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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的，她哥怎么就跟没事人似的跑了？” 妈很快康复了，我也觉出了当病人的好——家里堆满了好吃好喝的，我甚至把同学都约到家里来大吃大喝，就是沾了妈受伤的光。 街西的合作社里，还有一角是卖书的，其实没有严肃读物，全是小人书。但那里是我最爱的角落，只要攒够几毛钱，我就会到这里挑小人书看，根本不管内容，只要是新的就买，根本没有个人偏好，所以，那会儿还真看了各种各样的杂书。那会儿的小人书画得真好，每一篇拿出来，都是精品。 大杂院的东出口，是这条街上唯一的饭馆，那时我家的经济水平，是下不起馆子的，但我每天都会到跑到饭馆后窗去排队取牛奶，没人夹塞儿，大家即使不认得，也都脸熟儿，谁干得出那种丢人事儿呢？ 饭馆旁边，是唯一的储蓄所，工行的，我只记得自己曾往里存过钱，至于存了多少，一直糊里糊涂，直到要搬离模式口，才想到去取，结果，有十块钱哩，我乐了半个月。 街北有条路，直通上翠微山，爸曾带我和哥去过，走不远，就有一座破败的古庙，多年后这里被修缮一新，是拥有着与莫高窟壁画齐名的法海寺。爸带我们去时，那里并不开放，爸就把我架到肩膀上，再攀上树，透过窗棂，窥到壁画的局部。 搬走后的两年，我又回到了这条街，因为我考中的中学，是街南靠东的一所重点校，我在这里又度过了三年时光。这三年里，学校旁边又开了一家小卖铺，但我们去到那里，主要是为了买新兴的贴画和贺年卡，把书本上装点得花花绿绿，而那些贺年卡，现在仍在我的床上堆放着。 这一离开，又是很多年，这两年，每到周末无事，我会驱车再故地重游，到法海寺转转，在街上转转，有两次，还到街南的大杂院里，找我家曾经住过的房子，见到那家后住的人，正在翻新旧房。奇怪的是，这条街如同多年前一样，没有丝毫变化，只是房子翻新了一点，但路面，还和过去一样不平，路还像过去一样窄。 模式口，多年如一日地沉静着，每想起它，我就庆幸，因天性里那些纯良，都来自于此，我总告诉别人，年少时一定要在一个物质贫瘠但精神丰富的地方成长，那种最初的真善美，会留驻在骨子里一生一世。
北京啊，北京北京没意思
阚军，房地产资深评论人、万信网总经理 一 按出身论，这个城市可能没有几个纯正的北京人。大学时，北京生也就十分之几，而且一问，这里不少人属“在旗”、“大院”、“高校”、“高干”，基本上都属移民，真正来自老街老巷三代在京的实在太少；毕业分在教育口，学生倒是清一色北京小孩，一开家长会，就发现半数以上的家长口音不纯正；待下海工作，同行同业中，估计80％以上都是外地人。所以觉得特没劲，但也就这样了。 更没劲的是，尽管全世界的城市都有自我优越感，都瞧不起外地人，但独独北京例外，如果同一阶层，他们可能反而高看外地人。八百年前北京建都时就是大金国，便开始的异族统治，估计那时起，说地道北京话的人就不如说“胡”话的人。元明清三朝鼎盛时，不是外族也是南蛮统治，北京人便不是汉奸就是臣民。自军阀到民国，自民国到共和，估计京官都是有外地口音的居多，所以，建国后，老北京人常通过口音还辨官级，越是说话南腔北调的，绝对是官越大。好不容易轮到改革开放，官本位慢慢让位于市民社会时，依然没有轮到北京人大声说话，满城的鸟语都吃香，实在不行，广东话也值两儿钱。 几百年北京没有发生过战争，所以他们吉祥，几百年北京人被统治惯了，所以他们奴性。吉祥加奴性就是没有脾气。 在一个没脾气的地方呆久了，自然也就变得同样没脾气了。这种感觉可以这样形容，如果说上海是一家合资企业，广州是一家民营企业，北京就像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不靠政府拨款、银行贷款，估计早就倒闭啦。 二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呆在北京这个国企里混呢？特别是大多数原来根本不是这个国企的人，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想往这个国企里钻呢？今天的地产商更是从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赶到北京来投资发展。 因为北京“钱多人傻”，所以，什么生意都好做，什么文化都好混。尽管近些年北京有所改观，但依然让人有这种感觉。最明显的一点即是，北京的服务意识极差，从星级饭店到各类饭馆，多差的服务都会挣到钱，所以，在北京，发展商敢打购房人，物业公司也敢打购房人，而购房人还颠颠地排队认购。 正因为这样，这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不挣白不挣。所以说，北京人的钱都被外地人挣走了，北京人明明知道这一点，还是乐意消费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他们还以为，这都是国宴专用的供品呢。 所以，呆在这个城市，无外乎有两种人，一种自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在北京这个大国企里混天过日，当一天和尚撞半天钟；一种自认为是外来和尚，变得法玩着命挣北京人的钱。当这两种人遇到一起时，永远都是一个瞧不起另一个，永远没有共同语言。但正是他们都有瞧不起对方的资本或根本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反而平等相处起来。这就产生了第二层没意思。北京人看外地人的种种“恶习”，但是他绝不会说出来；而外地人看北京人表现的种种傻样，也绝不会说出来。所以，有外地人在京混了十多二十年，从来不知道什么北京文化，从来不吃卤煮火烧；而北京人也从来没有向浙江人、温州人、广州人学习过如何做生意开店。这便形成一个谁比谁都不傻，结果谁比谁都傻的局面，恶性循环，不了了知。外地人永远都难以利用北京人的地方资源，而北京人永远都借鉴不了外地经验。 所以，一些房地产才在实践中找到真理，外地公司说，在任何城市员工本地化都是上上策，但在北京，千万要注意，员工本地化不是员工北京化。而北京公司则说，千万不要随便用外地人，这些没根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 多没意思的市场呀。 三 这样简单地划分为两大派后，只是为了更说明一个深层没劲。 当那群外地人在京生活十年二十年，挣足北京人的钱，然后买车买房、娶妻生子后，他还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广东人、福建人、浙江人、东北人？非也，他的乡音早改了，习性也乱了，也回不去了，这时，他不得不去学着做一个北京人。而同时，他的悲剧也就发生了，因为无论如何他找不到非要做一个北京人的感觉，绝大多数人便在此间左右摇摆，反复无常。 而另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发展起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主流和中坚阶层，北京变得越来越不像老北京人眼中的北京时，他们所坚持的很多东西也就开始破灭，至少不得不面临为各自外地老板和经理打工，慢慢地、彻底地失去老北京人的仅存不多的骄傲和自尊。但这个过程也是几次三番，欲说还羞的痛苦过程。 在这个城市，客人一开始就没有把主人放在眼里，而且越来越反客为主，但最后终于也做不成主人。而另一方面，主人一开始就没有主人脾气，最后越来越变得低三下四，诚惶诚恐。 在一个没有真正主人与客人的城市生活，是没有归属的，无论做主人还是客人，都是没有意思的。 那么，为这些主人与客户盖房子的发展商，也因为永远摸不清是应该给主人盖还是给客人盖，甚至搞不清谁是主人谁是客人，所以，盖起房子没有定位来自然乱七八糟，卖起房子来卖得好坏也都莫名其妙。 所以，北京的发展商无论挣钱赔钱，都是没有意思的。没有艺术的快感、没有策划的快感、没有商业的快感、没有冒险的快感，自然也就没有做人的快感。 于是，有那么一群发展商实在是憋得慌，每年不折腾点事出来，自己都觉得可耻。 这就更没意思啦。
北京啊，北京一个步行者的城市观
林白，本名林白薇，现居北京。毕业于武汉大学，先后从事电影、图书、新闻等行业。主要著作有《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玻璃虫》等三十余种，有《林白文集》四卷。长、中、短篇小说被译成六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长期以来，我觉得东四十条就是北京城的中心。难道不是吗？在浩如大海的京城，从一地赶往另一地，办完事再赶回来，一天时间就耗费掉了。但是只要你住在东四十条，全城重要的地方，好玩的地方，你不能不去的地方，路程统统都在三公里以内，打的不超过十分钟，步行不超过四十分钟。自从全面接受了每日步行三公里的健身方式，我觉得自己健步如飞，身轻如燕。我曾经步行到达以下地方：王府井、首都剧场、中国美术馆、三联书店、隆福寺步行街；往北到雍和宫、中国青年出版社，往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往东到文联大楼，那里有众多文化单位，如果要开会，或者会朋友，我会步行去，打的回。 三里屯的南街和北街，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若要步行，最多一刻钟。但我更多的是白天去，从前有三里屯服装街，比享誉中外的秀水东街更有趣，因为除服装之外，还有花木、藤器和小松鼠。现在服装街撤消了，不过却留下了一道华丽的痕迹，在国际邮局旁边，有一个外观超绝、内观别致的店铺，里面陈列着一台粗笨老旧的织布机。无论是云南还是青海，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古老的织机在农村消失已久，却在京城的使馆区出现，连带那些飘渺魅人、既古又洋的衣服，像鬼一样迷人。那里的服装每种只有一件，经过了独特的审美和设计，以及人的手工，所以它昂贵，并且自得。一天又一天，它们安静地等待那些愿者上钩的人们。她们说：才一千多块一件，不贵啊！ 工人体育场更近了。1990年的亚运会开幕式，正是在东四十条路口设置了检查的关卡，我拿着票，走出家门口，经过了安检的第一关，然后从容步行，到达会场。无论是歌迷，还是球迷，工体总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现场就现场啊，现场热血沸腾，现场热泪盈眶，现场的光芒永不落，只有冷血的人才不到现场去。但这时候就会堵车，走三步停一步，时间已到，演出开始了，哨音一响，球已经在草坪上滚动。你恨不得生出翅膀，但这是痴心妄想。这种时候，住在东四十条的人有福了。 据说现在去三里屯的都是外地人，后海才是真正有味道的好地方。我完全赞同。从东四十条往西两公里多就是后海了，后海北沿，是我们网小鱼小虾的地方，用一种特制的铁笼，在官园买的，里面放几根骨头，扔进水里，过十几分钟再提上来。冬天流着清鼻涕，但不觉得冷，夏天满头是汗，也不感到热，这就是后海的奇异之处。除了鱼，后海还有以下事物值得一提：银锭桥、垂柳，湖里的船，水上的箫声，岸边的人，酒吧和烟袋斜街。这些都在我的脚力可达之内，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看，如果一个人住在东四十条，她很容易把后海看成是自己家的后院，或者，囊中之物。 外地的朋友来了带到哪里去？这一点都不成问题，当然是先约到三联书店的二楼喝茶，谁先到了可以先翻书看，那有全国最好的书籍和画册，可以取一本漫画，把自己看高兴之后就到二楼，一壶大麦茶六元钱，喝一小时足够。之后就逛王府井吧，东四南大街也行，不爱逛就去后海，再风雅的人也能搞掂。 我进一步发现，从东四十条出发，到出入境管理处，各个大使馆，全都可以步行到达。更妙的是，对外演出公司就在我家对面，有多少次，我走过马路就能拿到朋友在收发室给我留的票，音乐会、芭蕾舞，它们浓艳的身影就在对面。更加绝妙的，是保利国际剧院也在跟前，抽一支烟就到了。 如果要到远处，就坐地铁吧，有一个地铁站就叫东四十条，可以一直坐到苹果园，然后打一个的，到香山，或者八大处。若要去更远的地方，北京站很近，首都机场也不算远，三十分钟可到。 多少看到报上发布消息，步行可以治疗抑郁症，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步行，人就会兴致勃勃，如果发现你要去的地方几乎全都能步行到达，你会更加兴致勃勃。
北京啊，北京城市是个活物
舒可文，《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我每次看见数落北京城市建设的文章，心理都很矛盾，尤其是大老远地从飞机上落下地就开始说北京怎么变得这么丑陋没文化。说的虽然在理，但是在北京生活的人好像并没有那么水深火热之中的痛感，倒是显得热火朝天的兴奋。所以，要看一个城市断不能只看街面上的建筑，那是观光客的眼光。 有一个走南闯北的朋友说过一个段子，好像说到了几个城市的文化特点，他说，在广州你能看到的人有广东人、湖南人、江西人、北京人等等全国各地的人，在上海能看到的是上海人和外地人两种人，到了北京就只剩一种人了，全是北京人，不管从哪儿来的，呆上些日子就都成北京人了。北京这种无所不包的包容力不同于广州之处大概就是它还有大锅烩的融合力。这大概就是北京的魅力了，所以北京虽然吸引了南腔北调的人，但都绝对都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嗓门。人都这么杂了，都放眼世界了，这时候如果您还指望这个城市有一个统一的风格，那除非我们把北京推倒了，重新按理想规划出一个。 可是谁想好了该把北京规划成什么样吗？这么杂的人，大家都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统一吗？规划出来的城市大家都同意吗？正如专门研究艺术史的人现在也不能不把无孔不入的生活方式考虑在内，来探讨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艺术，他们发现“一只鞋能透露给我们的消息和一座大教堂所蕴涵的内容一样丰富”，因为无论多伟大的杰作表现的只是单个的天才，而鄙俗的物件儿却更能体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城市的文明大概也应该这样评价。 我记得有人曾批评五十年代以后在北京兴建的苏式建筑，把北京的古城面貌破坏了，的确称得起千古遗憾。但是生活在继续，经过几十年几百万人在这些建筑和街道里的养儿育女，工作成长，这个不合皇城神韵的城市也有了人气，现在看起来也成了一代人怀旧的对象了。在建筑文化上它再怎么不对，可是它和那时候的社会生活是协调的，新中国成立，一下子那么多政府机构那么多人，胡同装不下，必须建楼；另一方面它和那时候的文化气氛是一致的，大家都是一个单位里的公家人，工作生活分的没那么清，工作生活在一起就在情理之中，何况还有个强大的榜样给你学习。可见城市要变成什么样，不是书本道理能说了算的。一度要在建筑中保留历史文脉的那些帽子，成了这20年的城市建筑的最大笑话，现在人人都会挤兑它几句。看起来苏式建筑和大帽子都是规划出来的，但是根据不一样，根据历史趣味规划和根据生活方式规划完全是两件事。怀旧归怀旧，现在如果还坚持五十年代那种建筑规划不会有多少人同意，就会像大帽子一样遭人嘲笑。根据一个现成的理念规划出的所谓城市文化很难驾御琐碎而充满变数的生活。 说到城市文化时，大家都爱指责规划者和建筑设计师，因为有一句惯话把建筑比做立体的音乐，石头的诗歌，背着这么个艺术大包袱，建筑师们就有了义务憋足了劲来设计惊世骇俗、最新最美的建筑。越是指责他们，他们就越使劲动脑筋，结果可能就越糟。北京的城市建设最遭抨击的规划，除了老城墙的拆毁把那种文化拆毁了，就是这20年的花样翻新却没有建设出新的文化。糟就糟在太使劲了，急于旧貌换新颜。 不管文人把建筑比做什么样的艺术，由这些“艺术”结构起来的城市只是过日子用的。当然所有的美丽城市总有它的标志性的、堪称艺术品的建筑，但是城市的文化聚集力不一定就由标志所能决定，北京过去的古老文化不仅因为那无可比拟的城墙和紫禁城，更因为有弥漫城内的胡同四合院、院内的枣树柿子树葡萄架、气定神闲的北京人……革命时期的北京也不仅因为有广场，还有那些“机关大院”、革命热情冲天的革命干部、红旗下宣誓的少男少女、动不动就感觉接近革命中心的骄傲……这就好比不能因为人是由一些蛋白质组成的，就把人当蛋白质对待，也不能因为城市由建筑和街道组成，就把她当成蓝图对待。 城市也是一个活物，城市文化也不是一手建设的，是生长起来的。她的生长自有她的土壤和气候，符合土壤和气候的植物才会有茁壮的活力和由茁壮焕发出的魅力。如果你说她没文化，也用不着给她太多的刺激，城市的文化不是“建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