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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骥先生是一位细心的人，他把大清真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结合，当文化大革命时，西安一片恐怖，社会秩序混乱，他每天都到各地观察，遇到被抛弃，被破坏的文物──那都是祖先宝贵的遗产，他就想办法把它们拖回来或抬回来。现在，寺里还陈列着大量这些宝物，加上原有的储藏，使大清真寺有点像博物馆。其中有雕刻精致、巨大的英雄榻，和只有皇太后才可以坐的龙头榻，以及「试官石」──据说它是一个宝石，科举时代，求官心切的人，深更半夜前往钉一个钉子，钉得进去，官就没有问题，钉不进去，做官无望，他就卷铺盖回家。看到那块石头有半人高、上面有很多钉进去的钉子，猜想到有多少人在那里大喜若狂？又有多少人在那里伤心欲绝？
马良骥先生对中国文物的保管无形中也为汉回两大民族的融洽，做了无比的贡献，此外，他给我们这些非伊斯兰教徒，灌输了很多伊斯兰教方面的知识，香华认为是我们最丰富的访问之一，她的兴致勃勃，也带给大家喜悦。不过，我比香华更多一项感谢，那就是在大清真寺，我吃到最美好的一次「羊肉泡馍」，虽然一到西安，我便要求吃羊肉泡馍，朋友们也纷纷请吃羊肉泡馍，但跟我年轻时吃的味道，大不一样。这可不是口味变了，而是品质变了，举个例子说明，一天早上，渝生夫妇特地给我带来一罐我最爱吃的「胡辣汤」，可是只吃一口便难以下咽，渝生坚持是我口味变了，其实是它不复当年做法，现在连一块面筋都没有，而且全是芡粉煮汤，像一盆稀浆糊。因此，在大清真寺，我吃到的是传统的羊肉泡馍，香华一则是南方人，一则因为胆结石的缘故，只敢沾唇，不知滋味，但她从未看见我吃得这么香过，因之肯定它确实是第一流的。假使不是她竭力劝阻，第二天早上，我还会去叨扰一顿。和羊肉泡馍同样诱人的还有「柿子胡塔」（柿子饼），也是人间美味，我们不但吃个够，还讨了一些带回台北。
知识份子的命运
皇帝级的震怒，就是口哨；再不表态，即行电击。
我们抵达西安的第二天，十一月八日，陕西人民政府文化局赵局长晚宴招待，并参观全国霹雳舞比赛，来自深圳的那位青年，博得观众席上最热烈的掌声，但当他发现评判委员们显然跟观众的意见截然相反时，就变成一位愤怒青年。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周雅光先生在西安宾馆盛筵欢迎我们夫妇和两个女儿，他对我改变行程，备为关注，对我能在西安作较久的逗留，表示欢迎。
在辉县时很遗憾的没有拜访素萍任教的西关学校，但在西安却如愿以偿，我和香华前往渝生任教的实验小学，拜会校长张长春先生和副校长魏永清女士，参观他们的电脑教室──一个小学竟有电脑教室，使人兴奋。生在电脑时代，不会使用电脑，他就不会有科技文明的特有观念。毛泽东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完全被累积经验控制，认为「人多好做活」，产生「以量取向」的价值标准，为中国带来灾害。一个电脑盲的国家，不但不能应付现代化战争，连现代化生意都不能做，台湾出租录像带的小店都用电脑，假定不懂电脑，连这份店员的工作都谋不到。老一辈的朋友到美国后常感叹：「不会开车等于没有腿，不会英文等于没有嘴。」其实这些都不算严重，严重的是，二十一世纪以后，「不会电脑等于没有脑」。实验小学开创性的远见，是国家之福。
实验小学的规模使我回想河南省立开封第六小学（中国人好用列排数字的手段，去泯灭个体差异，所以六十年前开封第六小学的地址，已不能记忆），环境都十分优美，有一种亲切气息的师生感情，我和香华参观渝生教的那一班，可爱的小朋友大声叫喊：「柏杨爷爷好！柏杨奶奶好！」渝生的同事都出来相迎，我们照了很多像，那是一个美好的相聚。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路遥，在兴庆宫举办座谈，这是我在大陆参加第三次作家座谈，虽然座谈所在地相距远达一千公里左右，但大家关心的内容，却有共同焦点。大陆上出书困难，全国皆然，路遥曾感叹他每本书都要经过一个深长的过程，大多数作家更有同感。但我们讨论到「作家薪俸制」时，发现大家对「版税制」都深怀恐惧。这是自然的，一个受严密监护的人，甚至民族，都会变得软弱。尤其事实上，失去薪俸，社会环境并不能立即作相对反应，伤害是立即的，而且显着。好比说：自由世界不可思议的关卡，都会呈现，而每一个关卡都足以致大陆作家于困境，首先，他根本找不到印刷厂（因为他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单位）；好容易找到印刷厂，他却买不到纸，好容易买到纸，印刷时间也要拖一个很长的日子，然后，他找不到装订厂，好容易装订成册，也只能堆在家里自我欣赏，因为他找不到发行商──大陆根本没有这玩艺，将来或许会有，但在「将来会有」之前，作家又何以维生？
然而，作家薪俸制一天不废除，作家一天就不容易有人格上独立的尊严。据白桦先生说，当他的电影《苦恋》被批斗前，诗人艾青先生曾经热泪盈眶的表示同情，可是不到几天，皇帝级官员震怒，艾青立刻一百八十度转变，发表凶狠的攻击。剧作家曹禺先生誓言决不参加批判白桦的会议，但在听到皇帝级官员震怒的消息后，不但参加，而且还有下列一段精彩绝伦的谈话，他说：「我从没有见到如此损害我们祖国和党的利益的影片，我恨不得一头撞到银幕上！」这对我是一个严重打击，四十年前，当反抗国民党，为争取民主自由献身的时代，艾青、曹禺两位先生都是神圣的进步人士，受全国青年的崇拜，我不能相信四十年后所看到的事实。
巴甫洛夫的杰作交替反应学说，在长期试验中，当动物听到口哨而又同时受到电击时，以后仅听到口哨，虽没有电击，他也会发抖；同样道理，当动物做某种姿势，立刻就喂他食物，以后他为了得到食物，就会不断做出某种姿势。皇帝级震怒，就是口哨，而作家薪俸，就是食物。在国民党统治下只有三流作家才会变成御用文人，而共产党却能使一些有骨气的作家，驯服成奴才，关键在于共产党一手握电击、一手握食物。所以，当口哨响时，作家自尊就全部瓦解，「热泪盈眶」立刻变成「恨不得一头撞到银幕上」，那是一个可怜的动物境界，而薪俸制是原因之一。
张子良先生热烈赞成废除薪俸，他悲痛的说，每月一百元左右的工资，干什么活都可以挣得到，只是塌不下士大夫那个身段，磨不开知识份子优越感的面子，只好含诟忍辱，不死不活。我深被张子良先生的话感动，知识份子要自己走路，不能等别的「傻子」走出路来之后自己再去走，那是一种怯懦行径。
陕西作家因深处内陆之故，比起沿海城市，对台湾更为陌生，但评论家王愚先生却看过不少台湾作品，他的概括印象是：台湾文学作品失于纤弱精巧，根据文学的发展律，太纤弱精巧，就走到了尽头，需要有大的转变。我同意他的看法，香华和我也分别表达我们对大陆作品的观感，除了社会结构上陌生外，还有气氛上的陌生──雷霆万钧、风雨逼面，给人一种难以呼吸的感觉。大陆作品所表达的再生能力，不如所表达的扭曲能力，而杀伤的气氛又太浓，几个普遍的字，在被赋予新的意义后，海外华人就很难一下子接受，像「闹」「抓」「搞」之类，革命本身是一项严肃的神圣工作，要多少人付出珍贵的代价，甚至包括生命，然而大陆上却认为是「闹革命」，似乎把别人的生存权当成儿戏。「搞」有个小故事，美国旧金山大学中文系主任葛浩文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他在大陆时，一位中国作家对他说：「你专门搞萧红好了，不要再搞别的女作家了。」葛浩文先生吃惊的问我：「中国字有这种用法的嘛！」「抓」也是一个异化，由「抓人」「抓痒」「抓药」，到现在流行的「抓工作」「抓重点」，也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嬷
秘密处死
少陵原上，面对抔抔黄土，凭吊冤魂！
我们在大陆接触的唯一现代化轻工业，是西安蝴蝶手表厂。陕西省公共关系研究会曾举行一次盛大宴会，介绍我们跟西安各界首长认识，席间冠盖云集，而我的邻座正是西安蝴蝶手表厂厂长李云殿先生。台湾是举世闻名的「仿冒王国」，尤其钟表方面，世界上任何名牌，只要说得出来，台湾都会仿造，而且台湾制的冒牌货，比真正的名厂出品，还要精致美观，更为准时。当我表示想参观中国人自己已走出一条路──自创商标的蝴蝶手表厂时，李云殿先生欣然同意，我十分兴奋。我在台湾，还没有参观表厂的机会。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我们从人民大厦乘坐蝴蝶手表厂的车出发，穿过长安县，在前去表厂途中，经杨虎城先生的坟墓，停车参观。这位除了张学良先生之外的西安事变另一主角，自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民间便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直到去年（一九八七），台北《传记文学》九月号上，刊出王禹廷先生写的〈感慨话陆沉〉，才蓦然发现，杨虎城父子原来始终被软禁，最后更被特务谋杀。对台湾读者而言，惨案真相竟被掩饰得密不通风，使人长叹。
西安事变时，蒋中正先生受到平生最大的屈辱，虽然事后教他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用他的名义撰写一篇〈西安事变半月记〉，企图洗涤脸上的污秽，但他心头的仇恨之火，却无法熄灭。蒋中正先生急躁的性格，固执的头脑，使他缺少乘风破浪的魄力，而一直企图在用小动作制造立德立言的形象，固是他自己的损失，这种心态，也是近代中国人灾害之源。张学良先生是英雄好汉家庭出身、热情豪爽、不知道世道坎坷，和人心险恶，他在西安事变中紧急煞车，就是他相信一位英明的领袖，一定慈爱、宽容、厚道，所以当他万丈豪情的把蒋中正先生送回南京时，他就立刻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竟被监禁五十余年之久，实开世界记录。蒋中正对负荆请罪又救自己出险，而以子弟自居的张学良尚且如此，对桀骜不驯，跟自己尖锐冲突的杨虎城先生，那更是非严厉报复不可。所以，当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杨虎城从海外回国共赴国难（事实上是蒋中正的内兄宋子文先生诱他回国），当他十二月一日抵达武昌车站时，特务头子戴笠，还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和湖北省政府官员一百余人，到车站欢迎，这是一个使人动容的威风场面。不久，戴笠说：「委员长在南昌召见！」于是同飞南昌。不久，戴笠说：「南昌常有敌机空袭！」于是请杨虎城到乡下居住。从此，他就被扣押，成为阶下囚犯。八年之后，抗战胜利，杨虎城怀抱希望和信心，认为胸襟宽大坦荡的英明领袖，会对他赦免，他似乎仍没有看清对手的性格。一九四九年，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直到这个时候，李宗仁才发现蒋家班的力量盘根错节，他的命令无人执行，重庆市长杨森回电说：他不知道杨虎城囚禁在什么地方。而这时，杀手已决定把杨虎城从贵阳押解到重庆歌乐山下「戴公祠」松林中处死。执行这个血腥屠杀的大特务有徐远峰、周养浩；小特务有杨进兴、熊祥等。
屠杀现场的惨状，抄一段台北《传记文学》王禹廷先生的记载：
十点钟过去后，汽车过了江，向「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时间是午夜十一点多钟。杨虎城走下汽车，张鹄（小特务）告诉他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先生接见，另一方面等台湾的飞机（特务告诉杨虎城说：蒋中正接见后就专机送往台湾）。接着，在张鹄的带引下，走进了「戴公祠」。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骨灰的盒子，紧跟在杨虎城后面。这一年，杨拯中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早已监视他们的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把匕首刺进他的腰间，他惨叫一声：「爸爸！」没有挣扎就倒下了。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看一看，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执行者，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再说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孩子下车之后，跟着就被带往一间警卫室。一进门口，两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匕首，先把宋绮云夫妇逼向墙角，立即刺杀。两个孩子突然被这可怕场面吓呆，一名行刑人一个箭步向前，两个孩子也哇的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两个孩子，一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宋绮云夫妇的小儿子，不到十岁的宋振中。
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台里，执行人员为了保守秘密，不易辨识，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孩子的尸体也被埋在附近。这一天，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午夜十二时半。
共产党「解放」西南后，于一九五○年二月，把杨虎城先生大小六口的尸体，迁葬到西安南郊韦曲少陵原，我们就是在少陵原上，凭吊冤魂。杨虎城自始至终都是国家的二星上将，既没有被判罪，又没有被免官，却竟然被秘密囚禁十二年，最后仍被秘密处死！而处死的时候，连八岁的小女儿都不放过、秘书都不放过、秘书的妻子和不到十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我们徘徊在大小坟墓之间，落叶发出哗哗的声响，在四周不停的滚动，不知道它们是在寻觅从地下隐约传出的呜咽，还是要扫除人间所有的血渍和泪痕！北风地，一身寒冷。
重译佛经
玄奘译的佛经，已无人看懂，我们需要一部用现代语文重译的《大藏经》。
车到蝴蝶表厂便进入另一个世界，蝴蝶牌手表流行大陆，就像「伯爵」「劳力士」流行世界一样，那是拥有自己商标的手表。台湾冒牌货再好，却永远是冒牌货，无法创出自己的招牌。孙悟空先生最注意自己的招牌了，每次和妖怪作战，他从不在背后下手，因为那样会坏了他的名头，也就是砸了他的招牌，偏偏台湾商人只要能赚钱，宁可不要招牌。
虽然我们在杨虎城墓耽误了很久，但厂长李云殿先生也只是在我们抵达之前，匆匆赶回。☆
「几乎迟到，」他说，「我刚解决了员工眷属的粮食问题。」
这对我是一件新鲜的消息。
「外国工厂厂长，」他解释说，「只管技术、生产、工资，其他什么都不管。中国厂长却什么都管。」
确实什么都管，包括眷属的住宅、孩子的教育、全体员工的休闲活动、卫生医药，以及他们到长安县、西安市的交通，都要厂长一一解决。像美国的底特律城一样，工厂所在地就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高度自主的社区，有特设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各种运动场所、各种运动器材，还有自然发生的各式各样竞赛，使社区充满了生气。这种情形下，厂长自然成为家长，我们不能想像厂长为什么会为员工的粮食，奔走烦恼？事实上，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如果厂长不出面，员工和眷属就可能陷于断炊。家长制有严重的后遗症，但在某一个角度看，它却是强大的向心力，使大陆工厂的首长，更劳累艰难。
跟随李云殿先生步入欢迎茶会场，交换了很多意见，但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工人干部对我的赞扬，他说，读了我的作品，觉得真是过瘾！这样的赞扬，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但却是第一次有机会解释。我说：「我的作品不是为了我自己过瘾，或别人过瘾而写，我盼望通过高度可读性，而生深思。假如只能产生快感，那是我自己表达方式过于肤浅，十分遗憾。」
在进厂参观时，为了避免带进灰尘，我们都换上拖鞋，罩上白衣──像医生一样，怀着一种虔诚心情。李云殿先生耐心的带领我们参观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对新开发的蝴蝶牌一九八九年型方形圆面手表。回台湾后，我仍然戴到腕上，很多朋友惊讶的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