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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声誉。
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农业社会的婚姻，前已言之，表面上看起来虽然稳固，但那是用一种惨无人道，鲜血淋淋的下流手段控制的。其中最大的精义是，女人不是人，女人不但没有人格，简直连狗格都没有，男人怎么整她，她就得怎么受，男人怎么侮辱她，她同样的也得怎么受。正史上多得是，皇帝老爷们一高兴就能一杀一大批，再一高兴就能教宫女脱下裤子，一字排开，让狗羊跟她们性交。这种畜生世界，也只有酱缸蛆和硫磺虫怀念备至，认为死也不离真是好呀，小民就无话可讲矣。不仅制度如此，又因为女人没有经济能力，也使得臭男人的气焰不可一世，女人离了男人就没有饭吃，好死不如坏活，她也就只好认啦。
工业社会的夫妇关系是崭新的，我们老祖宗如果复了活，一看见现在的夫妇之道，恐怕大叫一声，重新一命归阴。不要说很「古」啦，就在一○年代，你去找朋友，敲了半天门，里面娇滴滴应曰：「没有人在家。」盖男人才是人也，女人固不是人也。而现在年头大变，不但是「人」，而且该「人」还是当权派，迎客进厅，又敬茶又敬烟，然后三言两语，话不投机，还没开口借钱，就被轰出去。这种场面，古家伙们不要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过。
最主要的是男女的地位日渐平等，绝对平等当然不可能，有时男权高一点，有时候女权高一点，但，平等的观念却是崭新的，明目张胆的骑到女人脖子上的已很少啦，而且就是想明目张胆的骑，也骑不上。这跟小家庭有关，也跟女人受教育，一脑子古怪思想有关，也跟男人娶太太一定要猛追一阵子有关，也跟离婚制度有关。
偶尔翻了翻旧报纸，上面有一段天主教主教于斌先生的一段话，该话曰：「有人把中国的婚姻制度来说明今是昨非，并与相对论拉在一起，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过去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并不是是与非的问题，而是风俗习惯问题。即使在旧社会里，婚姻的结合，也并非全是盲目的，其间至少要经过父母的观察，媒人的说明，甚至当事人也会参与意见，加上道德精神的维系，所以男女当事人一旦结了婚，绝大多数都能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过去，虽然没有离婚的法律，但仍有所谓『七出』的公论，事实上，『七出』在我们过去的社会里，又有几家用过它？」
接着是一阵感叹，再接着就厉声问曰：「今天的婚姻又真能算是幸福吗？」并自己作答案曰：「事实上大有疑问。」
于斌先生一席话，使柏杨先生想起一则小幽默。一个星期天，在礼拜堂里，神父老爷讲婚姻生活，把婚姻生活讲得天花乱坠，听众也心花怒放。讲演已毕，大家一轰而出，一个太太向另一个太太曰：「经他那么一讲，我觉得结了婚真不错。」另一个太太万分困惑曰：「真是奇怪，一个人对他知道越少的东西，却哇啦哇啦讲得越多。」
呜呼，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古之时也，到底美满不美满。今之时也，到底幸福不幸福。和尚最好不要冒充内行，除非他是花和尚。「古」时候的婚姻，当事人虽然参加意见，但那意见的份量跟小孩子对吃药意见的份量一样，小孩子对他自己的吃药，当然可以参加意见，一百个孩子恐怕就有一百个孩子拒绝吃药，但一百个孩子也一百个孩子最后仍得吃之，就是捏着鼻子灌，也逃不了那一劫。儿女胆敢拒绝父母为他安排的婚事，他铁定的要付出可怖的代价──贫穷或死亡，如果他阁下再主动的自己去挑去选，那情势就更严重啦，盖「自从盘古立天地，哪有儿女自定婚」，不仅是违犯了父母，而且是违犯了吃人的礼教，成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每个酱缸蛆都可扑而杀之。吾友柳迎春女士，就是一个例子，非嫁薛仁贵先生不可，结果她只好跳井，老头不但不觉得难受，还不准做母亲的哭哩。
要说「当事人一旦结了婚，绝大多数都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恐怕于斌先生只在门口望了一眼，没到厨房仔细瞧瞧也。前已言之，这些被酱缸蛆歌颂为美满的家庭，是建筑在女性绝对屈辱的斑斑血迹上，吾友来俊臣先生是唐王朝功力九段的酷吏，有四句名言曰：「每讯诸囚，均称冤抑，一旦处决，咸无异言。」倒楣份子当然没有异言，盖尊头已被砍掉啦。但我们不能因为听不到异言就认为杀得公平，犹如于斌先生不能因为很少用七出之条，就认为古时候大多数都是美满家庭。
一盆浆糊
我们承认古时候用七出之条不多，但那只能证明女人更可怜，和臭男人更恶劣，并不能证明他们婚姻生活美满。夫苏俄很少把人开除国籍的，那只能证明铁幕更紧，暴政更凶，不能证明苏俄是快乐的国家也。古之女人，生下来就被道德精神注定要受玩弄受侮辱，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辈子都不能自己直直脊梁，有灵性有胆量的太太小姐，稍微挺了挺，就「牝鸡司晨」，成了大不祥之物。
于斌先生认为古时那一套不是是非问题，而只是风俗习惯问题，这种话不知道是怎么从他阁下尊脑里想出来的。盖是非和风俗习惯并不互相排斥，好像只要是风俗习惯就是「是」，而没有「非」啦，如果凡风俗习惯都是「是」，则风俗习惯就千万年一成不改，永不会有变化矣。正因为风俗习惯有是有非，所以「是」的才保留，「非」的才被改革掉。缠小脚固是一种风俗习惯问题，难道不是一种是非问题乎？宦官阉寺也是一种风俗习惯问题，难道不也是一种是非问题乎？
最奇怪的见解是，于斌先生认为古之夫妇因为有「道德精神的维系」，所以就如天堂，意思就是说现代婚姻，因为没有或缺少道德精神的维系，所以才乱七八糟。我想他阁下发表这篇言论时，一定没先在尊肚里打好草稿。任何一个时代的夫妇，都有道德精神的维系，这就跟任何一个时代的夫妇，都受法律的保障一样，用不着特别立一专条。不过古代的道德精神也者，实质上只是一种吃人礼教的迫害，女人们在三从四德一面倒的状态之下维系的。现代女人的花样一天比一天多，生路一天比一天宽，就得再靠点别的玩艺才能维系啦。而且说实在的，古代的「道德精神」，已被酱成一种畸形的东西，爱的成份少，功利的成份多，君不见臭男人一旦翘了辫子，太太就披头散发，哭曰：「我的人呀，我的天呀，我靠谁呀！」再不然就是：「你死啦，丢下了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办呀！」闻者酸鼻。不过仔细一想，太太们所以哀痛逾恒，好像只是她没有了依靠，没有了办法。如果她可以找到另一个依靠，另一个办法，岂不就兴高采烈欤。这种镜头，是她需要他，而不是单纯的爱他，需要固然含有爱，但也含有功利。
柏杨先生说了这么多，觉得有点掌不稳舵，必须再重复一遍，那就是，我虽然赞成离婚，但并不宣传离婚，尤其不宣传潦潦草草离婚，夫妇们除非已面临到义大利式的危机，仍是以不离为宜，这不是说离婚会影响幸福声誉，而是潦潦草草的离婚，会影响幸福声誉。
离婚好像从熊熊大火的高楼窗口往下跳，与其被活活烧死，不如跳那么一跳，往下一跳固然可能跌得粉身碎骨，但也可能毫无伤害，活得更为快乐，不过，这话说来轻松，但在跳不跳的决定上，在大火熊熊的判断上，就要靠智慧的观察矣。只要有一条生路，就应该挣扎逃生，千万别跳，盖颠之倒之，匆匆忙忙往下跳，固然可能毫无伤害，活得更快乐，但也更可能跌得粉身碎骨也。
我们所指的伤害，有三种焉，一曰声誉上的伤害，二曰心灵上的伤害，三曰经济上的伤害。有一点要注意的，一个人的事业越成功，嫉妒他的人也越多，也就是说，也越有人认为他的成功挡住了他们的路，你是不是真的挡住了他的路，是另一个问题，只要他这么认定挡住了他的路就够啦。呜呼，即令你是个秃子，他都要在贵秃头上栽根头发，以便揪住，何况你自动奉上乎哉？美国总统杰克逊的夫人，她阁下是离过婚的，当杰克逊先生发表竞选演说时，她那个纨裤的前夫如影随形般，一直在台下大叫杰克逊诱奸他的妻子，这种举动虽挡不住杰克逊先生当选美国总统，但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伤害。遇到明白的可以谅解，遇到酱缸蛆和硫磺虫，就热闹啦。所以上流社会也者，夫妇们感情恶劣，三年不说一句话，但遇到宴会之类的公开场合，仍双双对对，亲亲热热的出席。这种上流绅士淑女特有的虚伪表皮，一直维持到宴会终了，等没有人的时候，绅士去找他的「淫妇」，淑女去找她的「奸夫」，公开的各人乱搞各人的。他们所以努力维持表面的平静，就是避免交出小辫子也。
心灵上的伤害有时候是无法弥补的，被动的离婚当然苦不堪言，主动的离婚也会牵肠挂肚，以往的甜蜜镜头总会在脑海里时隐时现，一场夫妻，怎能没有恩重如山之时，这恩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没有孩子，还算三生有幸，日子一久，可能淡忘。如果有了孩子，那就困难重重。《西游记》上，吾友孙悟空先生保护唐僧，到了八百里狮驼岭，岭上有个狮驼洞，洞里有三个魔头，大魔头张开大口，一口就把孙悟空先生吞到尊肚里，孙悟空就在他阁下尊肚里撒起酒疯，不住的支架子，跌四平，踏飞脚，抓住肝肠打秋千，竖蜻蜓，翻筋斗，乱蹦乱跳，把大魔头折腾得跌倒尘埃，哭爹叫娘。
不可预测
孙悟空先生乃大慈大悲的美猴王，最后忍不住众魔头哀哀求告，只好再钻出来，不过钻出来虽然钻出来，却拔下一根毫毛，吹一口仙气，喝声「变」，即变成一条绳儿，只有头发粗细，倒有四丈多长，把一端拴到妖精的肠子上，打个活扣，该活扣不拉不紧，一拉就紧，一紧就痛，然后从大魔头鼻孔里穿出。大魔头一见他出来啦，举刀就砍，孙悟空先生也不招架，只驾云一溜，溜到山顶，用手把绳一拉，大魔头就痛得往上一腾，跌落在地，把山坡下死硬的黄土，跌了个二尺深浅的大坑，吓得众魔跪在坡下，齐叫饶命。
呜呼，离婚后的儿女，正是那条绳儿，什么时候想起来，就像孙悟空先生站在山顶上那么用手一拉，什么时候就腹痛如绞。当然，也有儿女之情淡如水的，男人不用说啦，君看过湖南省梆子戏《杀子报》乎？年轻的寡妇为了恋情，连儿子都杀啦，但这种人固少之又少。大多数父母都爱儿爱女爱得不可开交，别瞧离了婚的丈夫或离了婚的太太笑容满面，事实上他们再婚后的生活也真的更为美满。但想儿想女之情，对儿对女之歉，固到死不休也。
经济的伤害也是严重的，有钱的大爷可能不在乎，但中等家庭以下的朋友，就会发现陷入窘境。仅只赡养费一项，就会使人爬墙。盖付赡养费跟付房租一样，还没眨眼哩，又到了期，刚缴了一次，下一次轰隆轰隆，照着脸上又撞了过来。美国大多数离婚案件，都明文规定，该赡养费必须等到对方另结了婚，才能停止。于是臭男人盼望离了婚的太太再嫁，如大旱之望云霓，有的更不惜雇用流氓，前往猛追，盖实在付不起啦。可是，太太们也不是好惹的，为了赡养费，她就是不结婚，宁可一天换一个小白脸，换得该付赡养费的臭男人叫苦连天。这不能怪她，有个固定的收入总比再找一个丈夫要安全可靠也。
经济上的伤害往往随着声誉上的伤害，和心灵上的伤害而来，即令有钱的朋友，除了经济，也会感到他的前途已跟过去走得有点不同，即令相同，似乎最初一段也疙疙瘩瘩。美国共和党大亨纽约州长洛克斐勒先生，他本来极有希望提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可是他离了婚，而又跟另一位美人儿结了婚，于是他就当不了候选人矣。这不是他作得对不对的问题，而是敌人攻击不攻击问题。
离婚的最大危险还不在于上面说的那三条，而在于，再找一个丈夫，或再娶一个太太，不见得一定会比前一个好。当然啦，第一次吃了麻子的亏，第二次准找一个脸上光光的。第一次吃了独生子的亏，第二次准找一个兄弟姐妹一百个的。但问题就恰好发生在这里，就跟历代王朝努力改正前代的错误一样，曹魏王朝皇族没权没势，以致亡国时没人吭一声；晋王朝就大封宗室，以便将来有人可吭，结果你吭我吭，吭出了八王之乱，把晋王朝吭垮。唐王朝的藩镇兴盛，每一个藩镇就是一个小型独立王国；宋王朝警戒在心，把各将领的兵权取消，而把全国精兵聚在京城，以为这一手万无一失，谁知道国防因之空虚，大金帝国洋兵洋将打过来，把两位皇帝老爷活活捉住。
改正上一次的错误不能保证下一次不再发生别的错误，而上一次的错误也不见得真是原则性的错误。麻子也有好的，小白脸也有糟的。独生子也有好的，群生子也有糟的也。穷光蛋固然受罪，百万富翁恐怕免不了受气。丑陋的固然难以入目，漂亮绝伦的恐怕那一顶──甚至几顶绿帽子，难以消受。认识不了几个字的固然面目可憎，学问奇大的恐怕会翻脸不认人。小职员固然捉襟见肘，一辈子都熬不出啥名堂；大家伙恐怕会心比天高，不知道啥时候会挨上一踢。作家固然既穷又硬，自命不凡；科学家恐怕会整天跟他的实验室为伍，失魂落魄。
柏杨先生有一个女学生，她是五年前结婚的，结婚之前，经常来向我老人家报告恋爱经过，其实她根本不是在恋爱，而只是父母之命，先言明了要娶要嫁，然后才交往的。有一次我问曰：「那小子对你如何？」她侧着头想了半天曰：「他对我百依百随，我想干啥他都顺着我。」我大怒曰：「这有啥值得一提的，恋爱期间，他当然百依百随，干啥都顺着你。我只问你，他是学工的，你偏喜欢文学，偶尔还作两首臭诗，在这上有没有不对劲之处？」她又想了半天曰：「没有，没有。」结果生了一个小娃儿，大名上了报，她告他天天冷战，他告她不孝公婆，最后离婚。我这位女学生，有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容，所以第二年就又嫁啦，嫁前又来请我指示机宜，并且声明这次这个小子是学文史的，她高兴曰：「这回十拿九稳，他是个大作家。」该大作家我也认识，不禁颇为疑心。果然，就在上个月，她泪人儿一样的跑到柏府，大骂写文章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非离婚不可，再嫁就嫁给医生，我当时就向她哀号曰：「你不能再用这种标准改正你的错误啦，你结一次婚，我老人家送一次礼，你嫁个没完，存心要我破产是不是？」
都有所本
我老人家向该女学生哀号，当然是损她，再嫁也好，七嫁八嫁也好，我都不反对，但绝不可用再嫁去改正前车之覆，更不可肯定下一次就聪明啦。仍是一句老生常谈，只要是正常的婚姻，必须有爱情的成份，不但不能像进出口商似的，看货给价，也无法像逛布店的顾主，把一块料子翻来覆去，里里外外，瞧个仔细。呜呼，衣料可以剪下一块用根火柴烧它一烧，考察它是麻的焉，抑是丝的焉，对人便无法用科学方法衡量矣。有些男人对太太凶暴得像张献忠，但等到换了一个太太，却柔如绵羊。有些太太对丈夫阴森得像格别乌，但等到又嫁了一个丈夫，却嗲得使他站不起来。记不得是谁说过曰：「你要知道她是不是一个好妻子，只有跟她结婚。」同样的，女人也如此，可套而言之曰：「你要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好丈夫，也只有跟他结婚。」可是等到结了婚，看透了底，再想换一换，年华老去，儿女成群，就很作难啦。
义大利式的离婚，使人心惊肉跳，不要说面临这种危机，就是虽没有这种危机，而长期过着非人的生活，进得家门，就像进了三作牌修理庙，还不如早一天各奔前程，而且越快越不嫌快。盖趁着青春尚在，还可以文化复兴，如果一拖再拖，既怕别人说闲话，又怕影响自己的前途，一旦到了人老珠黄，踢腾不起来啦，就白活了这一生矣。
不过，世界上真正成为「怨偶」的并不多，真正面临着义大利式危机的也不多，真正长期芒刺在背也不多。有些本来非常恩爱的夫妇，忽然打了一架，忽然就离了婚，这就潦潦草草矣。有些娇滴滴的太太，丈夫还没瞪眼哩，就拉着嗓门号曰：「好小子，算我瞎了眼，离婚离婚。」把小包袱一提，回娘家去啦，臭男人正在七窍生烟，再加上一时又磨不开，这个家就非散了伙不可。当然不是每个离婚案件都这么简单，不过结论却差不多都是这么简单的，那就是，事情并没有濒临义大利式的边缘，也并没有长期的痛苦，却被误认为忍无可忍。
夫妻间的痛苦必须是「长期」的，才能形成「怨偶」，像上面说的那种麦？火式的痛苦，算不了个屁──只有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