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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茁壮的活力和由茁壮焕发出的魅力。如果你说她没文化，也用不着给她太多的刺激，城市的文化不是“建设”出来的，也不是克隆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如果你说它没文化，它缺的是由生活的土壤里一枝一蔓地生长起来的理由，缺的是平常的耐心和局部的精心。让建筑师背个艺术大包袱，不如多一些像园艺师那样心情的建筑师。
你看你看城市的脸广州的“市井”和“国际”
我们和城市纠缠在一起这么久，却总也说不清她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涌向这里，怀揣着梦想，在这里指望着更好的生活；每天都有人怨骂在这里的无数次迷失和挫折。 城市是什么？对一个英国中世纪的农民来说，城市意味着在这里生活居住101天就可以摆脱农奴制的压迫；对生态学家来说，城市是一个无数生物混杂生存的人工色彩很浓的奇妙的系统；对一个思想者来说，城市是文化和创造力的来源和交流地；对城市规划人员来说，城市分为传统城市和由统治者决定创建的规划城市两种。传统城市可能是在河流两岸或是商品集散地围墙而建，自然形成，数百年系统地发展而来，而规划城市往往由统治者控制着她的样貌和命运。但是，无数种情绪和命运在城市里飘散，无数种不同的生活在城市里交织到一起又疏离到完全不相干，使城市成为一个难以描绘的有生命的物体，那么远那么近。 今天，我们试图再次谈起城市的话题，谈一谈这个我们每天置身其中的现实的城市和那个我们通过很多的经验、影像、图形和文字想象的城市。只是在一个夜晚，凭窗而立，身处的城市灯火通明，车流在脚下无声地游走，站在城市的半空，却看不到这个城市里的所有秘密。但是，在这些灯火里，一定有着这个城市最初的革命情怀和最后的理想主义。 刘琼雄，《城市画报》记者。 最近的变化是，我从广州的老城区东山搬到了新城区天河。每天都要花30分钟乘公共汽车上班，活动领域比原来大了好几倍。 日常生活的城市变大了，可是那种感觉其实不好。因为我日益地感觉到，自己似乎正被这个城市甩出外围。比如我的家，从阳台看出去，是一个工厂的烟囱。当然这是我喜欢的，这个景色总比一幢住宅楼好看。 而另一点重要的是，在我的新家周围1公里内，已很难找到广州的地方传统文化气息，没有了窄巷、贩夫走卒，也没有了灯红酒绿，只有新移民、人工花园水池、普通话。这些常常让我怀疑自己是否身在广州。 而朋友们还在热烈地讨论如果买了汽车，就可以经常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呼吸郊区的空气，接触植物、山水。不可否认，大家对广州的内心距离正在拉大。只有偶然去到老城区办点事的时候，才可奢侈地看看这个城市的真实的脸，听听这个城市真实的声音。 那天傍晚路过天河城门口到购书中心一段路时，才发现两边都摆满了小摊，有西藏民族工艺品、新疆杏糕、东北瓜子、盗版书、棉花糖、盐水花生、臭豆腐、彩灯、空调罩、卖花的、弹吉他卖唱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这种情景，极像我以前看过的书里描绘的上海城隍庙、北京天桥一样，只是除了行走江湖耍把戏的。 我突然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兴奋的和疑惑的都有。这一段路，是广州市新城区东西南北中轴线的交叉点，集中体现了广州国际化大都市风采和景点，对面是广州地标中信广场，以及著名的天河体育中心。而现在，这里也成了社会底层的人自发形成的一个“集市”，不能不说是奇怪的。 而场面其实是脏乱的，以至出现了许多手执竹棍穿着不太正规制服的保安来维持秩序（他们通常也是外地人）。我不知道对此是否应该去谴责，因为我知道，那些摆地摊的人生活也不容易，如果城管把他们赶跑，他们将怎样？何况那里有很多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一旦动真格的，社会矛盾就激化了。 这些人走到城市最显眼的地方（这里就相当于广州的窗口地段）艰难地生存，就是在向城市人暗示，还有另一种生活不在追逐时尚的报刊电视等媒体的描述中。 说到媒体，2003年1月份，有两条新闻引起我的注意，一条是，广州又开始慎重地提出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了，这个说法其实几年前就提过，但后来又搁置，被其他什么“山水城市”等代替，今年再次恢复，整个过程可一瞥广州信心与雄心；第二条则是，广州市有关文化部门已确定将粤剧、粤菜、广东音乐捆绑申报2005年联合国“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条新闻让我联想到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观点是“广州不需要与任何城市比较”，因为千百年来，广州人坚持讲自己的语言，把中国的古老文化和传统思想继承得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好，比如香港人讲的是广州的语言，承继的是广州的文化，海外华人有一半以上讲的是粤语，他们也承继了广州的文化。 还有，每年的春节，广州人每家都要买桃花、柑桔、逛花街，就像西方人过圣诞一定要有圣诞树一样，这是广州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只有广州，这个存在了两千年的城市，长期以来是一种文化的中心，一种文化的代表，它已经经受历史的考验，它曾经显示过非凡的作用力，它的独特而又悠久的文化依然有着强壮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以上种种信息掺杂在一起，似乎是统一的又似乎是冲突的。这就是目前广州带给我的混乱感觉，其实从来到广州的第一年，就是这种感觉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改变。这或许也正是广州的魅力。 2003年，我曾经采访过广州的两个新建筑，它们的规模、设计、功能都在全国第一的：广州国际会展中心，造型前卫，建筑材料独特，全金属单曲面的“被甲”，1万多平方米的展厅，没有一根柱子，是国内最大、世界第二的会展中心建筑；还有广州新白云机场，是中国民航史上最大的工程，是我国第一个按照中枢机场理念设计和建设的航空港…… 现场都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撼，单从建筑的体积和外观来讲，已经足以让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城市新居民大开眼界，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城市建筑。虽然在这两个地方，周围都还是荒凉的，只有宽阔的高速公路，还没有人气。 广州越来越多新的大型建筑横空出世，除了以上两个外，还有我没有去过的广州歌剧院、广州新体育馆、奥林匹克体育场等等，国际级别的建筑大师都先后来到广州，比如安德鲁、库哈斯、哈迪德、蓝天组等都在广州这个城市同台竞技。 这些城市公共建筑，将来都会在城市的外围部分，也许在它们周围，也会有我家附近可以看到的烟囱。然而不管怎样，广州在变化，我的生活也在变化。我现在迷惑的是，我的生活范围是应该再扩大一点，还是应该缩小一点。因为市井的城市生活和国际化大都市，两者都是我想过上的城市生活。
你看你看城市的脸武汉
杨瑞春，《南方周末》记者。
一说起来武汉我就想到《乱世佳人》里描述的亚特兰大，在傅东华的那个译本里，好像是翻译成“饿狼陀”的，郝思嘉看到的南北战争前的“饿狼陀”，是粗糙的、野性的、乱七八糟的——与今日之举行过奥运会的亚特兰大应该是两个城市。但是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笔下，她充满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当然应该是工业文明的初期发展所赋予的，与郝思嘉的乡下庄园陶乐是两回事。 我进入到武汉这个喧嚣的城市是1991年，当时我从武昌火车站出来，爬上学校迎接新生的大卡车，扶住栏杆，向学校呼啸而去——在我的印象里，就是这样的。这个城市给一个来自北方平原的人的感觉首先是有很多上坡下坡，然后就是法国梧桐树原来能长这么高，阳光透过宽大的树叶在我的脸上飞速地流动，我站在卡车上，如同露西在泰坦尼克号船头，可以给一个抒情造型的。一个初入城市的人，其印象大约是混乱、丰富、喧闹、让人晕头转向，《秋菊打官司》把这种感觉描述得十分准确——某种带有滑稽色彩的民乐，然后一声吆喝“走——咧！” 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宁静的县城长大的孩子，有关城市的种种经验都是在武汉开始的。 武汉这个地方很奇怪，整个城市被分成三块，每个地方的气质好像是天然的。武昌就是文化教育区，大学在这里星罗棋布，湖北省的政府机关也设在此地。这里好像天生安静，比如我们学校，到处听得见鸟叫，但汉口可能是全中国最喧闹的商业区，一过去就好像进了一个烧开的水壶，沸腾不息。北京有个表演摇滚乐的酒吧叫“声场”，汉口就是一个声场。 武汉人说话速度相当快，而且发声部位比较低，听起来有一种狠狠的味道。确实也是狠，几乎每次出门上街，都能听到有人在吵架。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小姐大多长得有几分姿色，引人遐想，但是开口嗓门粗得就把人吓一跳。而且她们大概都练过“易筋经”，能在密不透风的人粥里满不在乎地开辟道路，站到每一个人面前收费。 在我去武汉之前，中央电视台放过一部叫《汉正街》的电视剧，讲述了改革开放春风刮到汉正街的故事。我和同学自然得去感受，那里的人真可以说是水泼不进，可是那些运输货物的人，也就是在重庆被称为“棒棒的”，一根扁担前后两个大笸箩，就像轧路机一样一边吆喝一边猛冲过来。汉正街给我的另一印象是后来我吃了一碗放足了辣椒的面条，差点被辣翻在地，眼泪鼻涕滚滚，随江水东流去。 从武汉的这边到那边，不仅有长江大桥，还有轮渡。很多人从武昌到汉口去上班都是要坐轮渡的，池莉早期的小说《烦恼人生》主人公便是一个天天在轮渡上来回的标准武汉人。在轮渡里的状态大抵就像在北京的地铁里，大家都很安静，不少人买一份报纸看，但是轮渡上有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北京地铁里可没有。 在武汉经常下雨，但我并不讨厌，上大学的一把伞高频率地用了四年，后来拿到北京几乎就没有再派上用场，后来就不知所终了。关于武汉的很多记忆是发生在雨里的，比如去黄鹤楼玩的时候就是。黄鹤楼当然是新建的，在外面看着还古色古香，进去就发现是钢筋水泥的本质。我们有个女同学，来自湖南，那时候写情诗，“我要截断长江水，推倒黄鹤楼……”有点“山无陵、江水为竭，乃敢与君绝”的气魄。黄鹤楼听之，当抖三抖。 在武汉我学会了吃臭干子——也就是臭豆腐干。我们学校墙外，有一群小贩，专门炸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觉得臭得昏天黑地，没想到后来就吃上了，而且一串还不行，至少得两三串，可见人要想堕落是多么容易。到毕业的时候，我们就一边吃臭干子，一边喝酒，一边落泪伤怀。在武汉吃上的还有小龙虾，北京不过这几年才兴起来，在武汉可是九十年代初就很流行了。大四的时候，我妈突然发现她一个大学同学原来就在武汉，我去了趟她们家，原来就在汉正街旁边，大学时代的美人那时候已经成了没有腰身的矮胖子。她一边和我聊天，一边在那里嘎巴嘎巴地掰龙虾头，其手段之残忍、态度之轻松令人发指，不过后来炒出小龙虾的美味则让我忍不住饶恕了她杀生的罪过。 关于武汉的文化生活，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到洪山体育馆看黑豹的演唱会，那是我第一次看摇滚的演唱会，后来我发现我们同去的一位斯文的男生疯了，在那里又蹦又跳，后来我们全都疯了。 在一次采访中和乐评人郝舫聊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原来就在我们学校对面的学校里当过老师，他说旁边有好多小店有打口碟卖，正是他的听觉兴趣的发端，另外在我们都很熟悉的“大亨电影院”，他看到了《现代启示录》，振聋发聩，为此后走上乐评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我还在《长江日报》实习过，发表的巨著有：《现在实行到汉正街买批发》、《这里的煤球质量就是好》等若干，关于煤球的那次采访我记忆深刻。这是采访一个小煤球站，探讨为什么他们煤球打得那么好，我的稿子呈上之后，主任很不满意，认为没有给出煤球质量高的答案，发回重新采访。 说到这里，我得承认，一个一直在学校里生活的学生，谈论那个围墙外的城市真可以说是浮皮潦草，我不过是武汉的一个过客，而且一旦离开它，就居然5年没有回去过。《长江日报》在我实习的时候刚刚搬进新大楼，高高的玻璃幕墙，一切都是崭新的，办公室里放几张桌子显得空空落落。2002年，我去湖北采访，从武汉经过，顺便采访了乐评人李皖，他是《长江日报》的人，房子就在旁边，当我看到那座大楼，我简直有些震惊，这是一座看起来有些衰老过时的建筑，与我印象里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说，时间已经那么久了，那早就不是我在卡车上看到的武汉了，你要现在问我武汉是什么样子，我说我不知道。
你看你看城市的脸在简单中旅行
杨葵，1968年生，江苏人，198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即到作家出版社工作至今。编的书获过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奖项，本人获过“全国优秀编辑奖”、“中直系统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业余写散文随笔，还有影视剧。有文集《在黑夜抽筋成长》，电影《黑白》曾获法国朗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其实世间万物轮回，绕到最后，知性的简单是最好。说话如此，行事如此，做人如此。这是我后半辈子的生活理想。 上中学时，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位青年，乘火车去新疆。那时火车没现在这么快，到乌鲁木齐大约是三天四夜，或者是三夜四天，总之极为漫长。出了嘉峪关，火车很快进入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难见人烟。窗外景象极尽单调乏味之能事，这位青年看窗外看久了，实在忍受不了那单调，终于神经错乱，跳车自杀。 春天，我受人之托，去滇西北的怒江一带拍个纪录片。临行前，照例找来地图研究路径，惊恐地发现，那一带同样人烟稀少。从地图上看，代表城镇的红色圆圈简直凤毛麟角，只有两条线，执著地相互交缠着，无情地向北延伸，一伸几百公里。蓝线是怒江，红线则是我们必走的公路。 这一发现让我胆寒，因为猛然记起中学时那个故事。我暗暗告诫自己，坚强些！即便不致生出轻生的念头，就算因此落下个忧郁症，也够丢人的。 昆明向西，六百公里，始见怒江。江水涛涛，泥沙俱下。我们的车开始转向北方，踏上那几百公里的“恐怖长途”。 果然不出所料，确实单调——公路左边，是绵延上千里的高黎贡山；右边，是流淌了千年万年都快流成化石了的怒江。这样走上几个小时，窗外的景象也会生出些变化，不过别高兴得太早，所谓变化，不过是因为过了座桥，所以怒江跑到了左边，而高黎贡山自然就置换到了右边。除此以外呢？人是难得一见的，目光能及的范围之内，永远都是那几样东西：山、水、雨、云、土、石、草…… 第一天还好，在城市呆久了，猛然落到山水之间，有种说不出的爽快。时候一长，这种爽快就变了味儿。 车子始终在颠簸，车里的同伴始终昏昏欲睡，走了整整一天，找个旅馆打个尖，第二天再上路，还是没完没了的山、水、雨、云、土、石、草……走着走着，有一种什么都慢下来的错觉――车速慢了，窗外物体掠过的速度慢了，最要命的是，脑子也慢了，像没有上足弦的老钟，钟摆频率越来越缓。 就在此时，脑海中突然生出奇怪的联想——山、水、云、雨、土、石、草，这些不都是五笔字型的字根嘛！“土士二干十寸雨，大犬三羊古石厂，工戈草头右框七……”我们整天跟文字打交道，而所有的字，都是由这些字根组成的嘛。由此我又假想，老祖宗造字时，身边的世界是简单的、天然的，他们首先要为贴身的、与自己最为亲近的东西命名。于是首先就有了山、水、云、雨、土、石、草、犬、羊、竹、禾、目、日、虫、川、田……它们的笔划一律那样少，却又是那样精，别小看它们，它们可是组成这个世界的根本。 世界越来越复杂，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要认知世界、描述世界，字越造越多，也就越来越复杂，而最早生发出来的那些字，也就成了偏旁。偏旁加偏旁，偏旁再加新造出的偏旁，如此循环往复，排列组合，便有了如今这许多的字。你只需想想一张化学元素表，上边那些字，哪个不是嘀哩嘟噜一大堆，那么不清爽！发展到后来，索性连中国字都不够用了，出现了译音字词。再到现在，更有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