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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没在浸人入骨的寒风里，剧院门口的人声喧哗随着人潮流失后，这个过去城开不夜的十里洋场，完全陷入沉寂。但我耳际仍响着舞台上的呼喊，令人喷饭的女皇撒尿，都含着无比严肃的课题；人民甲声泪俱下的指控，正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一场闹剧；思想分配部部长手执巨大修树钢剪，要阉割每一个跟他不同的人，使他们变成「同志」，而理由又是那么感人：「都是为你好！」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会为这一幕，痛哭失声。
民主产生幽默，专制产生嘲讽。中国大陆不是产生幽默的土地。上海一个作家曾写文介绍一则美国华盛顿烤架俱乐部小文，烤架，意思是可以烤焦，但不可以着火。在这个有一百年历史的轻松聚会中，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先生说了一个故事。
贝克说，他昨天晚上做了一梦，梦见三个最有权势的美国人：总统、众议院议长、联邦储备局长，突然去世，灵魂都到上帝那里，听候最后审判。于是，天使宣布，让总统去一号房间，雷根先生进去一看，房间里有只大猩猩。天使宣布上帝的判决说：「雷根先生，你有罪孽，罚你永远同这猩猩住在一起。」接着命众议院议长到二号房间，奥尼尔在那里发现一条疯狗，天使再宣布上帝的判决：「奥尼尔先生，你有罪孽，罚你永远同这疯狗住在一起。」最后，命联邦储备局长到三号房间，沃尔克进去一看，惊喜交加，原来他发现里面不是什么毒蛇猛兽，而是美丽绝伦的女明星戴丽克，天使再宣布上帝的判决：「戴丽克小姐，你有罪孽，罚你永远同沃尔克住在一起！」
这篇洋幽默引起严厉的挞伐，他们先讨论这种对高级干部的恶毒嘲笑，「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它只是美国人嘲笑美国人，所以虽然恶毒，站在中国人立场，倒也可忍。但必须防止它的后遗症，所以必须提高警觉。有人认为：对洋幽默的引进，定要小心谨慎，「以免不分敌、我、友，一面作此恶谑，一面吃喝谈笑，藐视权威，导民于邪！」有人认为，该作者：「明显的系利用目前的开放政策，盲目引进洋人幽默，存心破坏中美万古长青的友好关系，用意难测！」有人认为：「刊出该文的该报编者的出身、成份、现实表现，殊为可疑！」
幽默是人性尊严建立后的产物，价值高昂，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同样也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都能具有，笑，出自欢欣的人，幽默是高贵心灵会心的微笑。而嘲讽，是受创心灵悲愤的呐喊，大陆拥有产生嘲讽的特种肥料。《耶稣？孔子？披头蓝侬》就是一株奇葩，就在它最后一场落幕后，几位来自贵州师范大学的年轻男女大学生，围上去问长问短。《耶》剧没有任何宣传──不是他们傻瓜不知道宣传，而是政府不准他们在报上登广告，也不准在别的地方贴广告，更不准其他传播媒体作报导，因为它是话剧，没有《河殇》那样震动全国，甚至震动世界的声势，它只好被孤立在一个舞台上，寂寞的演出，可是，它却吸引了航空距离一千七百公里外的贵州大学生，和刚刚到上海仅三天时间的台湾游子。
我们走在深夜的上海街道上，除了台北《中国时报》编辑应凤凰，她到大陆参加海峡两岸文学史料研讨会，明天就要飞往香港回台；还有《耶》剧的作者沙叶新，和该剧的美丽女主角张引棣，送我到街口找计程车，面对着身在剧中的人物，我反而不知道如何说起，我曾经好几次想安慰她们，说一句：「台湾也是一样！」或者是一句：「我们总算都熬过来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我的心情比我微跛的脚步，还要沉重。
就在街角，一辆计程车停在那里，沙叶新俯身和司机讲价还价，要他载我们到锦江饭店（据我记忆所及，大陆计程车一律讲价，因为事关是付「兑换券」或「人民币」），附近闲荡着三四位年轻人，都不过二十岁左右，其中一人走到身边，忽然指着我，叫说：
「你就是柏杨！」
霎时间我不知道如何反应，即令在台北，有人在暗淡的灯光下认出我，我都会一惊，作家不是电影明星，电影明星必须人人皆知，作家应只是书房动物，何况又是上海，而我到上海只有三天，而上海所有传播媒体，直到我看完《耶》剧最后一场，没有报导过一个字。
「你是不是柏杨？」那青年逼问。
我承认我是，但我反问：「你怎么认出我！」
「我们一直看你的照片！」
他们围上来，我们已被推进车厢，青年们绕到车的另一边，一个人把头伸进来说：「这位师傅（司机）是上海著名的个体户，嗨，老张，这是柏杨先生，算便宜点。」一路上，司机和我们说了好多话，当到锦江饭店时，他坚决拒收车费，但我们也坚决付给他。
这是一件使我衷心感动的奇遇，但应凤凰提醒说：「柏老，这就是你步步艰难的原因！」☆
诀别四十年
我往大陆，主要目的不是探亲，而是设立文学奖。
一九四九年是划时代的一年，当最后一艘国民政府军舰离开大陆，驶向台湾时，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脐带，就被无形的时代巨斧砍断，彻底隔绝，一带海峡，成为插翅难渡，片板都沉的汪洋大海。
回顾往事，历历都在眼前──
一、共产党在北京颁发追击令：任凭国民党和同路人，逃到海涯地角，都要捉拿归案。
二、国民党在台北集中力量整训军队，誓言反攻大陆，消灭共匪。
三、共产党发动一连串惨烈的自我屠杀，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悲云惨雾。
四、国民党党内的夺权斗争，也在台北开始，经过无数次的军法审判，权力逐渐集中在一个人之手。
五、大陆因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被摧毁，从黑暗中解脱重生，中国人民再见光明。
六、台湾因戒严的解除，强人政治结束，中国五千年历史从来没有过的民主政治，开始起步。
忽然之间，大陆对外开放，欢迎台湾同胞前去大陆；台湾及时反应，准许台湾同胞前往探亲。四十年之久漫长的严冬，霎时成为过去，春风吹拂，冰河解冻，真是一个奇妙景象。我们不知道春风来自何处，应该是来自国家领导人的内心吧，实际上那是全国人民的内心，全国人民已厌倦了斗争、诈欺、专制、教条。不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如此，当我们举目四顾的时候，不禁震惊于冰河融化的迅速，春风甚至在火山口都鼓舞出青青杨柳。时间办到炸弹都办不到的事，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死敌们纷纷握手，苏联和美国握手、伊拉克和伊朗握手、巴解和以色列握手。
凡自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的人，从没有想到再回大陆，只有两种情形例外，一是共产党解放台湾，被绳捆索绑，押回大陆接受「人民」审判；一是国民党反攻大陆，大家头戴金花，身跨白马，以战胜者姿态返乡。再也想不到会出现今天这种场面，大陆对当初漏网的反革命余孽，不再捉拿到案，反而张开双臂，把国民党和他的同路人，拥进怀抱；国民党虽然惊疑不定，一时之间无法适应，但已改口不再把共产党称作「共匪」，内心的恐惧感，也迅速消失，尤其是台湾经济成长，在物资上居于绝对的优势，只要稍微有点积蓄（美金一两千元），就可以在故乡享尽风光。台湾同胞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开始再踏上祖国国土。
「台湾同胞」的称呼，至为热切，一九八一年我访问新加坡共和国时，在报上看到「台湾作家柏杨」的报导，曾经一呆，因为我心目中一向认为我是中国作家。但我立刻接受这个现实，好像我到高雄出席一项文学座谈会，被称为台北作家一样。「台湾同胞」的情形相同，我在台湾，一向被称为「外省人」，大陆却把我当作「台湾人」。记得有一次，我和旧金山大学中文系主任葛浩文先生谈天，我说你们美国人如何如何，他笑说：「在中国，我是美国人；在美国，我却是犹太人。」当我面对「台湾同胞」这个封号时，想起葛浩文的话，不禁莞尔。
本年（一九八八）阴历正月三日，我在河南省辉县我父亲的坟前，竖立一碑，碑文是：
这里安葬的是郭学忠先生及夫人，也是我的父母，我没有见过母亲，但父亲于一九四○年在这里入土的时候，眼看灵柩冉冉下降深穴，我曾经抢地痛哭。而今（一九八八），大姐育英、二弟德漳，均已病故，大妹育俊、三弟德洋、幼妹育杰，不知流落何方，音信全无。事实上我非长子，长子汴生，幼年早夭，可惜我记忆模糊。已逝之人，当在地下见父。未逝之人，凭墓哀悼。我于一九四九年远移台湾，将来也葬台湾，子孙永难再归故土。父死之年，五十有七，儿今已六十有九，为我父立此一碑，如果幸得保存，作为海峡两岸郭门一线相牵，血浓于水，但愿两地后裔，相亲相爱。
这就是我的感受，追溯到我的祖先──或许是突厥人，或许是沙陀人，从遥远的陕西省北部、新疆省北部，或更遥远的中亚细亚沙漠，迁移到河南，直到再由我迁移一支到太平洋上的这个孤岛。我多么庆幸我有这份幸运，居住台湾，已祖孙三代。
这就是我，以及高达三百万人外省籍的台湾同胞背景，这种背景下，我重返诀别四十年之久的家园。就政府公文书立场而言，我只不过依照规定，回乡探亲，但我并不是探亲，因为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两年以来，每年都和我的两个女儿在香港相聚，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准备用我在大陆上的版税，在大陆设立一个文学奖，初步计划是：每年用二千五百元美金作小说奖、二千五百元美金作诗奖，把十万元美金一次交给委员会，利息作为办公开支，然后举办二十年，基金用光，文学奖也就结束。大陆稿费如果不够十万美金，不足之数，我用日本版税补足，我当然了解我的力量微弱，所以我只准备办理二十年，并不作长久打算，只求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五千元美金官价折合人民币一万八千五百元，以大陆中级官员每月一百二十元待遇计算，等于一百五十四个月（十二年半）的薪俸，无论如何，都足以传达一个台湾作家对祖国的关心。我去大陆的唯一目的是：迅速成立这个文学奖委员会，先把大陆稿费交给该委员会。
隔离初尝到难题
从飞机场的迎接名牌，到兄妹不能同车，到要求捐款上海作家，开始感到有点不对劲。
大陆之行，本来把北京作第一站，后来临时改上海作第一站，我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所以这样做，是接受美国华裔作家聂华苓的安排。本年（一九八八）五月，聂华苓来台湾访问，离开台湾后直接前往大陆，我拜托她介绍几位可以信赖、可以立刻办理文学奖的朋友，她满口答应。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是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创办人和第一届主席，她是第二届主席，这使她在七○、八○年代，在大陆及台湾文坛上处于「烜赫」地位，她有权邀请某一作家前往爱荷华，除了供给每月一千二百美元的生活费外，还负担来回飞机票，不仅当时两岸都是那么封闭，即令今天，仍是一项重要的资本和荣耀，所以聂氏夫妇每次去大陆，都受到热情如火式的欢迎，可是，就在今天（一九八八），聂华苓退休了，退休不是她的错误，她的错误是她把她退休的消息过早的泄露出去，退休的意义是她手中再没有资源，台湾朋友不会有什么改变，《中国时报》照样发出邀请，并给予国宾式的招待，但大陆朋友却不会如此的无动于衷，尤其是聂华苓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她为了大陆作家的利益，而邀请第三任主席跟他们同行，于是，她几乎是怒不可遏的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就在上海，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茹志鹃女士向她表示道歉，使这位心灵受创的女作家至为感动，她到香港时，便传真过来一信，告诉说茹志鹃女士有胆识而古道热肠，并且已和她谈过文学奖，她承诺全力支持。夏天时候，香华在旧金山进修，聂华苓又用长途电话告诉她一定先访茹女士。这一切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到上海就可以成立文学奖委员会，并开始着手甄选。多少年的心愿，并且一直是新闻记者追问的课题，得到解决，心情十分兴奋。所以当茹志鹃女士以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身份，寄来邀请函时，我迫不及待的接受，心境上是如此的亲近，虽然我跟茹志鹃女士从没有见过面，但我觉得我们已是多年老友，所以香华写信给她在福建省的哥嫂，请他们到上海拜访茹志鹃女士，安排团聚，而台北《中国时报》编辑应凤凰前往大陆开会时，我也特别把这位专研台湾文学史料的专家，推荐给茹志鹃女士。
十月二十日下午三时，我和香华乘中国民航班机，由香港飞抵上海，在接机的人群中，寻找我的名牌，竟没有找到，而只找到一个上写着「上海作协」四字的木板，事后我才知道所以这样写的意义是如何的博大精深，但当时我却不知道，仍上去自我介绍，站在名牌一旁的一位女士热烈的告诉我说：「主席就在外面！」于是引导我们到一个大厅，和茹志鹃女士见面，这时候香华的哥哥张毅迈和嫂嫂林琴芬也赶到，兄妹分别四十年，只能依稀记忆一个轮廓，香华希望同坐一车，但茹志鹃女士认为不可以：「他们另外有车坐！」香华虽然失望，但她以客人的身份，不能坚持，而且，「另外有车坐」应该是指另外有车供坐，香华兄嫂只好退出，结果是当天午夜十一时，他们才狼狈的摸索到锦江饭店。几天以后，当我们渐渐了解真相，香华才想到她应该抱怨谁：「我曾经听到很多报告，台湾同胞回大陆最感动的一幕是人民政府把他的亲人能从千里外找回来团聚在一起，这是一种能力和温暖，为什么我的兄嫂连我们自己出钱雇的计程车都不能坐，只因为要隔离柏杨！」
在锦江饭店，一放下行李，茹志鹃女士就提示她给我们安排的四天日程，只有一次和上海作家座谈，余下来的有两天之久，到浙江嘉兴参观工厂，其他时间则参观上海附近工厂，我这时才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既不是国宝，又不是记者，似乎不需要参观这些展示国力的地方；而我所盼望到学校的访问却没有列进去，于是我提议日程事宜以后再讨论，现在先讨论文学奖，在我观念中，当时就可以确定名单，而在我停留上海期间，就可以举行一次聚会，但是再也想不到，我们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巨大。茹志鹃女士沉吟了一会，说：「上海作家的生活都很清苦，你这笔稿费，是不是可以捐给上海作家？」
我吃了一惊，这跟聂华苓传给我的信息完全不同，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舛，香华看我呆在那里，解围说：「这样做恐怕有问题，如果这笔钱给河南作家协会，还可以说河南是他的故乡；如果给陕西作家协会，还可以说陕西是他女儿工作的地方；如果给上海作家协会，他恐怕难以解释！」茹志鹃女士沉吟，认为这确是我的问题。我开始提起聂华苓，希望缩短建交友情的时间，茹志鹃女士说：「华苓嘛，我们是朋友！」冷峻而官式的声调，使我倒抽一口凉气，但我仍竭力推销我的构想，这个文学奖是全国性的，而在委员会成立后，我除了付出十万元美金外，不再参加任何意见，茹志鹃女士再沉吟说：「对我而言，这样做有困难。」在自由世界，只要有钱，几乎五分钟就可以拟出委员名单，交给律师办理登记，茹志鹃女士提醒我：「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我说：「我承认我不了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仅这一件事而言，难道你不能拟出一个名单？」她仍是沉吟，说：「我需要请示。」我说：「向谁请示？」她说：「向上面。」我说：「上面是谁？」她再度沉吟，我说：「这是纯个人的事，难道你不能作主！」她说：「当然可以作主！」我说：「既然可以作主，为什么还有上面？为什么还要请示！」她坐在那里，冷静的沉吟，我因她不断的沉吟而非常不安。么
碰到铁板上
文学奖的讨论，戛然中止。距我在上海下飞机不到两个小时。
就文学奖跟茹志鹃女士交换意见，很快结束，她不再坚持向上面请示，但坚持必须作进一步的研究，我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肯定答覆，明天？后天？大后天？能不能在我离开上海之前？茹志鹃女士脸上逐渐呈现不悦，但她答应一旦研究出来结果，会通知我。这情形使我困惑，真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如此奇异。好像我有什么阴谋诡计，已被洞烛其计。
──后来，看到十月二十三日香港《文汇报》，刊有中国新闻社从上海发出的消息，新闻上说：「上海作协负责人茹志鹃，昨日对记者透露，柏杨已就利用其在大陆获得之版税设立青年作家奖学金一事，和她进行了初步商谈。茹志鹃指出，此奖可取柏杨及夫人张香华之名，叫做「香柏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