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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反对八股。吾国自隋唐以后，纯以文词取人，士之精华果锐者，皆尽瘁于记问词章声病帖括之中，其不能得到人才，事之至明。唐时，贾至已言：“间者礼部取人……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意……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取士试之小道，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旧唐书》卷一百九十《贾曾传》）宋时，司马光亦说：“文辞者乃艺能之一端耳，未足以尽天下之士也。”（《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十《论举选状》）“以言取人，固未足以尽人之才，今之科场，格之以辞赋，又不足以观言。”（同上卷三十《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顾“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同上卷三十二《贡院乞逐路取人状》）。以文辞“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虽顽如跖，苟程试合格，不废高第；行如颜骞，程试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宇”（同上卷五十四《起请科场札子》）。然而“四方之人虽于文艺或有所短，而其余所长，有益于公家之用者，盖亦多矣；安可尽加弃斥，使终身不仕邪”（同上卷三十二《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元明二代，考试均由朱子所撰《四书章句集注》内命题，但明又定下文章的格式，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明史》谓为太祖与刘基所创（《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顾炎武则谓始于成化以后（《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文章不在于穷理，而思想则受朱熹注释的拘束，所以士人必须记诵章句，而后方能下笔成文。王阳明说：“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阳明全书》卷七《别湛甘泉序》）又说：“世之学者承沿其举业词章之习，以荒秽戕伐其心，既与圣人尽心之学相背而驰，日鹜日远，莫知其所抵极矣。”（同上卷七《重修山阴县学记》）顾炎武抨击八股尤力，他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拟题》）黄梨洲亦谓：“今也……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举之一途，虽使古豪杰之士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流俗之人徒见夫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目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中既聚此百千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得功名气节之士也。”（《明夷待访录·取士下》）宝玉反对八股，在今日固不足为奇，而在宝玉时代，不失为革命性的见解。
三是反对道学。道学亦称理学，创于北宋之周敦颐，光大于二程及张载、邵雍，而继承于朱熹等辈。一般人均谓，朱熹是集道学的大成。余尝区别汉宋儒家思想之不同，汉儒注重治平之术，对于人主生活，不甚苛求。贾谊说：“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里邑。人主者天下安，社会固不耳……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新书》卷一《益壤》）反之，宋儒尤其道学家注重正诚修齐之道，依孟子“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注疏》卷七下《离娄上》），而主张为政之道以“格君心”为本。如何而格君心之非，道学家对此问题，先假定“人性本善”，而用玄之又玄的观念以证明性善之说。详言之，他们由无极，而太极，而阴阳，而五行，而四时，而万物，用此以说明天人之理。无极大约是指虚空，由虚空之中，发生混然一气，是之谓太极。太极一动一静，则生阴阳。阴阳变化，五行生焉，四时行焉。有了五行四时，又加以阴阳二气之交感，于是化生万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所以人性本善。道学如何得此性善的结论？他们以为太极是理，阴阳只是气。太极——理未有不善，阴阳——气有时不能和穆，例如春凋秋荣冬温夏寒，这样，在气的方面就有善与不善。人类由阳变阴合而产生，阴阳既有乖戾，则人类（包括人君）不免也有邪僻。如何矫正邪僻而为良善？道学家主张变化气质，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窒欲之极，遂由寡欲，进而希望无欲。周濂溪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当寡焉以至于无。”如何使欲“寡焉以至于无”？他们主张主静。道学家主静之法似受释氏的影响，主张静坐。“程子见人静坐，便叹为善学。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引自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盖静坐而能“止于所不见”，则“外物不蔽，内欲不萌”。唯由吾人观之，这不能视为道德行为，不过如小乘佛教那样，闭室静坐，以求涅槃圆寂而已。本段所述，除已注明出处外，均根据《近思录集注》，可参阅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及《中国社会政治史》。
北宋时代，司马光已说：“性者，子贡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举人发口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十二《论风俗札子》）苏轼亦说：“今之士大夫，仕者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舜，终于不可行，而世务因以不举。学者莫不论天人，推性命，终于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许太高，而措意太广。太高则无用，太广则无功。”（《东坡七集·前集》卷二十八《应制举上两制书一首》）降至南宋，陈亮与叶适亦加以抨击。陈亮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龙川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同上卷十五《送吴允成运干序》）叶适亦说：“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精论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为无辨。”（《水心集》卷一《上孝宗皇帝札子》）而对于道学家之存天理，去人欲之言，认为不切实际。人类有欲，不能否认。先王制民之产，就是要使众人均能偿其所欲。然而人类用物以偿欲，欲已偿了，又复由物以生欲。政治的目的是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又不妨害别人之欲。孟子虽说“养心莫善于寡欲”，然其对梁惠王论政，亦谓“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而对齐宣王更明白说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恒产，物也；恒心，心也。心与物固有密切的关系，饥寒交迫，而尚曰物外也，心内也，人民哪会满意。（《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不知出自《水心集》哪几篇）
降至明代，李卓吾攻击道学，不遗余力。他说：“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位，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李氏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同上卷四《因记往事》）“夫世之不讲道学，而致荣华富贵者不少也，何必讲道学而后为富贵之资也。此无他，不待讲道学而自富贵者，其人盖有学有才，有为有守，虽欲不与之富贵而不可得也。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然则今之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断断乎不可以不讲道学矣。”（《初潭集》卷十一《师友一》）“故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欺罔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噫！孔尼父亦一讲道学之人耳，岂知其流弊至此乎。”（同上卷二十《师友十·二道学》）李卓吾攻击道学，近乎谩骂，唯在明末，道学的势力甚大，一直到清代同光年间尚未小衰。一般儒生读了“明明德”三字，即以卫道者自居，若问以目的何在，只是禄蠹而已。梁启超说：“宋明诸哲之训所以教人为圣贤也。尽国人而圣贤之，岂非大善，而无如事实上万不可致……故穷理尽性之谈，正谊明道之旨，君子以之自律，而不以责人也。”（《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中国道德之大原》）韩非说：“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行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韩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道学家用玄之又玄的无极、太极等等概念，希望国人惩忿窒欲，岂但听者不解，而言者亦不能自圆其说，乃硬拉出孔圣孟轲以作护符。其说无救于国，有害于民，宋代学者老早就知道了。宝玉反对道学，我极同意。
宝玉于历史方面，尤其文臣死谏，武臣死战，认为这只是沽名钓誉，不足以为训。但他所注意的是文臣死谏之一事。他与袭人的对话如次：
（宝玉）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便只管胡闹起来。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拼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袭人不等说完，便道：“古时候儿这些人，也因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啊！”宝玉道：“那武将要是疏谋少略的，他自己无能，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么？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弹乱谏，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君臣的大义。”（第三十六回）
宝玉这一段话，我所赞成的，只有二三句：“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弹乱谏，邀忠烈之名。”苏轼有言：“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东坡七集·续集》卷十一《上神宗皇帝书》）是时王安石秉政，“好人同己，而恶人异己”，“与之同者援引登青云，与之异者摈斥沉沟壑”，“人之常情，谁不爱富贵而畏刑祸，于是摚鸫蠓蛲绯辛鳎崾侨》恰Ｐ死Γ瘢涫挡∶瘢幻婀涫瞪斯薄６页⒖伎稳瞬牛跋试蛭薰Γ銎嬖蛴猩汀保ā端韭砦恼壹肪硭氖濉队猿谑ё础贰⒕硭氖镀蛉バ路ㄖ∶裆斯呤琛罚谑侨顺贾杲叱室徊呗裕合滓患苹ㄑ俪觯嗣衲印１展厥贝疃嗖还鹈裰诒┒嬷蝗粲型獾锌庞诓啵锌烧兄鹿业拿鹜觥Ｔ谡庵志质浦拢夜Ｖ己文懿豢嘹啥劣谒磊伞Ｒ恰俺⑸儆需Υ谩保础昂亿伞保浴把伊抑保乙埠捅τ褚谎蟠蠓炊浴Ｃ鞔看蠓蛲傧腹剩枰怨撩鲇嗾露嗌斯ぃ赋獬擞撸蚬镄敛⒕伲鞔蟪迹蚬馋绫燃纾Ｆ涫率担醪痪∪弧Ｎ渥谙纶涎玻怯傺册髦疗浠挠沃Ｈ撼伎智锿虺耍傩丈ф洌嘹勺瑁炭伤狄病Ｖ劣谑雷谑贝罄裰椋还熳痈鋈怂绞拢牍泼裆廖薰叵担⒊季谷环诳拚廖健肮已堪傥迨辏探谒酪澹诮袢铡保ā睹魇贰肪硪话倬攀弧逗蚊洗捍罚Ｊ烦汲馄洹肮で翼啊保ㄍ暇硪话倬攀钌鞯却蓿挤切橛铩０该鞔怨偻瓒司鬯希岩芄撩叭宦酃露劣诎蚪┢涿扇。轮檬в兴还恕保ㄍ暇硪话侔耸拍却蓿４撕笳啪诱倍崆橹橐约霸俸笕钢遣槐刳啥口桑τ穹炊浴拔乃磊伞保笔舸死唷＠钭课嵩裕骸胺虮┡爸桃猿眩捎治谀苋胍病Ｔ缰洳豢哨桑匆矶苏呱弦病２豢哨啥刳桑芍惶巳フ叽我病Ｈ舴虿惶蹿桑啥运溃找病：我玻烤贾褰灰玻课核溃宋薜乐鲁⒁怨坑鑫乙病Ｈ淮酥痹瞥斩瓷鹾σ玻炭梢晕兰病Ｈ裟似渚潜饰苤匏泌桑视郧口桑朔且云渚肝剩晕崴罩漳现菥逗酢Ｈ舳苏呱栌隽瓯雀芍鳎渖椭冠桑嶂浔夭桓亿梢印９饰嵋蚴嵌懈杏诘苯裰酪病！保ā冻跆都肪矶摹毒妓摹の宄粘肌罚拔粽撸胄跷是洹保献臃种街郑阂皇枪笃葜洌熬写蠊蜈桑锤粗惶蛞孜弧保欢且煨罩洌熬泄蜈桑锤粗惶蛉ァ保ā睹献幼⑹琛肪硎隆锻蛘孪隆罚９糯Ｒ跃覆⒊疲付趾衔挥铮恢甲院问保鞘鞘甲缘姥Я餍兄螅咳欢缸又楣逃刖贾烙斜穑缸拥墓叵凳翘烊坏模嫉墓叵凳侨宋摹７彩挛镉商烊欢⑸模荒芑伲嗖灰嘶佟Ｖ劣谌宋挛铮诒匾保芑伲嘁嘶佟＞挖哨貉灾独瘛吩疲骸拔顺贾癫幌在桑啥惶蛉ブＷ又虑滓玻啥惶蚝牌嬷！保ā独窦亲⑹琛肪砦濉肚裣隆罚┟鞔蟪家允虑字袷戮蛲⒄龋蛳掠溃馄窨晌轿遥课街粘迹梢病Ｔ俳徊焦壑页加朐糇泳幌嗤糇又缮保宋匏佑谔斓刂洹Ｂ页际欠窨缮保蛞慈酥髦形？鬃铀担骸熬钩家岳瘢际戮灾摇！保ā堵塾铩ぐ速罚┘淳岳翊迹蟪疾乓灾冶ňＣ献又裕飨裕担骸熬映既缡肿悖虺际泳绺剐摹＞映既缛恚虺际泳绻耍映既缤两妫虺际泳缈荟拧！保ā睹献幼⑹琛肪戆松稀独肼ο隆罚┏技仁泳缈荟牛蚓写蠊伪刳桑慷吮；っ裰诘陌踩锩梢病！袄袷蔽螅炒沃Ｒ⑹谒矗词谟恚婪盆睿渫醴ユ币病！保ā独窦亲⑹琛肪矶独衿鳌罚┘纯鬃铀涑埔⑺粗茫嗌踉蕹商牢涞母锩Ａ谠担骸昂褐У戮靡印茇е溉粱鲆粤⑶浚嗄辏煜轮鳎苁隙眩藓褐家病Ｘ枚煜碌弥晕恚我砸旆蛩从碇乱病！保ā读佣肪矶端从碇隆罚┘从闪谠壑糜氪鄱嵯嗳ノ藜浮２茇У玫降畚唬胍⒅矗粗恚薏煌：慰鎏牢渲ヨ铈κ颍髌疲笕嗣莱浦锩澈跆於跞恕Ｎ褐海次抻帽渲隆５降资胗欣诎傩眨客醮剿担骸疤煜抡叻且恍罩揭病Ｐ送鲋薅逃泻闶兑仔斩拊傲餮遥蚯崾谒硕癫徊 Ｎ褐诮纤淠娑鹿贪玻弈瞬豢珊酰俊保ā抖镣邸肪硎弧督┦荚辍罚├钭课嶂陨韵悠ぃ灰嘤行┑览怼Ｋ担骸懊献釉簧琊⑽兀帷Ｐ潘寡砸玻溃ǚ氲溃┲印７蛏缯咚园裁褚玻⒄咚匝褚病Ｃ竦冒惭缶贾鹗季 ＞荒馨惭姑瘢级牢惭蠓氲乐鹗季 ＝窆畚寮鞠囔币颇幔萦斜铮晃耪恰Ｎ迨昙洌淅男眨乱皇⒁善醯さ龋傩兆涿夥骘嶂嗾撸牢癜惭σ病！保ā独钍喜厥椤肪砹斗氲馈罚┯嘁诵矶嘞日艿幕埃还っ鞅τ裎健拔乃磊伞敝皇枪撩鲇５τ裰蝗叭顺疾灰鳌俺粘肌保茨芨徊剑⒈砀锩乃枷耄思幢τ袼晕τ瘢荒苡牍糯枷爰蚁啾取�
第六章 凤姐的专权及其末路
在荣府之中，管理家务的是贾琏。贾琏乃是纨袴公子，只知斗鸡走狗，终日优游。其妻凤姐能够揣摩贾母心理，先意承志，博得贾母信任，于是管家的权就归属于凤姐。
吾研究中国历史，凡妇女掌握大权的，往往发生问题。所谓唯物史观、唯心史观对于中国历史都套不上，最多只能应用唯性史观，以说明中国历史的变迁。三代之亡，亡于女祸。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