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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开国之年，应是那一年耶？我们认为当然应是铁木真先生一二六○年大干的一年，而有些朋友却认为应是攻陷临安一二七六那一年。至于元亡，呜呼，元王朝啥时候覆灭，到现在为止，仍没有一个人知道。明王朝军队于一三六八年攻陷大都（北平）后，元王朝仍控制现在的云南省，直到一三八一年，明王朝才收复云南。可是元王朝并没有亡，事实上元王朝只是退出当时的中国，退到蒙古老家，仍然存在，帝位又传了若干世，才逐渐被不断的内乱所瓦解。连上帝都不知道它啥时候瓦解的，而中国史学家却大言不惭，说是明王朝把它搞亡的。无论《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或《中国历史年表》，都曰：「一二○六──一三八一，自开国到全部退出中国本部，共一百七十六年。」特别强调「退出」，是根据事实，不是根据别人的恍惚。
千言万语一句话：我们要自己独立思考，要自己独立判断，不要别人说啥就是啥，即令他是圣人贤人，即令他是大哼大狮，即令他是柏杨先生。
五谈《中国人史纲》
──我们信奉实质型的正名主义，是什么就是什么。
最后，我们从正名主义，解释对国家和皇帝的称谓。
正名主义是孔丘先生提倡的，他觉得无论干啥，最主要的就是正名。我们完全同意他的正名主张，只是不同意他正名的内涵。孔丘先生是「圣之时者也」，所以他的正名，有他的时代意义──他那个时代是纪元前第五世纪，距今两千五百年矣，正名的目的在于把茁壮的新生事物，压回原状，把没落的贵族特权阶层，重新拉上原来威不可当的地位。贵者永贵，贱者永贱，贵不能变贱，贱不能变贵，一变就乱了「名」，乱了「名」就乱了「份」，乱了「份」就乱了天下。在这种复古的意识形态下，事实被「名」殉葬。像楚王国，自纪元前第八世纪九○年代建国以来，跟周王国平分当时已知的世界。纪元前第七世纪九○年代时，楚王国兵临周王国首都洛阳城下，把周王国的国王，吓得魂不附体。可是，孔丘先生编纂《春秋》，楚国王却被正名为「楚子」，「子」是五等封爵中的第四等封爵，楚部落时候酋长的封爵也，这种酱在过去好日子里的正名，我们称之为「意淫型」的正名。呜呼，你卡特先生不是美利坚总统乎，在俺英国佬笔下，你却是美利坚总督，盖过去好日子里，美利坚是俺的殖民地，实质虽变，正名不变。意淫型的正名，其状可憎，其情固可悯也。
我们信奉的是实质型的正名，是什么就是什么。楚王国就是楚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楚王就是楚王，美利坚总统就是美利坚总统。绝不把楚王正名为楚子，也不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正名为英属美利坚殖民地总督。所以《中国人史纲》从不说一句假话──从不把政变说成喜气洋洋的禅让，从不把叛变说成吊民伐罪的义师。而所有史书似乎都在对有权的大爷百般摇尾。像司马光先生在《资治通监》的后周王朝篇幅里，竟然出现「太祖皇帝兼殿前都点检」「太祖皇帝领归德节度使」「太祖皇帝先至瓦桥关」，呜呼，这「太祖皇帝」是谁？依实际型的正名，他应该是后周王朝的元首，可是依意淫型的正名，他阁下却是当时还没有影儿的宋王朝的元首，不但乱了阵脚，也乱了章法。
《中国人史纲》中从没有「太祖皇帝」之类的称呼。在〈总序〉里，柏杨先生说了很多，高平先生在台北《爱书人杂志》上对此也有一段说明：「《中国人史纲》不管帝王将相、贩夫走卒，一律直呼本名，省去那些绕脖子的死命称号。」「（过去的史书）一言人，更是混乱，一会本名，一会别号，一会官衔，一会封号，一会諡号。安石、介甫、半山、临川、荆公、文公、参政、相公……到底是几人？皇帝更妙，初生下来称皇子某，封公封王后又称某公某王，立太子后又称太子、东宫，登极后又称庙号，怎不教人头大。」潘立夫先生在台北《自立晚报》上撰文，也曰：「《中国人史纲》把一群『神圣』还原，文王就直书姬昌，武王就直书姬发，周公直书姬旦，齐桓公直书姜小白，晋文公直书姬重耳……我们没有理由称他们为『公』『王』『皇帝』，因为这一群『神圣』也是人，不是天上星辰神仙降临凡尘。」
柏杨先生搬出两位专家，不是为了助阵。盖说理不同打架，人多没有用，理多才行。而是两位先生说的恰是我内心的话。嗟夫，自从纪元前二世纪六○年代，儒家学派藉着政治的力量，独霸中国以来，繁文缛节，一天比一天厉害，权力越大的人越高不可攀，皇帝的姓名好像一泡臭狗屎，没人敢碰，反而绰号乱冒，使人既眼花又作呕。
有头脑的人物，往往都有一个绰号，而任何绰号都是严正的，严正得把该家伙的性格特征，提炼出来，仅凭那个绰号，就可认清他的真实面目。《水浒传》上一百零八位好汉，就每人都有一个，宋江绰号及时雨，可知他慷慨好义。吴用绰号智多星，可知道他一肚子阴谋诡计。秦明绰号霹雳火，用不着介绍，他一定一言不合就卷袖子。唐王朝宰相李林甫，绰号李猫，咦，他准是一个笑里藏刀的朋友。中国如此，洋大人亦然，英国女王血腥玛丽，此婆包管心硬似铁、杀人如麻。法国国王胖子理查，他阁下恐怕至少拥有一个卓然不群的大肚皮。
然而，中国帝王绰号，却不能表现实质，而只能表现马屁。像嬴政大帝，李世民大帝，玄烨大帝，称他「始皇」「太宗」「世祖」，还有得可说。但是像朱全忠，不过一个恶棍，却称他「太祖」「神武文圣孝皇帝」。像高洋，不过一个暴徒，却称他「显祖」「文宣皇帝」，就实在忍不住连隔夜的饭都吐出来。而弑父篡位，把王朝搞亡了的杨广，绰号却是「世祖」「明皇帝」。套句京戏《武家坡》上唱的，「朗朗世界，荡荡乾坤」，简直没有天理啦。不特此也，越到后世，儒家学派的文字，游戏越起劲，一个皇帝的绰号往往几十个字，查也无法查，记也难得记。
于是，《中国人史纲》，把他们的绰号一律丢到毛坑，只使用他们的本名，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王二麻子就是王二麻子。刘彻就是刘彻，绝不称他汉武帝，弘历就是弘历，绝不称他清高宗──或称他乾隆皇帝。这是我们实质型的正名主义，是什么就是什么。
姚立民先生在纽约为文，不赞成这种还君真面目的干法。他说，提起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人人皆知，《中国人史纲》忽然来一个姜小白、姬重耳、芈侣，谁晓得他们是干啥的？因之，他主张曰：「关于帝王绰号，如朱全忠、高洋等王八蛋之流，当然无需加注『太祖』『文宣』。但如果历史上的地位特殊，不论其是否王八蛋，仍以加注绰号为宜。当然，只限于第一次出现之时。例如：刘彻（汉武帝）、刘秀（汉光武帝）、李隆基（唐玄宗）、赵佶（宋徽宗）、朱棣（明成祖）、玄烨（康熙帝）、那拉兰儿（慈禧后）。我可不是拍他们的马屁，唯一的原因是当后人将《中国人史纲》与历史古籍对照阅读时，比较方便。」
姚立民先生是《左传》、《国策》专家，我这个外行算是倒楣，不断遇到内行。不过，凡事不应该拖泥带水，只要有可能，就应快刀斩乱麻。在人名下夹注绰号，跟在年号后加注耶稣纪元一样，同是多此一举。史书上写石虎时，都是直写石虎，谁称他「太祖」「武皇帝」耶？写多尔衮时，都是直写多尔衮，谁又称他「成宗」「义皇帝」耶？《三国演义》流传最广，人人都知道曹操、刘备、孙权，有几人知道「太祖武皇帝」「昭烈皇帝」「太祖大皇帝」耶？又如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先生，天下闻名，又有几人知他阁下的绰号「孝怀皇帝」耶？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五千年，看起来太久太久，然而中国如果真的永垂无疆之庥，几万亿年一直屹立，这五千年不过眨眼工夫，要返璞归真，此正其时。世人为啥只知石虎、多尔衮，而不知他们绰号乎哉，因史书上直写石虎、多尔衮的多，写他们绰号的少也。在以后的几万亿年中，我们如果一律直书刘彻、赵佶、朱棣、那拉兰儿，那些绰号就会风消云散，中国人的脑筋也就可以多少腾出一点空位置去搞别的。这是一个是非问题，不应该因循，像宋王朝美女的绣鞋一样，错到底也。
高平先生指出《中国人史纲》：「对忠臣义士表彰过少，对权奸佞幸描述太多，令人读了颇不舒服。」呜呼，写历史是叙述事实，如果只为了教人舒服，那就得大量歪曲事实。中国文化似乎有了毛病，诚如河南梆子戏唱的：「说忠良，道忠良，自古忠良无下场。」大多数忠臣义士的结局，几乎都是一场冤狱，像郭子仪先生得以终其天年的，真是凤毛麟角。我们表彰岳飞，表彰于谦，以及表彰的英雄多啦，可是我们不能大刀一挥，把他们砍为两截，前半段算，后半段不算也。借用高平先生自己的话：「历史本是一股洪流，洪流中污秽渣滓总是活跃在水面上的，待河清海宴之日，渣滓自然会沉淀下去。」中国自开国迄今五千年，只有三个黄金时代，除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外，第二第三个黄金时代，都十分短促，渣滓是一直活跃在水面上的，我们的目的正是要指出这些渣滓；不是为了教人舒服，而用绸缎把它遮起来，这样才能使中国人警觉到中国文化的危机。巴黎博物馆进门处的第一张油画，就是画的普法战争时法国战败的惨状，值得我们三思。
一块钱的战争
──打死我，我也想不通。
柏杨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已成定论，不必细表。可是就在这些日子，却遇到一连串比我阁下学问更博大精深的怪事，人过一百，形形色色，真教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人，日子难过也。
第一件怪事，我躬当其冲。
话说今年（一九七九）七月某天的上午，柏杨先生在台北县新店镇大坪新村站，搭乘二五二路公共汽车，前往台北火车站。上得车来，掏出五块钱给车掌老奶，车掌老奶曰：「投下，投下。」投下就投下，投到收票箱之后，像流行歌曲所唱的，我呆瓜般的站在那里，「痴痴的等」，可是看那车掌老奶却像没事人一样，不禁问曰：「小姐，找我一块钱呀。」她翻白眼曰：「找啥一块钱？」我曰：「这还用问，车票四元，投进五元，不找一元找多少？」她又翻白眼曰：「上面规定的，投进多少就是多少，不找钱。」我大惊曰：「我如果投进一百块钱，你也不找我呀。你说上面，谁是上面？」她曰：「这是政府规定的。」我冒火曰：「政府规定的是票价四块钱，没有规定投进多少算多少，别拿大帽子压人，你们是做生意的，不是干强盗的，找钱，找钱。」她再翻白眼曰：「没有钱找。」我曰：「没有钱找，你就应该事先告诉我们没有钱找，你们是正正派派车行，不是吃角子老虎，找钱，找钱。」于是她阁下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任凭我老人家拉嗓门兼跳脚，她就是相应不理。大概我的态度恶劣，旁边一个有座位的乘客老爷吼曰：「小姐，把那五块钱夹出来，还他，教他下车。」我也向该老爷吼曰：「下车？我为啥下车？这是霸王店？随便就把客人赶走呀，我拿四块钱，就要坐车，你赶我试试。」该老爷气得眼如铜铃。接着一旁又有一个也是有座位的乘客老爷，掏出一块钱给我，用一种唯恐怕别人听不出的不屑语气，嚎曰：「一块钱算啥，给你给你，拿去拿去。」我本来还要发脾气的，恐怕只手难抵六拳。到了景美站，就下车开溜。只听三张嘴巴在背后一齐嗤曰：「神经病！」
嗟夫，从前坐公共气车时，上车后可以买票，一张硬纸板，干净俐落。而现在，屁股从不坐公共气车的几个大小官崽，趁着加价百分之四十（这一加真够狠），竟把原来人人称便的办法，点金成铁，换了现在这种整人为快乐之本的手段。柏杨先生跟车掌老奶打嘴仗，她硬是咬定银牙，不是她不怕银牙碎也，实在是她自己也感到窝囊，即令把那些大小官崽弄去把门，他除了「大刑伺候」外，也不能堵乘客的嘴。现在的办法也真是他妈的怪，必须在车站买票，难道官崽瞎了眼，不知道有些站根本没有售票亭乎？教我们小民怎么去买？而售票亭这玩艺，林立在大道两旁，犹如人身上长着斑斑脓，实在难以入目。从前既可在车上买票，已没有再长脓的必要，早已开始淘汰矣。如今却乘加价良机，借尸还魂。公款都是小民纳税的血汗钱，这么浪费，晚上睡得着觉耶？
官崽最大的理由是防弊，这真是一个结，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体系是永远在防弊──防弊重于兴利，结果防来防去，弊没有防住，利却被堵塞。连三岁娃儿都知道公共汽车上的新鲜办法，比从前的老办法更容易捣鬼，偏偏当权的几个官崽不知道，说他们傻乎，他们聪明得像水晶猴子。新鲜办法乃是一种诱惑犯罪的办法，只要一双筷子和一把简单万状的钥匙，就可大功告成。现金用不着说啦，直接就可下腰包──有时候乘客是把银子和车票直接交到车掌老奶手里的，那就更简单明了。而车票又不撕破，正好原封不动向售票亭回笼。那个鸡立鹤群的收票箱，随时都会把乘客的衣服割破；而且丑陋不堪兼粗制滥造，我敢拿我的破袜子打赌，到不了今年年底，就会破的破，烂的烂，倒的倒，断的断。
我老人家虽跟车掌老奶吵了一架，但我不生她的气，小官崽压到她头上，而小官崽只听更大官崽的话，谁听小女子的话哉。记得一九五五年，吕志超先生接任台北公共汽车管理处长，第一件事就是从○路一直坐到最末一路，亲自体验困难，发掘问题。台北的公车，就是在他阁下手中起死回生。可惜被奸人陷害，下台坐牢，成为官场政治的牺牲品。但小民永远怀念，吕公不知身在何处，谨致无限的祝福。
我们不敢希望现在的台北市长和公车处长，也用屁股亲自坐公共汽车，盖官大啦，屁股也大啦；我们只希望遇到再在公车上耍啥花样时，除了闭门猛写方案外，最好探头出来，瞧瞧苍生。至少派几个屁股比较贱的朋友，先去尝尝滋味。成天自己喊「便民」，喉咙都喊哑啦，却越来越往「坑民」的道路上走。奇哉。
──附带声明，柏杨先生声嘶力竭，并不是为了一块钱。我阁下每年的经济成长率，据说已高达百分之十，除了颇低于物价成涨率外，可算属于财大气粗者流。昨天早上去喝豆浆，对堂倌喝曰：「加个蛋。」顾盼自雄，全豆浆店都为之震惊，盖不料柏老竟也有豪华之日。我说这段话，绝无炫耀之意，只是说明我并不是在乎一块钱。尤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明目张胆的劫走，看起来讨回无望，所以，我现在就大大方方的敬请诸位官崽，慷慨的把那一块钱收下，反正权也是你的，理也是你的，你就买药吃吧。
然而奇哉的不限于公共气车，那两位有座位坐的乘客老爷，帮腔助阵，他们尊脑里的想法更教我牙齿都痛。第一位似乎是十八世纪之前出生的。所以仍是十八世纪的意识形态，认为官办的公共气车，有选择乘客的权力，乖如孙子的，俺就开恩教你挤上来，受点委屈，破点小财或大财，应该自认命运不济；胆敢据理力争，即行乱棒打出；没有权利义务观念，也没有是非观念，满肚子皇恩浩荡：「还他钱，教他下车！」这种嘴脸，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嘴脸也。看样子，他阁下如果是考选部长，恐怕要大办特办「乘客特考」，凡是被抢被揍，被辱被骂，被干掉了两条腿而仍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朋友，就发给「恩准乘车证」，凭证买票，才准上车。如果胆敢发出哎哟之声，那你就只有跑腿的份。
第二位朋友的官味较少，然而他却身不由主的努力和稀泥，不管谁对谁错，你老头不是为了一块钱哉，嗨，我掏给你。于是乎，她固然有错，你也不对，「各打五十大板学」就派上用场。在这类朋友尊脑里和眼睛里，没有想到曲直，更别说是非啦，而只想到息事宁人。呜呼，息事宁人是一种祥和的气氛，可是，用「各打五十大板学」去息事宁人，不但息不了事，也宁不了人。这是一种家长型的残余意识，在他看来，为了一块钱闹得天翻地覆，愚不可及兼恶不可及，他没有想到那不是一块钱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四元票价，给了五元，应不应找一元的简单原则问题。在家庭里，兄弟姐妹干架，老爹老娘头大如斗，往往一声断喝，压下风波，后患没啥。可是用来对待公众的事和公众的人，如果一味不耐烦别人呼天抢地，而不去追寻呼天抢地的原因，只凭一声断喝，恐怕后患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