路口抄靶子，显然是巡捕房的某项狡猾策略，敲山震虎，他使用这个成语。
“为什么他要把情报透露给你？”
“巡捕房的搜捕对象中有一个女人。他一看到我就猜出一大半。他认识我，从报纸上，他猜到我跟金利源码头的行动有关。”
“你承认啦？”
“他不相信我会杀人——不相信我会真的牵扯到暗杀反动军官这类事情里去。”奇怪的是，她觉得这话多多少少符合真相。她稍作编造，是想让事情变得简单一些，但却发现这可能更困难。她对自己多少有些诧异，为什么不告诉老顾她在船上与他遭遇的事实呢？海上邂逅这种说法是不是太离奇？太像那种——编造男欢女爱故事的小说家的想法？
“但他还是怀疑你跟这事毕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把巡捕房的计划告诉你？”
“是的。他半疑半信。我对他说，事情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但我不想再提。他说，如果那会勾起我痛苦的记忆，他不想打听。”
“对你目前的困境，他作为老朋友，有什么建议？”
“按他的想法，越早离开上海越好。可他不知道我是不是身不由己，所以不想贸然出主意。但他会帮我在巡捕房打听详情。”
“身不由己？”
“他的意思是说，万一我有什么原因无法脱身。”
“你不能打电话是因为有他在？”
“是的。”
“这就是说一整个下午你都和他在一起。”
“是的。”
“在哪里？”
“一家俄国餐馆，我不认得招牌。在辣斐德路上。”
靠近亚尔培路⑴路口那家餐馆，招牌上写着ODESSA⑵。人行道里侧有两级台阶，他推开那扇弹簧玻璃门。俄国侍者是老朋友，他欢快地讨论着菜单，如同在进行某种重要的仪式。
“在法租界巡捕房，他到底认识谁？什么职务？”
“他没告诉我。”
“你必须弄清楚他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这情况对我们很重要。”
她觉得疲倦，但她还是意识到这是组织上在向她分派任务。
“你很沉着。处理得很好。要继续跟他保持联系。他在巡捕房有关系人，这很有利——”
“他不是我们这种人。”
他身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活劲。炫耀他的照相机知识，炫耀他点的那些俄国菜，Barjark是一种煎牛肉片，Shashlyk是切成圆形的羊肉片，串在铁钎上用火烤。她历来都结识有志青年，充满纯洁的理想，哪怕是那个死去的曹振武。他很漂亮，简直算得上英俊。他的声音有些轻佻，总的来说很温和。
“你觉得——他对你怎么看？”老顾吹熄手里的火柴棒。
从头到尾他都在望着她。心无旁骛，要来酒却又不喝，想要好奇地问点什么，可又不敢问。假装在口袋里掏摸，却掏出一张过期的马票。你要给我一个联系方式，电话，比如说。如果有情况，我可以及时告诉你。他又掏出一支钢笔，好像那是个魔术师的口袋，他手忙脚乱，这倒不像个魔术师。可那支钢笔没墨水，旧马票上划出一道道白印。遭到拒绝后，他竭力抗辩。
“他相信巡捕房一定掌握确凿证据，所以才会来抓捕我。可在他眼里，我只是个柔弱妇女，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我和金利源码头的案件到底有没有关系。”她竭力让自己回答得更客观一些。
“有没有约定联系方式？”
“他有个报社的电话。但他常常不在写字间。他是摄影记者。整天东奔西跑。他说明天他会给我一些消息，明天中午他会到法国公园门口等我。”
她和他分手时小心翼翼，采用标准的反跟踪技术，突然停下，或是转身穿越车来人往的街道。她在一家店面很小的女装鞋帽店里盘桓，透过玻璃橱窗扫视街上的人群。最重要的是警惕三角盯梢，街对面平行的家伙最容易发现，他往往是三个盯梢者中最大意的，他一直盯视着你，于是他的步伐渐渐与你合拍——
直到确信身后没有尾巴，她才打这个电话。
楼下有人在打闹，她分辨得出培文高亢的笑声。夜里的八里桥路比白天更热闹。她听见蔬菜倒进油锅那种爆裂的声音，鼓风机的声音，还有奇怪的不知哪里传来的汩汩水声。
老顾微笑起来，是那种缺乏幽默感的人硬要说笑话时的笑容：
“他不会是对你一见钟情吧？”
“我们一早就认识。”
“他冒着危险把巡捕房的情报告诉你，一定是对你有特别的好感。”
夜里六七点钟的时候，人的反应总是比较迟钝，她茫然的望着老顾。
他的皮鞋是用白色和棕色两种颜色的皮拼成的，他一定在穿着上花掉大把时间。他蹲下身，提起裤腿，重新系好袜口上的松紧带。打一个结，翻下袜边，让它遮住那根紫色绒线，单单让它垂下一绺来。他的确相貌英俊，比船上那会更有吸引力，他也知道自己对别人有这种吸引力。他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迟钝，很沉重。他一步跳下台阶，转身，用胳膊肘抵开弹簧门，倒退着隐身进门，伸出头来朝她招手。
他对她说：“如果同志都像你这样美丽，我也巴不得参加革命。”他说话这样大声，好像忘记这是个很小的餐馆，让她忍不住伸手按住他挥舞的手，阻止他说下去。
老顾严肃起来：“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为我们所用。当然，一切要看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到底有没有真正过硬的关系，如果是那样，对我们工作的开展将会有极大好处。”
离开餐馆前，他再次警告她，你绝不能再回贝勒路。如果暂时你找不到住的地方，我来想办法。“当然啦，”他说：“你们的组织会有更安全的地方。”
楼下店铺里一阵响动，拖动椅子的声音，纸箱翻倒的声音，林培文咯吱咯吱踩着竹梯，脑袋在楼板上冒出来。
老顾厉声喝问：“什么事？”
他嘿嘿笑：“有只老鼠。”
冷小曼像是对周围的动静毫无感应，她愣愣地坐在桌旁，手里还握着那杯早已冰凉的茶水，那股伤感像是从手心一直蔓延到心里。
⑴Avenue Albert，今之陕西南路。
⑵餐馆名可能借用自黑海边的那座港口城市。
二十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夜晚九时整
事实上，特蕾莎并不认为小薛在说谎，她相信他的说法。在上海生活那么多年，唯一让她捉摸不透的就是那些帮会。他们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她想到那天夜里，在礼查饭店的床上，她看到他满身瘀伤。她怀疑小薛在说大话，帮会首领怎么会拿他当朋友。她猜想人家对他拳打脚踢，逼迫他监视她。她再次心软。
她一直都喜爱他，喜爱这个身上带着栀子花香的混血私生子。她也喜欢他拍的照片，那些怪异的照片里充斥着尸体上的伤口、散发着酒臭的呕吐物、女人的胴体。她觉得那些照片其实包含着一种洁癖，一种无害的快活情绪，一种古怪的安全感。
如今，由于小薛以这种奇怪的方式切入她的生活——她真实的另一面，这段韵事也好像变得更加真实。这个家伙——这个混血的私生子的形象从那些黑夜里苍白赤裸的男性胴体中浮现出来，几乎是脱颖而出。不再仅仅意味着某个古怪的姿势、某种让她兴奋也罢讨厌也罢的体味，或者某件带有个人印记的器官——她阅人无数，抚摸过各种长相独特的玩意。有的形状像鹰喙一样弯曲，有的可以把包皮无穷无尽地拉长，像是一只长筒袜。
她对自己说，只要一次心软，就会一直心软下去。她本可以直接杀掉他。她甚至不用自己开枪，她有忠心耿耿的保镖，在白俄社区的帮会里，她有几个信得过的朋友。
那天她拿枪顶着他，枪管快意地戳进他的下巴。眼看着他都快掉泪，可她还是狠心把枪管朝他颌骨缝里戳进去。这是必要的惩罚，她手里使着劲，耳中听见他又是干咽又是咕哝，心头涌起强烈的怜惜之情。她赤条条跪在床上，腰窝里还是汗津津的，嘴角却带着刑讯逼供者那种残忍的微笑。她还称职地用另一只手玩弄他，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惊恐，他的委屈和无奈，他的不肯轻易就范。他忍不住还是硬起来，在特蕾莎看来，这足以证明他的屈服，这就好比他在象征性地缴枪投降。
那一刻，有股让她无比陶醉的柔情涌上心头。她猜想自己是那一瞬间爱上他的。后来她又想，这多半是因为她还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直到她把要不要杀掉他这个选择题放在自己面前。三年多来，他们每个周末都到礼查饭店床上幽会，如果她想多来一次，还可以给他打电话。她很容易就能得到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念头从来没有在她脑子里出现过。这对她是一种崭新的体验。他从一具能给她带来简单欢愉的男性身体转变成一个复杂的真人，他嫉妒她有别的男人，他卑劣地监视她。他甚至还前所未有地变成一段故事情节：别人把他抓过去，拷打他，让他来监视她。
不久，她就开始时不时把这个新的情人形象拿出来，在头脑中审视一番。这样一来，他就变得越来越可爱。她拿枪捅着他下巴的时候，他不是吓得都连尿都快憋不住啦？事后她抚摸他的时候他可不就是这样老实交代的？可就算是这样，他不还是说他爱上她啦？
她自嘲，觉得自己终究不过是个女人。就像她的朋友玛戈那样，爱这个字是她们命中注定的魔星。尽管她曾千辛万苦，从战争、饥荒和革命中幸存下来。她并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她见识过虚情假意。她懂得在这块租界里，什么东西都有个价码——只要你出得起价钱，你可以连真带假全买下来。正因为这样，她才接受小薛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