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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我回到隔绝了四十年之久的中国大陆，发现自己声名大噪，上海街头，连行人都能藉着书上的照片指认出我。中共全面封杀、查禁的结果，效应是两极的；有的把我推崇为洞烛机微的先知，是中国人的救星；有的恰恰相反，斥责我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和卖国贼。直到一个月前──一九九○年十二月，我应邀赴新加坡访问，英文《海峡时报》还用Cover Story半版篇幅，刊出我的照片，标题是：「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回应，我内心充满感谢，但我并不兴奋。因为自一九五○年开始出版第一本书以来，我写过小说、杂文、诗、报导文学、历史，迄今凡一百五十余部。虽然我的报导文学曾被拍成电影，历史着作曾被指定为大学参考书，小说和诗也曾被译为外文出版，可是，想不到最后却以一篇抨击中国文化的讲演稿引伸出来的一本书，在全世界华人中激起轩然大波。使我了解，无论赞成或反对，两方面人士都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续绝存亡的关怀，这显示大家质疑或维护自己文化的兴趣，远凌驾于对文学作品及历史着作的欣赏，对一个作家而言，多少有点落寞。
我绝不认为中国人的品质低落，假如中国人真的有遗传性的智障，我一定会直率的指出。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的六四事件，中国人显现出真正的文明人的面貌：热情、温暖、守纪律、充满爱心，使北京一度恢复为温馨之城，眼看《丑陋的中国人》行将成为使人失笑的谤书。然而，霎时之间，一切恢复原状。难道中国人真的受到诅咒？永远跌倒再爬起，爬起再跌倒？中国人的善良和智慧，先是被儒家文化中最劣质的部份，和专制政治中最劣质的部份，联合摧残，形成文明史上最庞大的酱缸。二十世纪五○年代之后，再加上社会主义中最劣质的部份──公有制和个人崇拜，胶着成为国际性的文化病毒，使中国人变成今天这样奄奄一息，无法像东欧人民一样，一旦觉悟，立即春回大地，再现生机。
中共激烈的批斗，使这本书引起西方朋友的注意，以致有今天英译本的出现。我希望西方朋友了解：这是中国人一次沉痛的觉醒，开始有胆量面对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不能在这方面引导西方朋友深思，而被误认为我不过只提供一份使大家嘲笑中国人的新资料，那不但是我的不幸，也是中国人和全世界人的不幸，因为那就抹杀了这个庞大族群是如何在悲壮中挣扎反省的努力。
六四天安门的震撼事件，使我们在一瞬间看到政治束缚解除后中国人的真正面貌，但文化束缚，却不能一下解除，我相信那要藉着市场经济恢复、民主政治实行，以及中国有一个较长期的和平，中国人才会呈现一种健康风貌。
每个国家都有黑暗时期，发生很多不堪入目的现象；中国亦然。不同的是，中国的黑暗时期是如此的漫长。不过，当一向以面子为第一生命的中国人，开始吼叫「丑陋的中国人」时，就表示一个脱离丑陋的时代，就要开始。我盼望西方朋友赐给我们鞭策和祝福，中国人会用感谢之情，作为回报。
──一九九一？七？六？吉隆坡《星洲日报》
永远相爱相重
──《河南辉县志》前言
在实用性极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认为历史的功能只有一种，那就是为后人提供教训，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要接受历史教训的勉励。问题是，这项功能虽然被过高评估，而实际上，效果却最小。否则，中国人在吸收了比其他国家更久更多的教训之后，今天的社会，应该比其他国家更好才对。悠久的历史不但没有带给我们教训，反而衍生特别沉重的压力，使我们更僵化、更落后。
历史真正发挥的力量，在特殊的史书──县志上，可以体验，说明历史最大的功能之一，是使我们在回顾之中，产生浓厚的归属情结，是使我们了解所来自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情景！美国《根》的作者所以寻根，一直寻到非洲，并不是想从其中取得教训，而是想从其中取得心灵的稳定和充实。
我的祖籍是河南省辉县（这个「县」于一九八八年改制为「市」，称「辉县市」），我始终认为辉县人（包括我的家族在内），都是从「山西省，洪洞县，槐树下，碎锅片」的山西省，由北向南迁移而来，所以那个以苏三女士闻名的洪洞县，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和温暖。可是，最近几年，有些人认为所有辉县人不是来自山西，而是来自江西，迁移的方向，恰恰由南向北。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吸引和温暖的怀念，霎时间从苏三身上，移到「老表」身上。这种历史感情，不含政治以及地缘杂质。
本书《辉县志》记载的史迹，始于纪元前二三五七年，终于纪元后一八三五年，虽很详尽，却也有大的遗漏。像纪元前九世纪，辉县是共国所在，闻名史册的周王朝「共和之治」，据说就是由共国国君主持国政。而最使辉县人震撼的，还有纪元前三世纪的一件大事，秦国国王嬴政，把当时世界上最后一个独立王国、齐国国王田建，囚禁辉县，田建父子双双饿死。可惜，县志不载。而自一八三五年之后，迄今一百五十八年之久，辉县的现代人文，也全部空白，不知是后人的堕落，还是时代已改变到不再需要县志。
我是二十世纪四○年代末，辗转来台的辉县移民之一，大多数移民都是随军而至，我却是逃难，最新式的名词是「投奔自由」。所以稍早之前，还有少数乡亲坚持他是「旅台」。事实上，有的移民已有了第四代，大多数已改用「留台」「居台」，台湾已成故土。
八○年代稍后，世界政治形势改变，再一次证明一句西方谚语：「时间可以办到炸弹办不到的事。」分悬两岸悬念的戚友，得以再见。而这部《河南辉县志》，也由热爱乡土的马永涛先生取得，可是太过破败，几乎触手即碎。我因担任台湾河南辉县同乡会会长之故，马永涛先生一再推荐，希望能在台湾把它出版，使我觉得应负这项责任。经他的辛苦整理，在他写的〈重印序〉中，有详细的报告。
际此全书校对完竣，即将装订成册之际，在卷头写此数语，希望海峡两岸乡亲，共同珍惜我们同出一源的感情，永远相爱相重。当若干年后，远在河南的《新辉县县志》出版时，希望能记载台湾移民后裔的贡献，而台湾移民后裔也应将更大的成就，来回馈台湾，荣耀母土。
──一九九三？六？二○？于台北新店花园新城
一将成名万骨枯
大陆沦陷，我从渖阳逃出来，将往锦州时，看到一个国军士兵，一只腿从大腿那边被折断，鲜血滴滴外流，拄个拐杖，走几步路就跌倒一次，情况十分凄凉。
过去，在台湾的外省人，被认为都是当权派，他们的家族在大陆，却不断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逃到台湾？」「你知道你们逃到台湾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的吗？」
忽然之间，两岸通了，有台湾关系的人，一夜之间，变成国宝，使我想起来那个断腿的国军，我想他一定死了，但是他家里人不知道，恐怕还在盼望他回来，盼望他衣锦还乡。
共产党认为在台湾的国军都是叛徒，其实有不少的士兵都是抓夫抓来的，因为军队的人数不够，所以当时的国民党就大量搜捕青少年。我坐牢的时候，有一些老兵班长喝了酒就趴在地下，从递饭洞口向我们囚犯诟骂国民党：「当初我只是背着书包到学校、才初中一年级，却被抓走了，家里没有消息。」语气十分哀恸。
在我的家乡，我就亲眼看到一个年轻人被拉走了，军队开拔时，本来军人去从军都应安排欢呼，但是，我们哪有欢呼，街道两边的人都傻傻站在那里，年轻人的妈妈一看到她的儿子，就冲上去大喊：「小三子，你要赶紧跑啊！」当时，就有一个班长拿着枪托打那个可怜的妈妈，真是，真是，这就是国民革命军吗？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时，我更亲眼看到眷村的小孩子，在眷村水沟中捞菜叶子吃，蒋经国过去喜欢视察，喜欢开会听听民隐，有一次他生气了，他说：「怎么每次一开会，通通就只关心自己的被子不见了的小问题？」他说，「我们反共才是国家大事，怎么会老是提个人生活？」当时我将近四十岁了，我想我们的最高当局，为什么不能了解，老兵只谈他的被子，因为他只有一条被子，没有被子他就会冻死，要先有被子才能有国家，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时口号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当时大家就知道这是一种谎话，可是没有人敢公开拆穿，于是说谎的人就以为大家都相信了。有些老兵有机会结婚不敢结婚，以为随时会回大陆，一个老兵，去衡阳路买一些孩子的小衣服、小鞋子，我看了忍不住掉泪，真的不忍心告诉他，他忘了时间已经过了那么多年，回去孩子都大了，小衣服，小鞋子怎么穿得下？这话不能说，说了他整个都破灭了，但是是谁让老兵变成这样？
时间使人生发生惊天动地的改变。过去，一介小民，可能要当宰相、或是中了状元，才能衣锦还乡，那是少数。老兵不是将军，但是，两岸开始交流，大陆刻意统战，每一个老兵在回到大陆时，连县长都要请他吃饭，他家人的地位立刻就可升高，老兵口袋里可以拿出很多钞票，钞票就是实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每一个老兵都可以这样，因之产生很大的效应，村上只要有一个回家探亲的老兵，就会使全村的人感觉出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辐射能，使社会主义相形见绌。
老兵过去是军中的一员，是蒋中正所谓的子弟兵，是政治工具，是筹码。两岸开放探亲后，有一些老兵连飞机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在台湾搭飞机也许还可以，但是要跑到香港转机，他的心里先胆怯，在香港语言又不通，产生很多问题，然而这些人在台湾不是一直被称为是所谓蒋中正的子弟兵吗？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设一个站来辅导，而任凭他们在那里被唬、被骗，几天几夜也出不了机场。
异域泰缅边区孤军的下一代，在台湾求学，政府却拒绝发给他们身份证，使他们成为无国籍的弃儿，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对他们的军人子弟如此残忍。
不论是中华帝国、或是罗马帝国，士兵永远是一个悲剧的角色，「一将成名万骨枯」，士兵永远扮演枯骨的角色。抗战时候，战场上，一连几百人，几分钟就没有了。再上去三、四连之后，后面连补充队伍都断绝，那些士兵都吓破了胆。
一个班长，在被攻击的很厉害后，打电话向上级求救，得到的答覆是：「不惜任何牺牲守住。」班长人傻了，什么叫不惜任何牺牲，就是不惜把你打死、把他打死，反正是别的人死。
而且，历史上只注意到死多少人，却没有注意有多少人在战场上受伤，在中国只有死亡的数目字，没有受伤的数目字，其实伤的往往是死的二、三倍，兵死了就死了，伤兵的苦，却非常地现实，我曾在停尸间看到惨状，他的前胸只贴了一块纱布，都是因为战争，才会发生很多平常不会发生的惨事。
我年轻的时候是好战的，但是现在年纪大了，特别想到老兵的处境，变得如此反战，战争是很无情的，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而人的生命，实在可贵。
美国有一个女性访问员，在访问伊朗精神领袖柯梅尼时，她问到：「为什么要和伊拉克冲突？」柯梅尼说这是一场圣战，女记者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句话要死掉几万人？可是你却不在内？」我觉得这个女记者真是可敬可佩，事实是那些高喊、发动圣战的人，在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任何生命的危险。
国民党军人是个悲剧，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悲剧？不仅如此，我觉得整个中国人的另一个名字，就是「苦难」。
──一九九五？四？
附记：为林照真女士着《中国人的悲哀》所写序文。
重赋绘画生命
──《李苏羽画册》序
艺术创造是文化生命的一部份，从呱呱坠地进入茁壮，到达巅峰，然后出现老化，最后消失！世界上没有不衰老的文化，更没有不消失的文化，除非不断吸收营养──像中国传说中的神灵，每天吸取日月精华，修练成长生不老，也就是永远维持新陈代谢机能，才能永远保持年轻。生命会随着岁月增加一百岁、二百岁、三百岁，这样无穷尽的下去，可是生命力却不会衰退。艺术创造想要永垂不朽，就如同上述故事中的神灵一样，必须保持畅旺的创造生命力。
中国绘画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方的主流，在纪元前那个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各种艺术创造兴起，使人眼光撩乱，目不暇给。绘画世界一开始就分为几个大方向，无论花鸟、山水、或人物，在艺术上都有很大的贡献。可是到了大分裂时代，官场文化形成后，当官成为知识份子唯一奋斗的目标，也是唯一正当行业，艺术逐渐被人轻视，山水画原本应该有的嶢岩雄伟，变化多端的自然景物，竟然僵化成刻版的模式，看过一幅之后，等于看过一百幅，使人感慨中国风景每一处都一样。至于花鸟和人物画，生命力也明显的僵化成了木刻的复印版，于是乎看起来中国的人物长得都一样，花鸟也都一个式样，就是只重临摹缺少写生之故。
当台北故宫博物院开馆之初，我曾经前往参观，我没有艺术上的专业知识，只是一个平凡观众，但我在几匹马的一幅巨大画前，感觉到那几匹马逼真生动，令我有点惊愕，因为我看过很多关于马的画，朋友中也有以画马闻名的画家，但给我的印象，好像孩子们的拼图游戏，是拼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原来，那天我看到的是义大利画家郎世宁先生的作品，他把西方绘画的笔法透视和素描带进了中国的传统绘画。临摹拼图式的画法使中国绘画走向死亡，（假定这句话，冒犯了传统画家，我也真高兴我敢提出这项冒犯），这是我们最大的忧虑。然而，当我看到李苏羽女士的创作时，跟我初看到郎世宁先生的绘画一样，除了赞叹，内心充满了对生命的礼赞。虽然李女士的山水画仍多少保留传统的固定模式，但她所用的色彩却是大胆的突破。突破，对中国人而言，有的时候，往往是一种使社会譁然的行为。而李女士的仕女画，一反中国几千年来的作风，打破从一个模子浇出来，毫无个性的面貌，腰身的线条处理，走出了原已僵化的狭小格局，并且个个人物都细考历史渊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是闭门造车的凭空捏造。所以我认为李苏羽女士在绘画上的成就从她的仕女画上呈现，也使你感觉到那些人物个个都是生命个体，随时会从纸上走出来，古人所谓「画龙点睛」不过是文字游戏，而李女士画中人物的眼睛才是真正的灵魂之窗，除了创造的功力，更有突破的勇气，我们祝福她，望她有更大的成就。
民主巨人曼德拉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一开始就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才智的时代，这是愚昧的时代，这是可信任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充满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
狄更斯所指的是十八世纪大革命的法国，而今，我们发现二十世纪的世界，更适合这项描绘。如果拿来对比，二十世纪的动荡，更惊心动魄，使很多人哀伤：不幸生在这个时代！也使很多人鼓舞：有幸生在这个时代。
二十世纪人类创造出来的奇蹟，达到人类进化史的高峰，而且是全方位的，不仅限于政治。但政治奇蹟的感受，却是如此的普遍和直接，威力无与伦比，不管高兴和不高兴，在二十世纪中，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制封建政府，都被摧毁。问题在于，每一个专制封建政府，毫无例外的，在被摧毁之前，总有一阵垂死挣扎，所以，二十世纪的政治犯，数目百倍于往昔。然而，随着人民的觉醒，和国际公理的伸张，二十世纪也是一个最多政治犯突破网罗，登上国家领导人高位的时代。狄更斯所指的双城领域，只有拿破仑一个人升起，而他是一个军官，与政治无关。二十世纪不然，迄目前为止，就有波兰总统华勒沙、捷克总统哈维尔、南非总统曼德拉，他们都是旧政府欲杀之而后快的叛徒。而曼德拉尤其传奇，他在监狱中被囚禁的时间，超过四分之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