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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旭的意识很清楚，你们可以走了。但是，两名记者对他的逐客令满不在乎，纠缠他说：“那不行，事情要搞清楚。如果北京出了事，楚云也一定会出事！”
“这是你们的推测，我们只能以事实为根据。”朝旭反驳道。接着他又说：“你们作舆论工作的一定要依法办事，不要认为北京抓了几个人，我们楚云市就非要抓几个人不可。北京那是首都，听说也只是抓了少数几个真正干了坏事的坏人，因为那些人为所欲为，是他们影响了全国，否则不会拖这么长时间，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对他们采取强制性措施是必要的，因为他们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是动乱的祸源，对他们不采取断然措施，全国性的学生动乱就无法平息。楚云和全国其它省市一样，北京撤退后，他们根本不需要做工作就自动走了。难道这个时候还要跑进人家的教室，把正在读书的学生提搂出来，就显示你们有本事？退一步讲，即使出了事，也只能犯到哪，办到哪，不能主观臆断，要有证据，凭白无故地去抓人家，是违法的。”
“你不给我们提供线索，你袒护他们！”记者大声说。
“不存在！他们没有犯罪；我有保护他们的责任，不是袒护，请你用词准确点。提供什么线索？你们要什么我就给你们捏造什么？这难道是你们记者的职业道德？”朝旭毫不示弱，针锋相对。
“如果查出他们犯了罪呢？”
“我不知情与我无关，知情不举依法处置。”朝旭很有份量的回答，让两名记者无懈可击。他二人恼羞成怒，威胁道：“难道你就不考虑你的前途？”
朝旭坦然地回道：
“笑话！不给你们捏造几个坏人名单，就会影响我的前途？按你们的意思做了，就会连升三级？谢谢你们的好心—；—；！”他特意在“好心”二字上加重语气。不料另一记者因语塞而气恼，两手重重地往桌子上一压，威胁说：“我们希望你想清楚点！朝部长！”
朝旭一听口气，象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嚯”地站起来，把手往外一指，喝道：“大胆！这是甚么地方？用得作你来教训我，你们给我出去！”
“好好好，我们走……”两名记者一见这威武不屈的架式，慌忙退了出去。
朝旭斥退一无所获的两名记者，将办公室的门“啪”的一声关了，回座到桌边，抽出一支烟猛吸着，轻轻地狠道：“无聊，唯恐天下不乱，造声势的是他们，无中生有的还是他们。抓人抓人，好象他们自己绝子绝孙了，一定要向这些小青年下手。”朝旭仰靠在坐椅上想，唉！中国啊！这以整人为乐的哲学，何时才能被彻底否定？要说当官的整人，是为了踩着别人往上爬，还有所图，这当记者的也掺和到搞人的里面，他们图个什么？啊！对了，图表现。因为，在中国最能表现自己的是说别人的不是，别人不是，他就是了，中国的和尚都有级别呢，又何况新闻界，一阶一阶直到上面哪！你看，其它省市没有抓出坏头头，我们楚云就抓出来了，我这记者是不是有水平哪！有水平就上哩！至于别人冤不冤，关我什么事？朝旭想到这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又自言自语道，“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哇！”
一连几天，朝旭连续接到不少报社、电台和有关部门的电话，都是有关抓学生中坏头头的约谈，他毫不客气的一律拒绝了。这天，他刚准备锁上门到办公厅办事，也借以回避这些烦人的电话和采访，不料一出门，正好碰上一群迎面而来的记者来了，把他堵回到办公室里。他退到办公桌边坐下，大声问：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是《明天报》的记者！”
“什么事？”
“想请您提供一下这些学生中的几个头面人物。”
“不！知！道！“朝旭怒吼道。
“真的不知道？”一记者歪着头，很不友好的追问。朝旭气乎乎地走进办公室拿起电话，拔通了江枫副秘书长的电话：
“喂！江秘书长吗？”
“啊！是朝旭哇，有什么事呀？”
“是谁告诉他们这些记者，说我朝某人知道什么学潮中坏头头的情况？”
“又是谁？要他接电话！”江枫说。
朝旭将电话机向那歪着脖子的记者一推，看也不看地把话筒递给那记者，记者双手接了过去，笑容可掬地：
“喂！秘书长吗？我们是《明天报》的记者，我……。“他的话还没讲完，就只听到江枫在电话里大声说：“你们有什么事去找公安，到群工部干什么？”
“我……”
“不要说了，请你们马上离开那里。”
“好……”。
接电话的记者向其他人作了个手势：
“走吧，走吧！”
朝旭瞪着眼，送走了他们，转身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就这样，楚云市规模空前，历时最长的学潮结束后，竟然风平浪静，没有抓出一个“坏头头”，没有影响学校以后的正常学习秩序。可又有谁知道，这期间，朝旭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他以自己的人格和胆略保护了一大批学生。市委、市政府机关不知道，高等学院不知道，社会各界也就更不知道。朝旭从来也不曾对人言及此事，直至他离开楚云，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埋在他心中。
十四
方格明听完代宇庭的汇报，想了一阵，然后慢慢地说：“这件事我不管，你可以给秘书长汇报一下，就说我也知道。朝旭对学生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动乱’、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嘛！当然，他是在初期讲的，不过属于不属于乱表态呀！至于别的你自己去讲好了。”代宇庭认真地记录着，唯恐拉下一字，其中还不断地加一些话进去。
方格明稍停顿一下，猛抽了一口烟，侧身对代宇庭说：“宇庭哪！你和朝旭的关系好象很紧张啊！不行可以调整一下吗？不要因为两句话，就把人家往死里搞啊！”
“哪能呢！我跟他前世无冤，近世无仇，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干吗要搞他呢？学潮这么大的事，还是搞清楚点好，免得拉屎放屁两不分明，将来谁也说不清楚嘛！”代宇庭解释说。
方久久地看了代一眼，似乎有点不高兴地说了一句：“随便你吧，总而言之要适可而止，不要激化矛盾，我向来不主张互相起拱子。”
代宇庭回到群工部，立即将马伯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方格明常务副市长讲话的有用部份交给他，嘱咐马综合进“汇报提纲“里。第二天下午，代宇庭拿着这份修改过的材料，去找管党群的，也就是在朝旭谈洋浦情况时，当场表扬朝旭的市委副书记汇报，副书记因要到上面去开会，他简单扼要地翻了一下材料，就对代说：“这样吧，你把材料留一份给我，争取在开会期间看完，有什么事再告诉你。”
代宇庭说：“行，我复印一份交给您的秘书，请他给你带着。”
副书记说：“那好吧！”
过了几天，秘书长给代宇庭打来电话说：“老代呀，你是不是给了个什么材料给市委领导了？”
“对，上个礼拜给的。”
“我怎么没有看过呀？”秘书长不解地问。
“我去您那儿几趟，您不是开会就是有人在办公室，有些事要给您当面汇报，所以就没有把才料给您。”他打了个马虎眼。
“啊？”秘书长没有细究，接着说：“那你带上材料过来一下吧！”
于是，代宇庭带上马伯清为他准备的材料，和新近从电视台索取的朝旭接待学生代表的录像资料，还有几个记者状告朝旭“坦护学生中的坏人”举报材料，到了秘书长办公室。
秘书长看完材料，对代说：“你写的那个材料总的来说还行，群工部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朝旭的几个问题值得斟酌，不过这是组织上的事，你也不要再扩散了。大机关有大机关的规矩。你应该知道，市政府对人的处理问题是特别谨慎的，这涉及到政府的形象。至于学潮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看朝旭的表态还是比较含糊的，这是个有争议的也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肯怕你也搞不清，这一段去掉算了。”
“好！这段不要，您的意思我明白，应该冷处理。”代宇庭似乎心领神会。秘书长对这次学潮也拿不准，代宇庭这么做该不该？心里也没底，不让他搞吧！又怕将来扯到自己头上来说没有支持他，犯了“右”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这样被打倒一批？嗨！随他去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睁只眼闭只眼算了。秘书长虽然没有再理他，代认为达到目的就行，想到朝旭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他笑笑离开了秘书长办公室。
从代宇庭的表情来看，秘书长察觉到他是在故意整朝旭，本想给朝旭说几句公道话，却考虑到代和方副市长这层关系，又怕有打狗欺主之嫌，想来想去，还是少吃咸鱼，少口干吧。他也从侧面知道，哪个领导都不想管这件事，包括那个副书记。既然是这样，他也就不怎么热心了，既不拿到党组会上讨论研究，也不找朝旭谈话，不置可否地将这件事给挂了起来。
究竟是什么心态？这种不成方圆的东西，多少年来困惑着我们的高层领导。明明知道他们的下属，有的拿大旗当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到处耀武扬威；有的自诩钦差大臣，欺凌一方百姓；甚至已经知道这个下级在整人，把这个单位搞得一塌糊涂，以至给国家的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而我们的领导干部则熟视无睹，不敢伸张正义，各人自扫门前雪，还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左右。既使一些正直有本事的志士能人，因遭受压制打击，远走他乡，也无动于衷，似乎只有这样，自己才最安全。
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却生生地断送了朝旭，这个有作为的中年干部的政治生涯。
马伯清这几天一直吃住在紫英宾馆，按照代宇庭的意思，整理了厚厚的一叠材料。他回到群工部办公室，把材料交给代宇庭，然后坐在沙发上等待代的意示，代示意马将门关起来，自己也坐回沙发，一口气把材料看完后，右手捏着拳头朝左手掌一击，往对面办公室瞄了一眼，轻声而狠狠地说：“好，看你还牛皮什么？”马伯清会意地笑了。
代起身走向电话机旁，挂通了家里的电话，轻声说：“在家呀！等下马主任到我家来，你把放在箔金画屏后那两条‘中华’烟给他。”那边回答；“好！”接电话的是代的老婆。他放下电话对马伯清说：“伯清，你现在到我家里把那两条‘中华’烟拿来，那是上次刘副县长给我的，我把它给方市长。”马伯清领命而去。
代宇庭将一切安排妥当后，笑笑呵呵地来到朝旭办公室，显得很关心地对朝旭说：“怎么样？这些天辛苦啦！”
朝旭笑了笑说：“没什么，大家都一样，请坐吧！”朝旭放下手中的事情，礼貌地陪着代坐着，又问道：“有什么事吗？”
代宇庭似乎很过意不去地说：“有一件案子，想要你去处理一下，考虑到你这些天太辛苦，哎！还是叫其他人去吧！”
朝旭说：“没关系，还是交给我去吧！反正我手头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代看了朝旭一眼笑道 ：“那行吧，就辛苦你一趟罗！”说着，将手中的材料交给他，指着这份材料介绍说“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人命纠纷案，由市政法委牵头，公安、民政，军区和我们办公厅都去人，你看看材料，抓紧准备一下吧。”
朝旭边看材料边说：“行吧！”
十五
这是一个军垦农场与当地农民发生纠纷，他们开枪打死了一个农民，还以数十人冲击镇政府，农民抬尸游行，要求处理。市委、市政府，组织了一个有十几个单位和部门参与的调查组，朝旭也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因不是以群工部为主，所以，代宇庭让朝旭参加了。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调查组先在地方政府和群众这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因一农垦战士故意刁难一当地农民，引起纠纷，一战士向手无寸铁的农民开枪，其中一人被当场打死。这样一起责任非常明显的事件，在处理过程中却出现了异常的情况。
调查组经过几天的调查后，再到部队方面去在听取意见，不料被农垦部队一位领导干部那声情并茂、痛心疾首、乃至于控诉般的发言所震懵。本来对这件事最有发言权，最主动有理的调查组，当时竟然哑口无声，面面相觑，全场气氛顿时显得异常紧张。
朝旭在这数十人的调查组中职位最低，按常规不可抢先发言，否则，有犯僭越之忌。然而，全场的沉寂，令人窒息。他气愤，他着急，他希望自己的领导者站出来，主持正义，维护法纪，将这颠倒了的事实再颠倒过来。可是，等啊等！一个代表省级单位的调查组，竟然没有一个敢于仗义执言的领导出来驳斥对方。主动完全变成了被动，好几位平时神气十足的正副厅级领导此时呆若木鸡。半个小时过去了，调查组尚无一点动静，这位情况介绍人不禁面露得意之色。是畏惧部队，还是想维护军人的形象？是前几天的调查不实，还是到这里走走过场应付老百姓？如果说是前者，倒情有可原，但也应实事求是，维护军队的形象，不等于包庇纵容个别罪犯，个别人的问题，并不影响整个部队形象，再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中国军队的优秀并非这个队伍中人人都优秀。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没有严明的国法军纪，也就不可能保持人民军队的优良本质。如果是第二种想法，到部队方面来只是为了应付当地老百姓，那就大错而特错，无异于为虎作伥，纵容部队有草菅人命的特权，而人民群众则可以被任人宰杀，公道何在？正义何在？
面对部队那位介绍情况的领导得意忘形的神态，地方调查组如此高规格的团体，竟然还是长时间的默不作声。
朝旭再也按纳不住心中的激愤，他要打破这反常的局面，他要以几天调查到的大量事实，以自己善于雄辩的口才把这个局面扳过来。他，这位曾经被选派参加中苏谈判的年青人，此时也顾不了自己职级的卑微，也虑及不了领导们今后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他发言了…
“对不起，我可以说几句吗？”一声带有京腔的流利普通话打破了沉闷。全场一百多双眼睛一齐射向他，“好一个清秀的年轻干部。”人们轻声议论着。
“好吧！请讲！”本不应受任何人批准的请求，还是被部队一位高级首长揽过去勉强批准了。
朝旭很礼貌地看了一眼部队首长，说了一句令满座惊讶的话—；—；“本人也是军人出身，我对部队是有深厚感情的。”
这句话刚出口，那位高级首长立即带头鼓掌，在座的部下当然也跟着热烈鼓掌，而调查组成员则对他投以鄙夷的目光，都认为他屁股坐歪了，要捅娄子了。殊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面对着大大小小无数次群众集会，从无畏惧，侃侃而谈，甚至在几十万人的大会上发言都从容不迫的朝旭，对眼前这一小小的场面又何足道哉！他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掌声和鄙夷的目光，似乎全然不见，毫不犹豫地继续发言：“军队是人民政权的柱石，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作为地方政府、人民群众，对军队的关怀、爱护、应该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
“说得好！”那位首长大声喝彩，部队方面又是一阵比第一次更热烈的掌声。
“你们刚才详细地介绍了这次事情的基本过程，重点突出了当地某些群众，谋小利，偷偷摸摸，甚至个别人还进行捣乱，听来，确实令人气愤。所以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还没有过时啊！这是我们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是我们双方共同的一项长期的义务。
、、、、、、为什么说你们是宣传队、播种机……”。
朝旭的发言，气度汪洋，见地明快。他从改革开放的负面影响，谈到独生子女是这支队伍的主要来源，因而存在的娇骄二气，说明思想教育的难度大；又从军垦农场与正规部队有所区别，集中训练少，以及高度分散等特点，谈到干部管理的难度，把对方出现问题的客观因素讲透讲足，入情入理。双方听着都感到很舒心，充分显示了地方干部，分析处理这一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客观、真实、准确，而不是否定一切。这就使对方不可能抓到他的辫子，因为，朝旭的发言肯定了对方的性质，表明了地方拥载的立场，毫无半点攻击、诽谤之意，前提十分明确，使双方的对立情绪减低了。较之那位军方发言人，一开始直到最后除了指责地方，就是罗列群众大大小小的捣乱，破坏的事例的发言，朝旭的立意和即席发言，远远高出了他们有准备的讲稿。
他思路清晰，语音流利。轻重缓急，象是新闻联播；跌宕起伏，宛如诗词朗诵。一件本来令人心焦的事，经朝旭这么一编排、阐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