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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人分不太清，同时觉得中国人也没啥了不起，就一视同仁。万不得已，才想出办法，那就是妇女们把长发剪短，尼姑们则把秃发留长，穿上短装，冒充男士。
不过这种冒充男士的结果，并不太理想，盖俄国女兵到处强奸男人，一旦发现辛辛苦苦拉到营房里的家伙竟也是女人，大怒之下，至少是一顿臭揍。
眼睛往前看
杨皓云女士又曰：
「你说有些大专学生，连家书都写不通（我就不信，我今年高中毕业，虽没有继续读大学，但没有写不通信）。即令有之，总不能归罪于文言吧。你说二十五史没有几人看得懂，还拿着往外国瞎送。为何没有几人看得懂？乃是文言文根底太坏。为何一般人文言文坏得一塌糊涂，此乃是那一些老而已死（如胡适先生）和老而未死（如柏杨先生）的学者们，力咒文言文的下场。难道你不觉得你如今下笔淋漓，痛快之至，乃和你幼时背向私塾，摇摇晃晃而得的文言文，小有关系乎？」
这篇言论，教人吓了一跳。柏杨先生曾声明过，大学生连信都写不通，乃是一种现象，不作抬杠之用。其实不仅大学生而已，试考一下各级学堂的教习，恐怕能把信写得像样的人不多。以致一旦闹了恋爱，就不得不组织参谋本部，派定专人代写情书，洋洋洒洒，文情并茂，然后由当事人照抄。一封情书的报酬，在抗战期间是猪肝面一碗，如今是啥价钱，不得而知矣。
杨女士写得极好，流畅而锋利，虽是高中学堂毕业，在文艺及灵性上的素养，已足可羞死大学生。于是我乃问曰：你能如此，是看小说看课外读物得来的乎？或是「背向私塾，摇摇晃晃」得来的乎？文言文只能把人酱住，酱得死气沉沉，走肉行尸，不能使人活泼也。杨女士如真的大读特读文言文，恐怕这封猛训柏杨先生的长函，写不了这么生动。
文字是表达感情和思想，替代言语的一种工具。而人类是为了将来而活着，不是为了过去而活着。我们生存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历史，不是读历史。五千年历史固然悠久，但也把中国人压得够累啦，不能再要求每个青年朋友都花费若干青春去研究文言文，以便能读历史。应该使每个青年朋友把学问用到发展国家的前途上，去创造美景。
再重复一句，与其苦学三年去修补祖先留下来的三间茅屋，不如苦学三年去为广大的群众盖高楼大厦。这不是说抛弃祖产不要，而是说，不妨把那事交给少数几个有兴趣的家伙去做，不必强迫大家往里钻。
杨女士又曰：
「台风来袭，小民受害。此非气象所之咎，如政府要员，少往美国银行存几文，多拨给气象台和水利局几文，小民自然要福气得多啦。我不知你老先生是不是游手好闲之徒，你如有空，调查一下大官们在美国的存款，一定会立即中风。而那些存款来自何处，谓之大陆带去的可也，谓之节约存下的可也，谓之红包可也，谓之回扣可也，谓之民脂民膏可也。」
柏杨先生敢和杨皓云女士打一块钱的赌，我绝不中风，要中风早中风矣。不要说诸老爷们在美国存款不能使我中风，就是在月球上存款都不能使我中风。这年头如果没有一点麻木，能活到今天乎？盖这个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矣，杨女士还没有出生时，那时抗战正在惨烈，在重庆就有人嚷嚷，嚷嚷了二十年，嚷嚷的一代都嚷嚷得快要死光啦，也没有嚷嚷出啥名堂，而下一代杨女士又继起而嚷嚷矣。《三字经》不云乎：「孙而子，子而孙，至曾孙，又玄孙。」恐怕还有得嚷嚷的矣。动摇民心，打击士气，莫此为甚，因之柏杨先生最反对讨论这个问题，无论是谁，只要一提大小老爷国外存款，我就生气。呜呼，际此国难严重，大敌当前，民不聊生，大陆同胞（抗日时则是「陷区同胞」）不能见面之际，全国军民，应该研究如何杀身报国，成仁取义才对，竟胆敢提议调查国外存款，不知是何居心，能不使人发指乎哉。
而且国外存款确有国外存款的好处，好比，如果国外没有点玩艺，他们能在美国做寓公耶？能经常回国和我们可怜的小民共赴一下国难耶？请想一下，如果只剩下我们这批小民，没有人来和我们共赴一下国难，以资鼓励，这世界该是多么寂寞的也。如果他们也穷兮兮的跟柏杨先生一样，住在贫民窟，每日三餐不继，那又成何等体统。
更重要的还是美援问题，美利坚用大批美钞援助我们，感恩图报，乃人之常情，人家富比南山，岂在乎这几个小钱，将来自不会向我们索债。但受而不反，岂是君子，乃由上帝在冥冥中安排，把该项回报任务，交给我们的官崽，此所谓父债子偿，民债官还也。而且民瘦官肥，乃时代定律，违之者不祥。
杨皓云女士又曰：
「你说当今一般崇洋心理，金发碧眼者，视之为祖宗；黑发棕眼者，视之如刍狗。但为何你论及笔录新闻时，洋大人记之如飞，而中国人记之如蜗牛？当心，过几天有人以洋文笔录新闻而遭人非议时，乃曰：这是柏杨先生赞成的。你岂不崇洋乎？」
崇洋心理似不能如此解释，如此解释，则火车都不能坐，皮鞋都不能穿，床都不能睡，英文都不能念矣。我们所追求的不应是「洋文笔录」，而应是「记之如飞」，而应是如何改良中国的方块字，和如何发明轻便的中文打字机也。现在的中文打字机实际上只是日文打字机，比一条大象还不灵活。用起来还不如爬格纸来得快。目的只在求打出来的玩艺整齐美观，不在要求它的速度。假设有一个同胞，听了中国人的讲演而以洋文录之，我想该家伙一定满肚子都是小蝌蚪。但假使有一个同胞看见洋大人记得那么快，相形见绌，惭愧之余，发愤为雄，也发明了一套，比洋大人记得更快，你说他崇洋乎？抑说他可敬乎？承认洋大人的长处不是崇洋，见了洋大人扩屁股就伸舌头去舐，才是崇洋也。
不承认是中国人
杨皓云女士曰：
「谈到观光事业，你总是说日本如何如何（我相信），但你一定忘记有些同胞崇拜东洋人的心理矣（据说若干今天的知名之士，在电视里看见日本天皇，还下跪哩）。盖该等人士以为十全十美者，只有日本人。而十缺十无者，只有中国人。我说这话你或许不相信，高中时一位同学，我曾亲耳听她骂曰：『我就不高兴承认我是中国人。』我乃问之曰：『然则你高兴承认你是日本人乎？』她默然不语。呜呼，受十二年祖国教育的新青年，尚有此惊人之语，无怪乎本班有两位同学，为此还到科学馆后面痛哭一场。而柏杨先生你再三赞美日本人（当然他们也是真好），必有若干人更以模仿日本人为今世真理，给你来个观光旅社的女招待必穿和服焉，必鞠躬到地焉，必满口撒油那拉焉，届时从美国来的观光客，必以为乘错了船，到了扶桑三岛也。此不比在日本东宝歌舞团前大唱莫名其妙的日本歌，更恶心百万倍乎！故我建议你以后称赞日本人时，三两句就可。其实又说回来啦，凡是对书本杂志多瞧几眼的人，谁不知道日本今天工业进步，观光事业发达哉？痛心的是，每一提到日本人的优点，就有爱国同胞曰：『你是死人？如果不是日本发动侵略，共产党哪有机会坐大？我们哪有今天？你还说他们好？』可是美国在数月前还在日内瓦要共产党代表保证对台湾绝不先动手，有谁敢痛诋之乎？盖中国人的西崽活像没有骨头，我虽才活了十七年，已一览无余了矣。」
杨女士才活了十七岁就一览无余，真是时代进步，连孩子都聪明起来，柏杨先生一直活到七十岁，才恍然大悟，真是老不如小也。杨女士年纪轻轻，然而行文如流水，较当代大文学家还过之。如果肯虚心学习，经我老人家再加指点，将更了不起，拭目可待也。不过杨女士这一段议论，前后矛盾，前段猛训我不可称赞日本人，后段却替称赞日本人的朋友打抱不平。然而主题固是一贯的也。
首先我向那两位跑到科学馆后面痛哭的同学，致无限的敬意，假设能把她们的姓名见告，柏杨先生拟赠书两册，略表寸心敬意，想不到中华民族有此青年，我们应快乐才对。至于有人不承认他是中国人，请杨女士不必为这个着急，盖硬不承认没有用。人虽是万物之灵，可以选择任何一件东西，好比说，我嫌蓝色衣服不好，可穿黑色的焉。我嫌屋子太小，可住大一点的焉。我嫌胖胖的小姐不好，可追瘦瘦的焉。我嫌坐公共汽车太挤，可改坐三轮车焉。可是只有一件东西不能选择，那就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有谁先在空中观光一番，调查了父母的身世前途，品格财富，才投胎的耶？如果连父母也可选择，恐怕美国总统甘乃迪夫人累都要累死，至少生下十万八万。若柏杨先生府上，家徒四壁，那些小精灵恐怕都会望望然而去之，还打算有儿孙乎？
父母既是不能选择的，如果父母是中国人，那他就铁定的非当中国人不可，再踢腾咆哮，只能献丑，对事实不能有所改变。我们常看到报上「脱离父子关系」的广告，那才叫奇文共赏，天下啥关系都可以脱离，只有父子关系如狗皮膏药，硬是揭不下来。一○年代之初，有一位满族的什么「格格」（郡主）（她在外洋自吹她是公主），发誓非洋人不嫁。那时美国还吃不香，乃嫁了一个英国伯爵，总算打上了如意算盘，可是无论她长多么漂亮，无论她的英语多么流利，英国上流社会的大门对她始终是关着的。犹如我们的朋友中，忽然有一位太太是非洲窝丸其族的酋长之女，目睢睢而牙峄峄，过年过节吃饺子或是举行家庭会，能请她乎？盖总觉得有点距离，多少有点别扭，不愿因为她一人而使大家均不欢也。在该「格格」想，丈夫的国籍乃妻的国籍，俺这一番成了洋婆子矣，却不知道一旦到了那种地步，她的中国国籍反而更为明显，人人都要挑明她是「中国人」，真是用铁钳拔鼻，都木法度。
法律上的国籍，可以很容易的去掉，大爷大奶只要在美国国土上生了一个娃，便可成为美国公民。但血统上的国籍，尤其肤色有别，便是再大的英雄，再厉害的学问，都束手无策。前些时接到一位入美国籍的朋友寄来全家福照片，一大群小孩，和台北街头的娃儿一模一样，他就是连姓都改成「甘乃迪」，人家照样也要说他是中国人，你说痛哉不痛哉？杨女士那位同学，幸亏她还在中国，如果她已到了外洋，而再以当中国人为辱，你想她还能愉快的活下去哉？以己之心，度人之意，可知其梗概矣，一个刚果籍太太，如果痛诋她的祖国，并以当刚果人为羞耻，我们对她还看得起耶？
至于说到对赞美日本的人，多有责备，而对美国人乱搞，却没有一个敢作声。其实固没啥可稀奇的，吃谁的饭自然就得听谁的？喝，三十年风水东西转，鸦片战争后，英夷最为当行；甲午之战后，日夷也插上一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夷代之出笼。大官之辈整天看人家的颜色，几乎成了习惯。如今既是美国人的天下，只要和美援沾上点亲，不贵焉就富焉，纵是天大的子，都不肯得罪衣食父母。前几年教育部一再通令各学堂不准讲日语，而且还派督学之类的官去查，我当时便开腔曰：「因何不准说日语乎？」答曰：「因日语是外国语。」我曰：「然则英语也是外国语，为啥可以乱说？」该官语塞。呜呼，我们自认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结果有的见了东洋人发麻焉，有的见了西洋人发麻焉，各趋极端。中国弄到这种地步，能怪谁哉？
杨女士的信很长，我们讨论到这里为止，敝大作出版后，当奉上一册请教，多寄的五元六角，不再小家子气退还矣。谨谢，谨谢。
升学是第一大关
天正炎热，转眼间就是暑假，男孩女孩，有的初中毕业焉，有的高中毕业焉，表面上欢欢喜喜，人人高兴，但骨子里却都有一层阴影，心里也都有一块疙瘩。盖没有毕业之前，每天天亮，大家背著书包，拿着便当，或带车票，或骑单车；一蹦一跳，上学去也。一旦毕业，天虽大亮，街上车声人声，以及别的孩子上学声，闹成一片，而自己往哪里去乎耶？会顿然感到前途茫茫。功课差劲的，自问升学无份，不用提啦。便是功课棒的，一想起来考试的连闯三关，一半靠本领，一半靠运气，也会腾云驾雾，精神恍惚。而家长们更是跟着发忧发愁，提心吊胆。一位朋友从台中来信说，他的孩子这一学期高中毕业，功课甚好，考大学没有问题，但不知考啥科系才宜？另外一位住在台北的朋友，见面就愁眉苦脸，盖他的大儿子今年也高中毕业，而小儿子今年也初中毕业矣。他曰：「我总得帮忙为两个孩子找个出路呀，不然的话，从下个月起，家里就得养两个无业游民，不但麻烦大，像服兵役啦，像闹情绪啦，甚至可能成了太保太妹，万一这样的一年一年拖下去，是何了局乎哉？」
我想这问题的严重性不是今天才有，自从一九○○年代清王朝末年，有了洋学堂以来，毛病就一天比一天发达，成为学堂教育的副产品。尤其中国人当初把学生当做士大夫的那种误解，使得洋学堂孤立在象牙之塔里，琼楼玉宇，与凡尘无关，教习和学生也统统成了不食烟火味的特殊阶级。故一直到一九三○年代，我们家乡，还把「毕业生」叫作「毕业松」，最初不过指那些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而言，后来水准渐渐提高，也指高中学堂毕业生，大学堂毕业生矣。该「松」字精彩绝伦，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真是天不收，地不留，见官加三级，谁都不敢惹。学生威望达最高潮的时候，房东租房子都不敢租给他，法官老爷对肇事的学生都不敢判罪，一旦判了学生的罪，全体学生就倾巢而至。呜呼，他们有成年人的破坏能力，却没有成年人的社会责任，真是一群地头蛇。而在教室里就更伟大啦，上谈天文，下谈地理，治国治民，易如反掌，不要说国王都看不到眼里，便是皇帝又算老几？可是一旦毕业，对着镜子一瞧，只不过仍然一个年轻小伙，办法不多乎也，像是《十二金钗》所说的：「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回首前尘，好不伤感。
所以，学生升学固是一大关，毕业也是一大关，往往这两大关紧密相连，怎么样才能过得去乎？用现代话来说，那就是如何升学，如何就业乎？报上书上，以及大官致训词时，有关的言论多矣，没有一篇不可以作为参考，柏杨先生也想插上一脚，唯不知对不对家长朋友，和青年朋友的胃口也。
提起来升学，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即以高中升大学而论，你说考哪一科系好？有些人说，不管它哪一科系，先考上再说，不合适时再转，这跟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曰：「管他是啥男人，先嫁了再说，不合适时再离。」同样的严重。与其心如火烧，急吼吼的嫁给王八蛋，不如稍安勿躁，缓个一年两年，找一个高级一点的丈夫。盖离婚不是那么容易，即令离婚，经过若干时日的糟蹋，无论如何，都非昔比矣。小伙子选择大学科系，一旦进了不如意的甲系，往往由于惰性，而安于现状，学电机和学化工，还不是一样？学历史和学教育，都是社会科学，固可融会贯通的焉，这么一搞，不转也罢。同时有的科系一旦转将起来，还要吃亏一年两年。左思右想，算啦算啦，甲系也不错呀，就系到底吧。于是乎，终身定矣。呜呼，选科系的重要，只有女孩子嫁人可以跟它相比，女孩子嫁给王先生，她就是王太太，而且一辈子都是王太太；嫁给张先生，她就是张太太，而且一辈子都是张太太。小伙子们读的科系，固同样毛病，好比狗皮膏药，除了少数英明盖世的朋友，他这一生便很难跳出他所学的圈子。
那么，大学里哪一系最妙不可言哉？读了哪一科系才能前途灿烂，苗头百出哉，这就又一言难尽矣。抗战期间，各种行业奇贱，唯有干银行的吃香，一九四○年冬的某一天，大雾弥漫，我的女儿从外面跑步进来，气喘如牛，急问啥事，原来她从学堂回家的归途上，有一小子在她背后曰：「小姐，我是大学堂经济系毕业的。」女儿不理他，小子又曰：「我现在在啥银行当行员。」女儿仍不理他，小子又曰：「我一个月可拿十两黄金的薪水。」说着说着，上前就要挽女儿的手，这才演出雾夜狂奔的镜头。
柏杨先生听了之后，一点都不生气，盖这种追迷死之法，早已闻名，不过因为太过于离奇，不敢相信，而现在相信了矣。那时候柏杨先生年纪还轻，不过五十岁左右，刮刮胡子，擦擦皮鞋，俨然青年才俊。就在第二天深夜，也去两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