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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通监》补充，直到三十六册出齐。
《资治通监》是一部宝藏，唐德刚先生曾指出，如果有人请他推荐必读的中国书，他会「一书定天下」，只推荐《资治通监》。我愿献出我的余年，远流出版公司经理王荣文先生愿献出最大的投资，来完成这部巨着的翻译。当全书完成之日，读者先生，我们会感谢你的支持，同时相信也会得到你的感谢。
──一九八七？四？一七？台北《自立晚报》
书是人生的钥匙
人自呱呱坠地之后，一生将经过很多很多道的门，包括升学、就业、感情……的门，他都需要一把万能的钥匙来打开这些门。
在西方，一般人认为：小时候，母亲是我们生活的钥匙；长大之后，上帝是我们困难时候的钥匙。因此，无论在心灵上、工作上面临困境时，只有母亲和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成为精神上的支柱，我们就可以闯过难关。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往往会面临到「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候，这时候，母亲和上帝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只有书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能帮助我们打开困境之门，产生智慧能够让我们明辨是非、分别善恶，做最好的抉择。
──一九八七？五？十二？台北《自立早报》
副刊万岁
──一个热情和公正的编者，会创造出善和美的潜力
「副刊」是中国报纸的传统特色，这跟中国报纸的创办人有关；西方各国初期，创办报纸的人不是政治家就是巨商，只有中国，往往是关心国事的文化人，办报目的只不过讨论时政、发表文章，而不是为了发财。这是中国报纸的特殊体质；也造成了副刊的特殊功能。报纸透过副刊，网罗和团结一批新闻界没有关系的知识份子，常看报社举行副刊作者联谊会或座谈会，盛大热烈，便想到李世民大帝的两句话，当他登上殿台，接见那些文质彬彬、鱼贯而入的进士们时，不禁高兴的说：「天下英雄，都入我彀中。」
报纸和政府不同，它并没有力量控制所有知识份子，同时也没有这个必要，它只要能做到一部份，就足以构成影响。事实上文化人对副刊的依靠更深，他们的创作和观念，藉着报纸的广大发行量、和读者见面。除了这些，副刊的主要功能，在于办到正规新闻办不到的事，开拓新的读报人口。当世界资讯传播日益方便之际，各报逐渐千篇一律，要想得到独家新闻，非常艰难，唯一与众不同，可以吸引读者的，全靠副刊。
台湾自四○年代以来，报纸是传统的报纸，副刊也是传统的副刊。但在争取言论自由、政治民主上，却扮演过主要角色，很多军事法庭判刑的「叛乱犯」，都是在副刊写文章的作家，这使我想起一九六八年，我就是在《自立晚报》副刊编辑座位上，被逮捕入狱。
在我入狱后不久，副刊不久就发生变化，七○年代，高信疆先生主持《中国时报》副刊，那是报纸副刊的震撼力达到颠峰时期，他把副刊的静态性，化为动态性，密切的跟文化活动配合，而且提出一个崭新观念，他说：「如果使文章的影响力更大，为什么不能把作家明星化？」我那时正在坐牢，在牢房中已看到作家个人的以及家属的照片，纷纷在报上刊出，打破作家陈旧的故步自封观念，扩大读者对作品接受的程度。
我离开自立报系已二十余年，但它好像我的娘家，有一种眷恋之情，我出狱后的两任副刊编辑；向阳先生和刘克襄先生，都是我的好友，而他们所面对的困难，虽不是政治迫害，但却是另一个课题：如何创造出独特的风格──更广阔更精致的风格。在我当副刊编辑时，报纸有竞争，副刊没有竞争。而现在，副刊也有竞争，而且日渐激烈，如何帮助报纸集结知识份子，如何传播自由、和平、平等、民主观念，如何反应读者的心声，比从前更要难以完成。
不过，挑战性越强，成就也越有意义，文明是一滴一点累积的，一个热情公正的编者，会创造出善和美的潜力。我用这句话，作为《自立晚报》副刊诞生祝福。
──一九八七？一？二十一？台北《自立早报》
言论自由绝对可贵
今年（一九八八）台北敦理出版社发行的《现代批判文存丛书》，晋入第三年头，在这个中国人龙年的开始，也是对去年台湾社会进行检讨的时候，我身为《台湾现实批判》一书的编辑，深信：中肯深入的观察和探讨，透过反对、异议与省思，一定可以促使社会进步和文明提升。所以，面对喜欢以「龙」自居的国人，此时此际，提出一项质疑：我们究竟是龙还是虫？
去年（一九八七），是风云乍变的一年，由严密封存，到突然破开，像一个黑暗的盒子被抬到太阳之下。我愿强调，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次向上跃升的巨变之年，我们有幸生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朝为官或在野为民，心里都曾经有过惊恐、愤怒、以及疑惧，而适应新形势调适的过程中，退避、躁进、误导，只有增加前进脚步的障碍。所以，本书正是去年一年来，关心台湾，讨论我们是龙是虫的各种检验单。
言论自由绝对可贵，是人类文明世界一致追求的目标。批判，不但是言论自由的实验，更和社会进步、政治运转有互律互动的作用。用探讨的深度和广度，来测定我们社会去年的自由尺度，进而促使言论自由的运作，有精致的良性功能，更用来测定我们政府去年建设的绩效，使知识与尊严结合，使我们国人生活得更积极、健康，社会也更合理、公平。所以，我们全力以赴。
在本书中，分为六个专辑：一、台湾恐惧症。二、两岸悲歌。三、心的解严。四、转型叉口路。五、灰色的城市。六、唯我和无知。由这项分类，说明去年一年中我们所受到的艰难困惑，和因开放带来的冲击，事实上，在万丈光芒之下，我们已开始新的混乱和忧虑。
──一九八八？三？七？
附记：为杨青矗先生主编的《是龙还是虫》所写序文。
四十年家国
──我为什么编《中国大陆作家文学大系》
在古老的传说中，上帝为了惩罚牛郎织女沉醉爱情，怠忽职守，用金针在天上画出一条银河，使他们夫妻身悬两岸。这个故事抒情而美丽，而千万年后的二十世纪四○年代，上帝再次动怒，为了惩罚中国人的堕落和窝里斗，用金针在地球上画出一道海峡，使中国人骨肉乖离，甚至造成永世隔绝的悲剧。这两个故事情节相似，而气氛差异，原因是：牛郎织女相隔的三百六十五天中，每年七月七日的七夕，还可渡过鹊桥相会，终究是一幕喜剧。而台湾海峡的隔离却长达四十年之久。当初仓卒切开，竟几乎形同永诀。
时代的悲剧，只有时代使它结束。八○年末期，台湾海峡两岸的鹊桥，在香港架起，两岸人民立刻发现，相互之间，既熟稔而又陌生；既亲切而又疏离：既相邻而又遥远；既想接近而又暗中提防……。中间的矛盾，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显示了隔离太久之后的后遗症，令人心忧，然而先是大陆上掀起数年不衰的「台湾热」，对台湾文学作品的印行，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连我们都感到震撼。因为在大陆读者眼中，从未见过同样使用中文，而生活形态、思想观念、文字风格这么不同的小说、散文、诗歌。而在台湾，同样掀起「大陆热」──事实上「大陆热」开始于一九七九年，大量介绍大陆风景文物的出版品，已是涨潮的前奏。而在两岸鹊桥架起后，大陆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也纷纷在台湾报章杂志上出现，虽然缺乏有系统的介绍，但间或也有大陆作家的作品侧身台湾书肆的「排行榜」畅销行列。
回顾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台湾同胞曾经眼眶噙着热泪，胸膛怀着激情，投入祖国的怀抱，赤诚的欢迎亲人的光临斯土，这是历史上动人的一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悍兵力的占领，严厉的法纪统治台湾五十年，都压抑不下去的挚情，这中间有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更有文化上息息相关，割不断、斩不绝的共同命运。
现在，大陆、台湾两地彼此掀起的「热」，又一次肯定这份命定的共同情感，和无法相违的文化价值。不过，两岸的矛盾仍有待消除，彼此间的了解也有待增进。四十年的隔离，不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甚至日常语汇都有距离。在台湾的人民缺乏大陆上风云乍变、苦难频仍的生活经验，而大陆上人民也不了解台湾人民的苦闷、焦虑，和追求与盼望。
文学不但使真相现形，也使人生命充实和丰富。透过文学，不但使两岸彼此了解增进，进而相互激赏，也终于在彼此尊重之下，建立同心共荣的前途。
──一九八八？二？一二？台北《中国时报》
那一点点仇恨？何时能了！
赫斯终于在柏林监狱自杀。
现在已没有几个人知道赫斯，但他当年烜赫一时，他不仅是希特勒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更由于第二次大战刚爆发时，他从德国驾机，单人匹马飞奔英国，而使全世界报纸都把他放到第一版头条。我们不再叙述当时发生的事，只叙述他的结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大盟国在判处他无期徒刑后，送到柏林囚禁。英、美、法三国不断要求对他赦免，但苏联不断拒绝，以致四个国家不得不为这一个高昂的囚犯，派出大量军队及警卫人员，不胜负担。漫漫岁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四十四年，赫斯也被囚禁四十四年，在一切绝望中，他以九十余岁的高龄，悬梁身亡。
苏联拒绝释放赫斯，理由当然很多，多到可以装满一火车，但有一个理由却是真实的，那就是：从偏执心灵中滋长出来的永不熄灭的仇恨！回想起美国的卖国贼东京玫瑰，她还没有坐满十年牢狱，美国人已对她宽恕，把她赶出监狱；同是人间，却有两个世界。
就在台湾，仇恨仍不时会在我们少数人的心里燃烧。当全国全面减刑的时候，「参加共产党而犯二条一款之罪」的囚犯，却单独除外，而这类囚犯，据说只有两个人。记得七○年代减刑时，这些人也不减刑，为的是表示对共产党的仇恨，和避免外人误会将跟共产党和解。这可是奇异的逻辑，华航官员跟中共民航官员挤在一起握手言欢、谈判交易，难道不怕误会？四万人回大陆探亲、观光，难道不怕误会？「三不」已变成「二不」，通起了邮，难道不怕误会？
八年抗战，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奸了多少中国妇女？毁了多少中国财产？又有多少人死在毒菌试验之下？又有多少人死在煤矿深坑之中？又有多少人被剥了皮在太阳光下跳跃哀号？对这么样的深仇大恨，我们也曾经轻松的把他们原谅，而且还宽厚的「以德报怨」。可是，对于蹲在火烧岛监狱一角的，那两个所谓「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宽厚处之？
对没有抵抗力的人报复是懦夫，天下没有不可解的仇恨，我们希望监狱中永久再没有政治犯；也要反问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释去心中那一点点仇恨，化成一片片祥和！
──一九八八？四？二七？台北《中国时报》
翻案
读了三月三十日人间副刊梁文蔷的〈我终于又见到了孙立人伯伯〉，心里悲愤难抑。这是郑为元宣布孙立人重获自由后第一次的接见外宾，在整个访问过程，不见他为自己说过一句话，只见他手执原子笔，迟疑为梁文蔷签名──老病、颤抖的「孙立人」三个字。
梁文蔷说：「孙伯伯在我心目中是一位英姿焕发、满面红光，走起路来，精神抖擞的标准军人」；「但是如今，在我眼前，离我只有一尺的这位老人，已是满头白发，声音微弱」。我们记忆中器宇轩昂的将军，如今却是一个病衰不堪、无语问苍天的八十九岁老人；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谢，这位在幽禁中逐渐凋谢的老兵，他现在所面对的世界一定很模糊了。
孙立人是国际级的将领，无论在战场表现，或是军人风范，都是优秀的人才。在他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到各地去视察，从来都是自己开吉普车，随身只带一个侍卫，一个副官，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预先通知，也不讲排场。一个真正的人才，容易遭到妒恨。
三月二十一日各报都报导国防部长郑为元，亲临台中拜访孙立人，强调孙立人「可以自由接见任何他的朋友，谈他想谈的话。」如果孙立人「没有被软禁这回事」，如果可以自由接见朋友，为什么他想接见梁文蔷时，尚须请示副官，副官尚须等上级批准？我奇怪为什么有人直到今天还在说谎？诚实是千古不易的美德，国民党政府已没有必要再继续隐瞒人民。
我们不明白孙立人将军究竟犯了什么罪？我听过太多人批评他脾气不好，但脾气不好顶多不适合所担任的工作，没有理由囚禁三十三年。在资料逐渐曝光、问题逐渐明朗化的今天，我们发现他被软禁，只为了他太爱国家、太爱元首，如此而已。在特务盛行时代，在激烈夺权时代，爱国家、爱元首有其一定的模式，超出了这模式，就是越轨，就是叛乱。孙立人看不起那些人物──用不尊严手段，取得尊严地位的人物，这是他的致命伤。
软禁是一种最恐怖的囚禁，没有罪名，未经法庭宣判，就无限期的被幽禁下去，较之无期徒刑更可怕，因为所有罪犯都可能获得大赦、特赦的减刑、赦免，唯独政治软禁犯毫无刑期。「孙案」的另一重要人物郭廷亮就是例子。在一九七五年减刑时，他被关在台北情报局的监狱，获得减刑当天非但没被释放，还被专车送到绿岛。
第二年，我也被软禁在绿岛指挥部，和郭廷亮关在一起。
郭廷亮是一个拘谨厚重、苦干实干的人，那时他负责管理指挥部图书馆，做事认真负责，把尿臭、肮脏的地方清理得整洁井然。他平时沉默寡言，从眼神看得出那种深刻而空洞的寂寞；他被捕时，孩子才四岁，可说是家破人亡。我当时是被判十二年刑期，期满继续软禁；在绿岛那种地方，彼此不敢深谈，互相不敢闻问，大家没有朋友，不能讲真心话，只感觉前途茫茫，不知何日是归时？那种心理上的折磨，远超过关在黑牢里。我和郭廷亮虽然不曾深谈，但他对孙立人的为人处事非常钦敬，对孙立人的人格十分感动；钦敬感动中带着一种内疚。我想，如果他当时被屈打成招，也是无奈的，他不招，他们还是会另外再找一个郭廷亮。
在那彼此设防的地方，我们两人较为接近，每天约打二十分钟的乒乓球。我们的名义是「教官」，但有一天上级长官来视察，指挥部拿着官兵名册给上级看过之后，随意放在图书馆的椅子上。郭廷亮拿起来，指着名册上的职称对我说：「你看！我们不是『教官』，我们是『看管雇员』。」我们两人相视莞尔。
我们总共相处一年有余，绿岛的软禁犯很多，诸如「反共义士」王朝天、汪廷瑚；汪廷瑚是忠贞的国民党员，因为办杂志批评政要，被软囚绿岛，禁止和外界通信连系，最后死在绿岛，不曾经过判罪，也没有谁替他伸冤。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前后，国共斗争最为剧烈时，很流行「自行失足落水」这句话，这句官方术语，渐渐变成一句威胁恫吓人的话，像丁玲的丈夫胡也苹被枪毙后，官方就宣布他「自行失足落水」。
张学良最近写了一封信给外界，表示他未被软禁，不愿接见记者。郭廷亮现在在绿岛养鹿，打电话过去，那边说「他不愿意回来」；我们当然不相信这种话，我自己就曾写过自愿留在绿岛的文件，我真想跪下来求求国民党政府官员，不要再认为人民仍处在「敢怒而不敢言」阶段；只有猪才相信失去自由的人能说他甘愿失去自由的话。我无能营救郭廷亮，但我忧心如焚，不知道绿岛指挥部会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希望政府能放他回来，别让他在绿岛「自行失足落水」！求求你。
民主政治多元化的需求，与社会力不断地崛起涌现，使人们勇于打破禁忌的迷思；一种代表伸张正义与公平的翻案风正不断吹起，要翻开若干被尘封的禁忌，把猜忌和疑虑摆在台面上。有人怕翻案，为什么要怕？我们要求的只是了解事实真相，不是为了报复，只是一种殷监，作为整个民族的忏悔，也提醒后代不要重蹈覆辙。例如你打我一拳，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打我，不是要还你一拳报仇雪恨；只是要明了我究竟那里做错了，或可能是你打错了。
只有揭发不公平，才能建立公平、健康的社会；若一味躲藏、掩饰，只有使怨恨愈积愈深。曾经遭到构陷的，请还他公道；曾经沉冤的，请还他清白。翻案，不是提醒旧恨，是促进和谐。（叶振富记录整理）
──一九八八？四？一？台北《中国时报》
奥野的反扑
人为什么要探求历史真相？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