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斐傻模故潜┞读艘桓龈咚僭龀さ某鞘兴娑缘姆椒矫婷嫖侍猓仓匦绿崞鹆巳死嗪妥匀唤缃薪狭俊⒖拐故亲钪蘸托诚啻Φ墓爬匣疤狻Ｈ缃瘢本┑某聊丫チ耍负醣灰磐耍欠堑浯颐堑乃伎己鸵⒌幕疤馊锤崭湛烁鐾贰１暇梗还苁侨死嗟纳故嵌锏纳踔磷匀唤绲纳际撬挡痪〉撵！ 》氩饺擞胗笆硬呋恕Ｔ伪本┑缡犹ā痘非蛴笆印纷茏濉⒐愣缎轮芸分鞅剩凇缎轮芸贰ⅰ赌戏街苣贰ⅰ侗本┣嗄瓯ā返缺ǹ⒈砉罅孔髌贰�1999年后，开始涉足影视创作，曾创作过数部长篇电视剧及小剧场话剧，并参与策划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艺术人生》、《东方时空》等栏目，现创办影视公司，专事影视创作及电视栏目策划。 我在中国的东西南北城市中都住过，这里所谓的住，第一是指住在居民区里而不是住在酒店，第二是指在一个城市中最少度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尤其是第二条，如果没有，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其为住。在这些住过的地方当中，北京是我住的时间最长的城市，广州是我最难忘的城市。 北京有我的家，是我的大本营，我不出生在这座城市，但最熟悉这座城市，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住过这座城市的东西南北城，我自己，无论爱情恩怨起伏沉降一切故事都发生在这座城市。可我挺迷恋广州，第一次见到一个城市可以把高架桥无序地重叠上四五层，随意在楼群中穿梭，第一次看见陈果电影中的那种街巷，第一次听见满街如外语一般的方言，第一次看见木棉花开，第一次看见楼与楼挨得那么近，都让我惊异与兴奋。两年下来，我熟悉了那里的很多条街道，熟悉了那里的炎热、那里的方言、那里的气味。这之后我常常穿梭在广州与北京之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在空中飞了六次，之后我回到了北京，之后，2002年12月15日，我又去了广州，那一天，是我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 。 就在那天，离广州不远的另一个城市发生了一件谁都不会注意到的事情，一位高烧不退的病人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患者。 当二月份广州开始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与远在加拿大的一位学医的朋友聊天，她还说，非典型肺炎有什么好怕的呢？现在的肺炎几乎都是非典型的，并不罕见。没多久，关姓母子就将这种疾病带回了加拿大，如今多伦多成了除中国及东亚之外最严重的疫区。 如今人们对这种严重的呼吸道衰竭综合症有了基本的判断，这种疾病的直接表象尽管是肺炎，但与以往的非典型肺炎并不一样，它是一场瘟疫。非典能迅速扩散，除了疾病凶猛外，的确有在外人看来很典型在我们自己看来不怎么典型的原因。我不是科学家，不能妄断疾病是怎么传播的，但很多人说，与随地吐痰有莫大的干系。此时此刻再谴责北京人有落井下石的味道，但好多北京人的确不敢恭维，当然现在没有了，公众场合，别说吐痰，咳嗽一声，不被群众专政就不错了。 我不是科学家，也不能妄断疾病的由来，但有人说与动物有关，那也就人云亦云吧，在广州两年，我对那个城市有那么多的饕餮之徒感到莫名惊诧。要是大家都只是抽象听说过 “什么都吃”，那我就讲两个具体的例子吧。 在广州我认识一个美女，有多美？反正好美，我印象里，北京的大多数美女是以少食来保持铅笔一样的身材的，广州靓女可不是，我与她的会面基本安排在各类吃饭场所。话说一天，靓女与我在某酒楼见面，点菜的时候她突然觉得这家酒楼的菜式索然无味，于是建议：我们去番禺吧。从广州去番禺跟去海淀差不多，有什么所谓？问题是吃什么？她说，老鼠吧。说这话的时候她双眼放光，嘴里唏嘘有声，口水下咽，令我几近昏厥。我忘了是怎么推掉她的，只记得我赔了很多饭钱也没跟靓女接过吻，我是真不敢，我怕她嘴里钻出老鼠来。后来我对一位广东人说起此事，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是田鼠，田鼠不是鼠吗？更何况我看过香港无线台的《全线大搜查》，的确有人拿下水道里的老鼠冒充田鼠。广东人把蟑螂叫嘎杂（不是这两个字，但那两个广东字实在太怪，怪到了字库里没有），气候的炎热使岭南的嘎杂也生机勃勃，比很多省的出产都要大都要猛。话说一天，下班后我邀请一位同事吃饭，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嘎杂，我以为听错了，再问他一次，还是嘎杂，我几近昏厥，我也忘了是怎么推掉他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是一点儿食欲都没有，我怕我吃什么都会从碗里钻出嘎杂来。后来我对一位广东人说起此事，他不以为然地说那是水蟑螂，不是家里的蟑螂，水蟑螂不是蟑螂吗？ 我无意借一种饮食习惯来贬低一个城市的人民，事实上，要比人，广州人比北京人有太多的优点，还不是一两处。我只想说的是，从生物学与进化的角度讲，有的东西的确是人所不适宜的。说到应该吃什么东西，很多宗教都有规定，听起来像强迫，可科学家说，按照人本身的条件，的确大多东西不宜入口。人不要相信自己是自然之骄子，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东西都能吃，人不能胜天，人只能顺从天意、顺从自然，还要对自然怀有一份敬畏。人也要守世代相因循的规矩，比如说，人不太适合养狼当宠物，尽管你认为它很酷，但就是不行；比如说，猫和狗几千年了和人在一起没出过什么乱子，你要认定它能毁灭人类就是杞人忧天，北京人惶惶中开始打猫打狗了，北京人不乱吃东西，可也不见得什么都明白。 当然情势所迫，举止非常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赞成那些危城之外的镇定议论。你要说人应该不怕死，你搬到三月份的巴格达、四月份的北京试试，你要说学生应该识大体，不应该逃回家去，敢情你自己的孩子不在北京。危城之中，除了生命的严峻，什么都无益，包括此文，但对危城之外的人发发议论相信还会有所警示：别像好多广州人那样吃东西，别像好多北京人那样随地吐痰，总是对的，病毒面前，没有城市可以固若金汤，没好的习惯，病毒来临之日，悔之就晚矣。
洗劫生命“非典”化生存
关凯，1969年生于吉林，北京大学外语专业本科，社会学硕士，长期供职于国家机关。 城市失去了惯常的拥堵，因为大多数人都把出行从日程里最大限度地删除了；商业、餐饮与娱乐业萧索如秋，从宾客如织到门可罗雀只是一夜的沧桑；中药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的功能性饮料，其处方史无前例地占据着主流媒体标题新闻的位置。 “非典”是一个奇特而严重的事件，因为在理论上说，它对生活在疫区里的每个人都可能构成致命的威胁，没有人能够凭借除自身免疫力外的任何资源注定幸免。虽然对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迄今为止，真正成为被感染者在客观上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这不能抵消公众在心理层面的恐惧，随着被感染人群的扩大，病例正沿着亲戚、朋友、同事、社区以及公众人物的轨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距自己很近的地方。 “非典”以一种恐怖的面目颠覆了北京人的生活，无人能置身事外。 政府在意识到“非典”疫情扩散的灾难性后果之后迅速改变了传统的反应方式，以高级官员罢官为标志，放弃宏大话语而进入有效的细节操作，确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非典”的社会动员因而从各个社会渠道全面而彻底地发生，控制疫情被文学地定义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显示出其压倒一切的战略高度。同时，在民间领域，人人自危的心态促使公众普遍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以图自救，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彻底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卫生消毒运动”。这场“运动”不同于我们早已熟悉的“爱国卫生运动”之处在于：每个人都集任务下达者、组织者、资金投入者和行动者于一身。在社会日趋分化的今天，这种因灾难而自觉形成的社会一致性行动是难得一见的。 因为有了“非典”，北京人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向家庭回归的倾向。习惯于夜生活的绅士和职场女性们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自己和家人，从前厚厚的酒水账单被简约为一两张电信收据，三里屯开始再现酒吧业兴起之前的宁静；厨艺重新被认为是日常生活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因为靠寻觅一家好馆子一箭双雕地解决自己又馋又懒的问题显然不够安全；孩子获得了更多的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他们被约束着不能在外边疯玩的一种寂寞的补偿；甚至隐秘的婚外情都遇到了难题：在“非典”时期，可以不回家的借口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当抱怨配偶不回家的人在数量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地大幅度减少的时候，社会中家庭的稳定性就得以有效提升了。 与回归家庭相对应的变化是人际关系的疏远。随着个人活动半径的缩小和约会行为的递减，通过数字或模拟信号的交流替代了传统的人员集会，欢聚的场面越来越稀少，感情交流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电信设施。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对维护既有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却绝对是认识新朋友、扩大交际圈子的巨大障碍。同时，“非典”为人际交往涂抹了一种猜疑的色彩，模糊了人类和毒药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控制疫情的社会动员中，组织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出来，组织开始介入私人领域，从单位到居委会，组织对个人的关心主要集中在体温方面。社会成员在体温问题上的任何异常都有义务主动暴露在组织的视野里，不这样做就有可能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实际上，体温已经成为人类识别“非典”的第一道门槛，正常的体温是希望过群居生活的人必须拥有的身份证。 “非典”因其强烈的传染性必定引起人际歧视。对于被确诊的“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来说，具有一定强制色彩的隔离并不是歧视，而只是一种医学上的技术性措施。但对于身体健康的广大疫区人民来说，他们受到另眼看待却仅仅因为自己生活的城市不幸沦为疫区。具有悠久的歧视外地人传统的北京人现在正受到外地人的普遍歧视，这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历史性的玩笑。 总而言之，对“非典”疫情可以有一种“福祸相倚”的哲学理解，它在为害甚烈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具有提升社会整合程度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客观观察，并不意味着笔者有幸灾乐祸的不良价值倾向）。面对灾难，人际摩擦减少（部分因为交流频率降低），政府公信度提升，个人对家庭和社区的依赖增加，社会增添了温情脉脉、休戚与同的色彩。而对“非典”的最终控制（根据人类以往的经验，这只会是一个时间问题），则会被视为社会团结、万众一心、共度难关的又一个经典范例，这将成为未来无数恢弘巨著的引文和注解。 尽管现在北京控制“非典”疫情的进展还看不到尽头，但公众的焦虑高峰期却已渐渐接近尾声。社会情绪的发展和传染病传播一样有规律可循，从紧张、缓解到压力释放，是一条抛物线式的分布图。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瘟疫消灭过一个人种，何况今天我们面对“非典”时已经拥有了先辈无法比拟的科学技术资源。因此，即使疫情仍然以一种有节制的规模发展下去，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走上街头、走进餐馆商店、乘坐交通工具去旅行，他们会戴着口罩、习惯于频繁洗手和使用过氧乙酸消毒，于是，“非典”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疫情消失或至少根治“非典”的医学解决方案最终出现。
洗劫生命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
何力，《经济观察报》总编辑。 ＳＡＲＳ正在成为一块试金石。有人沉稳，有人慌张。有人理性，有人疯狂。ＳＡＲＳ还被说成是一场战争。病毒正在扮演敌人，有点像当年的“四害”。其实，无论是“四害”还是ＳＡＲＳ，它们什么都不是，它们只是它们自己。 那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比如只要是北京等疫区来的人一律隔离或变相隔离十四天；有的地方为求自保把路搞断；有一个居委会居然贴出告示强令暂住此地的外地人立刻搬走；最荒唐的是竟有地方搞有奖检举ＳＡＲＳ可疑人员。 从政府到民间，疫情面前人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不仅是制度与能力水平的折射，还涉及到我们的品性。 从对疫情噤若寒蝉谎报瞒报到以邻为壑草木皆兵，表面上相去甚远，本质上却是一致。这种忽左忽右，没有折衷与分寸，仍然将公共决策视之为“搞运动”，凡事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不仅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率配置，离一个能应付危机的社会体制也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们为什么不会折衷？ 我们《经济观察报》报头上方印有“理性、建设性”五个字。所谓理性建设性在我看来核心的东西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 这里面，我最近想得比较多的是“互相承认”，也可以引申为求同存异、强调共性、双赢。在很大程度上，“互相承认”是向前看、多提建议和解决问题方案的基本前提。有人说，互相承认不就是宽容吗，不尽然。意大利政治和经济研究院院长史乔琶认为，历史上有三种情况可以将个体差异包容在公民社会的统一体中，一是种族隔离，差异在这里得到令人心酸的承认；第二种是同化，差异被消弭了；第三种就是互相承认。它接受和重视差异而不拒之于门外，这要比宽容意义大得多，因为宽容的双方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而互相承认则意味着对称的彼此尊重。 互相承认原则——“不和谐的和谐”——作为相异性的交汇和权力的平衡这样一种后天和谐思想，终于汇集了两个主要的文化成果：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托多洛夫在他对欧洲历史的回顾中清晰地描述了这一传统：“西欧曾经千方百计同化他人，消除外界的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成功了。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我认为在今天，这一欧洲历史阶段已走到了尽头。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将看起来更好的取舍措辞结合起来：我们要平等但不等于相同；我们要差别但不要让它变成高低之分；我们向往找到社会意义但却别忘了个体的优点。” 《出埃及记》中写道：你别压迫异乡人也不要虐待他因为你们自己在埃及时就曾经是外人。看，互相承认历史久远，但是全球化给了它新的意义。互相承认在中国的现实性就是，中国的激进与保守、强调效率的自由派与主张公平的民主派始终存在着敌对性背离而没有形成良性互补。 在很大程度上，“理性、建设性”是一种改良主张。其实，对于ＳＡＲＳ也应以改良的态度而不是以革命的或战斗的态度视之。人与病毒说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用战斗的观点、革命的态度并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 印象中，央视一位率先进入隔离病区采访的女记者，面对镜头，义正严词：“我不怕非典，我恨它”。非典只是一种病毒，有什么可恨的呢？该恨什么你不知道吗？我搞不懂。 说到改良，它的名声可能一直不太好，其实，与革命比较，改良也不容易，甚至改良更加复杂，更加艰苦，更需要耐心。比如改良需要更多的知识、技术、经验，要做许多琐碎麻烦的事。改良还需要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对话、谈判、妥协乃至退让。 从历史经验上看，我们有太多的时候表现为从一个学说到另一个学说，一种行动到另一种行动，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不仅导致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甚至在价值观上也是以暴力对暴力，主张与体制的更迭变成殊死的思想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人与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人与病毒。怎能不拼个你死我活。 于是我称自己是个“中派”。中国不缺左派，也不乏右派，但缺“中派”。 类似的看法我们还可以从弗郎西斯·福山先生的《信任》一书中找到佐证：正如个人主义被公益精神中和后，才会成为自由民主制度实施的最佳地点，同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与个人主义被社群倾向平衡有关。福山认为，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其实是不完全的现代化。这也是一种“中派”。 亚里士多德也把“出色”定义为过与不足之间的中庸，他强调：“正如智慧是善于推理，适度就是善于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勇敢在懦弱和冒�