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馐赘枥锏牧鯢UCK怎样才能唱出史诗式的递进呢？排练了五、六次，我的乐队就解散了，他们背着我偷偷摸摸又组了一个乐队，后来在学校大受欢迎，女FANS无数，真叫我吐血。对此我只想说一句：同志们呐，千万不要相信乐评人！
生活教育了我，现在我对摇滚的态度就是：兄弟，要不要出去爽一爽。我去看现在SHOW，如果乐手不摆POSE，不玩空中飞人、不反弹吉他、不用牙弹吉他、不带着观众鬼哭狼嚎、不脱衣服、不折跟斗，我就会喝倒彩。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摇滚乐有更高的要求，除了毒品、性、暴力的三大要素，还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范音乐、服饰、发型、动作的摇滚文化，比如每次演唱会完吉他手都要砸吉他、烧吉他，这已经成了一个仪式。但这在我们国家显然行不通，我们的生活水平低，天天住地下室、方便面还不管够，看人家砸已经够心痛了：我KAO，又是一把原产芬达。因此我们需要发展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低成本、非暴力疯狂方式。
有一次我去看现场，有个乐队全体乐手一起在现场脱光了换衣服，引来台下少女的一片如雷的欢呼，我旁边一个特立独行的姑娘说：我KAO，这么小也敢脱。我说：初级阶段嘛，总得有个过程。裸奔是一种很适合表达疯狂的方式，而且没有成本和技术含量，可以被所有摇滚乐队推广使用，尤其是女子乐队，当然短小者，冬季慎用。
有一支比较有名的视觉系乐队，全部画浓妆、穿旗袍，每次开唱之前必大叫一声：姑娘们，接客了！我也很喜欢。
疯狂是一种年轻人的消费，而摇滚就是它的载体，现在我已经越来越难找到那种激动、投入的状态了，如果一个主唱从台上像跳水一样扎下来，我肯定是第一个撒手离开的人，然后幸灾乐祸地看他摔在地上，然后骂一声：傻B。
记得一次春节晚会，冯巩弹吉他唱歌的时候，突然背带松了掉下来，因为当着几亿观众不能停，他只好拿胳肢窝艰难地夹着，还要做轻松幽默状。我们疯情万种的岁月也是如此，停也停不下来，耍酷还总露馅儿。
徐磊
因为欲望，所以疯狂在酒吧里寂寞地疯狂
石康，生于1968年，编剧、作家，著有小说《晃晃悠悠》、《在一起》等，随笔集《鸡一嘴，鸭一嘴》，剧本《大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出现了一些灯光很暗的公共场所，在夜晚，这些场所点着蜡烛，进去以后，每个人看起来会比在光天化日之下好看一些。这些公共场所里出售的饮料要比一般饭馆里贵上几倍，但人们很快就接受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价格，因为他们在购买饮料的同时，也购买了一种叫做情调的东西，这就是北京酒吧的前身——一些似是而非的模模糊糊的公共场所，里面卖一些袋装食品、话梅、花生米、速溶咖啡、含酒精的饮料等等。那是北京人在经历了漫长的物质匮乏之后，第一次享受某种带有审美性质的公共环境，人们进入这种环境，谈情说爱或是交换某些与环境相配的思想。
二十年之后，酒吧已成为北京街头司空见惯的公共场所，起初是千篇一律的酒吧，每个酒吧与别的酒吧没什么区别，接着，乐队出现了，再接着，鲜咖啡出现了，各种进口啤酒与红酒出现了。在三里屯，酒吧连成一条街，为了与别的酒吧区别开来，每个酒吧都在不断改进，去寻找自己的风格，酒吧之间的竞争就这样展开，酒吧老板一换再换，北方老板把酒吧开得朋友成堆，南方老板的酒吧里上演艳舞，门口还有伙计向行人打招呼，试图拉之入内，每到夜晚，灯红酒绿，着夜装的各色人等穿行在酒吧内外，一片颓废无聊的繁荣景象。
北京人根据自己的爱好，也在悄悄地改变着这些酒吧。摇头党把某些酒吧变成了摇头厅，人们在里面听着ＨＩ曲儿，吃着提供兴奋与快乐的毒药，尽情享受属于他们自己的幻觉，直到警察冲进来才能打断他们；另一些酒吧则被牌迷占据，人们聚在一起，除了打牌，什么也不干；更有的酒吧变成了小迪厅，让喝酒喝高兴了的人摇头晃臀，夸张地表现他们的快乐。
我从1995年左右，开始伙同一些狐朋狗友，混迹于各个酒吧，这之前，是混小饭馆。小饭馆混不下去的原因是，大家都越吃越胖，胖得自己都不爱看自己，真是巴不得自己是别人，于是，转战到酒吧。虽然钱花得快一些，混完之后更不清醒一些，但仍爱混，至少比去剧场或者电影院强吧，因为酒吧里怎么着也能抽烟喝酒和说话，还不必不停地吃，这是酒吧的强项。我尊重酒吧的强项。
北京酒吧最集中的地区是三里屯一条街，记得起的名字是白房子，老板叫亨利，是个上海人，很会做生意。后来他又开了88号，里面放最前卫的电子音乐，门口雇了个黑人看门收票，有时收到老客人身上，把老客人轰走了不少，不过现在88号完蛋了，但白房子还在。当初我和一些朋友就总去那里，约着谈事儿一般约去白房子，或是闲着没事儿，大家白天四下转悠，彼此询问在哪里碰头儿，答案大多也是白房子。先去的人等着后去的人，在那里叫杯饮料，然后便有卖盗版光盘的上来问你买不买，你一买，就得挑，一挑就能挑上半个小时，然后等的人渐渐便能聚齐了，聚齐了以后，你要是问大家还要去哪儿，答案一般是哪儿都可以。这一群人性格都太随和，也就是没有一个有主意的人，于是就继续停在白房子，在那里聊文学、音乐、电影和说笑话，如果能叫来几个好看的姑娘，特别是对艺术感兴趣的那一种姑娘，那么聚会便会更加有趣。事实上，5年前的漂亮姑娘对艺术还真感兴趣，她们像男人一样阅读，会幻想，而那幻想一般限制在情感领域，她们善意、好奇而希望了解别人，但现在的漂亮姑娘只对图像感兴趣，特别是她们自己的图像，她们更喜欢迷醉于一种可变化万千的物质图景之中。
我还逛过上海的酒吧，广州的酒吧，以及很多别的城市的酒吧，在酒吧里，听各种人说话，发现只有北京的酒吧里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场景，那就是一群人兴高采烈地谈话，这种谈话十分有趣，即使就是坐在一旁听着也不想离开，而别的酒吧几乎都是一盘散沙。
一般来讲，北京的酒吧以人或事为中心，酒吧的装修也许会叫南方人感到粗糙与简单，但人们会告诉你，这个酒吧聚集着一帮七十年代的人；那个酒吧每到周末，崔健和一帮朋友去演奏爵士乐自娱自乐；另一个酒吧的帮主是王朔，搞文学与电影的人去，经常会被免单；还有一个酒吧里聚着一些搞电影的，有免费自助，还能听到青年导演们在那里谈论电影。这话猛听起来叫你觉得像是来到了二十年代的巴黎，谁让北京名人多呢。当然，这些名人多是文化名人，没办法，在北京要想混得有点意思，多半得有点文化。事实上，简单地说，在北京，任何一个小酒吧都聚集着一小圈子人，大家彼此认识，如果来了一个新人，很快就会被介绍给其他人，也就是与所有人认识，这就是所谓的北京的小圈子主义。这种小圈子主义在我眼里真是说不出的热情，想一想在外地，你得一个一个认识所有人，那有多累啊。有时我真想叫外地“一盘散沙主义”，在那里，酒吧与饭馆的区别不过是由吃改喝罢了。
北京的酒吧里有不少驻唱歌手，他们多半拿着把吉它，唱些自己喜欢的歌。你会发现，这些歌手的歌龄有的竟超过10年，而像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之类的东西未发生任何变化。想想看，10年里，他们可干任何事，但他们仍在那里唱歌，这说明他们是真心喜欢唱，他们就喜欢那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真诚，若是想具有这种真诚，非要一点性格不可，他们就有那么一点性格。
要在北京的酒吧里寻找疯狂是很难的，北京人没那么激烈，即使有人喝多了，多半也会有朋友拉住他。就我这些年所见，酒吧的暴力倾向是很少的，倒是酒吧音乐里的暴力倾向越来越多，不过人们多半会在那种音乐里跳跳舞，活动一下坐累的腰身。
人们为什么去酒吧呢？尤其是夜里，每一家酒吧都坐得满满的，叫人感到不可思议。我有时东张西望，得出结论，酒吧的座位肯定没有家里的沙发舒服，音乐又吵得人无法说话，完全没有在家打电话清楚方便，而喝点什么当然要比从超市买的贵，加之烟雾腾腾，灯光昏暗，你在里面几乎无法做任何事。人们为什么去呢？但人们就是愿意去，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寂寞，是寂寞把人们赶到这里来，这里有他们的同类，在同类中，人们也许会稍许感到好受点儿吧。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在酒吧里去寻觅专属于自己的风流韵事，不管别人如何想，我固执地认为，酒吧里的姑娘容易搭上，要不她们为什么趁夜出动，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令人想入非非呢？而且，她们为什么跑到酒吧来呢？事实最终击碎了我的想法，当我回忆起自己几年前在酒吧里不知羞耻、勾三搭四的身影，不禁会在嘴角露出欣慰的笑容，我认为，有不少人也曾像我一样在姑娘方面屡屡失手过，但我不知他们是否会感到欣慰。现在，我的年龄已过限，自感再像年轻时那么骚已不太合适，剪上一个时髦的发式倒能咬紧牙对付，可穿上紧身衣，肚子便会令人恶心地突出来，而紧身裤也会叫我的裆部感到不适，尽管脑子里的下流念头丝毫不减当年，甚至更加炽烈，但一想到就这么冲进酒吧，要是一无斩获地回家，那该是多么地令人羞愤呐！我可不想这么污辱自己一番，然后在深夜回家后，对着镜中里的自己难过不已，心里痒痒得恨不得雇个人劈手给自己一耳光才能舒服点。算了，自尊自爱吧，让年轻人去胡闹吧，北京的酒吧正是为这些人开的。
石康
因为欲望，所以疯狂理性和感性常常是擦肩而过
潘石屹，人称老潘，1963年出生于甘肃天水。1987年下海，先后在深圳和海南从事房地产开发，成为中国第一批从事房地产市场工作的专业人士之一；1992年8月进入北京房地产市场，创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创立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开发项目：现代城、山语间、长城脚下的公社、建外SOHO、博鳌蓝色海岸等。著有《茶满了》和《西行25度》。
几个月来我看了三部电影《黑客帝国》（1、2、3），几个月来两位世界建筑大师扎哈·哈地德和维尼·马斯闯入了我的精神世界。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梳理了一次我的精神世界，使原来模糊的思路，变得好像清晰了一些。
扎哈和维尼都是我们聘请的设计师，来设计我们新项目“SOHO城”的总体方案。
维尼用严谨的、逻辑的数学模型做出了一套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程序，有电脑的配合，他这一套显得很科学，似乎每一步都是有依据的。但是最后我没有看到一个成型的方案，只看到了一个程序和推理的过程。我告诉他，我现在要吃饭，需要一盘菜，而你只给了我一份菜谱。他告诉我，他是用方法论来解决问题。我想他的意思是说，菜谱有时比菜更重要。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我依然感到更多的是困惑。
晚上，我睡不着觉，一直在想菜和菜谱的关系。张欣也睡不着觉，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肯定和我胡思乱想的不是一回事，她很有可能也在想，该请这两个厨师中的哪一位给我们做菜。
第二天，扎哈出场了，她穿的一套衣服很像战袍，像位英雄一样出场。她的方案像大海中的一束浪花，没有一条线是直的，也没有一个面是平的。这样的方案不用过多地讲了，结果就在你的面前，要么用，要么不用。这是一个感性十足的方案。扎哈讲到一半时，我告诉给我翻译的傅滔，就是她了。傅滔说，我要做好心灵承受打击的准备了。这个感性十足的方案对学建筑的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接受的，心灵是要受到打击的。是不是只有理性是对的，感性全是错的？
二十年前，一本叫《第三次浪潮》的书影响过我，它给我描绘了信息时代的未来和大方向。
五年前有本《数字化生存》的书也影响过我，它具体地讲了信息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机会。今天的三集《黑客帝国》影响了我，它是用哲学思维和语言来分析信息时代。黑客帝国之父认为，世界和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用一个完美的数学模型来描述的，电影中经常说到的一句话：“你是网络世界中的一段程序”，我想我连一段程序都不如，只是一个手机号码和一个E…MAIL的地址。朋友要离开我，只要在他的通信录中删除我的手机号和E…MAIL地址，我就在他的世界不存在了。黑客帝国之父要追求世界的完美无缺，可以用一个精确的方程式来表达，而主人公尼奥在他的眼中只是在数学运算中没有除净的余数。在他看来世界的本质是理性的，是逻辑的。很像设计师维尼的思维和方法，用方法论和程序就会出来必然结果，事物的结果，总是原因、选择，产生必然结果。
黑客帝国电影中的先知，就不相信这一套，她认为，世界是随机的、偶然的，“奇迹总会出现的”。很像扎哈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电影中尼奥掉到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间回不来了，他在火车站遇到了一对夫妇和小女儿，他们告诉尼奥，他们三人是程序。尼奥问，程序也有爱吗？男人告诉他，爱是一种状态。状态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我们的思维和生存的世界太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时间和空间像两只强有力的巨手牢牢地压制着我们的思维，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理性的思维，也限制了我们的知觉和灵感，让我们听不到大自然的声音和对我们的劝告和呼唤。状态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束缚的，如爱。
一部小说可以把人们带到虚拟的世界，比如琼瑶的小说就把许多小女孩带到过虚拟的世界。一部电影可以把人带到虚拟的世界中去，看《卖花姑娘》时我曾留下不少的眼泪。电脑更会把人带到虚拟的世界去，让我们越来越远离大自然，看不到也听不到真实的世界。电脑要再按这样的速度发展100年，我们人类会离真实的世界很远很远。
电影《黑客帝国》中的法国人开火车把尼奥他们带到了现实的世界，小女儿遇到了先知，她们俩在一起揉面和糖果。先知告诉她“糖果也是需要爱的。”看到这里，我似乎明白了一些我原来不明白的东西，但还是说不清楚。
电影的结尾，黑客帝国之父和先知在一个公园内相遇了，这里有一段对话，背景好像是美国的纽约，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感性和理性终于相遇了，对话了。几百年来，感性和理性总是擦肩而过。世界的本质是感性的，理性是手电筒照亮夜空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把这一小部分误认为是世界的全部，那就错了。
看到了现实中扎哈和维尼的对话。我心中的感性和理性的对话也开始了。
潘石屹
自由地掐蛋音乐与时代
传说中猪原本是山野中自由奔驰的动物，自己觅食，虽有凄风惨雨的日子，像其它的动物一样，倒也自在逍遥。某一天撞见了人类，很得人类的欢心，于是跟着人类一起回到世间。原本只是想做做客享受两天清福的猪，在连续过了一段此类饭来张口，困来卧头的生活之后，就再也打不起回山野的心思了。慢慢的，心宽体胖，看见食物，只顾傻笑，全然看不见送食者视其体态的垂涎。
从此，猪世世代代成了人类的作下餐，身边肉；而猪呢，失去了自由，还仿佛乐得屁颠屁颠的。
猪和人到底是种什么关系，很难说清楚，猪的生活既为人所不耻，又为人所羡慕，甚至于爱人们之间最动人的呢称也是小猪，猪崽地叫着。如同在猪的问题上至关重要的另一环，自由和安逸，懒惰与勤奋，思辨及蠢顿，有知的生或无知的死……到底哪一个才是更为可取的呢？！
常常是这样，我们想要的越到，得到的越少；回忆的越多，把握的越少；痛苦的越多，感恩的越少；购买的越多，拥有的越少……学哲学，学文学，学历史，学社会学，信基督，拜佛教，念咒语……一切的一切都不管用，该走的都已经走了，该来的也已经来了，该混沌的却依然混沌着，该不自由的依然不自由着，砍了别人同时又伤了自己。
如果人生是一出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