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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空头支票满天飞，跟银行开户滥不滥根本没有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限制开户就可减少空头支票的话，那么柏杨先生又有一个妙法，用此妙法，不但可以减少空头支票，而且还能根本杜绝。说出来也很稀松，只要下令所有的银行关门，岂不就根本没有空头支票乎哉。写到这里，我又有建设性的建议，孔丘先生一辈子都是主张「正名」的，为了正名，还是索性改称吧，除了交通银行外，其他银行，一律改称当铺，台湾银行改为「台湾当铺」，「华南银行」改为「华南当铺」，「第一银行」改为「第一当铺」，「合作金库」改为「合作当铺」，「土地银行」改为「土地当铺」。一味乱叫「银行」，实在有点扰乱听闻，动摇国本。
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同化的有两个民族，一是日本的大和民族，一个是中国的汉民族，这句话至少有一半是真的，凭天地良心说，日本人实在是其软如棉，而又其硬如铁，对外来的文化，吸收之快，消化之强，教人伸大拇指。当一个日本学者，他根本不需要了解任何一种外国文字，就可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和更精彩的发明。盖洋大人辛辛苦苦，费了一辈子精力，才写了一本书，不出一个月，日文译本就在东京堂而皇之的出了笼。洋大人对日本这种搞法，真是又喜又恨；喜的是，自己着作在世界上迅速得到反应；恨的是，自己费了那么大劲（可能他阁下为了这本书断了一条腿），而日本人却轻轻松松，顺手拈来，天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哉？美国有位教授，曾化了十四年功夫，在亚马逊河研究土着巫医所用的若干种特效药，回国后写了一本书，他的投资机构正想发笔大财，谁晓得只几天光景，日本译本就寄了回来，向其表示敬意。虽然气得张口结舌，却仍不能不拍个复电表示感谢。
日本人这种吸收力和消化力，对洋大人的科学如此，对洋大人的文学也同样如此，别小看该可怜兮兮的三岛，他只要一天和外界保持联络，他就会一天走到时代的前端，而永不落伍，别人有啥，他准也有啥。美国的汽车世界第一，日本的汽车却硬挤进了美国市场，把美国佬挤得牙齿痒痒。德国的照像机世界第一，日本照像机也使德国坐卧不安。这种例子多啦，举一天都举不完。而日本人对文学欣赏的程度，也挤进世界第一流国家之列，就是去年（一九六三），全日本个人收入最多的是作家，而不是电影明星和首相大臣，在半开化的酱缸国家里，恐怕连梦都梦想不到天底下竟真有此太虚幻境也。
日本之所以能如此飞黄腾达，完全仗着他的吸收和消化，不过这种吸收，一旦到了无处可吸收，没啥可消化的地步，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使大日本和外界隔绝啦，事情就恐怕不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日本连露了几手，大军所指，勇不可当，尤其零式飞机，把美利坚搞得束手无策，飞行员们一听说来袭的是零式飞机，就两腿发软。可是，过了两年，就不行啦，洋大人不断有新鲜玩艺搬到战场上，而日本却仍是老一套，盖存货用光啦，余劲使尽啦，肚里空空，只好垮台。
怪哉的是，日本虽勇于吸收，善于消化，其精髓和形式却始终不变，当然不是说一星一点都不变，而是说日本始终有他自己的一套，那是一种民族的自我警觉和自尊。在巴西移民中，日本人有他们的小小国度──日文学堂和日文报纸，仍穿他们的和服，仍敬他们的天皇神道。最使人冒火的，他们还只用日本货。
大祸当头
中国人当然也够顽强的，世界各国的华侨社会无不使当地的洋大人感到难以理解。不过，那都是上一代的人啦，到了现在这一代，随着民族自尊心的堕落，好像不但不最难同化，反而最易同化矣。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来文化，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口之后，先行酱它一酱，把橘子酱成枳子，一直酱到适合中国特有的「国情」为止。于是乎洋大人有斑马线，台北也有斑马线，不过台北的斑马线不是保护行人的，而只供压死护士小姐之用。洋大人有圣诞，台北也有圣诞，不过台北的圣诞不是骨肉团聚，而只供跳舞狂欢之用。洋大人有阳历新年，台北也有阳历新年，不过台北的阳历新年不是休息庆祝，而只供寄贺年片之用。
贺年片应该是一种极有人情味的举动，柏杨先生每年一定要寄。盖工商业越发达，社会也越紧张，谋生也越不易，时间也就越是金钱。除了少数生有异禀的朋友，大多数小民都兢兢业业，东奔西走，马不停蹄，从太阳东升跑到红日西下，不要说休息啦，就是静坐十分钟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自然产生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圈子逐渐缩小，除了工作上，也就是除了为赚几个钱而必须接触的那一小撮人外，很难心平气和的找几个朋友东南西北聊聊天，轻轻松松。做官的忙于逢迎钻营，表演忠贞。做商的忙于轧头寸，打算盘。做工的忙于担挑拉抬，腰痛背酸。当教习的口干舌渴。当文人的爬格子能把鼻涕都爬出来。当权的每天提心吊胆，唯恐怕谁踢他的屁股。以致人头乱钻，人腿乱跑，正如元曲上说的，「密匝匝蚁排兵，闹嚷嚷蝇叮血」。
于是乎，再要好的朋友，不要说远在异国异地矣，纵是同在台北市，也成了咫尺天涯，如果没有特别安排，真能三年不通音讯，病了的固然不知道，便是出了车祸被压断了脖子，也不知道。而人是感情动物，疏远的久啦，最老朋友间的友情可能慢慢褪色；半老朋友间的友情已经不太浓，说不定十年下来，会变成了陌生人矣；至于新交的朋友，好像妓女接待嫖客一样，几个月下来，更是无啥介事。
不知道从那一年起，可能是一九五五年吧，寄贺年片成了一窝蜂。一个交际相当狭窄的小子，能一口气接上三、五十张。柏杨先生一向是人多地方不去的，每天除了上班，就是蹲在家里冒充老太爷，很少与外界来往，为这件事，老妻还一口咬定我完啦，她常曰：「你瞧人家张先生，天天跑处长公馆，如今当上主任啦。」又曰：「你瞧那个姓赵的，走上部长太太的内线，就要去美国出席啥会议啦。」说的我心痒难抓。呜呼，柏杨先生天纵英明，腿有黑子，岂是没前途之人，就决心也奔走奔走权贵之门，可是拍马屁钻路子这玩艺，和其他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一样，说起来容易，真的去干，就不简单。而且现在社会，圈圈差不多都是先天的，单纯靠把头削尖猛钻，并没有太大用处。夫先天的也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同一训练班，同一训练学堂，或留美时同一个客柔扑。同学焉，教习焉，自然成为一个圈圈。于是东圈西圈，勇不可当，圈外之人，纵然把头皮钻破，顶多也不过钻成「门神」，猛一瞧你在门里，可是遇到风雨黑夜，大门一关，你仍然被关在门外。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再钻啦，我说这些，不是说我清高，谁要以为我清高，谁就头脑不清，盖没有圈圈的人永远受到排斥，老妻虽程度甚低，见识倒并不甚低也。
一个人到了没有圈圈的地步，真是孤苦伶仃，不过社会关系也顺便的就单纯起来。从前有人说，谢冰心女士写作范围是个哑铃，一端是母亲，一端是学堂，当中只被一条细线相连。柏杨先生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哑铃，一端是办公室，一端是柏府，当中不过一条马路。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老头，在那几年过年时，都能接到七、八十封贺年片，其他稍微有点架势的显赫人物，其贺年片之多，真要用洗脚盆装也。
直接受贺年片之灾的，有三种人焉，一曰秘书老爷的手，照册猛抄，有时能抄三天三夜，关节都抄得脱了臼。一曰邮差先生的腿，身上背着一袋袋漠不相关的「大宗邮件」，脚底下都能跑出潦泡。一曰官崽的娘──不是他娘的胴体，而是他娘的耳朵，盖接到该官崽贺年片的朋友，打开一看，开台湾省骂曰「干他娘」，则他娘的耳朵如不泡到凉水里，真能烧掉。风气所及，凡是有秘书而他又有权乱花纳税人钱的家伙，把各机构各单位的职工名册，收集一份，不管大哥二哥麻子哥，不管人死了没有，或离了职没有，更不管认识不认识（当然不认识），只闭着尊眼教秘书老爷写而寄之，这种贺年片不叫贺年片，而叫干他娘片。（柏老按：一九七○年代之后，社会层面加多，传统的政坛是唯一重要层面的现象，逐渐退却，成为重要层面之一，不再是唯一层面啦；但各种层面里，圈圈仍在作怪，简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咦。）
礼多人怪
畸形人所以冒着被人干他娘的危险，而仍照寄贺年片不误，大概他阁下对心理学颇有研究，俗不云乎「礼多人不怪」，我给他一张贺年片，教他看我多么温柔痴情呀，接片的家伙，如果对我有坏印象，一接该片，可能变好；对我有好印象的，一接该片，印象就更好矣；根本没有印象的，一接该片，岂不也就有了印象乎？这种心战之术，事实上也往往会收到奇功，盖寄寄贺年片，不过小焉者，而和这种同一原理的，还有「召见」之术。
提起来召见，有一度真是其效如神，有些当老板的，心血来潮，最喜欢召见伙计。一九一○年代之初，我去上海，有一个朋友，芝麻职员一个，有一次在报上发表一则短文，大谈国家大势，头头是道，文情并茂。不知道怎么搞的，被董事长知道啦，于是乎，有一天焉，他桌上放了一纸通知，通知上说，董事长第二天下午召见他啦。第二天他一早就沐浴更衣，披挂整齐，届时惶惶恐恐，趋进（非「走进」）董事长办公室，教他坐他不敢坐，教他站他也站不稳，董事长倒非常民主，喊他「同志」，又握他的手，问他家里有几个人？住在哪里？又问他有啥困难？最后告他曰：「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言毕端茶送客。
从此之后，该小子就春心荡漾，认为他有的是前途，马上就要不得了啦，连柏杨先生这种老朋友也不能交啦，有时马路上碰见，他竟假装不认识我，把我气得七窍生烟，也不再理他。老妻就埋怨我臭骨头，曰：「一个人的架子突变，必有原因，你不缘竿而上，真是穷昏了筋。」可是既已不理他于前，现在再去巴结，实在一时磨不开，只好放弃良机。
可是一直过了一年，仍没有动静，该朋友的架子也就慢慢恢复原状，一直等到他觉得确实没有希望时，才降贵纡尊，跑到柏府，一进门就叹气，（有些人真是天生奇骨，大小由之）。呜呼，这都是想当年的往事矣，那时民智未开，以致有此误会，到了现在，大家才弄明白，老板召见你阁下，不是他要对你有印象，而是要你对他有印象；不是他要爱护你，而是教你爱护他；不是他要关心你，而是要你关心他；也不是他要帮助你，而是要你对他产生知遇之感，以便万一有那么一天，好杀身以报。
乱寄贺年片的心战，跟这种类型的召见，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瞧，堂堂市长大人都向我恭贺年喜啦，下届选举时，我不选他选谁？有此一念，遂蔓延成灾，连佛教徒都庆祝起耶稣先生的圣诞矣。
这两年来，寄「干娘片」的风气渐渐消失，大概头子们忽然发现小民并不都是好愚弄的，不但没有收揽到人心，反而有被干娘的危险，也就高抬贵手矣。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转变，值得大书特书者也。
但柏杨先生却是一直寄贺年片的，数十年如一日，而且我之寄贺年片也，完全采取主动，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开不开省骂国骂，我要是寄的话，泰山都挡不住。盖贺年片是一种表示怀念的东西，清王朝末年，那时流行的是拜帖，用大红纸条，写上自己姓名，然后开列一张详细住址，交给仆人逐户送上。现在改为邮寄，已经方便的多啦，只要贴四角邮票，就能把千里外邮差先生支使得双腿乱跑，人们更应该利用这种科学进步，互通衷情。有些人以不寄贺年片为荣的，我却是以寄贺年片为荣，我不但寄，前不言之乎，还主动的寄；不但主动的寄，还亲笔的写；还亲自一张一张往信封上贴邮票（老妻有时想帮忙贴，我都不准）。可惜无法一一写信，否则我还要一封一封的写哩。
朋友们睽违的太久，都有点模糊啦。一年一度翻开通讯册子，恭恭敬敬的依册照写，他阁下的模样和最近一次晤面情形，就油然浮上眼帘，真是古人所说的「如对故人」。写好之后，把卡片装进去，再往上一张一张的贴邮票。贴邮票时，二度再看一遍，也等于重温旧梦。这种一张一张往上贴邮票之法，邮局最为反对，有一次我把大叠贺年片抱到邮局，柜台小姐伸其玉头一瞧，柳眉皱成一团，埋怨曰：「你为啥不寄大宗邮件呀？」我曰：「我不知道还有大宗邮件。」她明察秋毫曰：「你这个老头，去年也是不知道，前年也是不知道。」我只好装傻而笑，她把那一叠贺年片往里一拉，哗啦一声，散了一地，悻悻曰：「都像你这么贴邮票，我们盖邮戳，手都要盖断啦。」我曰：「大宗邮件也得盖邮戳呀。」她曰：「那是拿到总局用机器盖的，用不着我们一个一个往上敲。明年再寄时，记住寄大宗邮件，听见了没有呀。」我曰：「对不起，对不起，明年一定遵办，不遵办你就罚我请你看电影。」不过明年我还是要一张一张往上贴的，届时如果该小姐仍在柜台之上，我就转移阵地到别的邮局去寄，台北共有三十一个支局，一年去一个，至快也在三十一年之后才能再碰她的钉子。但有一点务必请邮局老爷放心，我贴的邮票，无一不合规格，直式的一定贴到左上角，横式的一定贴到右上角，如果用机器盖戳的话，包管如意，这是我的伟大细心之处，不可不知也。
原则
柏杨先生主动寄贺年片，并不是有啥不轨的打算，好比第一天寄贺年片，第二天就去借钱；或是教你阁下对我有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以便明年选举时投我一票。盖我也有我的原则在焉。其一、我感谢的人我寄之；其二、我怀念的人我寄之；其三、我敬仰的人我寄之；其四、我觉得需要我鼓励安慰的人我寄之。只要是这四种人，长辈也好，晚辈也好；贵为大官大商也好，楣为监狱里的囚犯也好。都一一亲笔恭写，亲自寄发。
我的贺年片是表示我的感激、怀念、敬佩、鼓励和安慰。呜呼，生活过得很好，万事如意的朋友，不会觉得柏杨先生之片有啥特别，而且说不定还以为拍他的马屁哩。倒楣的朋友才会知道二十年不变的友情是多么可贵。一个人的朋友数量，往往随时变化，阔的时候门庭若市，垮的时候连狗都不上门，如果新年能获得一张贺年片，应是多么的温暖乎。吾友杨自汉先生，不知道为了啥，被判无期徒刑，关在澎湖监狱，一个人一旦关进监狱，便等于掉到枯井里，亲戚也没啦，知己也没啦，对这种倒楣份子，一纸友情比他自由时一吨钞票还重要也。
一年一度的贺年片，另外还有一种意义，那就是让朋友晓得你还活着，假如搬了家的话，让朋友们也顺便知道你的新址或新的通讯处，而且还有一种副作用，那就是让朋友知道你太太姓啥叫啥。接到贺年片的朋友往往瞪其双眼，作下列各叹，曰：「咦，他原来搬到台北县永和镇，而且还是二楼，发大水再不怕啦。」「他的太太叫柳刘莺，啊呀，这是我十年前的女朋友呀，原来甩了我嫁了他，好小子，你真有一手。」「盛哉盛哉，他家还装了电话，马上打一个去，叫他请喝两盅。」「这家伙还记得我，难得难得，倒底是老朋友好。」如果贺年片再写上或印上几句报告近况的话，就更为亲切矣。
如今经过大灾难之后，有力人士努力发起不寄贺年片运动，大概大家吃的苦头太多，也就纷纷响应。官崽办事，永远矫枉过正。成了灾难，固然是「过之」，一毛不拔，连来者都不理，昂然独尊，六亲断绝，似乎也有点「过之」。反正柏杨先生有自己的老主意，不过我声明的是，凡接到我贺年片的先生老爷，不必一定要来一个反击──非回寄一份不可，那就官式化啦，只要肯接受我这份情意就够啦。
伟大过度
拜读方以直先生在台北《征信新闻报》上写的〈我要写作〉，我本来十分佩服他阁下的，但对这篇大作，却不禁笑掉大牙。他说他没有写作天才，又感到「方块材料难找」，看样子十分苦恼。呜呼，柏杨先生自从当了「专栏作家」（说穿啦不过「写稿子的」），迄今五载，天天猛写，却从没有一天感觉材料难找的。而尤其妙的是，柏杨先生别的没有，只写作天才，确如山洪暴发。李白先生那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工夫，比我还差一段劲，在我看来，不过小儿科而已。一定有些脑筋不清的读者老爷，以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