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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间的痛苦必须是「长期」的，才能形成「怨偶」，像上面说的那种麦？火式的痛苦，算不了个屁──只有天生的倒楣份子，或觉得麦？火是一场亘古的巨大灾难，非摆脱不可，才会觉得算个屁的。呜呼，千言万语一句话，一旦成为怨偶，忍无可忍，就不妨离之。但并没成为怨偶，还未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则最好不离。
台中市读者老爷刘河深先生来信，问曰：「五月一日〔倚梦闲话〕里，说到朱元璋先生送给常遇春先生两个宫女，后来常太太被朱元璋先生剁成肉酱，因常太太是妒妇。而柏杨先生在别处也谈到李世民先生送给房玄龄先生两个宫女，以后房太太也被李世民先生赐以毒酒，房太太没死。这两个故事，是否有书可考，为何都因丈夫一句『好白手』而遭祸，是否是柏杨先生式的翻译？或两个故事之一是杜撰的？」
柏杨先生写文，写到不可开交，奄奄一息时，为了振奋人心，加强阵容，一时想不起典故，就胆大如斗，杜撰一个。盖「圣言量」越多，越能把人唬得一楞一楞的。不过大多数固都是有点影子的也。也真算我老人家走运，这两则故事虽然有点雷同，却都是「有所本」的。房玄龄夫人吃醋的故事，人人皆知，不必细表。常遇春老婆的妒妇汤，出自《艺林学山》，原文曰──
「开平王常遇春妻甚妒，高皇（朱元璋）赐侍女，开平（常遇春）悦其手，妻即断之，开平（常遇春）愤且惧，入朝而色不悦，高皇（朱元璋）诘之再三，始具对，高皇（朱元璋）笑曰：『此小事耳，再赐何妨？且饮酒宽怀。』密令校尉至开平（常遇春）第，诛其妻，支解之。各以一脔赐群臣，题曰『悍妇之肉』，开平（常遇春）大惊，谢归，怖惋累日。更赐美女数人。」
唯一对不起的是刘先生皇封的「柏杨式的翻译」，把宫女一人翻译成二人，把「悦其手」翻译成色迷迷赞扬她「好白手」，把「悍妇之肉」翻译成「妒妇汤」，不是我老人家要独创一格，实在是想当然罢啦。夫杂文（好听一点的说，乃「专栏」）是一种快马加鞭急就章，随手拈来，全靠晕晕忽忽的记忆。不能像学院派，可雍容华贵的长期翻参考资料也。刘先生这么一问，使我老人家东找西找，左查右查，真是害人不浅。
还有几位署名「一读者」老爷来信，指出李世民先生玄武门事变杀的那两位，李建成先生是他的哥哥，李元吉先生是他的弟弟，而柏杨先生在《蛇腰集》上大笔一挥，都算成他的哥哥啦，真是中气不足矣。藉此一并更正，以后再遇着这种胡说八道，张冠李戴的节目，还请随时指教，盖被抓住小辫子事小，万一被当成了真的，事就大啦。
但根据「死不认错学」，柏杨先生对这些错误，也有嘴硬学说，盖我老人家猛写杂文，最大的特点是不经过大脑。一定有人说，咦，不经过大脑竟敢写文，你老人家可真伟大呀。非也，非也，而是每个写杂文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如此，每天一文，信口开河，有时间得写，没时间也得写；有灵感得写，没灵感也得写；有感触得写，没感触也得写。《笑林广记》上有一则故事，不知介绍过没有，现在再介绍一遍，一位秀才先生作文章时，摇头摆尾，痛苦非凡，他太太曰：「看你写文，比我们女人生孩子都难。」秀才先生叹曰：「你说啥话，写文章比生孩子难多啦。」夫人忙问其故，答曰：「你们生孩子是肚子里有呀。」哀哉，写专栏杂文的朋友，肚子里有也得写，肚子里没有也得写，写着写着，就难免马失前蹄。
无名英雄
就目前写杂文的朋友而言，以何凡先生的资格最老，但一星期只出笼五篇。其他若方以直先生和寒爵先生，是平均分担的焉。文知平先生和屠申虹先生，也是平均分担的焉。凤兮先生为阔大代表，隐居在高山之上，只偶尔出击。我老人家从前是每星期六篇，星期日被〔晚祷〕专栏挤掉，后来我用种种妙策，包括小报告、窝里斗，再加上和稀泥，终于反败为胜，于是乎〔晚祷〕没有啦。我就每星期七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看起来真是勇敢万状，实际上却是饿虎扑羊，盖财帛动人心，趁着还有精力，便当仁不让。
既然把绳子缠到脖子上，就比别的朋友更容易说溜了嘴。不过有一点是，杂文在本质上跟学院派的论文不同，杂文只注重方向，而不注重考据，考据应该由有考据癖的朋友去干，杂文无法作到这些，亦不必作到这些，更不屑作到这些。这不是说杂文就不真实，呜呼，天下真实的文章多得很，不限于非字字有来历不可也。好像走路，往东走或往西走，坐火车或坐汽车，是杂文的责任。该路上有几个桥，该桥又是谁搭的，是考据的责任。杂文说有八个桥，该桥是鲁班先生搭的，而考据说只有六个桥，该桥是史密斯先生搭的，固不损杂文所指出的方向。问题只在于这个方向对不对也。
提起「死不认错学」，是一种干屎橛风气，前些时曾向邮局呐喊了一声，说邮局多收钱而面目狰狞。该文刊出后第三天，就大势不好，台湾邮政管理局公共关系室副主任潘大超先生，组长张任昌先生，跟台北邮局支局管理科科长姚岳先生，忽连倒冬，一齐找上门来，我以为要拜拳主义哩，一面胁肩谄笑，一面就要脚底抹油。谁知道非也，而是查了出来底细，一则前来退款，一则前来致歉。我老人家不当人子惯啦，当时受宠若惊，真不知道应该下跪才好，抑自打尊脸才好。
中国最谦虚的机关，似乎只有邮局。其他地方，不要说大家伙啦，就是三、四流角色，都自以为君临天下。想当年蔡孟坚先生当中央电影公司老板时，要拍一部电影《黑森林》，小说家墨人先生恰巧也有一本小说叫《黑森林》，就写一封信去打听打听行情，这封信却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大概蔡孟坚先生觉得该作家往自己脸上抹粉哩。其实即令该作家往自己脸上抹粉，回一封信也不丢人，这种沾沾自喜于自己身份，而实际上不过狗屁焉者，固多如牛毛。
就在前天，报上刊出了邮局的一件怪事，一张从台北寄往竹南的明信片，是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投邮，一直到了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才隆重寄到，整整寄了十年，不要说走啦，就是爬，也爬两个来回矣。这消息使同胞譁然，邮局立刻表示即将彻查，彻查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可能查得出，也可能查不出，这应该是一个稀奇的错误。夫有时候一封信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可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如果该明信片是如花似玉答应男朋友求婚的，恐怕就要糟。如花似玉准以为臭男人吃她的豆腐，臭男人也准以为那死女人架子可不小呀，各奔东西，如今均绿已成荫子满枝矣，今日才弄清楚阴差阳错，这场公案将如何得了乎？我们盼望早日水落石出，把那位糊涂朋友狠狠的打四十大板。
可是，事情如果反过来想，也可发现邮局的可敬处，正恰恰在此，无论查出查不出，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一定有一个人把那张天长地久的明信片重新纳入组织。当他拣起该明信片的时候，可能发出一声惊呼，也可能摇头叹息。但他并没有为了摆脱干系，而把该明信片三把两把，撕了个粉碎。试想一想，如果他阁下三把两把，撕了个粉碎，又有谁得知哉？再试想一想，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鸭子屎机构或鸭子屎人物身上，会有啥结果乎？恐怕早毁尸灭迹了矣。
邮政局同时也是一个无名英雄最多的机构，就在《自立晚报》隔壁的第六邮亭，有一男一女，曰林水火先生焉，曰郑真美小姐焉，亲切而耐烦，亲切已不容易，耐烦更难如上青天（呜呼，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使我们成了一个最不耐烦的民族，这文化必有毛病）。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放过，就原形毕露，尤其是天天跟一些啥都不懂的三教九流接触的人，简直非有耶稣先生的功夫不可，盖他对自己的业务固了如指掌──他当然了如指掌，他是干啥吃的。可是三教九流却差不多都是瞪眼瞎子，怎能不冒出三丈高的无明之火乎？林水火先生看样子是个刻板人物，每次付给顾客邮票时，一定都把白边撕掉。有时顾客贴邮票贴多啦，就小心撕下来另换另贴，然后第二天把多余的邮票退回。每次为顾客寄报值挂号，都殷殷勤勤，为之贴浆糊盖图章。有些顾客天生的长舌头，七问八问，问得我老人家在一旁都想开揍。但林公却心平气和，一一批点。而最主要的，我老人家已光顾该邮亭一年半啦，二位对谁都是笑容满面，从没有乱摔包裹以示委屈万状，也从没有懒洋洋如春睡初醒。我老人家曾向朋友提过他们的服务精神和态度，朋友曰：「这是小事。」呜呼，这是小事乎？恐怕不是小事，而正是中国人所缺少的耐烦气质和历久不变的坚毅气质。但二位似乎很穷，中午时，常常看到林先生吃他可怜的便当，没有几根菜在里面，不过在我们这个社会，凡是守法负责的朋友，铁定的都要很穷，没啥稀奇的也。
我老人家顺便建议台湾省公路局监理处处长王震美先生，暂时不妨鼓鼓勇气，收收架式，教监理所的朋友排队去该邮亭参观参观，也是为老祖宗积点阴德之道，贵阁下以为然乎？
成何体统
我们请王震美先生暂时收收架式，是有根据的焉。前些时，大概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吧，台湾省公路局里曾发生过一次火爆场面，该局一个小小科员，当着几位省议员老爷，拍了一下王震美先生的肩膀，王震美先生嘴脸立刻就出了笼，号曰：「反啦反啦，一个小职员，竟敢拍我肩膀，成何体统？」当然不成体统，盖人一旦当上了处长，他阁下的肩膀就变成糟木头做的，小职员不知轻重，拍碎啦怎么办？我们所以恭请他阁下收拾起这种架式，并不是故意冒犯，强人之所难，而只是情商，等众位晚娘脸参观过第六邮亭之后，仍可把架式端回来，继续自己娱乐自己可也。
《台北征信新闻报》上有一篇王震美先生对记者的谈话，十分精彩。记者老爷在报导中画龙点睛，也有两段正义乱冒的文章。一段曰：「外间所传说的靠监理所吃饭的黄牛，在参观时，记者也实际接触过，不过看起来，情形彷佛不像外间所传的严重。」
好一个「不像外间所传的严重」，轻轻一描，就描过去啦，记者老爷在监理所不过走马观花，就碰上了一个，讨价一百五十元，还不算严重，请问啥才算严重？难道必须排山倒海，登报投标，才算严重乎？更不知记者老爷是看的啥「情形」？该情形又到底是啥，而竟能肯定其不严重？柏杨先生「看情形」却以为不但严重，而且已经烂啦。乃王震美先生只往上看，不往下看，使它烂的，好像病牙一样，治疗的方法很多，而他这个病牙不拔，光挤脓是挤不完的也。我们这么说，也是「看情形」，而看的是该记者老爷提出的一百五十元「情形」，如果不是已烂成了公开场面，对面生不熟之人，黄牛怎有那么大的胆欤？
第二段精彩之文曰：「（监理所）给人的印象，只有『挤』与『乱』两个字，监理所的业务，从表面看来不够科学化，或许有之。非红包不能过关的情形，却一点迹象也看不出来。」
这一段的警句甚多，「不够科学化，或许有之」。呜呼，既然承认「挤」和「乱」，就不是「或许有之」，而是「一定有之」，用「或许」两个字，是文字把戏，认为小民都是木头，靠马虎眼就可堵住嘴也。至于说「非红包不能过关的情形，一点迹象也看不出来」，这是第二个「情形」，咦，仅只靠走马看花的观察，当然看不出来，不要说到了监理所，便是到了龟山监狱，能看出哪位囚犯老爷身上有杀人的迹象乎？这话说了等于白说。不过记者老爷虽看不出迹象，但有口皆碑就是迹象，根据记者老爷的报导，迹象更是昭然若揭，这迹象就是「脏」与「乱」。肮脏的地方容易出蝇蛆，君见过香水瓶盖上出过蝇蛆乎？挤乱的地方容易混水摸鱼，君见过新速实简的机构拆烂污乎？
「挤」和「乱」是贪污的温床，盖必须混水中，才能摸鱼，清水中不但摸不到鱼，恐怕连瞧瞧都瞧不见。挤的结果是浪费时间，乱的结果是没有工作效率，一个人在挤与乱的迫害下，像没头苍蝇，东也撞不出一条路，西也撞不到一道门，人情之常，自然想早一点跳出苦海，自然会产生两种盼望，一种是柏杨先生之类，楞头楞脑，希望改革改革。一种则是灵机一动，希望花钱消灾，几两银子就可使得自己免挤免乱，便是吾友孔丘先生，都抵不住这种诱惑。
在这里，赶紧声明，我可没说谁贪了污拿了红包，这是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事，不是我老人家的事，盖现代化的贪污，已经神龙见首不见尾，丑事人人皆知，证据却一点没有。所以我已经下定决心，努力相信各位晚娘脸──包括王震美先生，以及包括前年被关到牢里阵前失风那位仁兄在内，都清白如雪。我们只是说的「迹象」，其实这迹象多得是，有口皆碑就是迹象之一，有心的朋友坐计程车的时候，问问计程车司机老爷就足够啦；如果诸公有计程车司机的亲友，印象就会更加深刻。但如果板起正义之脸，教他们出面作证指认，恐怕没人肯也。一则送红包并不简单，必须有可靠的亲友介绍，拍胸保证安全，他总不能出卖这些帮助他脱离苦海的亲友吧，如果出卖啦，他就等于自己打堵墙，所有的牢骚悲愤，只好向天发矣。二则中国的恶法对行贿的朋友也加处罚，全心全意保障赃官四季平安，谁肯承认送红包，自己往监牢里挤乎？
王震美先生又强调曰，七千多人考试，只有两千二百人及格，这是「说明了考驾驶执照的人，对参加考试，大都没有把握，只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他阁下说这段话时，一定刚吃了海狗补肾丸，真是气不发喘，面不改色，不知道想没有想到，这跟考试官刁难也有关也。我有个朋友就遇到这种局面，路考官昂然旁坐，开开停停，转转弯弯，最后吼曰：「超车超车。」朋友一楞，考试官更吼得厉害：「这是考试项目之一。」朋友只好超车，好啦，马路当中明明有两条黄线，不准超车的，你竟敢乱超，朋友辩曰：「是你教我超的呀。」路考官大怒曰：「笑话，教你死你也死呀，我就是考你懂不懂交通规则。」原来他采用了《孙子兵法》，在诱敌深入哩。写到这里，想起马尼拉一则故事，也是报上发表过的，某华人前往考驾驶执照，因为没有如此如此，那般那般，考试官就问曰：「汽车上哪个轮子不着地？」该华人想了半天，结巴曰：「没有不着地的呀！」考试官大怒曰：「备胎不着地，你连这都不知道，还想及格呀。」
呜呼，不及格的原因很多，似乎不限于没有把握试运气这一项，如果柏杨先生有那么一天，飞黄腾达，当上了考试之官，经我那么一考，我能教全世界的司机没有一个人及格，要想及格可以，拿银子来，否则的话，你没有把握，竟敢前来试试运气，恐怕你的运气三千年都好不了也。
美丽解释
对监理人员的晚娘脸，王震美先生也有美丽的解释，且请一听，其言曰：工作人员每天从一早上班起，就忙得连喝杯茶、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情绪难免会受影响。」呜呼，如果真像他阁下说的，忙到「喝口茶」、「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心烦意躁，板板晚娘脸，也未可厚非，盖人总是人，不是机器，而人总有心情恶劣的时候，长期紧张，任凭谁都不能永远保持正常。但问题是，晚娘脸并没有像他阁下形容的忙到那种程度。君如不信，有诗为证，诗曰：「人已上班俺未上，人未下班俺已下。可怜栏外众小民，一群瞪眼大龙虾。」龙虾者，喻小民累得背如弯弓，盖纪实也。其实他们不仅有时间喝喝茶、喘喘气而已，还更有时间潇洒的看看报、写写信，谈谈做衣服做头发，骂骂柏杨先生不识相，恐怕是有目共睹──只有王震美先生没有睹，大概是嘴硬过度，连眼眶都影响啦。
接着是王震美先生向中国人致训词，词曰：「可是一般银行人员对顾客的情形亦复如此，只是社会人士对银行的作风，已习惯啦，对监理所业务，则未能一如对银行那般适应而已，如能慢慢适应，就好啦。」读者老爷中如没有听过官话的，这一段足可开开眼界，连《征信新闻报》那位「看情形黄牛并不严重」、「看情形红包也没有迹象」的记者老爷，脸上都挂不住，指责曰：「对于这种解释，外间的反应，颇为不佳，极多的人，都觉得政府机关，是人民的公仆，公仆服务态度不佳，反而要求百姓像适应银行人员一样，去习惯适应，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我想王震美先生的比喻似乎不太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