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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在一小时内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紧急降落，就必须用语言交流。”格瑞博说，“在与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你必须完全确信你了解现在的状况。可以说，两个坐在一起的韩国人不用讲英语，但是如果当他们争论外面那个讲英语的人究竟说了什么时，语言就很重要。”
格瑞博想给机组人员一个可以转换身份的机会。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被社会文化所赋予的社会角色所束缚，当他们坐在驾驶舱里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机会来脱离原来的社会角色，这时候语言就是转换身份的关键。他们可以不必再去考虑用哪一种语体更适合去表达对机长的敬意，正式敬语、非正式敬语、陌生人的交流语、熟人的套话、亲密用语或普通用语等等。相反，飞行员可以了解不同制度下的语言和文化。
然而，格瑞博改革的最重要一点，就是看看他所没有采取的手段。他没有绝望地甩手走人，他没有辞退所有的飞行员，而再从低权利距离指数国家招募飞行员。他了解文化制度——它们不但非常强大且根深蒂固，但是他认为文化带给人们的影响是可以被改变的。他相信韩国人会诚实看待他们的文化根源，并且愿意去面对事实：他们的文化等级制度不适合驾驶舱，他们可以改变。他给飞行员们提供成功的案例，从冰球明星到软件大亨再到出色的律师，从改变关系再到改变工作。
在离开大韩航空公司以后，格瑞博开始协助创建货运航空公司。他身后追随了一大批韩国飞行员，他们都是些飞行工程师，在原来等级制度鲜明的大韩航空公司，他们只是排在机长和副驾之后的第3号人物。“这些人在原来的大韩航空公司已经服务了15到18年，他们已习惯扮演附属的角色，他们处在等级阶层的最下层。我们对他们进行再培训后把他们与西方的飞行员安排在一起，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改变了原来的风格，变得非常主动，还主动承担起工作职责，不需要别人去监督。在服务了很多年后，50多岁的他们成为资深职员，经过再培训后，他们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航空公司愉快地工作。我们带他们脱离了原来的文化束缚，并重新塑造了他们。”
这是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当我们能够了解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飞行员所具备的素质，当我们能够了解文化和历史在个人职业生涯中所起到的作用时，我们就不会绝望地对撞向山脉的飞机无计可施，我们就可以从失败中汲取成功的经验。
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去诚实面对那些我们经常忽略的因素。1994年，波音公司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一份安全数据，该数据表明一个国家的飞机事故频率与其霍夫斯泰德维度上的数值有很大关联，公司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没有任何冒犯之意。我们认为现在罕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那时这种情况确实有发生，波音总工程师怎样看待飞机安全问题呢？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小心翼翼？我们每个人所处的文化都会有优势与弱势，问题处理方式的趋势与倾向，为什么会难以公开？我们不能够假设我们只是个人生命与经验的产物，正如同我们不能够忽略文化因素对飞机失事的影响那样。
14、
回到驾驶舱。
“气象雷达为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现在没有一个飞行员会这样讲话。
但是这发生在1997年，发生在大韩航空公司严肃考虑权利距离问题前。机长很疲惫，飞行工程师真实的意思并没有进入机长的脑海。
机长只是回应说：“是的，他们非常有用。”但他没有注意听。
飞机朝着VOR的定位点飞去，但VOR的定位点却是在山上，天气能见度很差，因此飞行员看不见任何东西。机长启动着陆引擎并展开翼襟。
在1点41分48秒，机长说道：“打开雨刷。”然后飞行工程师打开雨刷。外面下起雨。
在1点41分59秒，副驾说：“看不见。”他在寻找跑道，他看不见。他有种不详的预感。一秒钟以后，地面警告系统用毫无音调的电子声音说：“500英尺。”飞机距离地面还有500英尺。而这个地面却意味着尼米兹山的一面。但是机组人员不清楚，因为他们以为地面意味着跑道。如果他们看不见跑道怎么办？飞行工程师以惊讶的音调说”啊？”你能想象到他们有多么希望，飞机朝着他们预想中系统指示的正确位置着陆。
在1点42分19秒，副驾说：“我们复飞”。他最后将暗示语气改成队友职责建议语气，他想阻止着陆。最后，调查显示，如果那个时刻由副驾开始主控飞机，他们将完全有足够的时间爬升并离开尼米兹山，副驾的职责就是在确认机长操作失误后立刻控制飞机。但如果处于犯错就要挨打的情境下，那么书本所学就与实际应用完全两样。
1点42分20秒。飞行工程师说：“看不见。”最后；在灾难已经降临时；他们才开始大声呼喊：他们想让机长复飞，并再次爬升后重新着陆。但是一切都太迟了。
1点42分21秒。 副驾：“看不见； 进近复飞”
1点42分22秒飞行工程师：“复飞”
1点42分23秒机长“复飞”
1点42分24秒05毫秒地面接近警告系统：“100英尺”
1点42分24秒84毫秒 GPWS：“ 50英尺”
1点42分25秒19毫秒 GPWS： “40英尺”
1点42分25秒50毫秒GPWS： “30英尺”
1点42分25秒78毫秒GPWS： “20英尺”
1点42分25秒78毫秒（初次撞击的声音）
1点42分28秒65毫秒（杂音）
1点42分28秒91毫秒 （呻吟声）
1点42分30秒54毫秒 （杂音）
录音结束
第八章 稻谷种植与数学测试
早起的鸟有食吃
地域广阔、植物繁茂的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进入中国南部工业中心的一条重要通道。这里常年被浓雾笼罩，高速公路上密密麻麻的拖拉机形成了一道道长龙，整个区域电网四通八达。道路两边密布着制造相机、计算机、手表、雨伞和T恤衫的工厂，不仅如此，一些供出口的香蕉、芒果、甘蔗、番木瓜和菠萝的农业种植园也高密度地聚集在此处。一个世纪以前，这里的天空非常晴朗，道路也非常宽阔；而两个世纪之前，这里只有一望无际的稻田，远古时代留下的遗迹仍依稀可见。
珠江水从上游流经广州城区需要两个小时。乡村的美景令人陶醉，南岭山脉蜿蜒下来的山峰星罗密布地散落在其中。农民们土色的砖瓦房零零落落地遍布在各个地方，小镇的露天集市上，竹篮里装满了鸡和鸭，地上放着成捆的蔬菜，案板上排着一条条切好的猪肉，烟草和大米成堆地放在地上。冬天，稻田干枯，地里星星点点地堆放着去年的收成。在早春播种过后，潮湿的微风吹过，稻田就会神奇般地变绿。一旦到了丰收的季节，稻子很快就转为成熟，稻穗在稻田摇曳，看起来犹如黄色的海洋。
在中国，种植水稻的历史已有数千年。随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相继从中国大陆引进了稻田的播种技术。时间飞逝，回溯历史，亚洲的农民们都同样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农业变迁。
稻田不同于麦田的“直接耕种”，稻田需要“开垦”，不仅仅需要清除树木、低矮的灌木以及石头，还需要耕犁。稻田通常建立在开垦过的梯田、改良后的沼泽以及河流经过的平原上。稻谷种植需要灌溉，所以稻田必须修田埂，稻田周围需要修建水渠。这样在灌溉时，水渠里的水流经田埂上开凿的缺口，直接流进需要灌溉的每寸土地。
另外，稻田地的土质层内需要有硬土层，否则水就会全部渗透到地下。但问题在于，稻种根本无法在硬土层上播种，因此在硬土层上还需要有一层厚度适中且柔软的粘土，粘土的作用在于保证种子始终处在湿度适宜的最佳状况。稻子还需要不间断地施肥，这又是另一种艺术。在过去，农民通常使用粪便和一种由豆壳饼、纤维植物燃烧后与河中淤泥形成的混合肥料来为稻田施肥。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必须特别谨慎，因为一旦施肥过量或者选择错误的时节进行施肥都会造成不小的损失。
一旦到了种植季节，中国的农民就需要在100多种稻种之中选出适合今年种植的稻种。因为每种稻种在收益上都会有轻微的不同，所以农民需要衡量不同稻种在产量上的差异和成长速度上的快慢、遇干旱时的长势或在贫瘠土地上的长势。一个农民可能会同时播种12种甚至更多种类的稻子，来平衡季节以及气候将给稻田收成带来的影响，降低播种失败所带来的风险。
农夫或农妇（实际上，一般都是整个家庭在参与，因为种植稻谷是整个家庭的事务）将根据不同的品种选择特定的种床来培植稻种。经过几个星期的培植之后，稻种将被转移到田地里，每垄地间隔6英寸，然后辛苦的劳作就此拉开序幕。
手工除草的工作必须一直持续，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旦养料被其他的植物吸收了，种子就会因缺少养料而死掉。有些时候有些稻穗还需要用竹刷梳理，以便驱赶害虫。除此之外，农民们还需要不断检测稻田的水位是否合适，以确保夏季里的水温不会太高。当稻田成熟的时候，农民们经常找亲戚朋友来帮忙收割，同时进行第二次播种，为此可以在冬天来临之前得到一年中的第二次收成。
在中国的南方，人们的早餐通常都以稀粥为主，白米粥配上莴苣、小咸鱼和笋丝。午餐就是喝过多的粥而已。晚饭则是米饭加菜。大米通常都拿到市场上去卖，以换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在当地，大米是衡量财富和地位的一种标准，它揭示了人们每天的工作程度。“民以食为天，”一位研究中国传统的南方乡镇生活的人类学家孔卡洛·桑托斯（Goncalo Santos）说道，“没有粮食，你就无法存活，如果你想在中国的南方取得某种社会地位，你就必须拥有很多粮食，粮食使社会运转。”
2。
看看下面的数字：4、8、5、3、9、7、6，将它们大声读出来，然后背过脸去，用20秒来仔细回忆，然后再按正确的顺序大声读出来。
如果英语是你的母语，那么复述正确的机率将是50％。如果你是中国人，那么正确率几乎可以达到10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类存储数字的记忆循环（memory loop）是2秒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记住我们在2秒钟内所说的话或所读到的内容。当中国人在读“4、8、5、3、9、7、6”这一串数字时，每次刚好都是2秒钟。与英语不同，汉语中7个数字的发音只需要2秒钟的时间。
这个例子选自斯塔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islas Dehaene）的《数感》（The Number Sense）一书，在书中，德阿纳解释道：
中国的数字非常简易。大多数数字的发音只有四分之一秒（举个例子来说，“4”的读音是“si”，而“7”的读音是“qi”），他们相当于英语中的“four”和“seven”，seven听起来似乎还要长，这些数字的发音需要三分之一秒。英语和汉语语言长度上的差异，造成了英语和汉语在记忆上的时间差距。语言被区分成很多种，如威尔士语、阿拉伯语、汉语、英语和希伯来语。讲话者的记忆能力通常同他输出数字时所需时间长短有因果关联。在这个领域里，最佳记忆力的奖项要颁发给讲粤语的中国人。语言上的优势使得香港人获得了超群的记忆能力，他们甚至可以用1秒钟记住10个数字。
这也同样表明，在数字符号体系方面，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在英语中，我们把“14、16、17、18、19”称做“fourteen、sixteen、seventeen、eighteen、nineteen”，因此，大家会认为我们会把“11、12、13、15”说成“oneteen、twoteen、threeteen、fiveteen”，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命名，而是采用不同的数字符号，我们把“11、12、13、15”分别称为“eleven、twelve、thirteen、fifteen”。同样，我们把“40”和“60”称为“forty”和“sixty”，他们听上去与跟他们相关的数字（“4”和“6”）很像。我们把“50”和“30”还有“20”称为“fifty”、“thirty”还有“twenty”，这听起来很像“5”（“five”）、“3”（“three”）和“10”（“ten”），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对于两位数，比如“20”以上的数字，我们将十位数放在个位数之前，如“21、22”（“twenty…one、twenty…two”）对于10以上的数字，我们采取相反的数字输出方式，个位数在前，而十位数在后，如“14”、“17”和“18”（“fourteen”、“seventeen”、“eighteen”）。不同于中国、日本和韩国具有逻辑顺序的数字符号体系，英语的数字体系没有规律可言。如“11”就是“11”，“12”就是“12”，“24”就是“24”，并且以此类推。
这种数字长短上的差异使得亚洲孩子学习数字的速度要明显快于美国孩子。4岁的中国孩子平均可以数到40，而同龄的美国孩子则只能数到15，大多数的美国孩子即使到了5岁也不能数到50。换句话说，在许多基础数学技能方面，5岁的美国孩子已经落后于同龄的亚洲孩子一年。
亚洲孩子凭借其数字体系所具有的规律性，可以很轻松地进行一些基础运算。如加法。如果要求一个讲英语的7岁孩子心算37加上22等于多少，她就必须先把单词转换成数字（37＋22）。只有这样她才可以做出这道数学题：2＋7＝9，30＋20＝50，再相加等于59。同样，要求一名亚洲孩子计算37加上22等于多少，那么等式就在眼前，数字组合在一起就是答案。不需要再将单词转换成数字：答案就是59。
“亚洲人的计算方法非常直观，”一名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卡恩·弗森（Karen Fuson）说道，对于中西方的差异，弗森曾经做过许多相关的研究，“我认为这使得人们在学习数学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如果不需要死记硬背，数学本身就有规律可循。这样，做题的人就会认为自己可以完成题目，认为答案是可知的。以分数为例，我们说五分之三，就是‘three…fifths’，但是，中国数字的字面意思就是从五份中拿出三份，这既能从概念上引导你知道什么是分数，也能引导你区分分母和分子。”
西方的孩子在三、四年级开始，就会表示出对数学毫无兴趣。弗森认为，或许是因为数学看起来没有逻辑，因此他们对数学无法产生兴趣。不仅西方的语言结构不够直观，而且基础公式既教条又复杂。
相反，亚洲的孩子对数学不会产生困惑的感觉。他们可以在头脑里记住更多的数字并快速计算，分数直观的输出方式使他们很容易了解分数的原理——或许这会使他们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或许正因为他们对数学更感兴趣，因此在学习的时候会更加努力，并且学习更多的数学课程，愿意做更多的家庭作业，长此以往，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换句话说，亚洲人建立了一种内在的优势。但这优势与其它优势不同。许多年以来，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学生以及近期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亚裔子女们，在数学方面的能力已显而易见地高出许多同龄的西方孩子。由此，最常见的假设就是，亚洲人的内在数学倾向一定有其特定的原因。①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曾提出一种进化理论，他指出，喜马拉雅山脉的寒冷气候、原始社会的打猎生涯、大脑的尺寸和某种独特的元音导致了亚洲人拥有更高的智商。②这也揭示了我们对数学的看法。我们假设，依据微积分和代数成绩就可以辨别一个人是否足够聪明。但中西方在数学体系上的不同也揭示了其他方面的不同，或许在数学上的卓越能力是源于其所处群体的文化。
①有很多种途径可以证实这种优势，教育学家俄林·波（Erling Boe）的描述最为简单易懂，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学生的数学成绩几乎大体相同，如果以百分制来计算，那么大多都在98分左右，但是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还有一些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学生的分数都几乎在28分到38分之间。差别十分鲜明。
②但许多专家用充分的论据驳斥了林恩发表的“亚洲人拥有较高智商”的理论，他们表明，林恩的结论是基于他所抽取的样本，但样本大部分都来自城市中的上层社会，因此不具有代表性。作为一名全球智商研究领域里数一数二的专家，詹姆斯·费林（James Flynn）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他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亚洲人的智商要低于白种人的智商。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数学方面的领先地位并不是由于智商高，而与智商无关。费林的相关论点都记录在在他的《美籍亚洲人：与智商无关的成就》（Asian Americans： Achievement Beyond IQ，1991）一书中。
历史沿袭下来的文化礼节是造成韩国飞机失事的重要因素，当然，也有一些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为实现21世纪的社会大业推波助澜。正如我们在以上事例中看到的那样，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体现为权力距离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