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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在香港定居的黄元亮伯伯，他把邓重煌在美国的地址寄给我，并又为此专门给邓重煌写了信。
这边，我也给老人写了一封信。
十五天之后，老人回信给我：“我老了，听力已经不行了，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你写在信中，我回答你。”
曾在某个老人那里见过邓重煌的照片——严肃，不苟言笑，身材高大健壮，一点都不像地道的广州人。
真是文如其人，但还是有门！
于是，我马上再次给老人写信，记得在那封信中，我一共问了老人十三个问题，其中，竟有“失踪”和“牺牲”有什么区别这样的白痴“问题”。
又过了半个月，老人回信了。
在这封信中，老人第一句话就说，我必须坦率告诉你，在“驼峰航线”上，“失踪”
意即“牺牲”，“牺牲”也意即“失踪”，它们是同义语！
八十八岁的老人，写给我的信，字都是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的。老人说，我八十八岁了，耳朵不好，手也发抖……
和老人一年多的联系，全是在信中完成的。
老人的第一封信：小童，我的朋友：同时收到你两封来信，禁不住将尘封许久的往事浮现眼前，不是没话可说，而是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太多，一下子又不知从何谈起。两天来，想到“驼峰”，想到那段岁月，我就心神不定。今天，终于决定提笔写信给你……
第十九章 一批没了，再上，再上！（3）
我是在1943年加入中国航空公司，被公司录用后，马上送到加尔各答“培训”，一个月后，即上机飞行。那哪里是什么“培训”，那时的“模拟机”连现在小孩子的玩具都不如，电子显示什么的都没有，就是一个壳子里面焊了个驾驶杆。而且，我开始飞行后才发现，“模拟机”竟然和我所要飞的飞机内部布局截然不同。
飞行时，空勤机组规定是应该三个人，即正、副驾驶和报务员，但在1944年之后，情况变化特别大（主要是牺牲），不仅是报务员，连副驾驶都招不到，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我和机长两个人飞……
你问我那时飞行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现在还能感觉的，就是疲倦，没日没夜地飞，既要和天气斗，又要警惕日本人的飞机，神经绷得再紧，也有松弛下来的时候，一旦松弛下来，就不管那么多了，只想闭上眼睛打个盹。那时就想，摔就摔吧，击落就击 ，两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就实在坚持不住了。
可毕竟还活着，活着就得飞！
有一次我们从昆明返汀江，起飞时正是黎明日出之际，我们的飞机一路向西，贴着云头飞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下面，是一层密云，云面不高，云头不是平面光滑的，有高低突起部分，太阳从我们后面照射过来，飞机的影子就印在突起的云头上。
那时正轮到我休息，机长把杆。蒙眬中的我看见一架飞机迎面而来……
“要撞上了！”我大喝一声，紧急拉杆操纵飞机躲避。机长也被我的举动吓了一大跳。
可那影子依旧向我飞来，但却和我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再定睛细看，原来那是我们自己飞机的影子。你看，这都是太疲倦造成的。 你的朋友：邓重煌 2003年10月29日老人尘封许久的记忆终于向我打开了。
不久，我又接到了老人的第二封信：小童，我的朋友：你问我遇到过几回危险，这让我很难回答，因为每一次飞行，在我们眼里，都是一次冒险、都是一次赌博，可每轮到谁上，都是没有二话，背起伞包就走。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国家就剩这么一条通道，只要是仗还在打，空运就不能停下来，空运不能停下来，就得有人去做。我不去，你不去，总得有人去。作为一个青年人，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当逃兵吗？再说，中航各方面都不错，不做这个，就失业。
我们在“驼峰”上飞行是不分昼夜的，也不管天气好坏，24小时都在飞。此时，很多制度已经形同虚设，如何换班也没有明确规定。原来飞个汀江——昆明来回就应该换班，但因飞行员缺乏，常常是无人来接班，货物还等待急运，所以只好接着飞下去。
两名飞行员只好在空中轮流把杆飞行、轮流休息一会儿。
由于任务繁忙，又缺乏机组，我们每个月飞行都在一百四十个小时以上，上封信中说过，我是1943年进入中航的，和那些老驼峰们没法比，但在“驼峰航线”飞行时间，应该在一千八百个小时以上。我知道，飞“驼峰”的统计是按“来回”统计而不是按时间算。
至于你问我的“最难忘的一次飞行”和“最危险的一次飞行”，就我来说，值得回忆的恐怕不算天气方面的就不止“一次”。
兹略举一二：由于昼夜飞行，非常疲倦，可我又偏偏是生性睡眠不好的人，在飞行时，不管多么疲倦、多么困，从来都睡不着的人。那应该是1944年12月的一天深夜，我们从汀江飞昆明，在航线上，轮到我先睡，机长操纵飞机。我虽然把头靠在了椅背上做睡觉状，但一直是双眼微开，视线没离开过飞行仪表。深夜，外面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驾驶舱里的发光的仪表指针清晰可见。似睡非睡之中，我突然大惊，怎么飞机在盘旋着下降，高度消失得这么快？难道这一切都在这似梦非梦的迷茫之中……也不知哪来的那么一股劲儿，我在蒙眬中扭头看机长，我看清楚了，坐在左座的机长竟然抱着驾驶盘睡着了……
这不是梦！我顿时感到周身的血全部涌到脸上，那个感觉就像一座巨大的山峰迎面坍塌倒来，我一下子清晰起来，猛地拉杆……
机长醒了，我们俩手忙脚乱地把飞机控制住，之后，才发现，刚才飞机是处于盘旋下降，再有十几秒钟改不出来，就会进入螺旋，在黑夜，下面又是山峰，那肯定是没救了。
睁着红红眼睛的机长谢我，他说实在是太累了，把着杆，不知怎么就迷糊过去了。
他说幸亏是我，否则就没救了。我在心里想，应该谢的，是我的失眠。
直到今天，我还是经常失眠。
还有一次，是在白天，我们是从昆明飞汀江。C…47离地后，高度还没多少，发动机功率也没调整好，机长聚精会神地把杆升高度，从仪表中，我突然发现一台发动机的油压忽然跌到0，只有油泵损坏不能继续供油才会出现这样问题，此时飞机还在用最后的一点余力上升，机长也没感觉到，其实飞机是在一个“临界点”上，马上就要向地面砸了，我马上把汽油“交输瓣”打开，机长此时才反应过来，他对着我伸出大拇指。
我们马上掉头落地维修，才算保个平安。
还有一次，这真是“最难忘的一次”，所以，今天仍能记得机长是Sheiling，大概两三年前，他还到过中国访问，但返美不久就仙逝了。那次，我和他自昆明飞汀江，是夜航。刚刚到达汀江空域，左发动机火警灯亮了起来，机长立即关闭着火的发动机，用单发（一个发动机）飞行，并准备实行单发落地。
第十九章 一批没了，再上，再上！（4）
我们已经进场了，但万万没想到，怎么会不迟不早，就在这个时候，跑道灯突然全部熄灭，我们眼前立刻是天黑地暗、不辨高低，无法降落，此时惟一能做的，就是推满油门，单发复飞上升。可孩子你知道，单发复飞是飞行中之大忌，是要求尽可能避免的，可此时我们又如何能避免得了呢？往下，不知“地”在哪里，怎能着陆？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是从昆明回来，你采访“驼峰”这么久，应该知道，从昆明回来，一般以空载居多。再有，也是从昆明回来的原因，你更应该知道，我们飞“驼峰”都是在汀江把来回程的油加满的，所以回来，走到汀江时，油都快用没了，这样飞机重量轻，使我们再一次从鬼门关逃脱。假如，一切是反过来，我们是从汀江飞昆明，飞机肯定是满载，油量又多，昆明巫家坝机场海拔还高哪，那是绝对单发复飞不了的，我可以说，我们是必摔无疑！
是的，一切都是太巧合了。
我们有了高度后，依旧是在机场上空单发盘旋，这时，我才发现，不仅是跑道灯不亮，整个汀江机场都不见了——场站、宿舍到处是漆黑一片，呼叫了半天，灯光复明，我们单发下来了。后来一打听，原来是我们飞机上的“敌我识别器”坏了，没有应答，他们以为是日本人空袭来了。
再说敌我识别器，这个东西大小如一台手提工具箱，安放在飞机尾部。整个飞行期间，这个仪器一直开放着工作，它不停地发出信号，收到这个信号后，知道是友机，因为日本人零式机没有这个设备，我们就能辨别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写到这里，我再告诉你，飞机进入跑道前，地面上有一个明显标牌，上面写着“OFF/ON”字样，就是提醒我们，马上打开“OFF”。
我们有一段时间，应该是在1944年，被日本人打得凶。有一天赶上我休息，那时我住在昆明，当天不知何事去公司在市里的办事处，那里也有电台，我刚进门，只见报务员脸色煞白，结结巴巴地说，刚收到一架在“驼峰”航线上的C…47发来的电报，就再无消息。我拿过来一看，很简单：日本飞机在围攻我们。
其实那天下午，我又开始飞了，现在想都后怕，是因为还活着。那时，真是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年轻，又无牵挂，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嘛！
写到这里，我想再说两句，你多次问我的夜间飞越“驼峰”的心情，别人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我们飞“驼峰”最艰难、最紧张的时候，主要是在1944年，而那一年，正是日本人最疯狂的时候。他在密之那的零式机起飞拦截我们。“驼峰”航线基本上是东西走向，我们也是沿着这个方向飞行，他们正好是南北飞行，飞行半径正好切到我们航线里面，就是要截断这条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夜间飞行要安全，前提是，排除气候和地理因素。
飞“驼峰”一般没有好天气，遇到好天气（一年没几次），又是夜间飞行，如果想冒险，不走北线（公司规定飞北线，但常有胆大妄为者下赌注，甘心冒险。其实，南线、北线，都好不到哪儿去，一个是上喜马拉雅山、一个是被击落），我们就顺着横断大山起伏线、尽量低飞。
年轻啊，那个岁月，就仗着年轻，什么都不在乎，什么也不怕。 你的朋友：邓重煌 2003年11月15日老人的第三封信：小童，我的朋友：
前次给你讲，我的遇险经历，其实，我只是“驼峰”航线上的幸运儿而已。从头至尾，有惊无险，几次绝境逢生。可我的许多同伴、同学，昨天晚上还在一个房间里住过，今天晚上就没了。今天早晨还在一起吃早餐，中午就没有了。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次排班，本来是轮到我飞的，但那天等我赶到机场时，调度告诉我，换人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临时换的那个人叫黄克礼（奇怪，我今天还记得他的名字），那架飞机起飞后就再没回来。
这就是施了魔法一样的“驼峰”！
记不清那是什么时间，很是有一阵子，飞了一段时间，老是看不见日本人零式机出来拦截，我和机长都很奇怪，太平静了反而希望它们出来，你在幼儿园的时候肯定玩过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有时，扮小鸡也许更有意思。那天我们已经飞了一个汀江到昆明往返，再次从汀江出来时，是下午，天还是亮的。刚刚改平后，我和机长又说起看不见零式机这事儿，我那美国机长平时就爱说爱动。说着说着，他对我说，要不，我们两个去密之那看看去……
我一听兴奋得不行，急忙说，这个主意好啊，我怎么没想到！
天哪，两个人真是年轻啊，疯起来不怕天不怕地的。这么大个事儿，心头一热，也没有慎重考虑一下啊，统统没有，别人躲日本人还来不及呢，我们竟敢主动送上门去，真是胆大妄为！
说去就去。机长见我没意见，把机头一偏，我们的C…47向右偏了十度左右，脱离既定航线，朝着平时想起来就心惊胆战的密之那飞去。
记得我当时大致估算了一下，从我们此时飞行的位置到密之那，大概有三百多公里，C…47要飞一个多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离密之那越来越近。真是快到眼前了，才感觉到紧张。
第十九章 一批没了，再上，再上！（5）
密之那机场越近，我们越连大气都不敢出。其实现在想起来很好笑——我们不出气，那飞机发动机和螺旋桨不也是一样的转吗，它可不管这些！
临密之那机场只有几公里了，还不见有日本人飞机拦截，能看见地面。地面上，静悄悄……
都到这个时候了，也无所谓了。终于，我们鼓足勇气——飞过去，来个“低空通场”！
我们的C…47像个小偷一样，在机场上空沿着跑道快速掠过，见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又转回来，这回大摇大摆地“通场”。这下，我和机长都看清了，那个机场已经空无一人了！于是，我们放心地打道回府！
哈哈，真没想到，竟然是我们两个最先发现了日本人撤退密之那（机场）。回程的路上，我和机长这个高兴啊！
在昆明我们一落地，我们马上向上面报告，估计公司领导也是很高兴，竟然没有“处理”我们如此胆大妄为严重偏离航线！
其实我们也不是作无谓的冒险，去密之那机场时，我们就注意到了全程都有浓云，这让我们心里有底，万一日本人出来，我们就赶紧钻云……但是回过头来想，我们做得也是太过分，机舱里装的是满舱的汽油，正是国内急缺的，如果真的有意外，损失该有多大。年轻，有激情，但很多事情，也真是错在这“年轻”上了。
其实关于“驼峰”上的事情，一时半会儿都讲不完，诸如我们在恶劣的气象中飞行等等，只是，我的年纪太大，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你的朋友：邓重煌 2003年11月27日老人的三封信，看得我是热血沸腾。
老人所说的那个“临时”顶班而失踪的飞机我也查到了，具体如下：1944年2月20日，中航75号C…47由汀江飞昆明，起飞后曾一度和空中同向飞行的中航87号C…47通话联络，联络突然中断，之后就杳无踪迹。
机长，米克尔森（E。 J。 Michelson），报务员，黄克礼。
本架飞机只有正副驾驶，没有报务员。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八：拣起自己的“死亡证”——英雄李宏揆和李宏揆一直是在电话里联系，开始无论我怎么央求，老人都不同意和我见面，就是一句话——别来。又是伯伯又是伯母地叫着，用尽软磨硬泡之“手段”，电话那一边总算是答应了，偏偏又来“非典”，一等就是一年后。直到2004年7月份，才东挪西借凑点钱买张机票去兰州见老人。
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起话来，语气、语调和动作，简练、干净而又利落：“本来我一直是不想和你见面的，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提它干啥？实在架不住你没完的电话了。我告诉你，小伙子，看你这么大老远来，又不能不接待你。这么多年我就没再想这件事（老伴插话，连子女都不知道），等你来这几天，那一幕幕又都出现了。我和你讲，但你必须实事求是，别乱写。我们这些人，既不需要你拔高也不希望你夸张，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从华西坝子华西大学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李宏揆，是在1944年8月被招录到中航的，比同期中航从昆明西南联大录用那批要晚一个多月。
老人说，他们进入中国航空公司时，属于是“驼峰”空运的后期。
从考试、训练到最后上机，大家伙都差不多。还没到正式上机时，还在实习期间，就有人摔了，一开始还觉得挺害怕的，后来慢慢就知道了，“驼峰”上更危险。
我还是那样问老人，遇到过多少次危险？碰上过日本人的“零式机”吗？
老人告诉我，初进中航时，由于普遍安装“敌我识别器”，遭遇日本人飞机拦截几率大为降低，后期这个阶段，发生事故主要原因还是天气。
我说，你们飞的时候，日本人不是在密之那机场撤退了吗，可以从那里走啊，不就容易多了吗！
老人白了我一眼：“你以为是那么简单啊。有机场，不见得就能起降飞机。为什么，因为那里只是个空地而已。什么设施都没有，既不能加油又不能上水，地面没有任何保障，那里依旧还是个大场院而已。所以，密之那都回到盟军手里几个月了，我们还是飞老路。再说，走哪里都要过‘驼峰’，喜马拉雅尾巴不走了，也得走横断山脉，海拔都在四五千米，照样难飞……”
漆黑的夜，一团巨大的云块拦腰挡住了去路。云中，不时有暗红色的光闪现，在光亮的末端，变成了淡白色，这是闪电。一块巨大的积雨云就在眼前，无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