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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又回到原处，把袖子一卷──读者老爷莫急，他袖子一卷不是打架，而是就往该朋友车前一躺，结果花了五十元才买他爬起来。
另有一件供贵阁下娱乐的事，发生在前年夏天，柏杨先生于该天到台北厦门街找朋友借钱，就看见了一幕。一个眼看就要倒楣的家伙，开着他的老爷汽车，停在平交道栏杆外面，恭候火车通过。他倒是没有撞人的，可是，他不撞人，人却撞他，一辆风驰电掣的人力三轮车，从后面赶来，煞车不住，从旁边擦过，勇敢的撞到该老爷汽车的车头上，车夫先生的袖子被粉碎了的照后镜刮破，当然也流出来一点尊血。好啦，这就够啦，他下了三轮车，悲惨哀号，好像美国印第安人已驾临台北，要剥他的头皮。人群闻声云集，一齐怒吼曰：「你们有汽车的人没有一个讲理的，把人撞成这个样子，还不在乎呀，拉下来揍他。」该倒楣份子只好赔了一百二十元。
这两个故事使人垂头丧气，南京东路那么一撞，当然欺人太甚，但三轮车踏到快车道上，同样也欺人太甚，而快车道上突然出现了三轮车，三作牌却没有看见，就未免难为情啦。厦门街一剧，证明中国人已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只论强弱，不论天理国法，穷苦的三轮车夫如此，蠢血沸腾的群众如此，二抓牌不用说，更是这个调调。呜呼，除非你有势，你就很难有理，有理也没处说，说啦也没有用。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按事实判断是非，只按直觉判断是非。脚踏车撞了行人，脚踏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三轮车，汽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行人，那就更没有个完。
同样情形，行人不守交通规则也是车祸的主要原因，一个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腿，最好走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路。要走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路，似乎就得换上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腿。有些朋友走路就好像得了低头疯，《儒林外史》马二先生逛庙会，形容曰：「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低头疯则是「他不看车子」，如果再碰到「车子也不看他」，就头破血流矣。
压死活该
在农业社会中，交通不便，行人稀少，普通一个县城，来来往往，不过那么几个人，而且都是步行，你撞我一臂，我碰你一肩，没啥了不起。偶尔有个骡车经过，立刻万人瞩目，早就避开啦。同时骡车的速度比起汽车，简直不能比。即令没有远远避开，临时一跳，也还来得及。这还是较大的城市，如果较小的城市，像甘肃河西走廊的那些县份，若山丹，若玉门，在十字路口站了半天，都难看到一个走动的影子，景象凄凉，更不在话下。在这种马路上，当然怎么走都可以，直走固没人说啥，横走倒走，也悉听尊便，除非忽冬一声掉进水沟里，不会有其他祸事也。
有些人到了纽约，有点不惯；有些人到了台北，也有点不惯；不要说噪音能把人吵疯，仅只到大街上走那么一趟，他的尊腿如果仍是十八世纪的腿，他就得十分痛苦。现代的尊腿在穿过马路时，就得跟贼先生一样，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身手俐落，当机立断，如果仍坚决的复古，安步当车，早晚会有一辆汽车感动得猛吻他阁下，以示拥戴。
报上说警察局已对十八世纪的腿，采取行动，有若干乱走的朋友，被罚扫大街，这是一个菩萨心肠的处罚。但柏杨先生不赞成扫大街，盖扫大街类似体罚，于法无据，而执行者要面对着受罚者，势必严重的伤害了受罚者的自尊心，会结下无聊的仇恨，产生无谓纠纷。而且一扫就是几个小时，等于妨碍自由──而且是侮辱性的妨碍自由。只要罚钱就行啦，这比挖他的肉还要使他心痛。有人说，罚钱有缺点，有钱的朋友根本不在乎。我想这只是技术问题，不是原则问题，一个拥有三千万元的哼崽之辈，罚他一块钱当然不在乎，但罚他两千五百万元，他就在乎啦。当然，法律上不可能罚这么多，但可以罚到最高额。它主要的好处是只教他心疼，而不会引起他对三作牌私人的反感。一个十八世纪的腿，经过两次严重的罚款，准能把它变成二十世纪的腿。
柏杨先生忽然想建议立法院，应该制定一条法律，凡二十世纪的汽车撞到了十八世纪的腿者不罚。给汽车司机颁一面锦旗似乎不像话，但总不能罚。盖错不在他也，社会上必须有是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因为外在的大小不同，连是非都跟着变。
仍是一句老话，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车祸就绝对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四十公里的时限是随时可以煞车的，凡煞不住的都是超速。行人如果有两条二十世纪的腿，他就不致晕晕忽忽，乱闯乱荡。
中国同胞撞伤或撞死了人，往往撒鸭子就跑，而美国同胞便很少这种现象（不是真的一个都没有，请别抬这种瞎杠），非美国同胞全是神仙，中国同胞道德沦丧。而是有两种原因，使美国同胞比较厚道也。一曰，他们在车祸中可以得到是非的判断，司机老爷不怕不可理喻主义，只要有理，他跟被撞的家伙一样，同受法律和舆论的保护；不会像在中国，只要汽车撞了人，司机就铁定的要倒楣。二曰，美国同胞样样有保险，一切都由保险公司负担。呜呼，一个司机老爷，月薪能有几两银子？不小心出了节目，真是哭皇天都没有用。前些时一个小孩子被撞驾崩，除了棺材费外，还赔了四万元，一个司机要想赚到四万元，恐怕得四年的时间不吃不喝。如果没有撞死而只撞伤，麻烦似乎还要更大，司机老爷惊恐之余，把鲜血淋淋抱到台大医院急诊室，而台大医院是有名的杀人找不到凶手的地方。古人有先礼后兵之法，台大医院虽然是国立的，却是先钱后医。司机老爷当下就得卖裤子，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仅医药费就受不了，仔细一想，还不如当初一溜了之。正因为后患无穷，所以有些司机老爷能溜就溜，假如每辆汽车都有意外保险，他就实在没有溜之的必要，盖无孔不入的保险，能使人类善性的本质，得到鼓励和发扬。
我们的人寿保险，已出了花样。产物保险，也非常奇怪，嘉义大地震，保险公司竟然联合拒付；宜兰大火，保险公司也竟然联合拒保，说出的理由一火车都装不完，其实两句话就包括尽啦，曰：「万方有罪，罪在客户。」汽车保险有没有撒赖的，柏杨先生不知道，将来如果好运当头，当再向各位读者老爷介绍。
嗟夫，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基本规范，这规范在外行人看来，既稀松又平常，但在本行业之中，却十分严重，不但十分严重，而且关系着该行业的兴衰，当这些基本规范或被制定为法则，或被容纳于行为，成为本能的一部份时，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规范被遵守的情形，来判断当事者的价值和份量。
好比说吧，「盗亦有道」，强盗朋友对局外人固然吹胡子瞪眼，乱搞一通，但强盗朋友自己人之间，照样讲道德说仁义。皇帝老爷坐在金銮殿上，固然用道德仁义要求他的臣民，强盗老爷坐在忠义堂上，也同样用道德仁义衡量他的伙伴。你阁下一旦走投无路，身无分文，计画偷点什么，想跟柏杨先生光荣合作，由你阁下摸进大门猛俘，由柏杨先生在墙外把风。我如果灵机一动，接了两件钻石项链之后，一瞧三作牌来啦，连暗号也不打，就脚底抹油，而把钻石项链下了腰包，恐怕你阁下捅我刀子时，就义正辞严。
──强盗不遵守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强盗。
抄风和套风
文坛上也是如此，作家学者虽不是强盗（这可不是说作家学者的人品比强盗高，而只是说作家学者们的胆量大多数都比强盗小），但作家学者们也有基本的立身之道。不管写得好也罢，写得坏也罢，写的是哥哥爱妹妹鸳鸯蝴蝶派也罢，写的是谁看啦都出汗的现代派意识流也罢，有一点必须要大义凛然的，那就是，不能当文抄公或文套公，不能抄别人的作品，也不能套别人的作品。再名震世界的作家，一旦发现他的作品是抄别人的，或套别人的，他就砸锅矣。以莎士比亚先生之尊，当然举世无匹，谁提起他都会脱帽致敬的。可是一旦泄了底细，他的作品竟然都是──不要说都是啦，只要有一两篇被证明是抄他老友柏杨先生的，他就得卷铺盖。
自从一九五○年代开始，二十年来，抄风和套风颇为茂盛，有些是抄古人的（其实也古不到哪里去，顶多是○○年代「古」），有些则是抄三○年代的，大概英雄欺人，自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该秘本，万万料不到，文字的流传，无孔不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古人」之书，台湾有时候偏偏也有。而大陆出版的「今人」之书，台湾虽没有，香港却有，日本也有。运气不济时，碰到该死的好事之徒，一对一照，就露了原形。一九五○年左右，有位朋友还用其抄品，不断的得什么奖，后来有人恼了火，该朋友遂丢了官，一直倒楣了十五、六年，最近才算复兴。但这个活例子并没有使利欲薰心的朋友得到教训，该抄仍是照抄。
抄品大都限于理论，如果死缠活缠，还可缠出来一点理。至于创作，就无法抄矣，但虽不能抄，却可以套，一套就是一本，比小孩子玩尿泥还兴趣盎然。这种例子，如车载斗量。再过些时，柏杨先生一急，真打算列出一张表来，以便读者老爷引经据典。呜呼，军人不能冒功，文人不能抄袭，这是最基本的规范。当一个文人，可以偷，可以抢，如果走桃花运，也可以乱爱，甚至乱爱得刀光血影（当然，最好不要刀光血影），如果大发雷霆，也可以杀人，甚至也可以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但是，绝不可以抄，也绝不可以套，为了急于成名，或为了急于弄几两银子，猛抄猛套，天老爷注定他要坍台。
──作家学者，不遵守作家学者的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作家学者。
保险这一行业最崇高的境界，应该是一旦付保险金时，不但付得迅速，而且付得痛快。喝人血的那种地头蛇想法，固然顽劣，就是缠到最后，虽然不得不付，大概心里始终觉得别扭，那股办不完的手续，也属于耍赖。据说有些保险公司在付保险金时，好像该倒楣客户故意坑他，就心怀不共戴天之恨，能凶就凶，能刁就刁，倒楣份子或倒楣份子的亲属，哭哭啼啼去领钱时，就好像抽了他娘的脚后筋。
在一个有理可喻的国度里，保险公司是以「迅速」「痛快」为号召的。有一则小幽默可以启示他们奋斗的目标。在某一个场合里，两家保险公司经理碰面，甲经理曰：「敝公司是美国第一流的，客人上午断了气，中午就把保险金送到他尊府。」乙经理嗤之以鼻曰：「天乎，这慢成啥啦，昨天有位客人从十八层楼跌下来，经过七楼敝公司窗口时，我们就把支票塞到他喊哎哟的嘴里。」
中国小民是被欺弄惯了的，如果遇到这种硬塞的镜头，不跌死也会笑死。即令上个月出事，下个月拿到钱，就可能喜欢得昏倒到保险公司的柜台上。这故事应作为中国保险公司的座右铭。有一点似乎请考虑的，发财的道路很多，走正路照样可以发财，不一定非走歪路不可。喝米汤照样可以长得又白又胖，不一定非喝人血不可。保险公司如果用「迅速」、「痛快」建立信誉，它的业务同样兴隆，逞凶耍赖，只是杀鸡取卵的眼前欢，中国人事业所以到处都是昙花一现，而很少立百年之基的（更不要说万年之基啦），虽是个人悲剧，也是国家悲剧。
──保险公司不遵守保险业的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保险公司。
报上有一则关于车祸消息，说政府正在考虑，凡车祸发生后，司机停车救人的，应减轻处罚。呜呼，这是一个好意见，提出这意见的先生，柏杨先生应向他作一个大揖。不过我真是越活越两眼漆黑，今天才知道法官老爷过去对停车救人的司机都是下了狠心的。记得十五年之前吧，有一位军车司机，在台北街头撞倒了一个孩子，把他抱到医院求治，旦孩子仍是死啦，该司机竟被游街枪决。嗟夫，他阁下如果当时跑啦，查出捉回，又该有啥更严厉的处罚乎哉？对肇祸逃走的司机，理应严重的处罚，甚至五马分尸，都未尝不可。但对停车救人的司机，应视他当时的行为，给予减轻，而且在录取了口供之后，立刻交保。中国很多立法委员和很多法官老爷的心理，似乎只会逼得人必须重复犯法才会安全，这不是良法，而是恶法。前曾言之，行贿受贿同一处罚，不但根绝不了红包，反而使贪污份子更猖獗，使官场更腐败，真不知立法的人脑褶纹里，啥时候塞上石炭的也。
唯一武器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分类越简单，内容也越复杂；分类越精细，内容也相对的比较单纯。学图书馆的朋友都知道，书籍如果只分为两大类，好比说，只分为文学的和科学的，恐怕你去借一本书，管理员先生能找上三天。而必须一分再分，三分四分，分到明察秋毫，管理员先生才能在书海中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人的分类亦然，想起来上帝真是低能，只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男人，一类是女人，实在有点单调，如果分成七、八类，甚至几百几千类，这世界早就太太平平矣。不要说分得这么多啦，仅只再多一类，跟若干低级动物一样，有一类是男女同体的，用不着焦头烂额的穷追，也用不着锣鼓喧天的结婚，更用不着气急败坏的离婚，一高兴就自己努力生出一个胖娃儿，岂不减少许多纠纷乎？可惜上帝没有柏杨先生这么聪明，只会大而化之，分成两类，这世界就乱成一片矣，圣人曰：「食色性也。」唯物论者相信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也有人相信男女间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历史书上可以看到，几乎一半以上的大小事件，都和性密切相连，往往是这样的，男女二人，只要上床睡上那么一睡，历史就会向另一个方向跑。
这两天正在拜读七海游侠丛书《海底沉船》，一个江洋大盗，专门打捞沉船上的黄金，使得保险公司赔得吐血，派出去的侦探，全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最后决定派一个如花似玉出马，其理由是：「向人性最软弱的一方面下手。」结果该阴鸷毒辣的江洋大盗，犯了他平生第一次错误──但这第一次错误就足够啦，因为干他那种勾当的朋友，第一次错误也就是最后一次错误。
历史是人类行为的纪录，而人类行为不但受经济的支配，也受性的支配，吾友武照女士不声不响的就把唐王朝搞不见啦，代之而冒出了一个南周王朝，她的唯一武器就是「性」，把皇帝丈夫李治先生，玩得兜兜直转。吾友希特勒先生年轻时曾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爱她爱得要命。不料被一个犹太小伙撬了去，是该小伙的钱比希特勒先生多欤？抑人比希特勒先生正派欤？都不关紧，关紧的是，希特勒先生终于失了恋，这一场失恋使他把犹太人恨入骨髓。后来他发达啦，他的这层深入骨髓的恨就扩大为政治行动。这理由当然是说不出口的，就只好拣些说出口的理由说，好在说出口的理由多得很也。
这些史实，当然其大无比。对于个人来说，性就好像船上的舵一样，简直更立竿见影，该舵只要轻微的动那么一动，船头就立刻改变方向。这一改变，可能从歪路驶上了航线，完完全全的进入港口。也可能从正路斜刺里滑过去，冲到乱礁恶浪之中。刺激当然很刺激，而且随流而下，迎风招展，大概也真舒服舒服。不过问题是，将来要把船再驶出来，恐怕很难。
男女间的关系，因为分类简单之故，所以每一对男女，都是一个盘丝洞。蛛网密布，有银丝的焉，有金丝的焉，有黑丝的焉，有红丝的焉，有乱七八糟其他各式各样丝的焉，盘根错节，绕成一团；纵是死圣人兼活圣人，都解不开；纵是关云长先生复生，手执青龙偃月刀，也无法一刀两断。表面看起来，一男一女，简单明了，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明了，其中学问可是大啦，比较起来，什么核子原子，简直全是幼稚园。只有柏杨先生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可是长到老学到老，最近也打算申请退位。盖人性上的弱点，各有不同（谁要说谁没有这种弱点，那算有前途，我马上就去买一块冷猪肉塞到他嘴里），对这种弱点的反应也各有各的一套，张三有张三的焉，李四有李四的焉，王五有王五的焉，赵六有赵六的焉，于是乎，麻烦大矣。
邵氏公司坐第一把交椅的导演秦剑先生，和邵氏公司也坐第一把交椅的女明星林翠女士，闹了婚变。香港和台北两地的报纸，左一个新闻，右一个特写，大登特登，有的说秦剑先生豪赌成性，把这也卖掉，把那也卖掉，把太太卖得心酸。有的说林翠女士另有男友，过阴历年时都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