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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多少仍有清王朝那种船坚炮利，视文艺蔑如也的绝妙之思；不管平常怎么嚷嚷，到紧急时，便现出原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研读《孙子兵法》之余，曰：「我佩服中国人，但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国人，不是现代中国人。」呜呼，现代中国人有啥可夸嘴的？武功不用谈，文事贡献又如何？常在报上看到，中国跟洋人国文化交流签约，签约结果是送给他们一部影印的二十五史，或一部什么四部丛刊。这些书，纵是中国人，又有几个看得懂的耶？（柏杨先生读二十五史时，连断句都断不好），把这种硬头货交流到外国去，跟把古希腊文的大作交流到中国来一样，除了给邮局做一笔生意外，不知道还有啥用？可是，诸官崽却固乐此不疲，好像中国文化，发展到十九世纪便嶵的一声停住，二十世纪以后啥都没有。纵是印第安人，恐怕都不能这般猛干，而我们的官崽还得意洋洋哩，可谓一绝。於是不禁问曰：为啥不把现代的文艺作品──小说、诗、剧本、散文等等，翻译翻译，大量送给友邦乎？
然而，这似乎关系着一个时代观念──文艺算老几的观念。从大学堂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上，可看出一点苗头。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诗经》，便是《楚辞》，和时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天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后无文学焉。柏杨先生前曾建议把现在的中国文学系，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系」，而再设立一个「中国近代文学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还研究新的产品。呜呼，现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过六百年，恐怕又有人当经典拜读矣，（岂中国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议无人採纳，盖理由再充足都没有用，无权便没有份量也。於是中华民国乃成为洋大人所说的文化沙漠。大官愤然反击，拿出几株古老的树干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虚，可怜亦复可敬。
现在这时代，学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简直如同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样。那时的大人物认为只要有铁甲船和洋枪洋炮，国家便会强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这般。也认为只要我们能设立一个原子炉，只要青年人都去当工程师，就前途如锦。小民不禁叹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学理工，则只有第二流学文法学科的人，才去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艺创作中，小说为首。从这个「小」字，可了解传统士大夫对文艺是一种啥看法。中国所谓的「正史」，谎话多如牛毛，（例如，每个大头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现象，不是谎是啥？）中国人不以为非，独对文艺创作，却认为是小说家言，荒诞不经。这当然是谈得太远，但归结一句话曰：没有文化水准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仍非常得意的在故纸堆里打滚，不敢正视一下文艺的价值。
共产党於五年前曾有一篇文告曰：建国可用武力，但由社会主义进步到共产主义（那时候大概暗示要办人民公社，惜哉，没人看得懂），则必须靠文艺。要藉小说、诗、戏剧，使人们心理上潜移默化，水既洋溢，然后轻轻一引，渠便成矣。然而，有人却把它抛到一旁，嗤之以鼻曰：「什么妹妹我爱你，受不了，受不了！」不知有没有调查过，除了课本，青年们对什么书看得最多？真正看完马克斯《资本论》的，世界上有几个人耶？差不多都是看了左派作家的小说而一面倒的，这历史再显明没有，不用翻书，闭上尊贵的眼，一想便知。
阳明山会谈的参与人士，都是一时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说。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诗人在内，该是如何的气氛，又该是如何的观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钱有势的人，没有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老闆固然伟大，在他辖下，他开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们的一册书出，影响无限。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先生，读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兴投鞭断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籲天录》，才注意到黑奴问题，似乎中国大人先生有点异样。
中华民国绰号一直相当的多，文化沙漠仅是其中之一，从阳明山会谈鸟瞰全岛，金光闪烁，独无墨水味，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观。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年代，文艺起飞。八○年代，文艺茁壮，把一些老顽固气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那时也参加阳明山二次会谈，我们还不相识。想不到七年之后，他却为我的入狱，而十年如一日的奔走营救，嗟夫。）
世界上哪种文字最难，言人人殊，有人说日文最难，有人说中文最难，有人说法文最难，有人说俄文最难，大都是出於自己的感觉。如美国小学生认为英文最难一样，主观的成份多，客观的成份少也。盖难易在於比较，一个人怎能同时把世界各种文字都弄得精通耶，只好各人坚持各人的意见。
不过，凡是无法比较之事，都可藉观察而得，我们虽不能爬到木星上和火星上用尺量量，看谁最大，但坐在望远镜前仔细的瞧上一瞧，其答案总差不太多。文字难易问题，亦可用此法判断。尝见美国小孩，进学堂读了三年五载，便可写出通顺的文章，一到初中，简直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反观中国，不要说小学生写不通一封信，便是大学生，能写得通信的，有几人哉？（柏杨先生这话不作抬槓之用，盖抬起槓来，我也可挑出数名青年，文字硬是第一。）以致发生有些大学生写情书时，都不得不请人代庖的奇异现象。
於是，专门靠搞中文吃饭的老学究有言曰，那是他们不肯用功所致。乃开出一张书单，上有《墨子》、《庄子》、《论语》、《史记》等等。又曰，读熟了那些，包管可通。呜呼，即令读熟了那些，也不可能通。何况根本无法读熟乎？从前的中国知识份子，可以把一生精力都断送到辞藻章句里，而今不行啦，他还要搞数学，搞化学，搞物理，搞普通人一看头都要发昏的其他高深玩艺。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往里钻乎哉？
无论如何，中文大概至少比英文难，中国人学英文，只要稍微专心一点，就能说能写，而洋大人学中文，给他二十年三十年时间，都很难挥笔如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柏杨先生说这些，不是提倡打倒中文，祖宗给我们这些遗产，我们只有接受，不接受不是形同叛徒乎？同时，万一中文打倒，柏杨先生以卖中文为生，岂不是要活活饿死？而是，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中文是一种难学的文字，然后求其易学之道。用古老的那种读经读史方法，用现在流行的那种读文选读课本的方法，徒谋杀学生的精力和时间。洋大人学堂没有「国文」，而只读《汤姆历险记》，中国学堂为啥不可读《红楼梦》耶？
洋大人要想中文好，跟中国人要想中文好一样，事半功倍的唯一方法，是看文艺作品。可使其在谐和的和兴趣盎然的舒服韵味中，得到益处。凡是喜欢看小说的朋友，文字都可应付，而现代教习却视学生看小说为大逆不道，每每没收之而自己偷偷的看，你说他滑稽乎，抑说他有本领乎？
历史重演
有些人说历史是重演的，另有些人说历史不是重演的。事关学问，未便置言。但在颱风警报上，其历史却硬是重演的，不容否认者也。
此次「波密拉」颱风，甘冒破坏政府威信的危险，不管你气象台怎么报导，硬是闯到台湾，把穷苦小民搞得惨兮兮。刚刚扬长而去，官老爷又发出另一个名叫「南施」的颱风警报，说她是世界上最大的颱风，（说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则可，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好像世界上同时存在着若干颱风，以它为最大的一样，不知道是哪一国的文法也。然官既如此云，我们只好官云亦云。）按照科学计算，台湾房子能抗得住它的，没有几间，小民无不急得屁尿直流。只有柏杨先生，凭其天赋异禀，悠哉不慌。盖一九五九年官老爷也曾露了这么一手，「毕莉」颱风之后，也曾扬言有一个更大的傢伙马上光临（其名惜忘之矣，典册报章俱在，一查便知），吓得小民同样屁尿直流。结果啥也没有啥，人岂能不知历史哉。
那么，官老爷难道有神经病乎，非也。《西游记》上有这么一段，孙悟空先生和猪八戒先生去捉蟒精，蟒精从后山溜走，一尾巴把猪八戒先生打了个倒栽葱，孙悟空先生正好赶到，猪八戒先生羞愧难当，忍痛爬起，用铁耙乱筑，问他干啥，答曰：「老猪在打草惊蛇哩。」──表示往者已矣，上一次使你家破人亡，失礼失礼，这一次你看我多么关心。
凡是人祸，首当其冲的多半是有钱的人。凡是天灾，首当其冲的多半是穷苦朋友。你听说有几个钢骨水泥的巨厦被颱风吹倒的乎哉，吹倒的都是些可怜虫住的房子。据说官老爷似乎决定，不准被吹倒的违章建筑重建，我非常赞成此议。盖想当年，伦敦也是如此，伦敦本来陋巷纵横，经过一番大火，严禁再盖，才有今日壮观。台湾虽无大火，颳点颱风，其效果也是一样。至於那些穷人的出路，我看不必管他娘的啦，经我近年来苦心研究的结果，发现穷人这种东西，最为讨厌，不但乱搭违章建筑，有碍国际观瞻（说不定美国一看中国人这么穷，连美援都撤了回去），而且被水沖走的，被汽车压死的，被塌屋砸毙的，被分屍的，无一不是穷光蛋。乱成一片，扰人心情，如果没有穷人，世界上一定太平得多。
──违建决不可复，否则，与颱风不来何异？穷人任其流浪，饿死沟壑可也，我一看见穷人就恶心，想当道诸公，与我有同感焉。
波密拉颱风突然而来，搞了个天翻地覆，小民当然不用说啦，最忙的要算职责上有关的官老爷，今天开会，明天检讨，不是叫追查责任，就是说以后改进，好像真的一样。不过，我看仍是热闹一阵而已，责任能追查出来耶？前年（一九五九）八七水灾，几动国本，也是追查责任，结果谁也没责任，责任都在小民太穷，如果都有资格去美国作寓公，再大的颱风怕啥？在此，那些靠编字典吃饭的先生们不得不注意一下，「追查责任」「下令彻查」等等，其意义就是：「此事到此为止啦，你再嚷嚷，我可要翻脸无情。」八七水灾之后，又有今年（一九六一）的波密拉，别看开会开得有声有色，检讨得义愤填膺；明年如果再有一个什么颱风登陆，我敢打一块钱的赌，包管仍是如此之惨不误，也包管仍要如此这般追查一番，热烈忙碌一番。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主持的一个检讨会上，有一二个小镜头，据说很是可观，其一是气象所那位众矢之的代表先生曰：「我们连无线电话都没有，电话线一断，纵是有再正确的情报，都无法发出。」水利局那位代表先生亦曰：「上流水位情况，如下游早获知一二小时，可使千万生命获救，可是我们没有通讯器材，在上流乾着急。」
为啥不买个无线电话乎？盖台湾省政府各厅处长，至少都有两部汽车，哪有钱购无线电之类通讯器材也。我便是赞成不必买的，坐汽车则屁股舒服，而大官屁股铁定的比小民人命值钱，自以不买为宜。
每一次颱风光临，都有防颱中心的成立，东调一个人，西调一辆车，既花钱，又费事。圣人不云乎：「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防颱中心旋成立，旋撤销，无怪对颱风总是防不住，盖「豫」得不够厉害也。柏杨先生隆重建议，最好将此临时小组，变为永久机构，以便长期抗战。试拟一计划於后，以供参考。
防颱中心设中心长一人，副中心长三百五十七人（以便安置一些垃圾），下设五室十三处，五室者：人事室、主计室、研究室、绘图室、莫名其妙室。十三处者：总务处（总务处当然是第一，否则这中心有啥干头）、公共关系处、募捐处、宣传处、自然科学指导处、颱风眼发展处、海洋风暴处、气象对流处、警报放发处、购料处（此处更重要）、违章建筑不准复原处、自来水电线通知修理处、捞一票处。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五至三万三千五百人，各处设九至一百三十九科，科下设股，股内分组，每人汽车一辆，月薪不得少於美金五千元，如请柏杨先生往当顾问，那就更佳。
经费则由救济颱风灾胞款项下开支，有瘾大家过，绝妙好计，无逾於此。
无心无肝
柏杨先生所看过的电影中，凡是由名着改编的，往往电影不如原着。但十年来，却有三部电影，硬比原着高明，至少也不亚於原着。其一曰《珍妮的画像》，原着简直读不下去，电影却感人至深。其二曰《战地钟声》，海明威先生那种笔调，有点不合中国人的胃口。其三曰《苏丝黄的世界》，较原着简练明晰。
苏丝黄那个角色演得好极，一位作家先生曾感叹过，认为港台明星都应学习。柏杨先生则认为，港台所有演电影的男女固然要学，而尤其应该学的，莫过於有些导演。开枪开炮，坐飞弹上天，中国人目前暂时搞不过洋鬼子，但连搞电影都搞不过洋鬼子，则殊使人感到泄气。但这些人却一直把持影坛，不拉屎而佔毛坑，再过三千年也搞不出啥名堂。因之，兹隆重建议，最好请一些港台明星和导演，集体看之，连看两遍，闭幕灯亮后，如发现尚有未羞死者，一人发麻绳一条，就在门口上吊。
不过，除了演电影的和干导演的之外，有些观众也同样使人泄气。《文星杂志》上曾有一文，曰〈半票读者〉，对有些读者先生，颇表意见。该文轰动一时，看了《苏丝黄的世界》，则不仅发现中国的读者固是半票，中国的观众，更是半票得严重。
苏丝黄这一影片，使人愉快的大笑之处固然甚多，然有几处却沉痛万分。像苏丝黄女士拿出一包钱给劳勃，告之曰：「这是我给孩子准备的上学钱，现在你可拿去用，等你将来赚大钱时还他。」这几句话活生生的道出了她对他一片幼稚而纯真的癡情，我实在看不出有啥可笑的，而座位上竟报了个哄堂，是何缘故？
当苏丝黄女士被斥，开门欲出时，她头顶着门，口中嗫喃自语，曰：「我是个处女，我父亲是百万富翁！」这是最扣人心弦之处，她不是处女，她没有百万富翁的父亲，但她善良的本性和自怨自艾的愿望，使她投身到那纯洁崇高的境界，和安徒生童话中街头大雪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儿，在火柴光中看见烤鸭一样，稍有天良的人都会为她落泪，而半票观众仍然哄堂，又是何缘故耶。
最精彩的是，到了最后，众妓以车船金帛，劳勃以介绍信，投入火炉，这是悲痛欲绝的天下父母之心，而若干观众竟仍然嘻嘻嘻嘻，而且笑声之大，上震屋瓦，又是何缘故耶。
说这些人是半票观众，似仍不能尽其意。洋大人常讥中国人残忍而缺乏同情心，恐怕不是，而是天良已昧，无心无肝。
三代以下
三代以下，无不好名者，谁也别说谁，不过好名好到不要脸的程度，似乎有点使人背皮发麻，台北市政府大小官崽，率领一大群人马，在快车道上呼啸而进，为的是啥？不过为了拍点活动电影，以图宣传而已。则我们於背皮发麻之余，复肃然起敬。
盖活动电影之功用大矣哉，记得抗战时有一个大官，此大官现在台湾，大家一想便可知道是何许人。一则日机轰炸得太厉害，二则他眼看中国要完。别人看中国要完没办法，有钱有势的人看中国要完则有一套──他把全家送到美国。中美相隔万里，又是战时，来往不易，双方相思，全凭活动电影。大官将他在重庆的日常生活，包括向部属慷慨激昂，教他们杀身报国，毁家纾难的训话，和到各地视察被盛大热烈欢迎的场面，一一摄入镜头。而其妻其子其女，则将她们在美国的日常生活，包括坐抽水马桶在内的种种优美姿势，一一摄入镜头，交换演之。抗战胜利后，该大官乃飞到美国，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好不快乐。却再也没有料到，千算万算，不如天老爷一算。其子其女初赴美时，大者十岁八岁，小者尚在襁褓，洋大人讲的是独立自主；子女既长，大官一副旧脑筋，你们总该养活我老头吧，怎料得儿子娶了妻，女儿嫁了夫，竟纷纷向老夫妻「白白」，顶多每逢过年过节，双双莅临，向两个年迈力衰，整天咳嗽的糟老头、糟老太婆献上一束鲜花，然后「白白」不误，人生还有啥活头乎。只好卷行李返国，度其寂寞晚年，唯一安慰自己的，便是放演当年烜赫一时的活动电影，过过老瘾。
呜呼，读者先生到此应该知道活动电影的妙用，若无此妙用，台北市政府那一群能如此献宝乎哉？盖这年头最流行「眼前欢」，诗不云乎，能拍照时且拍照，莫待垮台拍不成。不要说快车道，便是毛坑，也得赴汤蹈火。
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画龙点睛，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