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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大人，托了道尹大人向柏家说亲，把他的女儿硬塞给我，原因在此）。现在更差不多全白啦，如果真如预言说的，身兼七、八个公司的董事长，或身兼七、八个政府的官，包管有人恭维我童颜鹤发，恺悌慈祥，咬定我不但是可信赖的，而且还是有大道德大学问的，起敬起畏，不在话下。
问题是我殊违背「少白头」的原意，迄今仍过着万人以下的日子，跟昨天介绍的冲地炮一样，东窜西窜，见了大官就想巴结，南跳北跳，见了富翁就直觑他的口袋，每天婢膝奴颜，在人多的地方晃来晃去，有时候去晋谒大家伙，走进豪华客厅，就像把一泡狗屎堆到地毯上，不但自己没脸，主人也没光彩，故我之染发，也是为朋友好也。「世人不知余心苦，只谓染发学少年。」嗟夫。
然而，为了省几个钱，年前硬是没染，于是我的尊发就非常别致，上半截是黑的，下半截是白的，明眼人一看就露了底。好容易熬到正月初五，驾旋台北，心里想，涨价期间一定过啦，盖初五者，俗谓之「破五」，年已过去，百业开张，一切都应恢复老模样。乃昂然进了理发店，声明染发，师傅笑脸相迎，在敝尊头上搞了半天，又洗了半天，把药配好，抹了一下，然后像想到了一件大事，正色曰：「老头，今天仍是加倍呀。」我一楞曰：「啥时候才不加倍？」他曰：「明天就原样啦。」这简直混蛋加三级，他如果早一分钟声明，我就宁愿顺延一天，可是既已被捆到刀俎上，也只好凭他坏良心矣。于此忠告后生小子，过年理发时，千万等到问明了价钱之后，再让他下手。
柏杨先生不染发的时候，模样有点望之不似人君，可是一旦染之，而又穿上前年新做的西装，再把皮鞋擦了又擦，迎风而立，装腔作势，俨然五十许人也，谁不称赞一声：「好一个漂亮的小老头」乎。这正是染发的好处，顺便奉劝白发同志，不必扭捏啦，该染就去染吧，尤其年纪大而尚没有太太，又不肯老实的人，白发实在是追求异性的大敌，试想一想，哪个千娇百媚，肯垂青穷而且老乎？
──穷和老一旦团结在一起，就铁定的要过悲惨日子。穷而年轻，还有啥可说的，盖前途无量，不图现在，还图将来。年老而富，也能叫座，一个九十八岁的百万寡夫，照样有十七、八岁的太太小姐嫁他。只是千万别把穷和老混合为一，若柏杨先生者，虽然相面的加算命的，都咬定我一定会大富大贵，但迄今似乎仍看不出有啥苗头，此生已矣，只好来生再踢腾吧。
不过如仅打算走桃花运，老而且富也不见得是福，古书上有则故事（书名偶忘之矣），一位老而且富的朋友，妻妾如云，姨太太嫌他的白发过多，不够英俊，见了白发就拔。而大太太嫌他的黑发过多，会人老心不老，就努力拔他的黑发。结果如何，不卜可知，他阁下成了秃子。柏杨先生幸无此危，聊可酸葡萄一阵矣也。
过去染发，用的是一种黄色似泥的东西，涂到头上「烧」之，色虽烧黑，发却烧焦，不足为训，因而日渐没落。现在流行的是墨汁一样的玩艺，涂上之后，夏天二十分钟，冬天半小时，就黑而且亮。上面那位被妻妾拔发的朋友，如果生在现代，一下子染了个全黑，老太太就无法下手矣。有人对此也提过异议，问过我老人家曰：「染了之后，过两天新头发长出来，还不是白的呀？」新头发长出来当然是白的，如果新头发长出来是黑的，那就不叫染，而叫变矣，唯一的补救之法只有勤染，一次外科手术不能享受一辈子也。
最大的问题是胡子，胡子当然可以染，君看过京戏《甘露寺》乎？吾友刘备先生过江招亲，把头发罩到帽子里骗皇太后，可是胡子昂然的挺在嘴巴上，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还是乔玄先生帮忙，弄了一点奇药一染，白胡子遂成了黑胡子，皇太后大人一瞧，那小伙子还年轻呀，就把女儿嫁给他，如果不经过那么一染，恐怕他阁下的性命不保。
不过古之人也，胡子很长，就是现代的八字胡，海盗胡，也可一染，唯有天天刮脸的朋友，简直束手无策。柏杨先生最大的特长是懒，总是三、四天才刮一次，这三、四天中，白胡子英勇的杂在黑胡子中，闪闪发光，使人感到冒充年轻人之不易。
剃头的危机
到理发店刮胡子是人生一大享受，如果理发师是一位妙龄小姐，用她那柔若无骨的玉手，在脸上捏捏摸摸。再用其并刀如水，刮来刮去，不单刮来刮去，还在耳朵里鼻子里剜来剜去，那些地方平常都是坐冷板凳，没人造访的，忽然爱护备至，浑身每一个毛孔都会舒服得像风箱。呜呼，太太小姐因为没有胡子的缘故，便无法享受这种艳福矣，真是遗憾。同时，胡子这玩艺，对太太小姐也是一种煞星，有一则小幽默上说，一个男人很高兴他是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朋友问他原因，答曰：「我这一辈子都不必发愁会跟一个胡子嘴接吻。」太太小姐就难免有这种危险。有人说男人胡子最最性感，有人说男人胡子犹如刷子，除了刺得肉痛外，有百非而无一是。可惜这「有人说」都是「男人说」，不是太太小姐说，太太小姐最好能赐予指教，以便臭男人遵循。
提起来理发，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月亮圆，不要说古之时啦，就在二十世纪○○年代，刮胡子都是自己用剃刀的，刮的时候，眼瞪得像一块钱，一不小心，就是一个刀口。洋大人发明的「保险刀」，真是功德无量，中国人有胡子的历史跟洋大人一样的久，却一直使用古老的东西刮，实在研究不出道理何在也。理发──对啦，中国传统文化中，理发不叫理发，而叫剃头，故有诗曰：
「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人剃，头还是我头。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最后两句，有高深的哲学在焉，套而言之，「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试看斗人者，人亦斗其人。」这乃是因果律，天道固好还也。不过现代理发师都是对着镜子自己理自己的，剃头与理发的区别，岂在此欤？
剃头最大的苦处是刀钝而头发没有洗得够久，柏杨先生小时，隔壁住着一家人，每逢初一、十五，是他们「人亦剃其头」之日，父剃其子，子剃其父，兄剃其弟，弟亦剃其兄。有一次我有事回乡，刚进巷口，就听喊声震天曰：「杀了人呀，快救命呀！」其声凄楚，使人落泪，当下家也不回啦，闯进该人家府上一看，原来一家大小正在艰苦剃头哩，该喊声不是出自儿子，儿子怕骂，有泪只敢往肚子里流，而是儿子正在给老爹剃，老爹在奋勇呐喊哩。
剃头在中国政治史上，曾占过最重要的一页，满洲王朝入据中国之后，带来了若干奇异的装束，其中最他妈的莫过于剃头和辫子。直觉的想，剃头和辫子是不能和平共存的焉，既然剃了头，自然没有辫子立足之地，既有辫子立足之地啦，头就剃不了。而怪就怪在这里，满洲人剃头不是全剃，而只周围剃，却在头顶留下一小撮头发，梳成小辫子，该小辫子像猪尾巴一样垂下来，构成世界上最丑陋的图案。这条辫子，在中国人头上，垂了三百年之久，成为忠贞和叛逆的标志。大体上说，有辫子的朋友都是爱国的，没辫子的朋友思想就有问题啦。后来一些在外洋留学的学生，受不了猪尾巴之苦和之羞，愤而剪掉，回国时就只好装上一个假的，盖酱虹蛆和硫磺虫都是凭辫子以辨忠奸也。
──臭男人古时候也是梳辫子的，不过该辫梳好后，像蛇一样盘到头顶（贵阁下看到京戏《乌盆计》乎？刘世昌先生的冤魂上场，头发是披散着的。盖人鬼之分，也在辫子，人可以梳辫子，鬼则四肢无力，只好任其披散着矣）。夫辫子盘到头顶，还可将就，而像猪尾巴一样垂下来，其难以入目之状，实在弄不懂姓爱新觉罗的家伙，当初是怎么想的，莫非其脑褶纹里多了一颗钉乎？当初为了教中国人接受这条猪尾巴，曾喊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口号，已经够王八蛋啦，后来眼看政权都要不保，仍不肯对那玩艺让步，真是「辫存国存，辫亡国亡」。无他，酱缸太深，爬不出来。
──然而辫子也并不完全没用，其一、两个人打架时，一旦抓住，就算打赢啦。其二、三作牌逮捕囚犯时，把各路好汉的小辫子拴在一起，就牢不可破，对于国库来说，用不着买绳买索，也是节约之道。但正因为小辫子有被抓的诱惑，人们见了辫子，总忍不住跃跃欲试，于是有些朋友就在辫子上练功夫。平江不肖生先生的《江湖奇侠传》，就介绍过一位柳先生，其小辫子就千万抓不得，盖他阁下的小辫子能自动自发的直立，其硬如铁，四下挥舞，呼呼生风。有些聪明的家伙，刚抓到了手，自以为这下子可算下了判决书啦，只听当啷一声，该辫已金鸡独立，把他的虎口都震出血来，咦！
春节春联
去年（丙午）阴历正月初一日，是阳历一月二十一日，眼看再过几年，阴阳历之年，就要合而为一。可是今年（丁未）的阴历正月初一日，却是阳历二月初九日，两者距离，反而越拉越长，盖阴历过得不可开交时，索性「闰」上一月，人为的四季就跟天为的气候配合矣。去年是闰三月的，这种办法妙不可言，不过一个人如果生在闰月，做起生日可麻烦啦，每隔三年，才有一闰，而闰月是顺序而上的，再闰就闰四月啦。势必要等到五十三岁那一年，才能过第一次生日，才高折寿的朋友，恐怕还等不到那一天哩。这比阳历要差劲得多，阳历如果生到二月二十九日，因为是固定的，每隔三年，还有一个生日可以庆祝，情况大不相同。
但阴历也有它的好处，二十四个节气，像太平洋上国际时间变换线一样，把太阳的光线计算得清清楚楚，每一个节气都是一把看不见的锯，大自然在该锯之下，裂成二十四块。好比「冬至」吧，俗云：「吃了冬至饭，一天长一线。」过了冬至，白昼就一天一天的长，黑夜就一天一天的短啦，阳历就没有这么显明的标竿矣。我们说这话，不是仍怀念阴历，相反的，不但不怀念阴历，甚至对阳历也不满意，联合国正在研究一种新阳历，该新阳历比现在流行的阳历还简单，一年十三个月，一月二十八天，星期几永远固定在某一日，既便于记忆，也便于发饷，另一天作为世界日，全世界人类一齐休假。但新阳历似乎也有毛病，十三个月就难分春夏秋冬啦，也难分上半年下半年啦，而十三个月加上一天世界日，好像仍多了一点，百年千年下来，照样要乱。呜呼，千怪万怪，都怪上帝，他老人家如果吩咐地球转得稍微快一点或慢一点，岂不一切都解决了乎哉。
当初中华民国成立，推行阳历，小民耳朵发背，认为「阳历」者，「洋历」也，颇起反感，加上五千年的风俗习惯，当然难改。政府就祭起了两项法宝，一个法宝是逢到阳历之年，派出警察，喝令商店关门。另一个法宝是逢到阴历之年，也派出警察，喝令商店开门。如此这般，闹了二十多年，一直闹到抗战爆发，大概筋疲力尽，这才把阴历年改成「春节」，维持颜面。
「春节」就是年，年就是「春节」，除了官文书，没人谁说是春节的，说的仍是「年」，这个年是二十四节气外最大的节气，要过了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才算过完。在这十五天中，农村就像殭尸一样，行旅的客人，连个买饭的地方都找不到，真能饿死到道旁也。
春节唯一的活动是吃和玩，盖阴历年适逢严冬（过年而不是严冬，犹如过耶诞而不下雪，总觉得不够劲），正当农民休闲。夫小民一年忙到头，既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孔丘先生诞辰这类的例假，过年是唯一光明正大的歇上一歇的机会。不要说男人，就是比男人还要辛苦的女人，从正月初一日到正月十五日，半个月期间，连根针都不准摸，孩子的钮扣掉啦，也只有等过了元宵节才能缝。据说，谁要是胆敢碰碰针，挨挨线，或拿拿剪刀，她的手就一定会生疔疮，盖玉皇大帝规定如此，特派天兵天将，各处巡查，不容违犯也。这个迷信含义深刻，有百利而无一害，大概专门对付那种在过年时仍不放过小媳妇的凶恶公婆，给小媳妇一项天赋自由。
不知道读者老爷有没有一种感觉，凡是遇到了啥子节日，报纸就没啥可看的，有时该节日过于庞大，报纸还多出几张，按说应该有啥可看的吧，结果反而更没有内容，只要望两眼就望尽啦。无他，应景的文章太多。所谓应景的文章，也就是形势比人强──手不由己的文章。以前面介绍的孔丘先生诞辰为例，届时也，大批名人出笼，满坑满谷，无一文不猛捧，张大亨研究他阁下的「仁」，李大亨研究他阁下的「恕」，反来覆去，引经据典，都是别人说过几万遍的，不但没有新的意义，连旧的意义，因为辗转抄录，也走了样。这种文章，似乎只有三个人看，一个是检字工人，一个是校对，一个恐怕就是专门拣骂的朋友矣。
春节自然也有应景文章，不过春节的应景文章却是民间的，虽然同样很俗，却不讨人厌恶，盖俗也是出自内心的俗，有时一个字就含有一本书都说不完的意义。初二那天，柏杨先生去一位朋友家拜年，该朋友破大门上倒贴了一个「福」字，不由大吃一惊，他阁下也曾上过学堂，怎么连字都分不出上下，于是一进门就立刻指正他的错误，喊曰：「老哥，你的『福』倒啦。」依闻过则怒学说，我想他一定要跳高的，岂知他不但没有跳高，反而笑眯眯曰：「福到啦，福到啦！」盖「倒」、「到」谐音，取个吉利也。虽是应景，但穷极生疯之象，也动人心魄。记不得哪本书上看过，一位也是爬格子动物，索性在门口贴上一联，曰：
一棒打出穷鬼去
双钩搭进财神来
这应景文章就非常结实，其穷凶极恶之状，与柏杨先生好像表兄弟。不过该家伙似乎手头仍有几文，还可买「棒」买「钩」，柏杨先生只好「一脚踢出穷鬼去」「双手拖进财神来」矣，哀哉。
中国人的膝盖
柏杨先生府上，也有自写对联，上联曰：「咦，啥子地方炮响」；下联：「唉，原来有人过年」。红纸黑字往门框上一贴，人称之为三绝，一绝是柏杨先生的字，龙飞凤舞，铁画银钩。二绝是柏杨先生的辞，义理深奥，雅俗共赏。三绝则是柏杨先生的纸，迎风招展，清脆有声。
不过后来有朋友劝曰：「观你文而知你之人，现在文化复兴，尊老敬贤，你可能还有官做的，但看你这一副对联，定是老不正经，就一切都吹啦。」我就又把它撕下，可是今天已阴历正月二十三日，官仍没做成，特介绍出来，以便流芳千古。呜呼，在应景文章中要想不跟着大家走，自己走自己的，都有这么多问题，其他的事就更可想而知矣。
──对联文学是中国特有的文学，跟日本的「俳句」一样，都是用洋文怎么译都译不出来的。要想欣赏「俳句」，除了生为日本人外，别无他法。要想欣赏对联，他也得生为中国人，而且还得对文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普通一个洋大人，埋头二十年三十年学中文，别的文学大概可以弄懂，却很难弄懂对联也。尤其是中国的对联，比日本的「俳句」更难，不但求其音节的美，更进一步的，还求字的对称──包括音的对称，声的对称，形的对称，义的对称，词性的对称，动静的对称，性别的对称。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国朋友，有时候用了终身之力，都搞不通。
正因为如此，对联不但在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读书人纷纷当官的缘故，所以在政坛官场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平常日子，脑筋里就一直想着这玩艺──不是想对联，就是想作诗，而诗的骨干也离不开对联。大家一窝蜂的酱在里面，国计民生就成了破鞋啦。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长足的进步，恐怕跟官儿想对联的时间多，想政事的时间少有关。《坚瓠二集》上有一则故事，一位姓赵的朋友，当了太守，一天在街上看见有人用命纸在那里糊制灯笼，「命纸」者，阴历年流行的神仙画像也，不禁出了一个上联曰：「命纸糊灯笼，吉星高照」；可是却怎么都想不起下联，气了一晚，不在话下。第二天，有一位老头前来向他呈献日历，他的灵感立刻来啦，拍案大叫曰：「头巾顶日历，太岁当头。」把那个倒楣的老家伙吓得屁尿直流。呜呼，阿基米德先生当初也是想了几天几夜，最后从水缸中一跳而起，光着屁股满街大叫的，可是二人沉思的内容，却相差太远矣。
当然，遇到了对联大师，并不见得就一定非倒楣不可，也有竟然死里逃生的，只看运气如何罢啦！《驹阴冗记》上说，韩雍先生在江南作巡按之官，夫明王朝的巡按，等于军阀时代战地军法处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