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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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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八?四?一?台北《中国时报》
   
   
   奥野的反扑
   人为什么要探求历史真相?因为真相是人类唯一可以防止罪恶重演的蓝图。
   德国慕尼黑近郊的纳粹集中营,在二次大战后,连同全国其他各地一万余座集中营,一起对外开放,就在大厅上,德国人昂然写出一句意义深长的话,说:「当人们忘记这种罪恶行为的时候,这种罪恶行为就可能再度出现。」
   希特勒先生执政期间,举世鄙弃日耳曼民族,认为一个优秀民族不应该产生希特勒之类的暴徒,但德国处理善后工作:认错、赔偿、自责、改正,那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我们依然肯定日耳曼民族的优秀性。
   同样,东方的亚洲,日本军阀的罪行不亚于纳粹,但他们的表现却奇异诡秘。在联军无情的炮火(包括原子弹)压力之下,日本军阀不得不投降,不得不承认犯了侵略大罪,可是,日本人并没有像德国人那样从心底深处悔悟,反而只认为运气不济,犹如一个强奸杀人犯被捕判刑,他并不认为他的行为有罪,反而认为他之栽筋斗,都是那女子大喊大叫所致。所以就在四年前,日本文部省就更改教科书,凡是侵略,都成了「进出」,日本皇军遂「进出」了东南亚所有各国。今年更变本加厉,国土厅长官奥野先生再作进一步解释,坚信日本「进出」中国,根本没有侵略意图,而只是为了拯救中国免于沦入白种人之手。而且,他拒绝道歉,拒绝辞职(虽然最后仍是辞职),其英勇的程度,跟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皇军,足可媲美。
   现在,日本北方四个岛屿,仍在苏联控制之下,依照奥野帮的逻辑,苏联不过「进出」四岛而已,不过为了拯救四岛免于沦入美国帝国主义之手而已,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就不应有任何反应。而且,根据这项逻辑,中国有一天力量强大,又加鬼迷心窍,核子弹照样可以「进出」日本,为了拯救日本免于沦入衣索匹亚之手,陆海空军也可以「进出」本州,血洗东京。
   我们不在意日本跃跃欲试的迫切心情,在未来的核子战争时代,人口密集的小国,永无翻身之日,日本当年强权,也永不复返,心里再气再痒也没有用。但我们在意大和民族的堕落,日本青年一代已快把历史上的罪恶忘光,我们可以预定:当全体日本人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忘光历史上的罪行之日,甚至认为「进出」是一种光荣之时,日本已开始了他们自我的灾难。
   奥野先生警告日本人,不要被邓小平牵着鼻子走!柏杨先生也要警告日本人,不要被奥野之类的迷糊眼政客牵着鼻子走,那会伤害大和民族的尊严。而且,奥野先生和他的侍从所发出讯息,是一种血腥讯息,每个爱好和平的人,都要警惕到军阀余孽从来不放弃反扑!
   ──一九八八?五?一八?台北《中国时报》
   
   
   万里外,落地生根
   ──《台湾河南辉县移民录》序
   台湾是一个宝岛,据我们已知的资料,马来人可能在上古时代,就从菲律宾移民台湾,成为本岛最早的住民,以后,中华人、日本人,甚至荷兰人、西班牙人,开始移入,但要到十七世纪六○年代,台湾海峡两岸发生变化,海上英雄郑成功先生击败当时统治台湾的荷兰殖民地政府,把台湾并入中国版图后,才引发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庞大的海上移民浪潮,我们称之为第一波移民,包括中华民族两大迥然不同的语系,一是闽南语系,一是客家语系。
   然而,移民的日子在两百年后结束,十九世纪七○年代,日本击败中国,并吞台湾,曾经努力推行日本皇民化运动,将很多中国姓氏改为日本姓氏,结果失败。
   二十世纪四○年代,形势倒转,中国击败日本,台湾重回中国怀抱,但由于人所周知的原因,中华民族另一次空前庞大的海上移民,也就是第二波移民浪潮,突然掀起。匆匆一两年期间,来自全国大陆各省同胞──远至新疆、甘肃,近自福建,密集的涌入台湾,成家定居,多达五百万人。
   我们身为第二波移民,已经在这美丽的岛上落地生根,第一代在这里终老,后代子孙,也已成为台湾宝岛的卫护者。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第二波移民,都有神圣义务爱护这块土地,和耕耘这块土地,回馈并感谢最早收容我们的马来族原住民,和赐给我们包容、温暖的第一波移民后裔。
   河南省辉县是一个位于太行山东南麓的荒僻小县,贫穷而落后,一九四九年时,全县只有一个初级中学,没有电灯,只有一条四十华里公路,却没有营业客车行驶。然而,在第二波移民行动中,仅就联络上的辉县人而言,竟有一百七十余家,至堪惊奇,这说明当年变乱,影响至巨。
   四十年在现实人生上,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有的乡亲已有了第三代,有的乡亲则四代、五代同堂。我们特地编纂本书,留下珍贵的照片和文字纪录,保存初期风貌,使代代世世,永不相忘,若干年后,万一有子孙寻根时,能手执一本文图具备的族谱,契合无间。这是第二波比第一波移民幸运的地方。第一波移民时,照相和印刷,还不曾广泛使用。
   我虽忝为河南省辉县同乡联谊会长,又兼这本《台湾河南辉县移民录》主编,但真正主持会务工作的,却是总干事杨道河先生,我们应向他致谢。
   ──一九八八?六?三?台北新店花园新城
   
   
   黄河,你就是苦难
   多少从大陆传来的信息,有的使我们震撼,有的使我们垂泪。《中国时报》报导说:一部知性的电视节目〈河殇〉,被共产党禁演,胡启立先生并下令全国各报纸不得讨论。国家副主席王震先生,公开抨击两位负责文字解说的学者苏晓康先生及王鲁湘先生:「比柏杨更柏杨!」中共自从开国时抨击过胡适先生之后,四十年来,从不抨击他们势力以外的文化人,尤其是,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正高到沸点,却为什么一再把刀尖指向我的咽喉?我认为这不是中共高级官员疏忽,而是一种文化元素的自然反应,他们身不由己。
   大陆这个电视节目,我们看不到,腰斩之后,看到的可能性更低。但苏、王二先生渊博的解说,声泪俱下的历历细数中国的灾难,而最后说出中国大陆人民的希望是:使海南岛变成亚洲第五条小龙,有力的改良中国文化的颜色。这是一个多么低调的希望,可是,仍不能被容忍。当一个病人勇敢的告诉朋友,他患病在身的时候,只有畸形人才会认为他「妄自菲薄」,而中国却多的是这种畸形人,他们认为:一个病人应该把病历表撕掉,把医生的手砍断,拍胸脯宣称他是世界第一健美男人,才算是爱国份子。
   五十年来的中国知识份子,只不过创造了更多的书本。当我赞扬日本是一个礼仪之邦时,一位日本朋友说:「我承认日本是一个礼仪之邦,但是日本所有的礼仪全来自中国。」我回答他说:「我承认日本所有的礼仪全来自中国,但你们变成行为,而中国却始终留在书本上。」
   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决口一千五百九十次。说明黄河像一只在大地上翻腾跳踉的巨龙,为中国人带来无法抗拒的灾难,我真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用冷酷而丑陋的龙,象征我们的民族!事实上,龙只能象征我们民族的苦难!一提到「龙的传人」,我就毛发悚然。〈河殇〉电视解说指控黄河是一条暴虐的河,我想它更应该是一条受诅咒的河。
   最误导中国人的一种学说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地固然大,但物绝对不博,美国的可耕地占百分之八十,中国的可耕地不过百分之十五,而油、铁、铜矿,更是不及美、苏的十分之二、三。黄河流域──这个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上,中国人的智慧能源,早已枯竭。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聪明不是智慧,所以,第一、中国迄今仍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政府,当然,这个课题太大,那么,第二、中国人迄今也没有能力把城市的交通管好。
   这有待我们觉醒,大陆禁演〈河殇〉,以及之前查禁《丑陋的中国人》,说明大陆社会仍不允许中国人面对事实,相反的,在台湾的中国人则逐渐成长健康。
   某一次讲演中,听众要求我向我们国人,用最简单的几句话,说出必须用数十万字才能表达的赠言,我整理出来的赠言是:第一、中国人必须从现在起,训练自己听不喜欢听的言论。第二、中国人必须不断去做小事,例如:随时向人笑一笑,或随时把垃圾投进垃圾箱,第三、中国人必须时刻的警告自己:「别人跟自己一样也是人。」
   这类建议,可以写出很多,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写。我不太同意苏、王先生把希望放在海南岛。当然,海南岛开发非常重要,但〈河殇〉这种觉醒的呼唤,呼唤中国人的灵性苏醒,当更重要!
   ──一九八八?八?二七?台北《中国时报》
   
   
   有福的人多多珍惜
   八○年代以还,台湾忽然财富堆积如山,几乎每个人都有钱。有钱当然是好事,但有钱也同样是糗事,尤其对一个长期穷困艰难的社会,一旦暴发户充斥,准丑态毕露,比富人乍贫时的丑态,还要使人失笑。
   有一则故事,两个穷措大在那里做白日梦,一个说:「有朝一日发了财,我就天天摆酒席,吃了就睡,睡了就吃。」另一个唾他说:「到那时候,我吃了又吃,哪有功夫去睡!」这是穷人的丑态,穷人乍富,一定吃为第一。觉得人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除了吃,还是吃。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吃的民族,几乎把全部精力和财富,都投到吃的上面,于是,除了吃,再没有别的文化。前年(一九八七)在台北举行的国际狮子会,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东方国度,立刻露出洪荒面貌。有些外国朋友打听有什么歌剧上演?回答是没有。有些外国朋友打听有什么音乐会可听?回答是没有。有些外国朋友打听有什么球赛可看?回答是没有。有些外国朋友打听到哪里欣赏中华民族(占中国人百分之九十八)的舞蹈?回答是没有。一连串问题提出后,使外国朋友发现,中国人只有口腔文化,使人倍感羞惭。
   一提起财富,就想到钱,很少人想到优秀的灵魂是更大的财富。一个人看重身外之物,竟超过身内之物,他过的一定只是动物生活,而不是人的生活。有一次,一个朋友告诉我他选择女婿的条件,他说:「我要我女儿嫁给一个身体强壮、心灵健康的青年!」我们全家人对他兴起崇敬。这世界充满了「我要我女儿嫁给有钱的」市侩心理和言论,才是灾祸之源。
   社会主义社会太相信权力万能,资本主义社会太相信金钱万能。其实天下没有万能事物。权力可以使人恐惧,金钱可以使人屈服,但权力抢不到尊敬,金钱买不到尊敬。大爷活得可能威风,但没有尊严。
   时代潮流跟隆隆前进的战车一样,肉体之躯,挡之者死。当世界文明日益提升之际,台湾却想靠那几个不稳的钱,「吃了又吃」,就想成为一个文明人,根本不可能。提高自己的品质,要靠青年朋友们的觉醒。安徽省有句谚语:「有钱三代,才会穿衣吃饭!」另一则北京谚语说:「有钱十代,才会看画!」人要突破动物的上限,不全靠两条腿走路,更要靠高度的文化。
   当大家生活无虞的日子里,财富的意义包括一个人的品质。一个暴发户,如果不能沉醉在书籍阅读中,即令过了三代,仍不会穿衣吃饭,过了十代,仍不会欣赏画!仍是一群族居的野人。
   只有书籍,和由书籍延伸出来的读物,才可以把一个人的钱,转变成身上的教养,把一个人从动物界提升到人类,从野蛮界提升到文明,创造出另一种新的财富。有福的人,会多多珍惜。
   ──一九八九?三?台北《出版情报》
   
   
   红色恐怖
   ──《家园》日文版序文
   《家园》中文版出书后的第十五天,北京发生天安门六四惨案,一声天崩地裂,中国大陆重又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同样可怕的红色恐怖之中。筑波大学教授张良泽先生从东京传真告诉我:日文版《家园》将于八月出版,并改名为《绝望的中国人》。我去年(一九八八)前往大陆,当亲自观察共产党在世人面前,所呈现改革的成果,不断升高之际,曾经心情沉重的提出:「大家都认为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暴乱,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反潮流、反人性的暴乱,恐怕仍然随时都会发生!」这项隐忧,竟在今年(一九八九)六月四日不幸应验。张良泽先生和已经读到译稿的日本朋友,认为天安门事件,应属《家园》的一章,要我特别为日本读者朋友,写几句话。
   对整个天安门运动,不是几句话可以表达无遗,几百万字和盈眶的眼泪,都不足以倾诉内心的感受,我深为中国有这么一个野蛮政府,感到羞愧。我对所有帮助中国年轻学生、和中国民主志士的外国朋友,充满感谢。当我接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而目前居留日本的朋友,在给我的越洋电话上,告诉我他如何受到日本朋友的庇护时,我激动得流下眼泪。虽然,仍有人认为有些国家表现得太软弱,但是,这种残暴的杀戮,发生在共产党政府对待中国人民身上,应是中国人应哀痛沉思的时刻,而不是一味乞求外国朋友同情的时刻。邻居可以供给我们棒棍,但不能每天到我们家除暴安良。中国人肩上的责任,要自己承担。
   我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什么不惜与全世界正义为敌,公开屠杀徒手学生和手无寸铁工人?」我只能悲痛的告诉你:中国人受了诅咒!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中国人站起来又跌倒,再站起来再跌倒,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跌得更重,这诅咒可能来自「塔什干屠城」,但也可能来自其他难明的原因。否则的话,谁能解释中国人永远不能站起来的事实!
   没有制衡的权力宝座──像北京中南海,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同样受了诅咒的孵卵器,无论你放进去什么蛋:鸡蛋、鸽蛋、麻雀蛋、凤凰蛋,孵出来的全都变成恐龙。六四之后,很多私人谈话中,常听到中外朋友们的叹息:「中国已没有救!」我无言以对,只有跟着叹息。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必须有救,因为今天的世界,「四海一家」已不是一个口号或理想,而是一个实质上互相依存的实体,中国拥有十一亿人口和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一旦沉船,它会把其他国家吸进深海。监督共产党政府遵守文明社会的秩序和规范,是每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这比永无尽期的与政治经济都停滞不前,但连自己人民都屠杀的国家为邻,代价要小的多。
   重读我自己写的《家园》,对于我曾经晤面的王若望、方励之等朋友,想到今日他们身陷绝境,而和我交谈过的许多青年学生、年轻教授、作家中,又有那些是共产党已经逮捕,或正在追缉的对象!我焦急而又无力,倍增伤感,难道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命中注定的厄运?中国共产党当初以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为诉求的目标,迷惑了所有知识份子,但共产党的体质却偏偏缺少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基因。天安门惨案是中国共产党最大一次暴露在世人睽睽的注视下,脱下美丽外衣,显示蛇蠍身体。从此,在大陆的中国人将更不相信共产党,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将再没有左派。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现在又回归到红色恐怖,又恢复「紫人国」一齐撒尿的时代,前途一片黑暗,但我愿重复一遍《家园》中的话,对中国必须用望远镜看,这次天安门事件势将促使中国产生蜕变,天安门前被摧毁的民主女神,不会只是血泪控诉的国殇,而是一个解除诅咒的契机。
   ──一九八九?七?
   
   
   我们到底受了什么诅咒?
   香港学生联合会准备把五十年前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海中国学生联合会出版的《向炮口要饭吃》,再版付印,这是一部当年发生在国民党政府时代,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以及国民党政府残酷镇压的记实。从已经褪色的图片中,看到脑浆崩裂惨死的王志德同学,和在寝室里被击毙的黄鸣刚同学,最使我激动的还有刚回祖国求学的台湾青年陈如丰同学。国民党政府军警特务的暴行,一字一字记载分明,每一个字都是一滴血泪。对这部书我乞求你仔细阅读。
   就在出版这部《向炮口要饭吃》二十年之前,一九二六年四月,鲁迅先生写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这是一篇当年发生在北京一地的学生运动,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的记实,它收集在《华盖集续编》,现在,从中摘录几段,同样乞求你仔细阅读。
   鲁迅先生说:
   「我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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