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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女士的这番谈话，我非常感激她认为文学奖是一件好事，应促其实现，但她并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我，而且也从没有提到过文学奖的名称，事实上我们的谈话距名称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也不会为这一点点微薄的心意，连妻子也出马登台。假设文学奖能够设立，名称应由委员会决定，但我可能建议「海峡」「中原」，供委员会参考。
文学奖的讨论，到此碰到铁板上。距我在上海下飞机不到两个小时。不过主客气氛仍然和睦，茹志鹃女士把她指定陪同我访问全国的一位年轻作家介绍给我，然后，陪同我出席《上海文学》举办的一次该刊作家座谈会。在会场上，我看到韩国作家许世旭先生，和从台北来的应凤凰女士，二位虽然比我早到，但显然十分陌生，所以当主席介绍我，由我讲话后，我再把他们介绍给大家。关于应凤凰，我提醒在座各位作家，你们的创作资料，都在她口袋中，她对大陆作家和台湾作家的了解，远超过任何一个人，是台湾的？宝。关于许世旭，这位说一口流利中国话，又可以用一手流利中文写作的韩国（大陆上称「朝鲜」）学者，对中国有很大贡献，使我们一直感到对他亏欠。
我介绍完毕后坐下，会场寂静而严肃，这种冷场出我意料之外，好像我是瘟疫，使我想到我在台湾火烧岛被软禁在军营中，到哪里都呈现的场面。幸好记者开始问话，电台的麦克风、电视的银光灯，使这场尴尬在无形中结束。稍后应凤凰告诉我：在我到达之前，气氛是满热烈的，而且主席也宣布在等待一位台湾作家某人来临，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遭遇。再稍后，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段顺口溜：「广州靠香港，北京靠中央，上海靠毛泽东思想。」说明上海是仍被毛泽东阴影笼罩的一个都市，若干奇怪的现象，可能在这上面得到解释。应凤凰也告诉我她的奇遇，当她和上海作协接头，希望和他们一起到机场接我时，这在自由世界是一个多么平常的请求，但作协也加以拒绝，而把她安排在座谈会上，和当地记者一起采访。
可是，假定要求香华兄嫂同车是一次错误，拒绝捐款给上海作家是一次错误，提议设立全国性文艺奖是一次错误的话，那么，在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又犯了一次错误，一次比前三次都要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我希望拜访曾经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而被共产党开除党籍的王若望先生。一九八七年大陆掀起「反资本主义自由化」运动时，共产党曾开除三个知名之士的党籍：王若望先生、方励之先生、刘宾雁先生。刘宾雁此刻在美国，我希望在上海能看到王若望，在北京能看到方励之。
我之盼望拜访他们，只为了一种由衷的尊敬，他们都是高级干部，享受「公爵级」（司局级）的待遇和特权，而他们都为了坚持自己继续说真话，而抛弃爵位，甚至还抛弃自由！这在世俗眼光中，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傻！我不敢说是英雄相惜，只是对同一种气质的人，不管他是哪一行业，都有一种身不由己的认同和景慕，希望见一面打个招呼，喊一声「喂」，告诉他我尊敬他就够了。尤其国内外报纸上，从没有看到外人不准会见他们的消息。
他不在上海！
「这正是中国人的丑陋面，把说谎当成美德！」
上海作家协会于我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在作协大厦举办了两组座谈，我参加小说组座谈，香华参加诗人组座谈，诗人座谈很晚才散，我就跟小说组一些迟走的朋友，一面谈话，一面等候，茹志鹃女士接受我改变她所拟定的日程，保证说，一切由我决定，作协的任务就是全心全力提供帮助，盛情至为感人，我乘机提出：是不是可以安排拜访王若望先生？茹志鹃女士说：「当然可以，」但很遗憾的说：「可惜他不在上海。」我说：「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说：「回他的老家！」我说：「老家在哪里？」她说：「山东。」我十分沮丧──至少我的表情十分沮丧，嗫喃着说：「非常抱歉，我没有办法去山东。」
回到锦江饭店，我和香华开始商议怎么能见到王若望。应凤凰比我纯洁，她相信茹志鹃的话，但我不相信，最后由香华拨电话给香港《百姓》半月刊总编辑胡菊人。香华记得《百姓》半月刊似乎刊出过一篇王若望的访问。这得感谢锦江饭店，它是大陆可以直拨国际电话少数旅馆之一。胡菊人先生在电话那一端说，他也不知道王若望的电话，更不知道地址，但是他说，他有一位驻上海的日本记者朋友，一定知道，他放下电话就再拨上海，请那位日本记者朋友跟我们联系。
──应凤凰女士第二天便离开上海，所以她不知道以后的发展。直到日本报纸刊出我和王若望终于晤面的传奇故事，经台湾报纸转载后，她才看到，不禁大惑不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都在温室中长大，对于惨烈斗争的大陆社会，茫然无知。我惭愧我不应该心怀诡诈、对人猜疑，当香华拨香港电话时，我几乎都要脱口而出，要她不必再拨。因为不管我对我错，都将使年轻人伤心的质问：「你们这一代留下的是一个什么世界！」
──另一件事也使应凤凰大惑不解，她曾向上海作协询问：柏杨到上海当天，记者们一拥而上，为什么第二天没有一个字的报导？她最初得不到答案，但她终于知道：「所有新闻，要等二十五日一齐发。」
──十一月十日，台北《自由时报》刊出应凤凰的一篇〈上海头痛时刻〉，才恍然大悟说：「为什么要到二十五日呢？回答说，因为二十五日当天，柏杨已离开上海，他们把柏杨列为敏感人物，一切新闻得统一处理，这些话让我们台北来的土包子听在耳朵里，觉得新鲜。他们竟能如此统一控制见报时间，特别是等柏杨离开那天，电视萤幕及报纸版面，才能同时出现──我们终于有机会碰到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
──可惜应凤凰没有留在上海，否则她会感觉更多的新鲜，二十四曰（不是二十五日）一早，在走廊遇到台北新学友书店董事长廖苏西姿女士，她告诉我：「刚刚听到报导你的广播！」原来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天，不过有趣的是，在新闻最后，却附上一句：「柏杨夫妇今日离沪。」
我们和王若望夫妇会面，是二十三日傍晚，请原谅我不能叙述由谁安排，反正当我们突然在王若望家门口出现的时候，因为介绍人已先在电话中介绍过，所以他们对来自台湾的访客，并不觉得惊奇，反而，他们说的话使我们惊奇起来，年轻漂亮的王夫人羊子，让我们成一排坐在沙发上，让王若望坐在我身旁，她抢先发言。
「就在昨天，」她说，「一辆汽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作协茹主席走下来，自从王若望被开除党籍，这么高级的官员没有一个人来过，所以我们深为吃惊。茹主席坐定后，发现王若望不在家，就对我说：『有一件事，无论如何，请你帮忙。』我问她什么事，茹主席说：『有个叫柏杨的台湾作家，曾要求我介绍见王若望，我告诉他王若望出差去了，所以，如果他拨电话来，请你告诉他王若望不在上海。』我说：『不在上海，到哪里去了？』茹主席说：『我说他出差去了。』我说：『我可以这样做，问题是我又不认识柏杨，电话上怎么分辨出他的声音？』茹主席沉吟说：『也是的，不过你可以先问他是谁？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说：『我可以这样做，可是，如果万一他找上门来呢？』茹主席又沉吟说：『这一点倒没有想到！』静默了一会，茹主席说：『这么好了，如果他找上门，你就教王若望告诉他刚刚出差回来。』」
羊子说到这里，坐在一旁的王若望对我说：「柏杨先生，我刚刚出差回来！」
──我差一点叫出声音：「她忘记她说过你回山东老家去了。」
大家哄堂大笑，笑声引起我内心的刺痛，日本记者朋友迫田胜敏先生在旁边静静的坐着倾听，不发一言，我对他说：「十分抱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丑陋面，把说谎当成美德；不但自己说谎，还要求别人说谎！」迫田胜敏深深的一鞠躬，我无法了解他的感受，我只满面羞惭。
侠骨柔情
羊子探监无名，她就伪造一份结婚证书。
比起小地主，小知识份子出身的毛泽东，王若望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他是上海新亚药厂的童工，十五岁时参加共产党，并在《新闻报》发表第一篇文章，后来被国民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十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才被释放。人民政府建立后，他已是「公爵级」官员（行政官十级、文艺官四级）。他的前妻李明女士，同样有辉煌的经历，六岁当童工，也在十五岁参加共产党，是延安时代第一届劳动模范大会选出的劳动英雄，她终身奉献给共产党，但她在反右斗争中精神分裂而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全国没有书可读，羊子偏偏喜欢读书，羊子的妈妈跟王若望是同学，她带着女儿拜见王若望，认为听听空口说白话，也比没有书可读多得一点学问，这里面没有爱情，但他们交往得很投机。后来，她因是一位大学生，被派到湖南一家工厂当技术员。新年的时候，她给王若望写了一张很特别的贺年卡，上面有两行鲁迅题的字：「此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王若望在长久的独居生活中，感到一丝男女的温馨。事实上羊子只因当时所有的贺年卡都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一个有灵性的人而言，唾弃都来不及，所以她挑了唯一异样的一张，根本没有注意上面写的什么，然而，感谢这场美丽的误解，使王若望在再一次被投入牢狱时生出求生意志。
一九六八年，文革进入高潮，王若望被捕（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词比较美丽，称之为「隔离」）。他用尽心机通知羊子，羊子立刻从湖南赶回上海，但她没有身份探监，于是她伪造了一份跟王若望的结婚证书。写到这里，我向这位杰出的女性，深致敬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时代，暴露太多中国人的丑恶，但也显示太多中国人的高贵德性，「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我在台湾，政治犯家属所受的干扰，比起大陆，简直微不足道，可是，多少做妻子的，都翻脸而去。大陆上，现成的夫妻，都要划清界线，羊子不但没有划清界线，反而搭车乘船，辗转千里，奔回上海，自称是一个政治犯的妻子，而且她还不知道王若望能不能出狱，这不是白雪公主的浪漫情调，而是锥心泣血的侠骨柔情。
羊子的怪异行动被父母发现，全力阻止，她最后只好仍回湖南。林彪先生摔死后第二年，王若望才被释放，太久的隔绝，他认为羊子早已结婚，但在听了孩子们叙述如何受羊子照顾，孩子们又如何侮辱羊子（羊子的妈妈釜底抽薪，告诉孩子们说：羊子是个暗探，不安好心，要害你们），王若望鼓起勇气写信向她道歉，以后的发展是众所共知的，她终于嫁给王若望，一直到结婚那天，王若望头上最后一顶致命的「右派」铁帽，才被摘掉。
世界上再没有一个社会，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级更为森严（我在台北曾看过一位回乡的朋友写的文章，对故乡称呼县长为「老张」「老王」，大为称赞他们的平等精神），大陆上的阶级，用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术语，分为五级：「皇上级」（元首级）包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总理、共产党总书记。「亲王级」（部长级）包括部长、副部长、解放军中将以上将军，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公爵级」（司局级）包括中央各部会的司长、局长，各省人民政府厅长、局长，各省共产党部书记、副书记。「侯爵级」（厅处级），包括厅局所属的处长、副处长、各县县长、共产党县党部书记。「伯爵级」（科处级），包括各县政府所属的局长、科长。在全部「国有制」的控制之下，是什么阶级，才有什么享受，分毫不差，好比茹志鹃女士就有一辆她可以调派的汽车，如果她垮台，汽车便转给别人，她就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得到，这正是她对我采取隔离手段的原因之一，虽没有隔成功，甚至引起一些反应，但已足够显示她忠心耿耿，反而更能稳固她的爵位。
我叙述大陆森严的阶级制度，是说明王若望身为「公爵级」高级官员（他是上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有汽车可乘，有宽房可住，有高薪可领，而且年纪已老，又拥有如花美眷，他应该效法儒家系统的圣贤，持盈保泰、明哲保身。但是他不，他仍继续直言。专制封建国家的最大特征：说真话就是一种罪行。于是，一九八七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被开除党籍，丧失所有特权。羊子热烈的支持他。每一个受人敬爱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使人同样敬爱的女人。
我和王若望，二人有很多的相同：我从小加入国民党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他从小加入共产党而被共产党开除党籍；他比我大一岁，羊子比香华也大一岁；我们都是因说良心实话，犯下滔天大罪，而且同于一九六八年入狱。不同的是，他比我坐牢的时间稍短。
在上海最后几天中，我们多次相聚，他亲笔写下赠诗：
十年隔海共文罗，今古清流祸自多；
一夕灯窗如旧识，古稀豪气岂多磨。
寂寞蜗居来足音，慕名久念伯牙琴；
欲逢恰比蓬山远，幸得一苇渡险津。
感慨悲凉，道尽中国知识份子坎坷命运。
复旦大学座谈会
根本没有过这个座谈会，我们被人戏弄！
上海作协的盛情接待，我非常感谢，如果不是他们代订旅馆，我和香华可能无处可住，但就在茹志鹃女士宣称王若望不在上海的当天，我就告诉她，我以后的行程，自己安排，上海作协本来指定一位年轻作家陪同到全国各地的，也请他们取消。这是一个卤莽的决定，无论是大陆住民或是旅客，都要隶属一个「单位」，否则你就成了一个没有线的风筝；大陆和美国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没有汽车便等于没有腿，一个访问者如果不接受接待，单位所派的汽车便立刻撤回。好在上海到底是一个国际都市，锦江饭店门口停满了计程车，我们每次出去，都采取包租制，身不离车，车不离身，不管多少小时，直到送我们回来。另一方面，我也有所恃，虽然传播媒体没有我们的报导，但很多热情澎湃的年轻读者，已从各种管道得到消息，前来旅馆把握相会，从他们身上，看出中国的希望。以后所有活动，都由他们安排（观赏《耶稣？孔子？披头蓝侬》，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已成为忘年之交，为了减少他们的负担，我不能写出他们的名字和结识的经过，但他们给我的温暖和帮助，终身不忘。
不过，几乎是一开始就发生一次严重误会，他们之中一位是复旦大学教授，安排二十三日在复旦举行一个座谈会，我高兴能受到邀请，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一时半，我在旅馆等候，他们派人来接。可是时间已到，我衣帽整齐，正襟危坐，每一次门铃声我都认为定是来接我的，直到三时，还没有消息，不但没有人来，而且没有一声通知；香华怪我是不是听错了或记错了，我有过听错和记错的前科（而且不只一次），所以有口难辩，又不知道怎么查询，年轻朋友家都没有电话，而又不知道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内什么地方，我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
就在同时，主持座谈会的年轻朋友被戏弄的感觉比我更为沉重，对我甚至大发雷霆。原来，就在他们要出发接我的前半个小时，接到茹志鹃女士电话，告诉他：柏杨先生这次来上海访问，日程非常紧密，当你们要求他出席座谈会时，他误以为今天是星期日，我们没有安排，所以贵校的座谈会，他不能参加。然后茹志鹃女士画龙点睛说：「这是柏杨先生教我传话的，他们夫妇就坐在我的身边！」
这项误会在双方终于再见面时冰释。可是茹志鹃女士是怎么知道我坚持要找到王若望？又怎么知道复旦大学有一场座谈会？虽然台湾解严前也是这种社会，但仍使我惊奇。
同样使我惊奇的还有我和老一辈作家赵家璧先生的一番谈话，这位三○年代中国出版界的智慧之星，以二十五六岁的初生之犊，发行当时中国即令不是唯一的，但却是影响力最大的《良友画报》，又主编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新中国文学大系，很多作家都以和他结识为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其他出版家一样，受到悲惨待遇。可是现在，从他给我的名片上的官衔；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