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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想当年刘备先生临死前，留了两句话给他的儿子，那两句话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两句平淡的话，可以囊括基督教全部《圣经》，仅以「勿以恶小而为之」，就是一种「有所不为」的精神，这精神是一种高贵情操。在「为」「不为」之间，衡量出一个人的品质。而且不但可以用之衡量他人，也同时可以用之衡量自己，如果有一丝天良，虽儿子对父亲，都会觉得不能原谅。一个民族应该有这种气节，一个社会也应该有这种风尚。目的物固然使人怦然心动，但获得目的物的手段，必须选择选择。柏杨先生说这话，不是说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当圣崽，想吃冷猪肉啦，而是说这个原则不应抛弃，遇到枪战时歹徒杀父，当然可以不择手段，但社会上差不多都是泛泛之辈，好比说，办办亚展吧，大家比比电影，从容论道，便不能不择手段矣。
天下之大昏
「为目的不择手段」几乎成了这年头一种风俗习惯，亚展就也跳不出这个漩涡。于是乎，笑骂由他笑骂，大奖我自得之。外边谣传说邵氏公司如何如何，而掌权老爷急忙声明决没有如何如何。发生在暗室里的事，真言不入六耳，局外人不过根据现象，推断其原因，自然没有他们如何如何的证据。不过，亚展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如果掌权老爷真的得了邵氏公司的好处，那还算高级的，至少他还有点聪明，只「利」令智昏罢啦。以后遇到别的大事，无利可图时，还有聪明在。如今各位老爷努力否认得了好处，柏杨先生便不禁大起恐慌，君不闻古人云乎：「昏官之害，胜过贪官。」贪官不过见了钱才昏，而昏官则一昏到底，有红包固昏，没红包也昏。贪官不过为了既得利益才无所不为，昏官虽没有银子的诱惑，却照样也无所不为，其害之烈，较之贪官千万倍也。
《老残游记》上有这么一段，山东省齐河县发生十三条命案，大老爷刚弼先生用重刑修理可怜的贾魏氏，被老残救了下来。刚弼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昏官，他阁下既不要钱，也不要好处，唯一的毛病是大愚若智。天下事一旦落到这种人手里，仗着一身清白，无所不为的程度，势将更锐不可当。反正我不贪污就行啦，在「清廉」的罩袍底下，干出的都是掘坟坑式的误国殃民勾当，和丢人现眼的镜头。
无论如何，《蚵女》都没有资格得奖。有些人说啦，蚵女也有好的地方呀，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某些人口中简直成了八字咒，遇到价值问题，好比说选中国小姐吧，丑八怪也当了选，一旦有人批评，八字咒立刻泰山压顶，好像只要祭起八字咒，便可掩盖一切不公。这里我们不得不再顺便提提熊式一先生，他阁下当评审委员的唯一任务，似乎就是为《蚵女》和凌波女士多打几分，而且还洋洋自得，以每个主办国都得翠凤奖为绝妙之法，有这种观念的人，即令不昏，也俗不可耐，然而官崽们还把他当作活宝哩。
硬教《蚵女》得奖，已够无法无天。接着又推出《花木兰》，更是裤子一脱，脸都不要啦，这大概和凌波女士有关，为了要使她成为「亚洲影后」，而偏偏她演的影片又只有《花木兰》参加，便只好选中《花木兰》矣，既然所有影评人「一致」而「坚决」的非选她为影后不可，不要说是《花木兰》啦，就是卡通片也照样第一。堂堂国际性的竞争，成为儿戏，无他，「恶小而为之」而已。
亚展最最荒唐的一件事是给了林翠女士一个最佳女配角奖、王引先生一个最佳男配角奖。常看中国片的观众都知道，他们的演技便是拿到好莱坞都是第一流的。然而问题还不在此，畸形人的眼里，你再好都没有用，全世界都说你好，而我硬是认为你不好，你有啥办法哉。问题却在于，参加亚展的影片中，二位演的根本是主角而不是配角，这就异常出众矣。我想，有那么一天，世界各国总统齐集一堂，要选举世界上最漂亮的元首，结果宣布啦，詹森先生是最佳总统，戴高乐先生却当选了最佳副总统。如果真有这种绝妙之举，恐怕连柏杨先生家的莉莉小姐大牙，都会笑脱。（柏老按：写此文的当时，詹森先生尚是美国副总统，而戴高乐先生则正是法国总统。）
又好比柏杨先生，当代最伟大的潜水家兼飞行家也，忽然有一天，我的红包攻势收了奇效，诺贝尔奖金砸到我阁下头上，却不是潜水飞行奖，而是物理化学奖。虽然钱数是一样的，但我把该巨款下了腰包之后，能不在心中油然而兴「他妈的」之叹乎？便是那些发奖的畸形人，午夜梦回，摸摸良心，也能一身出冷汗。
然而，给我物理化学奖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是竟然给我一个「女演员奖」，那我就想把该巨款下腰包都不可能矣。英国有句俗谚，曰：「巴力门除了变更人的性别外，什么都能。」看情形可以扩而充之，中国畸形份子还能主角变成配角。呜呼，是他们的知识程度根本分不清主角配角欤？抑他们被女人玩昏了头，在暗室中心旷神怡，摸索过度，根本没有看欤？有一于此，就够瞧啦，二者兼备，就更出类拔萃。嗟夫，恐怕是无论怎么哇啦哇啦穷嚷，都无法解释怎么把主角变成配角？犹如无论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诸公怎么哇啦哇啦穷嚷，都无法解释柏杨先生怎么忽然变成了好演员也。盖这不是公平不公平问题，而是瞎眼不瞎眼问题。
一个人也好，一件事也好，要想使人尊敬，必须选择一种使人尊敬的手段，否则恐怕是尊敬不成。亚展选出「影后」，当然希望世人一致景慕，亚展选出的影片，也当然希望世人一致景慕，但如果畸形人穷凶极恶到连主角配角都可乱变的程度，他选出的后焉片焉，恐怕连他自己都看不起。
好啦，谈亚展谈的肝肠寸断，有点不合圣人之道。我想，畸形人恐怕最喜欢别人温柔敦厚啦，盖温柔敦厚好像是一条魔毯，专门用以掩盖脓血横流的大疮；宁可烂到底，也不愿别人掀开来洗之医之也。亚展反正已经过去，我们只好套一句烂语，以作结束，曰：「下届再办，勉之勉之」。──其实到了下届，包管仍然照样如此烂，善哉。
希特拉
人类自从有了货币，也就是说，自从有了钱，就有了银行，不过名称和组织不同罢啦。犹太人以放高利贷闻名于世，西洋一提犹太人，就马上想起来可怕的「臭虫式利息」，臭虫在台湾是绝了种的（有一阵子好像电影院有过），中国人恐怕已经忘记他阁下啦，据说臭虫先生的繁殖率十分惊人，把一位男臭虫和一位女臭虫放在一起，一会工夫，就如《三字经》上说的：「父而子，子而孙，至曾孙，又玄孙」盖弟兄姐妹互相交配，一窝下来就是几百，两天一代吧（动物学专家千万别抬杠），一月工夫，就满坑满谷矣。犹太朋友借给你阁下十块钱，利息本已高得够你皮肉发紧，而利息再算利息，一年以后，你把被子卖掉都还不起他。所以西洋各国，一提起反犹，无不大喜若狂；而在中国便反不起来，盖我们没有切身痛苦也。
──说起犹太，忍不住要插一句嘴，台北统一饭店的经理，就是一位犹太老爷，此公是德国籍的，我想任何一个洋大人都可瞧不起中国人，唯有德国籍的犹太人，似乎没有资格。报上载，立法委员阿不都拉先生在统一饭店脱掉上衣跳舞，该犹太大发虎威，把盘子端了去；而且经常指使一些西崽，殴打一些有自尊心的中国籍侍者；好像这天下就是他的，而他就代表二十世纪文明。有一则小幽默上写着这么一个故事，某一个绝大的饭店里，侍者一不小心，摔了一个筋斗，把一碗热腾腾的罗宋汤，隆重的扣到一位绅士身上。作揖打恭的结果，绅士允许不予深究，但湿淋淋的衣服怎么办欤？只好脱下来由侍者拿到阳台上吹干。于是乎，不久以后，经理先生（大概是统一饭店该犹太的同类）昂昂然走到眼前，端起嘴脸曰：「先生，对不起，我们这里是文明之地，不招待只穿衬衫的客人。」
统一饭店的犹太所本的，似乎就是这种文明规则。只不知道他瞧一下寒暑表没有？盖我们不反对衣帽整齐，而只反对他的嘴脸也。呜呼，中国的大礼服是长袍马褂，我真希望有长袍马褂的朋友，穿之前去，跳一个扭扭舞，看看该犹太再耍啥花样？而菲律宾的大礼服根本就是一袭香港衫，如果该犹太是联合国秘书长，恐怕真要连菲律宾的会籍都开除了矣。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本于人类丰富的同情心，特别提醒该犹太朋友注意，以后你阁下再端客人盘子的时候，务必先看清楚。万一抬头一瞧，该客人竟是希特拉先生，你说，是继续端乎？抑一声不响，回去打包袱迳往集中营报到乎？对啦，我建议统一饭店的中国籍员工，不妨学一句德文「希特拉万岁」，或弄张希特拉先生的玉照，闲来无事，向该犹太朋友喊上两声，或掏出来发发他思古的幽情，似乎也是一种牛黄上清丸，能帮助其头脑清醒也。
由银行说到统一饭店，扯得太远，实在是银行和犹太不可分，每一个干银行的多少都有点犹太气质，对乎？
在我们中国，犹太人虽少，但放高利贷的朋友，却同样普遍，而且因社会的需要，不得不由个人而集体，由零星而整批。到了清王朝，遂有「钱庄」出现。夫钱庄者，大型的犹太，小型的银行也。这种钱庄，一直到一九一○年代，仍声势烜赫；柏杨先生年轻时在奉天作事，便是一直由三和票号，往家给老妻汇钱的，汇钱时，手续简单的要命，只要把银子往柜台上一放，柜台的小子就立刻笑脸相迎，先请你坐，然后一盃香茶，茶还没喝完，银票已双手送到跟前，这是自己汇的。如果托钱庄汇，他就给你一纸收据。不出三天，家信还没有发哩，老妻已来信说钱早收到啦，不但早收到啦，还早买了裹脚布啦，真是既恶心又窝心也。
不过钱庄离现代企业化，仍有一段距离，因再大的钱庄都是家天下，家天下这玩艺儿好像麻将牌上的清一色，如果对手是一群鸭子屎，而自己手气又顺，可能清一色加双龙抱，赢得一塌糊涂。可是，小民越来懂得越多，清一色就难做矣，再加上手气发背，三十二圈下来，连壶都不开，而仍得意洋洋，照做清一色不误，他不把裤子输掉，也得把袜子输掉。
家天下的钱庄纷纷完蛋后，代之而起的就是洋式的企业化的银行。银行的学问比钱庄大的多啦，大学堂里专门有「银行系」，研究四年都研究不完，还要到研究所再啃书本，才能略窥门径，我们当然不打算去钻这个钢板。而只是感觉到，在我们中国，银行虽取钱庄而代之，这银行焉，那银行焉，还有国营的合作金库焉，风起云涌，花样多端，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不叫银行，只是当铺而已。
君读过橘子和枳子的故事乎？这故事连三岁顽童都知道，但也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反而忽略它的严重性。据说橘子这玩艺儿，在江南时是橘子，又大又肥，又甜又润。北方佬瞧在心眼里，痒在心头，就弄一批移种到北方，好容易开花结果，正要皆大欢喜，谁晓得长出来的，样子好像橘子，却硬不是橘子，干瘪苦涩，实在难以下咽，只好称之为枳子，以免侮辱橘子的美名。
中国自宋明两个王朝之后，一千年来的斲丧，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酱缸，不要说橘子啦，啥玩艺酱到里头，都会酱得不成东西，变成枳子还算好的，连原子弹都能变成石块也。呜呼，伊藤博文先生和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同学时，所学的都是治世强国之术，伊藤博文先生回到日本，「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七搞八搞，搞出明治维新，小小东夷，竟成为第一等强国。而辜鸿铭先生回到中国，忽咚一声，跌到酱缸里，只好当一名教书匠，度其残生。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朋友，看洋大人如彼之强，而中国却偏偏如此之弱，没有一个不义愤填膺，想努力奋斗一番。当初柏杨先生回国之时，也同样想「把头卖给识货的」。可是，折腾的结果，大家都被酱住，有的脑筋酱死啦，就也混水摸鱼；有的脑筋虽没有被酱死，也只好眼睁睁而干着急，偶尔哎哟哎哟，就被帽子铺掌柜的弄出各式各样的帽子，祭在头上，祭得走投无路。
渡江而变
我们说连原子弹都能酱成碎石块，照例必有正人君子摇其尊头曰：「过甚过甚，夸大夸大。」我倒宁愿这是过甚夸大的，但稍微一瞧移植过来的东西，随便那一个，或多或少，似乎都要离开一点它的基本精神。像民主法治吧，当然没人反对，不但没人反对，还有人日夜都在猛嚷要建立制度哩。柏杨先生曾说过，我最怕听人说建立制度，每次听建立制度的嗡嗡之声，就要发疯。盖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是「我不例外」，有些头目捶胸打跌，斥责别人不守法，不遵制度，而他自己却不守法，却天天破坏制度；天下有谁是傻瓜，甘愿被如此欺弄乎哉？结果你骗我，我骗你，上下交相骗，而花招百出矣。于是民主法治的基本精神，到了中国，遂被酱成「只我例外」，官崽越大，其例外的范围越广。
这是大焉者，谈起来伤心，不谈也罢。最近不是各方面都要求取消司机记点办法乎？我想任何文明国家，车山车海，记点办法是目前人类智慧发明的最好办法，千万不可取消。不过，任何办法只要在酱缸里一泡，准发生变态。若干时日之前矣，有一次，柏杨先生坐计程车（对啦，明明是计程车，而车篷上却硬是写「出租汽车」，实在想不通），去火车站接一位朋友，那时候台北中正路还未拓宽，两侧设有栏杆，天黑灯暗，不知怎么搞的，撞了一下，于是一位三作牌如获至宝，一跳而出，笑得尊嘴都合不住，向司机招手曰：「好啦好啦，停下停下。」司机稍微犹豫，该牌嘴脸霎时出笼，大喝曰：「你怎么，要造反呀！」这种「如获至宝」的心情便是变态，记点办法再不取消，司机无？类矣。
──说起来台北的中正路，也真奇怪，花了那么多钱，动员了那么多官崽，好容易修好啦，落成到现在，大概只有半年光景，就已破破烂烂。难懂的是，慢车道何以如此之窄？而人行道又何以如此之宽？台湾是亚热带地区，阵雨最多，所以中国式的建筑，都用骑楼来遮盖人行道，这不仅是一种德政，也是一种最高的建筑设计，君看过台北襄阳路土地银行乎？纵是四层楼高，也照样伸展其走廊，这对行人该是如何大的方便耶？可是西崽朋友把洋大人建筑那一套原封不动搬过来，遂成了人行道顶上，空无一物。
台北市中正路有现成的走廊式人行道，不加以利用，却在走廊之外，再铺上露天式人行道，真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慢车道被挤得寸步难行，露天人行道而又等于虚设，为啥不把慢车道再为扩大？不把走廊人行道当作主要人行道乎？照样想不通，想不通。
如今露天人行道边坎，几乎烂了一半，钢筋水泥的玩艺，竟跟纸糊的一样，纷纷裂之碎之。有些心术不正，专唱反调的人，说是准又偷了工减了料，我对此说坚决反对，不过它碎啦却是事实，奉劝走路的小民，要特别小心，万一被伸出来的钢条英勇的绊了一跤，把尊牙磕掉，勿谓言之不预也。
既然啥都在变，橘子变成枳子，「我不例外」变成「只我例外」；则银行变成当铺，固不希奇也。呜呼，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出过银行家，而只出过当铺掌柜的，君去当铺当过东西乎？──对不起，你阁下当然没有去过，岂能如此咒人？不过柏杨先生倒是经常贲临的，那股劲真像被人朝屁股上猛踢一脚。未进当铺之前，先提高警觉，观察附近有没有熟人，等确定了真没有熟人，然后低着尊头，用三级跳的英姿，往当铺里一跳。有一次正要一跳时，一个平常必须在他面前摆谱的朋友冒了出来，热烈的抓住敝手，问曰：「柏老柏老，你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里去呀？」答曰：「国泰保险公司张经理请我吃晚饭。」他大惊曰：「啊呀，你真了不起，可是天还早哩，才下午一点钟。」我急曰：「教育电台宋台长一定要我现在去录音，对全国青年讲几句话。」他听了之后，不得不肃然而退。这时候我仍有点心神不宁，该家伙万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前去一询，而二位先生竟根本不认识我，岂不自掀底牌乎。于此顺便奉劝年轻小子，攀高枝时千万不可道出真名真姓，以免对证出来，前功尽弃。
然后，进得当铺，等到喘气稍定，双手举起（当铺的柜台都那么高，最是混蛋），嗲声喊曰：「掌柜的。」（喊「老板」也可以）；再然后，掌柜的那个跟螳螂一模一样的尊头伸了出来，打量半天，把大衣接过去，左看右看，前看后看，看了个够，再伸出尊头，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