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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王震美先生的比喻似乎不太恰当，银行只不过当铺而已，借钱虽不方便、存款取款，却是硬碰硬的焉，行员们固是晚娘脸，但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晚娘脸打交道，纵是吵上一架，小子小姐，胆敢克扣你的银子乎？如果比做海关，或有点像，海关比监理所更是一个可怕的晚娘窝，似乎比监理所还要心狠手辣，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必细表。表的是，记者老爷强调官儿是人民公仆，恐怕这观念已落伍矣，中国小民不妨瞧瞧，王震美先生像主子乎，抑像公仆乎？他阁下不过省级三级机构里的一个小单位的主管而已，在我们看起来，其官当然大得不像话；在他自己看起来，当然也辉煌不凡，但实际上又算个啥哉。他已经是这个模样，不怪骑到小民头上，反而怪小民踢橛子，「不要踢啦，等你习惯了我的鞭子就舒服啦！」这种话实在使人伤心落泪，记者老爷教他这种以主子自居的人去当公仆，似乎比柏杨先生还要头脑不清。
然而，我们还是拚命乐观，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绝望，所以隆重建议去参观台北第六邮亭，不过，我敢给你赌一块钱，他阁下恐怕是绝不会降贵纡尊，盖那有失他可敬的身份也。于是乎，这就颇为难办，国家弄到这种地步，而病牙又复如此的顽强，岂天命耶？抑气数耶？
第四卷： 踩了他的尾巴
提要
《踩了他的尾巴》共三十五篇。书名「踩了他的尾巴」意指「踩了酱缸蛆、浆糊罐、绊脚石、文化内外打手的尾巴也。」柏杨在〈序〉中对读者说：「御览之时或御览之后，如果你觉得既出汗又着急，儿女情短，英雄气长，中国还有救。如果你忍不住也要叫声如雷，甚至暗起杀机，要对我老人家捕而宰之，那就说明中国人的痛苦还没有个完，大家慢慢受吧。」本书从作者个人的体罚经验谈起。「体罚固然使一个人身体受到创伤，施行体罚时那副凶恶的嘴脸，更使一个人心理受到创伤，……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或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方向。」柏杨认为，大多数人之所以赞成体罚，完全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本书主要部份是柏杨至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美国以及欧洲旅行访问的闻见思感。柏杨特别提出「崇洋」与「媚外」绝不相同：「『崇洋』与『媚外』相距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互不相及，经过如此这般的硬生生黏在一起，动不动就掏将出来『猛批』，灾难遂无远弗届矣。」他认为，了解什么是羞耻，才能有助於进步，发奋图强，而「死不认错只要情绪冲动，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圆满。而知道啥是羞耻，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柏杨的旅行写作，主要是人文的观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照性，思绪经常回到自己的地方，时而讚叹，时而批判，不改其爱深责切的笔意。
甘露寺老军
──折旧虽然折旧，读者老爷总不好意真拂袖找棒吧！
〔柏杨专栏〕已停笔了四个月，编辑老爷大怒曰：「老头，你的尾巴可是越来越大，忘记当初双膝下跪，苦苦哀求的镜头啦。」呜呼，「尾巴越来越大」这句话，似乎有点耳熟，想了一阵，才想起来，在我把具有女性芳名，而实际上是一位臭男人的读者老爷，称呼为老奶时，就曾被他阁下干过这么一记，余痛犹存。编辑老爷拾人牙慧，重新祭出，不算好汉；而且又猛抖「想当年」不可告人的底牌，毫不留情，除了使我长叹人心不古外，还有啥办法也。其实，写与不写，与尾巴的变异无关。而是实在「太忙太忙」，除了眼病纠缠，不良於视外，主要的是我日理万机，难以分身。大人物都有这种苦恼，并非我一人如此。就像隔壁那个杂货店老闆，很显然的对我老人家年高德劭，名震天下的英勇形象，就没啥深刻信仰，总是藉口我欠债不还，到门口骂阵。其实，那都是去年春天的事啦，俗不云乎：「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有啥可讨的。但我仍不得不天天摩拳擦掌，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哪有精力再爬格子乎哉。
所以虽然编辑老爷这么猛吼，我仍像吃了铁秤锤，不为所动。一直到了前天，才忽然发现有点可疑的迹象，编辑老爷驾莅柏府，一进门就兴高采烈曰：「老头，你真帮了个大忙，自从你的专栏结束，本报销路大增，由一百二十万份，跳到一百五十万份啦，可喜呀可喜，可贺呀可贺。」说罢此话，我正要前倨后恭，他已跨出门限，扬长而去。不由得芳心大乱，浑身发毛。记得在洋大人之国，也有一位专栏作家，虽然老闆一再劝他外出度假，他硬是不肯，问他为啥，他曰：「报纸如果没有我的专栏，而销路大跌，我於心何忍？」老闆保证报纸决不会大跌，专栏作家曰：「那就使我更担心啦。」嗟夫，柏杨先生如今面临的反而是「大增」场面，则危机就更严重，不但要糟，而且恐怕连汤都没得喝的。於是，今天一早，我就在门口挂上「免战牌」，先教小铺老闆歇歇舌头，然后找纸找笔，热闹起来。《伊索寓言》上说过一个故事，一头大象过独木桥时，把桥板压得咯吱咯吱响，牠阁下身上一位跳蚤先生，向大象先生叹曰：「你瞧，咱俩把它压成这个模样。」咦，柏杨先生仓促赶场，就是拔这个尖，向一些不明底蕴的朋友夸口，我这个跳蚤是如何的吨位奇重，一篇下来，《中国时报》就猛涨了三十万份。听者虽然不信，而言者一口咬定，也有唬住人的时候。
问题是，虽然雄心壮志，却实力不从心。人类都有一种职业上的倦怠症，对於他那一行干的久啦，就免不了不胜负荷之苦（有些官僚在官场上团团转，乐此不疲，事属例外）。我老人家自一九五○年一月起，提笔上阵，到现在一九○八年十二月，搯指一算，整整写了三十一年，千言万语，早都写光，老狗再变不出新把戏矣。硬是要变，一块砖头扔过来，就得头破血出兼四脚朝天。贵阁下看过京戏《甘露寺》乎，刘备先生过江招亲，赵云先生保驾，诸葛亮先生授给他锦囊妙计。二人按计行事，一到南京，先行拜见乔阁老，献上金银财宝，又灌了一大盆米汤，乔阁老当时得到消息，说是太后老奶明天在甘露寺摆下御宴相亲，如果看中了刘备先生，就收他当女婿，如果看不中眼，孙权先生已在两廊埋伏下刀斧手，一声令下，刘备先生就要人头落地。乔阁老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就派了一位老军前去通风报信。老军到了行馆，告赵云先生曰：「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最后两句话，文法奇异）。赵云先生一听，当场赏了他一锭银子。老军走到台角，心里想，只这么几句话，就值一锭银子，那小子准是块呆木头，等我再去说上一遍，岂不又是一锭？拿定主意，再行求见，告曰：「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赵云先生曰：「知道啦。」老军只好告辞，走到台角又想：「他阁下一定没听清楚，一锭银子事大，等我继续努力。」於是，仍是老话，告赵云先生曰：「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赵云先生已被轰炸了三次，有点冒火，但仍耐着性子答曰：「刚才你已说过啦。」老军再走到台角，自言自语曰：「这是怎么回事，他难道耳朵里塞了驴毛，没听清楚呀。」又转回头，第四度向赵云先生叮咛曰：「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赵云先生气冲斗牛，袍袖一拂，吼曰 ：「反来覆去，还是老套，你有完没有完？」老军大吃一惊，跑到台角，诧曰：「这傢伙不像是荆州来的，倒像是非洲来的。」
呜呼，第一个用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用花比女人的是蠢才，盖讥其只在旧圈圈里打滚，没有创新的能力也。柏杨先生爬格纸，一爬就是不折不扣的三十一年，即使被困黑牢，仍照爬不误；着作虽不能说等身，至少也等屁股。我老人家的学问固然大得可怕，但也全掏了个滴水不剩。纵是玉皇大帝，三十一年来，天天派出天兵天将，有去无回，也终於有一天，灵霄宝殿上，只剩下他阁下一人坐冷板凳。柏杨先生如果不赶紧回头是岸，老想那一锭银子，惨事就会从戏台上搬到戏台下，说过的话又说一遍，谈过的事再谈一次，甘露寺老军的嘴脸，栩栩如生，而读者老爷就是赵云先生，最后忍无可忍，终会吼曰：「好老头，你就会『外穿锦袍，内着铠甲』呀。」性情慈祥的，不过袍袖一拂，性情凶猛的，可能再顺手抄起一根柳条棍。我老人家既不敢骂你是非洲来的，只好蹲在墙角哎哟，懊悔不迭。於是，左一思右一想，与其将来劳你张牙舞爪，不如现在见好即收。
吾友高信疆先生，曾在一个座谈会上，提出「作家折旧率」，这是有史以来文学评论家最突破性的发明。一辆崭新汽车，只要开一公里，就折旧一成。十万公里后，折旧一半。超过百万公里，就成了扔到野地都没人要的废铁。作家也是如此，读者老爷的欣赏水准不断提高，而作家老爷如柏杨先生之流，老狗如故，变来变去，左写右写，仍是「老哥容禀，明天甘露寺，御宴相亲，刘皇叔可要外穿锦袍，内着铠甲，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命运就跟跑过百万公里的老爷车一样，恐怕是非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此所以六○年代的作家，继续执笔的很少，五○年代的作家执笔的，更绝无仅有。似乎只柏杨先生一直挣扎踢腾，固然是天纵英明，但也是因为饿得发慌，泼皮大胆。
呜呼，生活逼人，明知不妙，仍要前闯。从前张恨水先生写完《啼笑姻缘》，鑑於《续红楼梦》《再续红楼梦》的覆辙，指天发誓，在报上正式宣佈说，决不写《啼笑姻缘续集》，但他不但写了续集，还写了三集，形势比人强，使他欲罢不能。柏杨先生只有一点跟他不同，他阁下是为了有人恐吓他，他如不写，别人就要代写。而我则安如泰山，没人动我的念头，使我觉得大事不好，不得不增加脸皮厚度的，乃与肚皮有关。铮黄戎拢酪卸几桑慰雎袈粑脑铡Ｕ飧枨幸烨ぶ睿灰腥烁医韪遥揖透医瑁恢灰嗉弦惶煨娜砻婺郏皇蹦ゲ豢揖鸵ё〔环拧！度辶滞馐贰飞下矶壬芯湓唬骸溉绻荒钗恼拢鍪乱担母龈愎僮觯俊拱匮钕壬锥灾唬骸溉绻慌栏裰剑丛游模母龈曳钩裕俊�
反正八十岁留鬍子，大主意自己拿。折旧虽然折旧，我还是以全新的进口货亮相，读者老爷总不好意思真的拂袍找棍吧，谁要铁面无私，真的拂袍找棍，那就太不够朋友啦。
住手！
──只有身怀绝技的人，才会把羞辱硬当成荣耀。
台湾宝岛上，只有两个人认识侯仰民先生，一位是我柏老，一位是杨纳福。我跟杨纳福先生小学堂时同班同学，可是杨纳福先生来台之后，官拜将军之职，身统大军，威风凛凛，而柏杨先生却猛爬格纸，只会招灾引祸。杨纳福先生从小循规蹈矩，不知体罚为何物，而柏杨先生几乎是天天挨板子，哭叫之声，使全班垂涎。
我老人家从小就喜欢算术，小学堂三年级时，女教习在黑板上出了一个题目，谁都不会，只有我老人家会，教习就把她手里用的粉笔作为奖赏，使我对算术更兴趣高昂。想不到五年级时，侯仰民先生──就是天天向我下毒手的元凶，担任我们的级任兼教算术，於是噩运来临。偶尔一次，我算错一题，他阁下就把我叫到讲台之上，狠狠打了五下手心，把我对算术的兴趣，打得无影无踪。而这「五下」也就成为挨打国宪法，每次一律五下。因为每天都有算术，每有算术，都要缴一次习题，每次习题，我准有错，他阁下在「都是为你好」的招牌之下，名正言顺兼理直气壮的，每天都大动干戈。我也曾力争上游，可是，他阁下的板子太厉害啦，使我对算术由恐惧而厌恶，成了恶性循环；我越不会，他越打；而他越打，我越不会；除了长期保持双手红肿半寸的世界纪录外，到了今天，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熟。偏偏各级学堂入学考试，都是非考算术不可的，算术的魔爪遂抓住我终身不放。我不但在功课上力争上游，被侯仰民先生打得走投无路之后，也曾想尽方法，讨他的欢心。有一次，他练习篮球，一连投进两篮，我拣到球，不敢自己去投，可怜巴巴的再传给他，谄笑曰：「请投进第三个呀。」这句话不知道犯了他哪条筋，他翻脸曰：「你怎么敢侮辱老师？跟我来。」我像一只待宰的小羊，浑身哆嗦的跟着到了他寝室。他一面轻松潇洒的玩弄那个可怕的板子，一面斜眼问曰：「你说，打你几板？」我心里淒凉的喊，最好不要打，但我不敢出口；又想讨饶，也一时磨不开。可是他阁下一直追问，我只好回答，猝然曰：「随便。」我的意思只是请他阁下定夺，可是他立刻暴跳如雷。喝曰：「我就是打你这个『随便』。」这次却没有按照宪法行事，他的板子照我手上、背上、腰上、屁股上，飞舞而下，最后，我只好双手抱头，蹲在墙角哀号。
那时，柏老才十三四岁，童心中就立下血誓，我要报复。可惜，我没有报复得成，并不是我宽恕了他，而是当我四年后考进高级中学堂，人强马壮，回乡找他比武的时候，他阁下已翘了辫子，不禁兴起伍子胥先生听到楚王芈弃疾先生翘了辫子时，那种失望之叹。去年（一九八○）年底，杨纳福先生还问我曰：「如果侯仰民还活着，你会不会对他动粗？」我曰：「从前会，现在当然不会，一拳下去，准吃人命官司。」他曰：「那么，你不恨他啦。」咦，这算啥话？我岂止恨他，而且恨他入骨，我虽不动粗，但我会唾他的脸。
呜呼，体罚固然使一个人身体受到创伤，施行体罚时那副凶恶的嘴脸，更使一个人心理受到创伤──是一种鲜血淋淋，永难癒合的创伤，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或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对於侯仰民先生，我老人家本来应该作圣人状，宣称我已原谅了他的，一则是他早已完蛋啦；二则是我正好趁水和泥，使聪明才智之士瞧瞧我真是温柔敦厚呀。何况侯仰民先生那时刚刚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初中程度），年纪也不过二十一二岁，还是一个未成熟的大孩子。可是，我不原谅他，每一想起他攒眉怒目，情断义绝的青面獠牙，三百六十五日如一日的，殴打一个哀哀无告的穷苦孤儿，我就咬牙切齿。
就在柏杨先生咬牙切齿之际，忽然传出一连串奇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託，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处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侯仰民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杨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当局何需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留芳千古的话，她报导曰：「据了解，台北市某着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籐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叮噹（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铜铡，大名叮噹的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叮噹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