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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超级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留给英国吧，马来亚有‘水牛式’就足够了，”一九四○年前来就任远东空军司令的前肯尼亚总督、空军上将布鲁克·波帕姆爵士在抵达时宣布。这位老飞行员满以为他的四个印度步兵旅和从上海撤出的两营正规英国军队足以守卫新加坡和漫长的马来亚海岸线。他的陆军司令和他一样地愚蠢，竟然在新近抵达的前驻东京武官叙述日本皇军如何富有战斗力时，叫他不要“给大伙泼冷水”。邦德少将赞同流行的观点：日本人是毫无希望的、目光短浅的战斗者。“只管相信我的话好了，他们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害怕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白厅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们意识到日本对远东的越来越大的威胁，撤掉了傲慢自信的邦德的职务，让忠于职守但缺乏创见的帕西瓦尔将军取而代之。他很快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他的部队力量太弱，守不住一条并非是象征性的防线——甚至连海军部现在估计舰队抵达远东所需的六个月的时间也肯定守不住。北非的军事形势是令人绝望的，帕西瓦尔被告知，不可能满足他提出的增派四十八个步兵营或两个坦克团的最低要求，因为这些要求“超出了可能的范围”。
致命的威吓
温斯顿·丘吉尔仅仅一年前对他的参谋长伊斯梅将军说：“企图保卫整个马来半岛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他现在仍然相信：“防守新加坡必须依靠强大的当地守卫力量和海上力量的整个潜力。”这个看法促使他在大西洋宪章会议期间不假思索就同意提供部分海军，组成英美远东威慑力量来对付日本。
“最节省的部署是派遣‘约克公爵号’去远东。随后还要派去‘反击号’、‘声望号’和一艘快速航空母舰。”丘吉尔返回伦敦并同海军大臣和第一海务大臣商讨了政策之后，在致他们的私人备忘录中作出了指示。庞德海军上将一个星期以后的反应是：“经过最周密的思考，我不能提此建议。”在后来的两个月中，第一海务大臣总是极力劝说首相改变主意，即使是一艘新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也不要去冒风险。
丘吉尔同样坚定地认为，这是他履行向罗斯福总统许下的诺言的唯一办法。他驳斥了庞德海军上将的一个观点，即皇家海军可以集中的战列舰的力量，不足以威慑强大的日本舰队。庞德又提出妥协性建议：派遣四艘老战列舰，作为印度洋舰队的核心力量，这个建议也被他轻率地拒绝了，首相称它们是“漂浮的棺村”。他以精通海军方略而自豪，坚持至少要派遣一魄现代化的航空母舰和一艘最大的“英王乔治五世”级的战列舰去远东。他争取外交大臣的帮助去说服战时内阁同意他的计划，他说，在新加坡显示海军力量，不仅可以威慑日本，还能消除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日，丘吉尔终于把大家说服了。
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勉强同意派遣“威尔士亲王号”去开普敦，正在西印度群岛活动的崭新的航空母舰“无敌号”将开往那里与它会合。老战斗巡洋舰“反击号”正在护送一支船队去中东，当它在印度洋与上面两艘舰会合后，将对派遣这支特混舰队去新加坡的临时计划作最后的研究。他们很难拼凑成战前计划人员所设想的那样一支庞大舰队来确保英国的远东防务。丘吉尔挑选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指挥这支舰队，这并不是一个最明智的任命，因为菲利普斯长期呆在海军部，缺乏近期的远洋航行经验。他身材矮小，在担任海军副参谋长时落了个“大拇指汤姆”的诨名。他曾经和首相闹翻过。他在海军里有“小拿破仑”之称，当过舰上枪炮长，他的强烈信念是“轰炸机不是战列舰的对手”。
“什么也比不上拥有捕杀能力的工具，”丘吉尔在十一月二日致电白宫说，这是在“威尔士亲王号”从克莱德湾启航后的一个星期。“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他们就越不敢冒险。”第二天传来消息说：菲利普斯海军中将得不到舰队的航空母舰了——“无敌号”在百慕大触礁了。没有空中保护，就有足够的理由不派这支舰队前往新加坡；但是，当“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在十一月六日抵达开普敦时，甚至没有对计划重新进行研究，这是曾对第一海务大臣许诺过的。非利普斯海军中将过于相信飞机不会对战列舰构成威胁，首相则认为必须履行向罗斯福总统许下的诺言：派遣一支军队前往远东“去威慑日本”。是简·克里斯琴·斯马茨在同菲利普斯进行了简短的会晤后，感觉到英国和美国正在犯一个战略性的大错误。这位南非总理在“威尔士亲王号”离开开普敦的那一大致电丘吉尔，指出在新加坡和夏威夷驻扎战斗舰队所包含的危险，“两个地方单独的海军力量都比不上日本海军。”他还告诫：“假如日本人确实行动迅速，这里就有发生一级灾难的危险。”
这个正确的劝告没有得到首相的理睬，因为英美希望避免在远东爆发冲突，靠的是实际的威慑政策。“魔术”破译的柏林和东京之间的往来密电，部分助长了英美的外交和军事威吓。因为在德国入侵俄国之前，大岛大使和外务省之间的密电透露，德国一直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要日本履行三国条约精神，进攻西伯利亚和新加坡。然而，与此同时，近卫政府对于让日本参与希特勒的战争显然极为犹豫。亲德的松冈外相在七月被解除职务就证明了这一点。
窃听日本的外交密电，对于英美在八月完全改变其远东战略起了重要作用。在英美八月会议上，总统和首相明确断定，通过紧急整修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军事力量，共同对日本人形成威胁，他们就有可能制止日本南下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应，并进而迫使东京按英美的条件接收在中国的媾和，
否则就用经济制裁掐住日本的脖子。大不了准备冒挑起日本进攻俄国的风险。但这两位政治家也好，他们的政治军事顾问也好，都认为即使是最好战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不会莽撞到竟敢同时进攻英国和美国。然而这种想法，却是对日本的民族心理、经济困难和军事力量的严重误解所产生的。这是惊人的政治判断错误和军事情报错误，美国防军十月所作的自以为是的估计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这个错误：“对日本军队和日本的力量所作的考虑导致这样的结论：已有的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派往菲律宾群岛的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改变了亚洲地区的整个形势。陆军部采取的行动很有可能成为日本作出最后决定的决定性因素，并因此对整个战争进程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此低估敌人诱使他们在远东摊牌的能力，不到两个月就导致了英美政策的失败。
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进行这场至关紧要的赌博时，却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十分详细地了解到英美基地的弱点，以致到达几艘战列舰和几个中队的轰炸机就可以诱使英美进行摊牌。一次御前会议已经作出了不可更改的决定：一旦外交活动未能导致日本在亚洲建立“新秩序”，就立即向南发动攻势。由于没有把这个决定通报东京驻外机构的外交官，因此没有被“魔术”发现，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就不得而知。美国的石油禁运给东京留下了一张无情的时间表：军事部门和工业部门正以每二十四小时一万二千吨的速度消耗着国家的石油储备。
敦促近卫首相实现外交突破的压力也就与日俱增；日本的生命所需的血液正在逐渐枯竭，陆军和海军要求在他们的飞机、坦克和舰船由于缺油而不能开动之前采取行动。九月三日日本内阁和军方领导人开会磋商时，危机已到严重关头。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无说：“事情不能再拖了。”海军参谋总长南云告诫说：“尽管我相信我们现在可能打胜仗，但我担心这种可能性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近卫需要时间来同美国总统进行私下最高级会晤以取得外交突破。军方则要求为谈判规定最后限期。经过七个小时的激烈争吵，军方获胜，政府作出了决定：“为了我们帝国的自卫自存，我们将完成战备，十月的头十天为暂定最后限期，如有必要，决心同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
现在近卫首相用来创造外交奇迹的时间不到六个星期了。
第六章“举国玉碎”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上午，时钟正敲十点，东京皇宫的招待员鞠躬将身着礼服、由参谋长们陪同的日本内阁大臣引进御前会议室。他们入座后，会议仪式比通常天皇在场时还要庄重。枢密院议长原首先代表天皇宣布会议开始。裕仁，一个戴着眼镜坐在圣台似的台座上的小个子，显得很超然。他默默地听着熟悉的论调，他的陆、海军将领们此刻不过是用刻板、平稳的声音重弹旧调。他们宣称，外交不能实现日本的这个目标：“同美国、大不列颠和荷兰交战的目的，是要从东亚排除三国的影响，建立自卫领域，自我维护我们的帝国，并且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正如天皇从前一天的情况介绍会上所获悉的那样，采用军事解决办法，与其说是合理的战略逻辑所致，不如说是为了趁早发动进攻。在情况介绍会上，杉山元帅预料“南太平洋的战事可在三个月之内结束”，但不能明确保证帝国军队“绝对能赢”。他的备忘录只预料将有一场“持久战”，并且估计到“几乎不可能期望美国投降”。他们打仗，是在进行赌博，闪电般地夺取东南亚，占领石油和天然资源，并在太平洋诸岛基地上建立环形防线，就能为日本确保“战无不胜的地位”，有了这个地位，日本的外交官就能以此“影响事件的发展趋势并结束战争”。
军方领导人对迅速取胜没有把握以致犹豫不决，这使近卫首相得以敦促实现他的计划：与美国总统举行私下最高级会晤，通过谈判求得让步。枢密院议长原如实地转达了天皇的担忧，那就是军方现在决心把交战置于外交之上，南云海军中将和杉山元将军总是回避这一指责，直至天皇打破礼仪，勒令他们作出回答。天皇的这个前所未有的干预，使日本的领导人大吃一惊，顿时语塞。当他们听到裕仁尖声念着他的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两句诗的时候，就更加吃惊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
为何风雨乱人间？
陛下戏剧性地恳求和平，尽管语言隐晦，仍使军方领导人感到尴尬，他们现在很难无视要再进行一次外交活动的御旨了。正午时分，近卫首相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宣布休会，天皇限他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同美国的谈判要取得积极的结果。
华盛顿最近要求在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前，必须解决若干“根本的实质性问题”，这就制造了巨大的故障，近卫要克服这个故障，只剩下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当晚，他邀请美国大使同他秘密会谈，敦促“尽量不要拖延”同总统的最高级会晤。格鲁随后向国务院发出的电报转达了日本首相明显改变了的主意：“我们确实完全同意”赫尔国务卿最近提出的口头照会。这个照会阐述了确保中国主权、恢复“门户开放”政策的四项原则。
然而，尽管近卫非常愿意作出让步，他的倡议在华盛顿还是蒙上了阴影，因为看起来美国正处于同德国交战的边缘。九月四日在大西洋对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的袭击，为罗斯福总统谴责希特勒是“海盗”提供了机会，他命令美国海军就地击沉发现的德国潜艇，并开始为英国的运输舰队护航。元首谨慎地不作出反应，尽管总统的海军作战部长写道：“我们只差一点就真正参战了。”
罗斯福因大西洋面临威胁以及他的母亲突然去世而心事重重，当他终于要考虑东京的新倡议的时候，对举行最高级会晤的想法变得冷淡了，因为这有可能使他在“远东慕尼黑”中充当内维尔·张伯伦的角色。蒋介石夫人和她的有影响的实业家哥哥、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飞到华盛顿，游说白宫和国会，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提醒美国人民不要忘了保卫中国领土完整的誓言。
以斯坦利·霍恩贝克（他始终支持对日本采取“不妥协”政策）为首的一批国务院官员，不太相信近卫真的改变了，对他能够劝说军方接受撤出中国的丢脸行动更加表示怀疑。当国务卿同日本大使恢复私下会谈的时候，他们更加不相信日本内阁中的军人真正准备放弃三国同盟。野村表示，虽然他的政府将“独立”解释它对轴心国承担的义务，以换取美国帮助说服中国国民党人参加和平会议，但东京仍然坚持在中国大陆驻军。
美国始终认为，日本坚持部署军事力量以保护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这是从根本上破坏了门户开放的原则。虽然远东的实际局面早就践踏了这一神圣原则，但总统和国务卿认为，正如他们始终认为的那样，任何损害这个原则的行动将被看作是根本背弃他们的国际义务。罗斯福和赫尔相信他们的立场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军事力量使他们现在更加坚守这一立场，因此他们认为他们只能采取坚定的态度，直至石油禁运搞垮日本的经济，迫使日本领导人放弃他们的原则。这是罗斯福之所以决定继续“玩弄”谈判的十分错误的理由，这个谈判甚至在恢复之前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华盛顿和东京是踏着不同的鼓点行进的。
“魔术”破译的东京给野村的指示，明显体现了步伐的不同，指示确定了最后期限，并经常催促加快。国务院在现场的人格鲁大使——他认为日本政治舞台就是温和派和军方之间的一场战斗的过分简单的估计，促使华盛顿作出“全胜否则就全败”的判断——这一次估计对了。他的一连串电报反复强调时间不多了。但是警告没有被理睬，因为科德尔·赫尔正遵照总统的具体指示延长外交活动。野村大使想抓救命稻草，作出比东京所能兑现的还要多得多的让步，同时却对美国的灵活性作出过分乐观的报告，这使谈判发生了混乱。国务院早就认为日本人口是心非，日本人的种种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加深了国务院的这种看法。“魔术”小组的情报披露，南下印度支那的日军的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不懂外交语言细微差别的陆、海军密码破译员的极大压力下，东京给野村的具体指示都在事先翻译出来了。这些直截了当的指示常常充分而并不克制地陈述了日本的谈判立场。
近卫担心他的首相地位岌岌可危，这种担心确定了微妙的外交往来的步伐。九月十八日的谋杀有力地提醒他时间已经不多了。一个星期以后，为了能同总统举行会晤，他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答应实际上放弃三国同盟条约，使印度支那中立化，并且——尽他一切可能——同意削减日本在中国的军队。华盛顿仍持强硬态度，要在最高级会晤之前，必须取得“一致意见”。这使格鲁大使发出了警告：近卫内阁的日子屈指可数，它的倒台“可能导致无法约束的行动”。
一年多以来，日本外交政策是由所谓的联络会议制订的，会上，帝国统帅部左右着内阁的决定。由于军方领导人很快就对外交官们失去了耐心，作出交战的决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九月二十五日，陆军大臣东条将军采取了这个不可改变的决定的第一个步骤，他拒绝考虑为使最高级会议开成而采取措施，即使是从中国大陆象征性地撤军。他要“奏请天皇举行御前会议并决定交战”。近卫反复设法劝说这位将军接受象征性的让步，结果只得到这样的回答：“外交并不总是让步；有时它是进逼。”近卫通过沃尔什主教向罗斯福发出最后的绝望的请求时，离十月十五同最后期限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他没有立即得到回答。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当野村大使电告，他提出的举行最高级会晤的请求再次被置之不理时，近卫只好辞职。天皇的重臣们经过激烈辩论，推荐陆军大臣东条将军接替近卫亲王。他是得到军方完全信任和支持的唯一内阁成员。裕仁第二次破坏宪制传统，在任命东条时指示他“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